刘洪涛:徐志摩剑桥交游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8 次 更新时间:2015-11-17 18:5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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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涛  

   现代中国诗人徐志摩是一个喜欢交际,而且善于交际的人。在剑桥大学留学的前后约一年半时间里,他与英国知识界高层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相关资料的研究表明,徐志摩的交往主要是以剑桥大学和伦敦为活动中心的英国知识分子上层,直指著名的布卢姆斯伯里集团。徐志摩的剑桥交游固然对他走上文学道路有巨大的催化和激励作用,同样重要的是,他因此成为维系中英现代文学的重要纽带,经由他,两国文学保持了相当程度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一、徐志摩与狄更生

   狄更生(1862—1932)是徐志摩到英国后结交的第一位英籍学者,正是他介绍徐志摩到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就读“特别生”。狄更生在英国历史上不是一位伟大人物,却也算得上鼎鼎有名。他是作家、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他的主要著作除徐志摩提到的两部外,还有《现代法国中的革命和反应》(1892),《十九世纪国会的发展》(1895),《希腊人的生活观》(1896)等。此外,他还撰写了大量的报刊文章,其中的一些结集为《宗教:批评和预言》(1905),以及《宗教和永恒》(1911),《国际无政府主义,1904—1914》(1926)等。

   狄更生一生最辉煌也最忙碌的时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及随后的数年时间。狄更生反对战争,他认识到,国际间的无政府主义是招致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在战争爆发后的头两个星期,他就呼吁建立一个国际联盟,通过这一国际性组织,使国家间的争端得到调解,避免今后再发生战争。战时及其后的数年间,狄更生都忙于国际联盟的创建和运作,他为此撰写相关的小册子,发表演讲,出席会议,奔走于英国各地,以及欧洲大陆和美国。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中说自己到剑桥后,“狄更生常在伦敦或大陆上,所以也不常见他”。狄更生此时的忙碌,也与这类事务有关。

   徐志摩到剑桥后,虽然不常见到狄更生,但他们的密切交往却没有因此受到影响。梁锡华《徐志摩新传》中引述了与狄更生同一时代的英国学者回忆,“每当狄更生在王家学院时,徐志摩就常在狄更生的套房内闲坐聊天;但狄更生在欧陆的时候也不少,当他不在时,徐志摩有时仍然会到他的宿舍,坐在房门口凝思”。可见徐志摩对狄更生感情之深厚。徐志摩结束剑桥学习生活回国时,特意请画家弗赖画了一幅狄更生的肖像留作纪念。

   回到中国后,徐志摩出于对狄更生的景仰之情,不遗余力地想把这位中国文明的颂扬者介绍给中国读者。1923年,他在天津南开大学夏令班主讲英国近代文学,把狄更生的《一个中国人的通信》与莎士比亚戏剧、《圣经》、罗斯金的著作一起推荐给中国读者。他介绍狄更生的这部作品“盛称中国的文明”,称赞它的文字“美得未尝有,一字不多,一字不少,好像涧水活流一样”。徐志摩的话未免过誉,但他对狄更生的感情是真挚的。徐志摩1926年4—8月间日记辑录了致江绍原信的片断,在此信中他向民俗学家江绍原推荐狄更生到中国旅行时所写的游记作品。信中说:“绍原!你记得狄更生先生记西山一个庙景的那篇妙文?他看到脸上搽着有厚度可量的脂粉的信女们,多半为了求早生贵子的动机,穿上桃的衣衫,到佛像前来礼拜,以及脑袋上嵌满疤痕身披破袈裟的和尚在佛殿上做功课时,对于女客们含心理分析性的注视,再也忍不住感叹佛教在中国几于不可信的堕落!”徐志摩向江绍原介绍的这篇游记,名为《北京》,描写在北京西山一座寺庙中所见所闻,属于狄更生1912年到中国旅行后写的系列游记作品之一,后来收进他的《印象记》一书。事实上,狄更生原文并没有批评的意思,倒是对这些到寺庙进香的善男信女语含褒义。徐志摩看来是误解了狄更生的本意。

   回国后的徐志摩与狄更生书信不断,友情更浓。1924年2月21日他给汉学家韦利写信,告诉他“狄老寄来你新面世的大作,但我还没有时间详细拜读”。韦利在1923年出版有《中国画研究导论》,未知狄更生给徐志摩寄的是否这部著作?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作为前辈的狄更生,非常关心徐志摩的成长和需要。在参与由泰戈尔创意、恩厚之实施的“农村建设计划”过程中,徐志摩也极力促请狄更生加入其中。因为狄更生对于东方的知识,并不限于中国,对印度同样也有非凡的见解。

   徐志摩1925年重访英国,与狄更生重逢。这一次狄更生介绍他去见自己仰慕已久的作家哈代。也正是因为有了狄更生的介绍信,哈代才答应见他。1928年,徐志摩第三次来到英国。他到剑桥访狄更生未遇,经巴黎、杜伦、马赛回国。狄更生得知徐志摩的消息,一站一站地追赶,最后在马赛港与徐志摩相见,上演了最感人的一幕。

   狄更生与徐志摩年龄相差三十五岁,来自不同种族,成名早晚有别,这些却没有能够阻碍二人建立深挚的友谊,其主要原因,是狄更生对中国、对中国人怀有深厚的感情。徐志摩提到的《一个中国人的通信》(1901)是狄更生最著名的作品,出版后引起了广泛注意。狄更生在书中虚构了一个曾经长期在英国生活的中国人,写信比较东西方文明。信中主要表达了对西方文明的不满,痛斥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并为中国文化和民族性辩护。信的作者说:“我们对你们文明有着根深蒂固的怀疑和厌恶,这种情感现在是,也必将永远是我们与西方关系中决定性的因素。你们将这种情感归咎为偏见和无知,这很自然。但我事实上,我个人以为,这是出于理智。”又说:“我们的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最好的文明,当然我也承认,这也不意味着它就是最坏的文明。相反,正因为其古老,反倒证明这种制度保证了我们可以得享稳定,而这种稳定在你们欧洲各国中我们是无法找到的。我们的文明不仅是稳定的,而且我们认为,它还体现了道德秩序;可是在你们的文明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种经济上的混乱。”作为一个地道的英国人,作为维多利亚女王的臣民,对近代积弱动荡的中国能够有如此同情,对中国文化的潜在力量有如此深邃的洞察力,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有人以狄更生这部作品的虚构性加以指责,狄更生这样回答:“我对你们讲中国,不是因为我对中国有什么了解,也不是因为我曾经访问过这个国家,而是因为我在上一辈子就已经是中国人。”狄更生的好友,著名作家E. M. 福斯特说狄更生“对中国的感情是深厚的”,“对中国充满了同情”,“他的心属于中国”,绝不是妄言。

   徐志摩在1922年8月7日给罗杰•弗赖的信中,深情地回忆起狄更生对他的恩惠:“我一直认为,自己一生最大的机缘是遇到狄更生先生。是因着他,我才能进剑桥享受这些快乐的日子,而我对文学艺术的兴趣也就这样固定成形了。”徐志摩如此感激狄更生,当然首先是因为他的介绍之功,但狄更生本人的人格魅力对徐志摩施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狄更生1881—1884年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读书,1887年起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Fellow,一直到他去世。狄更生能够介绍徐志摩到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作特别生,这一身份是十分重要的。Fellow很难翻译成“研究员”,因为这个职位通常承担的是学院内部学生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并不是专门做研究。在剑桥大学,Fellow都由资深成员担任,是剑桥大学特色的一个重要体现。有了这个职位,狄更生介绍徐志摩就有了着力点,更有机会在学业、教养、识见等方面亲炙作为“特别生”的徐志摩。狄更生是一个极具亲和力、幽默、乐观、正直,富于爱心和同情心的人,懂得友谊,看重年轻人,尊重他们的价值。而剑桥大学独特的学院fellowship制度鼓励导师与本科生之间建立紧密的友谊。狄更生个人性格与制度的完美结合,谱写了许多佳话。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作为一个学者的声誉在降低,但是,他与年轻人保持友谊的能力使他在去世后很多年仍被人们回忆起来。爱•摩•福斯特为狄更生写过传记,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她的丈夫伦纳德•伍尔夫都评价过他的这一性格。我们都知道徐志摩是朋友中间的“一团火”,接触过他的人无不为他性格的亲和力所感染,这其中是否有来自狄更生的影响呢?

   二、徐志摩与罗杰•弗赖

   罗杰•弗赖(Roger Fry, 1866—1934)是英国杰出的艺术家、艺术活动家和艺术批评家。他1885—1889年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就读,是狄更生的院友,也是他极其亲密的朋友。1927年弗赖还被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聘为荣誉研究员。徐志摩与罗杰•弗赖的交往,得自狄更生的介绍。徐志摩在给弗赖的信中承认:“因着他,我跟着认识了你。”

   徐志摩给弗赖的四封信,分别写于1922年8月7日,1922年12月15日,1923年6月5日,以及1928年。在写于1922年8月7日的道别信中,徐志摩提及希望弗赖能到中国访问。信中说:“但请你相信我,你要在西湖的柔波上一舟容与,调弄丹青的美梦,迟早一定会实现的。”要知道,徐志摩并不是出于礼貌客气地随便说说,回国后,他就开始着手邀请弗赖到中国访问之事。1922年12月15日和1923年6月5日的两封信是告诉弗赖,邀请之事得到落实。徐志摩是通过由梁启超等创建于1920年9月的讲学社来邀请弗赖的。讲学社的使命就是邀请各国学者来华讲学,此前曾邀请过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此后又邀请过印度文学家及诗人泰戈尔,都是一时之选。细心的徐志摩担心弗赖一人孤单,还请狄更生和他一道来中国,二人可以结伴。徐志摩非常希望促成此事,他以热烈的笔墨,向弗赖倾诉了渴望陪伴他的心情,描绘了中国南方春天的美景。他甚至不无夸张地说,如果他和狄更生能来中国,“无疑在沟通两个文明这件大事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徐志摩通过讲学社请弗赖到中国“演讲美术”,当然有报答弗赖知遇之恩的意思,同时弗赖也的确是上乘人选。正如徐志摩在1922年8月7日给他的信中称道他与狄更生都是“英秀超卓,在艺术和文学方面有了成就的代表人物”。弗赖最初进剑桥大学是学习自然科学,但在结识了一批剑桥有自由思想的人后,对哲学和艺术发生了强烈兴趣。在1887年和1888年两次学位考试失败后,弗赖放弃了学习科学的打算,改学绘画,取得了相当成就,他的一些肖像画还被著名的英国国家画廊收藏。

   弗赖是一个画家,但却是以艺术批评家、艺术活动家和艺术教育家著名,对英国美术和时尚的现代转型做出过巨大贡献。作为艺术批评家,他精通法国现代艺术,加上自己的艺术实践,在此基础上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美学原则。弗赖的主要思想是反对艺术领域的现实主义倾向,认为伟大的艺术是灵魂的事情,涉及观念,而与生活和模仿无关。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艺术不是寻求模仿形式,而是创造形式;不是模仿生活,而是发现生活的等价物”。艺术形式的独立性、自足性和自我实现,正是“艺术作品的形式,是它最根本的性质”。这是一种非功利性、非道德性,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观。弗赖表达的思想成为布卢姆斯伯里集团的美学纲领。他的这些美学思想在《视觉与构图》一书中得到系统表达。由于该书表达的思想由于基于大量的绘画实践,能够用真正行家的眼光分析绘画艺术,且文风清晰、流畅,因此出版后产生很大影响。

弗赖担任过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总监,英国国家画廊总监。他利用自己的这一有利地位,成功地举办过一系列欧洲大陆和英国现代艺术的展览,其中最著名的是1910年他在伦敦的格瑞夫顿画廊举办的莫奈与后印象主义艺术展。“后印象主义”这个术语就出自弗赖的创造,用来指高更、凡高、马蒂斯等现代画家。这次展览为弗赖招致了卫道人士的无数谩骂和攻击,但却把公众的审美趣味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此后数十年英国艺术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也使自己成为英国现代艺术最著名的支持者。弗赖是一个极其出色的演讲家,他有一种独特的与听众分享自己的发现和激情的能力,许多同时代人都对他富于磁性的声音印象深刻。弗赖长期从事艺术的普及工作,他在《视觉与构图》中的文章《艺术与社会主义》,表达了对普及工作的重视。如前所述,徐志摩回国前和回国后,多次写信邀请弗赖到中国访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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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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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文学史料》(京)2006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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