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华:缘情而生 因情而灭

——试析徐志摩文学创作发生、衰竭之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8 次 更新时间:2015-11-17 19: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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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伟华  

       前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徐志摩与闻一多并称为“新月双璧”。徐志摩的创作生命正像他在 《再别康桥》里所说的那样:“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 片云彩。”[1]但是,他留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却是具有开创意义的新诗文本,以及新诗文 本中那无穷无尽的文学意义。在他如萤火般短暂(1922年~1931年)的创作生涯中,留下了4 部诗集:《志摩的诗》(1925)、《翡冷翠的一夜》(1927)、《猛虎集》(1931)、《云游集》 (1931),另有集外诗60余首,集外译诗40余首;6部散文集:《落叶》(1926)、《巴黎的鳞 爪》(1927)、《自剖文集》(1928)、《秋》(1931)、《志摩日记》(1947)、《爱眉小札》, 另有集外散文30余篇;小说集:《轮盘》;戏剧:《卞昆冈》;以后又有《志摩书信》、《 爱眉小札及其续编》等多种集子。茅盾认为:“志摩是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是‘ 末代’的诗人。”[2]对研究者来说,徐志摩是个谜,是一道有着无穷象外之象的风景。他 的留学经历,他在新月的活动,他的短暂而又富传奇色彩的文学创作生涯,他的单纯而又充 满诱惑的诗文,无不吸引着研究者的目光。徐志摩留学初衷并不在文学,他曾在《〈猛虎集 〉序文》中谈到:“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 想 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3](汉密尔顿,美国联邦社领袖,1789年~1795年任财政部长 ,著名资产阶级政治家)后来到底是什么促使他走向了文学创作之路,其文学创作衰竭的原 因又是什么。对此,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看法。

   新中国成立前,以钱杏为代表的观点认为是徐志摩的个性主义理想曾产生了他的诗情。钱 杏在《徐志摩先生的自画像》一文中指出,由于徐志摩耽于个人主义理想,以致睁着眼睛做 梦 终被现实粉碎,于是堕入浓重失望的痛苦之中难以解脱,这就是徐诗哀怨产生的原因。深层 含义是徐的个性主义理想产生了他的诗歌。这种说法可再商榷,因为就徐的诗歌内容来看, 描写个人主义理想的诗也就是《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等寥寥数首。以茅盾为代表的观点认 为,徐志摩在时代的大变动中丧失了诗歌源泉。他在《徐志摩论》中认为:“……志摩诗情 的枯窘和生活有关系,但决不是因为生活平凡而是因为他对于眼前的大变动不能了解且不愿 意去了解!”[4]这种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从内容上看,徐志摩的作品除了少数几 首诗(如《先生!先生!》、《叫化活该》、《太平景象》、《大帅》等)和极少数几篇散文( 如《青年运动》、《落叶》)有较大的现实意味外,其大部分诗作为抒情写景诗,与现实特 别是政治现实相去甚远。不像郭沫若等诗人,作品往往直奔现实题材。其次,从思想上看, 他的作品张扬一种个性主义理想,咏叹爱情,赞美大自然。并且他的那种理想几乎是柏拉图 式的理想,现实变动对其波动其实很少。

   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徐志摩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其中,关于徐志摩 文学创造发生说较典型的是巴人的观点。巴人认为:徐志摩是那种自我以外没有世界,生活 的天地是很小的诗人。人也像动物一样,性爱成为惟一的灵感源泉。这种论调虽过于偏激, 但笔者认为多少触到一点实质。虽然他的出发点是批评徐志摩的资产阶级情调,并且缺乏有 力的论证。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对徐志摩的研究处于一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局面 。有相当多的论文对徐志摩文学创作产生之因有所涉及。较有代表性的是李昭醇、王桂枝、 程荣华、吕家乡等人的观点。

   李昭醇《论徐志摩的心路历程》中认为,徐志摩诗情勃发之因有二:其一,徐志摩对中国 当时的社会现实极为不满,他恨当时的时代病相。他的大部分诗作都具有爱国主义、人道主 义、追求自由民主的积极因素……对祖国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对社会主义的崇尚,对劳 工的赞美,对传统的反叛……都在他笔下喷涌。驱使徐志摩产生诗歌创作的另一个因素,便 与中国第一个真正的新诗人郭沫若的诗歌有关。

   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从徐志摩的留学经历来看,1918年8月,22岁的徐志摩入美 国克拉克大学历史系学习,毕业后又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攻读硕士学位。此番行踪,似乎 与文学并无多大干系。并且,如果一如他的理想,他应该步入政界实干,而非用虚幻的文学 去实现自己的宏伟大志。徐志摩的志向“是想做中国的Hamilton”。据有关史料,当初徐志 摩与张幼仪的联姻即有涉足金融界的考虑。其时张家权势显赫,张的哥哥张君劢是民社党主 席 ,张家是金融界和政界的名流。

   至于说徐志摩的诗情由郭沫若引起,也证据不足。尽管徐志摩在1923年3月21日致成仿吾的 一封信中比较明确地表示了这层意思:贵社诸贤向往已久,在海外每厌新著浅陋,及见沫若 诗,始惊华族潜灵,斐然竞露。今识君等,益喜同志有人,敢不竭驽薄相随,共辟新土。但 就当时徐志摩的身份、地位来看,他对声名鹊起的创造社诸君而言的这番话,明显是恭维和 客套。从郭沫若和徐志摩二人文本分析,风格相差实是鸿沟。首先从诗风看,郭沫若属于那 种豪放纵散派,徐志摩则追求带着脚镣跳舞的快感,描写、抒情直往细腻里涨。其次,从二 人的创作内容上看,也是绝不相似的。徐志摩的散文有一种跑野马的风格(杨振声语),他的 诗中西合璧,既有西洋诗的构建,又特注重诗的民族语言的追求,讲格律、音韵和形式的整 饬;郭沫若的诗则注重情感的流露,形式的极端自由。徐志摩的创作给人一种碧野散步般闲 适的感觉;郭沫若的作品则让人激动发狂。徐志摩在优雅地吟诗;而郭沫若则在呕诗。从本 质上说,徐志摩与当代诗人顾城一样,只想生活在翡冷翠的闲适里,只希望躲在自己优雅的 小圈子,免却了尘世的烦恼;郭沫若则与现实与时代风云紧密相连。因此,徐志摩的诗歌肯 定不是学郭沫若而来。

   或许有人会提出,郭沫若、徐志摩二人有过节,为了打击当时风头旺盛的郭沫若,徐志摩 提倡一种风格迥异的新诗样式,并举出1923年5月6日,徐志摩在《努力周报》第51期写了一 篇题为《假诗,坏诗,形似诗》,不点名地极力批评了郭沫若《重过旧居》诗中的“泪浪滔 滔”一句,从此二人冷战不断为例。这种观点也站不住脚,因为从徐志摩步入文坛的时间上 看,虽然现在可见的徐志摩的最早的诗作是写于1921年11月23日《草上的露珠儿》,但据他 自 己在《猛虎集•序言》袒露,在此之前他已作了很多“见不得人面的”[5]诗歌,并且,与 郭沫若失和以前(1923年)的诗作据顾永棣编《徐志摩诗全编》统计就不下30首,且诗风与徐 以后的诗作并不相异。

   王桂枝、程荣华在《略论徐志摩理想悲剧之归因》中认为,徐志摩是一个多愁善感、感情 化、情绪化的诗人,从来都缺乏深沉与深刻。在他自以为深思熟虑,决计满怀热情去孤注一 掷的时候,恰恰暴露了他的激动与冲动的本质。这里的观点实质是附和诗人的“天才灵感说 ”。潜台词也就是说徐的创作纯粹是一时冲动,是灵感突发所致,并非深思熟虑的结果。其 实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徐志摩的创作 绝非一个“刹那间的灵通”能解释得了,他的诗作非精心构建不能成。《沙扬娜拉》、《月 下待杜鹃不来》、《再别康桥》、《云游》是何等的情景交融,皆当视为“不隔”之作。“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其实是一种既无才情又不肯下苦功的人的自我安慰和解脱。徐志 摩曾发自内心地感叹道:“世界上再没有比写诗更惨的事。”[6]林徽音给它的注脚是:一 个人一生为着一个愚诚的倾向,把所感受到的复杂的情绪尝试到的生活,放到自己的理想 和信仰的锅炉里烧炼成几句悠扬铿锵语言,(哪怕是几声小唱),来满足他自己本能的艺术冲 动。

   吕家乡在《个性解放的追求和幻灭——徐志摩》中认为:他的诗情是和他的理想一同在英 国 的康桥(剑桥)萌发的。他的诗歌题材不外写爱情、写风景、写社会生活和政治斗争三个方 面,这些都贯穿着一个基本主题:咏叹个性解放。五四前后知识分子争取个性解放的斗争往 往是从争取恋爱婚姻自由开始的,徐志摩也是这样。也就是说,吕家乡认同徐的观点,认为 他的诗情是在康桥产生的,同时指出,个中深层原因就是徐志摩固有的个性解放思想。这里 有个因果关系问题,到底是他的个性解放理想引发了他的诗情,还是他的诗一不小心泄漏了 个性解放的秘密?抛开作者的自白来检查作品,必然招致认识的片面武断。不错,在徐志摩 看来,恋爱婚姻自主,标志着“良心之安顿”,“人格之自由”,“灵魂之拯救”。但这些 话又何尝不是他为了一个固执的决定的强词夺理呢?并且因为他追求个人理想的爱情,就将 其推到“个性解放”的崇高地位,未免有拔高之嫌。

   也有观点认为: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思索,既是诗人生命体验的起点,也是一个终结。

   在大量阅读徐志摩的作品及传记等材料之后,笔者认为,主要是人世间那种美好的情欲诱 发徐志摩的创作欲,并由此而促成了一个伟大的诗人的产生。徐志摩诗文创作枯竭的原因也 在于此。

   纵观徐志摩创作的全部经验不难发现,他的生活中充满了女性的声音,他一直在用他浑厚 低沉的男音在寻找灵魂惟一之伴侣的低婉圆润的共鸣。随着对话者的变化,其文学创作也潮 涨潮落,风云变化。这绝非偶然的现象,笔者以此为切入点,试图探讨徐志摩文学创作产生 之因。穆木天在《徐志摩论》中曾把徐志摩的诗歌创作分为三个时期:浪漫期——《志摩的 诗》、《落叶》时期;自剖期——《翡冷翠的一夜》、《自剖》时期;云游期——《猛虎集 》、《云游》、《秋》时期。这种分法主要着眼于徐文学创作的思想内容、特点。笔者为了 更好地说明爱情在徐志摩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将他的创作分为:私语——创作萌芽期(1922 年以前);月下待杜鹃不来——创作旺盛期(1922年~1924年6月);为要寻一个明星——创作 徘徊迷惘期(1924年6月~1924年秋);浓得化不开——创作全盛期(1924年秋~1928年);我 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创作迷惘沦落期(1928年~1931年)。

       一

   (一)私语——创作萌芽期

   ……私语三秋的情思情事,情语情节。临了轻轻将他拂落在秋水秋波的秋晕里,一涡半转,跟着秋流去。这秋雨的私语,三秋的情思情事,情诗情节,也掉落在秋水秋波的秋晕里,一涡半转,跟着秋流去。[7]

  

   徐志摩《私语》

   目前可见徐志摩创作最早的诗是《草上的露珠儿》。据徐志摩回忆,他在康桥曾有好些诗 作,然而现在都无法见到。可以说,1922年以前这个时期,他的文学创作仅仅是属于对某个 人私语,极具隐蔽性。他的文学细胞也像那草上的露珠儿,刚刚折射出一点点太阳的亮辉。

   对于诗,徐志摩认为:诗是写给爱人的,故精致而秀美。明确表明了这一时期,徐志摩诗 作的私语性质。1920年,徐志摩在英国遇上了年仅16岁的林徽音,从此被她吸引。吕家乡在 《个性解放的追求和幻灭——徐志摩诗歌的思想倾向》中论述到:徐志摩把爱情看做是“性 灵美”的集中体现,而没有认识到它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因此,他往往孤立地就爱情写爱 情,缺乏深刻的社会内容。他这个说法,刚好反证了徐志摩创作的为情而生。因为他本来是 为爱情而创作,他没有必要在咏叹着人类最本质的情感时,拉进诸如劳工神圣的主题来装点 门面,升华情趣。

他写诗的目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徐志摩在1923年致梁启超的信中说:我将于茫茫人海中 访我惟一之灵魂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胡适在《追悼志摩》中也谈到 ,徐志摩有着爱、美、自由的单纯信仰观。也就是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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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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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银川)2001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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