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力克:徐志摩与胡适的苏俄之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6 次 更新时间:2015-11-17 19:0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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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力克  

   胡适与徐志摩是现代中国两位著名的英美派自由知识分子。二人不仅先后负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而且思想相近,趣味相合。胡适为新文学领袖和新诗开山祖,徐志摩则为现代诗圣。20世纪20年代,胡徐合作,先后创办《现代评论》、新月书店和《新月》杂志。如果说徐志摩是新月社的灵魂人物,那么,胡适则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五四”以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方兴未艾,胡徐二人关于苏俄问题的歧争即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激荡的思想表征。

   一、徐志摩的苏俄观

   诗人徐志摩是一个典型的英国式自由主义者。徐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经济系毕业后转赴英伦留学,在剑桥的自由风气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徐虽先后留学美英,但他显然更欣赏英国带有贵族式保守色彩的自由主义文化。他对英国这个唯一堪称“现代的政治民族”推崇备至:

   英国人是“自由”的,但不是激烈的;是保守的,但不是顽固的。自由与保守并不是冲突的,这是造成他们政治生活的两个原则;唯其是自由而不是激烈,所以历史上并没有大流血的痕迹(如大陆诸国),而却有革命的实在;唯其是保守而不是顽固,所以虽则“不为天下先”,而却没有化石性的僵。[1]380-381这种英国式保守的自由主义成为徐志摩政治思想的基本底色。

   1925年3月,徐志摩取道欧亚铁路赴意大利会晤印度诗圣泰戈尔,途中顺访苏俄,在莫斯科访游三日。游历俄京使徐思想发生了深刻的转变。1920年,徐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费边主义思想家哈罗德•拉斯基,使其自由主义思想染上了左翼色彩。他倾向工党的社会主义,对苏俄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亦抱有同情之心,列宁逝世时还作诗悼念。对于罗素1920年访俄后由亲俄而反俄的思想逆转,徐曾撰文批评,尽管他是罗素的热烈崇拜者。1924年,他在《落叶》中曾盛赞苏联国旗道:“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2]461。

   然而,身临其境的莫斯科之旅击破了诗人徐志摩玫瑰色的苏俄梦。徐在莫斯科的游历包括游览克里姆林宫、皇家教堂,看望托尔斯泰之女,拜访俄国教授朋友,观赏犹太恐怖戏,参谒列宁遗体,以及在雀山脚下的圣贞庵凭吊契诃夫和克鲁泡特金的墓园。初春三月的俄京给诗人的印象是:阴沉的天气、贫瘠的城市、忧郁的人民、凋敝的文化。

   离俄后,徐在旅居佛罗伦萨时写的《欧游漫录——西伯利亚游记》记录了他在苏俄的亲身观感。在《莫斯科》篇中,徐哀叹引领20世纪未来文明的莫斯科是一手拿火、一手拿刀的伟大的破坏天才,未来莫斯科的牌坊建立在文明的骸骨间和人类的血肉间。莫斯科是一座着火的血红的大城,大火烧毁了专制的、贵族的、奢侈的、淫靡的旧俄国,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小说中的社会也化为灰烬[3]81。

   拜访托尔斯泰之女使徐志摩悉知革命后俄国文化的凋敝。在《托尔斯泰》篇中,他表达了一个“波淇洼”(布尔乔亚)对言论自由、行动自由、出版自由那一套西方古董的迷恋,以及对托尔斯泰著作毁版的不安[3]91。

   在莫斯科,徐志摩参谒列宁遗体时引发了他对苏俄革命的反思。《血——谒列宁遗体回想》篇记录了徐对列宁和苏俄革命的新思考。莫斯科之旅使他收回了先前对罗素的批评,转而同情罗素访俄后放弃其红色信仰的思想转变:

   早几年我胆子大得多,卢梭① 批评了苏维埃,我批评了卢梭……意思说是他一到俄国,就取消了他红色的信仰。我先前挖苦了他。这回我自己也到那空气里去呼吸了几天,我没有取消信仰的必要,因我从不曾有过信仰,共产或不共产。但我的确比先前明白了些,为什么卢梭不能不向后转。我怕我自己的脾胃多少也不免带些旧气息,老家里还有几件东西总觉得有些舍不得——例如个人的自由。[3]108-109

   对于徐志摩来说,苏俄革命的玫瑰色已经褪去,他现在更关注十月革命的结果和代价,并重新思考革命的本质。诗人文学化的俄国革命论透露出哀婉的历史悲剧意识:

   有时候我简直是一个宿命论者——例如我觉得这世界的罪孽实在太深了,枝节的改变,是要不得的,人们不根本悔悟的时候,不免遭大劫,但执行大劫的使者,不是安琪儿,也不是魔鬼,还是人类自己。莫斯科就仿佛负有那样的使命。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我最亲爱的母国,其实是堕落得太不成话了;血液里有毒,细胞里有茵,性灵里有最不堪的污秽,皮肤上有麻疯。血污池里洗澡或许是一个对症的治法,我究竟不是医生,不敢妄断。[3]109

   对于国内方兴未艾的亲俄浪潮中信奉共产主义的左翼青年,徐志摩肯定了他们的正义和热情,又告诫他们,俄国式革命的代价将是国家威权完全取缔个人自由,中国要救度自己虽不免流血,但应自己发明新的流血方法,而不必借用俄国的理想和方法[3]110-111。

   莫斯科之旅导致徐志摩思想向右大逆转。《欧游漫录——西伯利亚游记》表征着徐之苏俄梦的幻灭和向自由主义的回归。早年负笈美英的经历在徐的思想深处打下了浓重的自由主义底色,在徐的自由思想中,个人主义居于核心位置。正是对个人自由的执著信念,使他对苏俄制度以国家威权取缔个人自由产生了深刻的疑惧和疏离。

   1925年10月,欧游归来的徐志摩接手北京《晨报副刊》主笔,并组织了“苏俄仇友”大讨论。《晨报》因刊登反苏言论,报馆遭左翼势力焚毁。复刊后,徐依然坚持思想独立的办刊方针:“本副刊以后选稿的标准还是原先的标准:思想的独立与忠实,不迎合照旧不迎合,不谀附照旧不谀附,不合时宜照旧不合时宜”[4]276。

   1926年1月21日,为回应共产党人陈毅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的投书,徐志摩在其主编的《晨报副刊》发表长文《列宁忌日——谈革命》,由此引发了徐陈关于列宁和俄国革命的一场争论。徐在文中仍坚持其《欧游漫录》中的观点,并进一步申明其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信仰:

   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这并不高深,这只是说我只知道个人,只认得清个人,只信得过个人。我信德谟克拉西的意义只是普遍的个人主义;在各个人自觉的意识与自觉的努力中涵有真纯德谟克拉西的精神;我要求每一朵花实现它可能的色香,我也要求各个人实现他可能的色香。[5]358

   徐志摩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绝对性提出质疑,他认为匮缺中等阶级的俄国革命并非马克思学说所推定的革命。同时,他虽然承认列宁的人格和精神有如耶稣般伟大,但他并不希望列宁主义在中国传布[5]358-359。

   徐志摩游俄之后思想的右转表征着一个诗人的苏俄梦的幻灭。徐早期的亲俄倾向是青年诗人的浪漫情愫、费边主义的左翼倾向以及共产主义大潮的产物。当他亲身游历莫斯科后,严峻的现实与他的个人主义自由理想格格不入,理想与现实的巨大断层击破了一个自由派诗人的浪漫梦想。徐志摩莫斯科之旅的思想流变与其精神导师罗素旅俄后的思想逆转如出一辙。十年后,法国左翼作家安德列•纪德和罗曼•罗兰的访苏再度重复了罗素和徐志摩的心路历程。

   二、胡适的苏俄观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知识领袖。在“五四”时期著名的“问题与主义”论战中,胡因批评社会主义和鼓吹美国式改良主义而成为亲美派自由主义的思想代表。“五四”以后,胡适亦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思想上渐生亲社会主义的左翼倾向。1926年是胡适思想生涯中最激进的时段,此时其思想“左”倾由于莫斯科之旅而达到顶点。

   1926年夏,胡适于《现代评论》发表《我们对于西洋文明的态度》,文中一改“五四”时期反“主义”的立场,而将社会主义归为西方现代文明的新趋势和重要成果:“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的大运动现在还正在进行的时期。但他的成绩已很可观了。”[6]10-11

   1926年7月,胡适赴伦敦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取道西伯利亚铁路,中途抵莫斯科游历三日。这是他自1917年从美国学成归国后,十年间第一次走出国门。

   无独有偶,距徐志摩游俄一年以后,胡适亦游历了这个神秘的红色共产国家。但二人对莫斯科的观感却迥然相异,苏俄革命和建设的新气象给了胡适巨大的“新的兴奋”。在莫斯科期间,他参观了革命博物馆,深为俄国革命事迹所感动。他与芝加哥大学教授梅里姆和哈帕斯参观了莫斯科的一所监狱,亦颇感满意。他还对苏联的新教育饶有兴趣,并因学校暑假未能实地观摩而遗憾。胡还专程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会晤拉狄克校长,并与蔡和森等中国共产党人畅谈良久。在莫斯科的所见所闻令胡适激赏不已,他盛赞苏俄新政为“空前伟大的政治新试验”。在给北大友人张慰慈的信中,胡适热情洋溢地赞扬了苏俄政治的理想主义和计划性:

   我的感想与志摩不同。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Seriousness of purpo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就足使我们愧死。

   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7]41-42

   对于自由主义者最为诟病的苏俄劳农专政,胡适与梅里姆进行了讨论,他同意梅氏的看法,相信苏俄的新教育可以推动专政制度向社会主义民主转型:

   苏俄虽是狄克推多,但他们却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以由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

   我看苏俄的教育政策,确是采取世界最新的教育学说,作大规模的试验。可惜此时各学校都放假了,不能看到什么实际的成绩。但看其教育统计,已可惊叹。[7]42

   胡适更以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表达了对苏俄新政的由衷钦佩。他表示,作为一个实验主义者,他对于苏俄之人类政治史上空前规模的乌托邦政治试验深表佩服。遗憾的是不能久住俄国而细细观察调查,但三日所见已足使他心悦诚服地承认这是一个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伟大的政治试验[7]42-43。

   耐人寻味的是,从胡适的旅俄书简中,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俄国:一个勇于创造而充满希望地探寻人类新文明的新俄国。胡适的俄京三日之旅意犹未尽,他甚至希望将来回国之后组织一个俄国考察团,邀一班政治经济学家和教育家赴俄作长期考察。鉴于胡适在知识界举足轻重的影响,其俄游之后的思想“左”倾引起自由派知识分子友人和思想界的广泛关注。

   莫斯科之旅使胡适开始了一段与共产主义的蜜月期。胡的思想左转有着深刻的时代原因。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界形成了浓厚的“左”倾亲俄思想氛围,共产主义思潮的澎湃,中苏友好和国共合作的环境,以及共产党人和苏俄的争取,无疑都对胡适的思想“左”倾产生了影响。北洋时期军阀政治的黑暗现实,使归国十年重出国门的胡适极易受到一个革命后巨变中的新俄的巨大诱惑。

   胡适的亲俄思想转变更有其内在的思想原因:实验主义注重实用性和实验性的思想取向,使他对意识形态和制度实验持相对开放宽容的态度;强政府高效率的“有计划的政治”,一直是他在分崩离析的北洋政府时期苦苦追求的“好政府”之梦;而他近乎天真的“美国式的乐观主义”,更是使他坚信教育具有推进民主的巨大潜能。由此,胡适激赏苏俄新政,心悦诚服地承认它是一场“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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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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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杭州)2010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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