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开发:周作人研究史料工作的成就与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57 次 更新时间:2015-11-10 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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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开发  

周作人研究的史料工作全面地开展,是1980年以后的事情了。在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门前沿学科,在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运动中发挥了独到而深刻的作用。人们重新评价现代文学,就必须重新评价长期被扭曲、被遮蔽的作为文学大家的周作人,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要靠史料来说话的。资料工作在经过长时间的延搁之后,其重要性和紧迫性不言而喻。尽管北新书局1934年出版陶明志编《周作人论》,日本光风馆1944年出版方纪生编《周作人先生的事》,香港九龙实用书局推出《周作人著作及研究资料》(一、二),但这些资料工作都还是孤立的、零星的。近三十多年来,周作人研究史料从少到多,从单调到丰富,有力地支撑了整个研究工作的开展。然而,随着周作人研究工作的推进,史料工作的不足对提高研究水平的制约也更多地显现出来。下面,我力图从以下各方面进行简要的评述:史料专集,人生道路及其在敌伪时期表现,兄弟关系与人事交往,日记、书信与集外文等;然后就周作人研究史料工作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略抒己见。

新时期之初,史料建设普遍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学科拨乱反正的一项基础工程,因而受到了高度重视。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召开了资料工作会议,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制定了规模空前的史料建设计划。第二年,由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室发起、编撰了大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周作人年谱》《周作人研究资料》正是在这个史料工作的热潮中应运而生的。

1981年初,南开大学的张菊香、张铁荣接受了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乙种)编写《周作人研究资料》的任务。在搜集、整理史料的过程中,又编撰了《周作人年谱》。

《周作人年谱》率先于1985年9月由南开大学出版社梓行,是新时期以来周作人研究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程,为周作人研究者和关注周作人的人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该书由张菊香主编,张菊香、张铁荣合著。作者审慎选用有关周作人的资料,较为准确、全面地呈现出谱主一生的经历。谱主的生平事迹及其著译、校订的古籍、校阅的译文,均加记录,书信、日记等也适当选用。周氏的全部著译,能够搜集到的,一律记入。对于他的著作,可以说明其政治见解、思想状况和文学观念的,多作概要的介绍。然而由于当时条件所限,该版还存在着不少问题。1990年代末,两个作者充分吸收新近的研究成果,对原书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增订。增订本于2000年4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著人署名张菊香、张铁荣。新版字数比旧版多了近十三万字,添人了新的材料,较为突出的如加强了谱主与新村关系的记述,增加了关于1939年元旦遇刺事件的材料,充实了周1949年以后的生活、交往和写作方面的内容等;还补记了佚文,订正了一些疏失。

张菊香、张铁荣编《周作人研究资料》(上、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是新中国第一部周作人研究资料专集,与《周作人年谱》一起代表了1980年代周作人研究资料工作的水平。本资料集在编选过程中动用了多方面的力量,查阅了多家著名藏书机构的文献,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无论是选录还是编写,大都使用原始资料。

长期以来,关于周作人的传记资料十分匮乏。陈子善带着抢救关于周作人史料的意识编选了《闲话周作人》(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7月版)一书。书中文章有两个方面的来源:一是选录1980年代以来公开发表且有较大影响的回忆文章,个别篇目在入集时由作者作了修订补充;二是广邀国内外周作人的门生故旧及有过书信往来者新撰,共二十余篇。这是全书的重点,也是最具史料价值的部分。这些作者与周作人交往的年代相距甚远,联系起来殊为不易。《编辑前言》写道:“所有作者都抱着对故人和对历史负责的认真态度撰写回忆文章的,我也相信绝大部分篇章都可以作为史料引证,都是具有甚至是较高的研究价值的。”这个评价大体适当。有的文章主观倾向较强,有或多或少的虚构成分,但毕竟不是凭空杜撰,仍不失其参考价值。所收文章的作者大都熟稔周作人的人和文,故时有洞见。

孙郁、黄乔生主编《回望周作人》丛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是继其编就《回望鲁迅》丛书后,又一套大型研究资料汇编。丛书共分八卷,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套周作人研究资料汇编,补入了大量以前几本资料集未收的文章。除了未收录研究著作和新时期以来一些重要的长篇论文外,大体上反映了八十年来周作人研究的历程,也为周作人研究的拓展和深入进一步打下了资料的基础。两个主编者都是鲁迅和周作人研究的知名学者,他们所供职的北京鲁迅博物馆对周作人研究贡献巨大,该馆编辑出版的《鲁迅研究动态》(1990年后改名为《鲁迅研究月刊》)、《鲁迅研究资料》发表了大量关于周作人的资料和研究文章,这些都为他们编选这套大型资料汇编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周作人一生跨越了晚清、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和新中国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人生经历复杂。然而由于其身份特殊,从1945到1980近40年,与周作人有过来往的人士讳谈周作人,留下的传记资料非常之少,偶尔的几篇也往往含有攻击或批判的意图。周作人是谁?周作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人们难以在头脑中形成关于“周作人”的完整而清晰的形象。众多的回忆文字弥补了这个不足,提供了新的材料,改变了人们对于周作人的单调、刻板的印象,拓展了周作人研究史料的范围。

上个世纪80、90年代出现了几篇重要的回忆性长文,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希望认识周作人的心理,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或多或少地塑造了周作人在公众心中的形象。这些文章主要有:周建人《鲁迅和周作人》、唐弢《关于周作人》、张中行《再谈苦雨斋》、文洁若《苦雨斋主人的晚年》、贾芝《关于周作人的一点史料——他与李大钊的一家》①等。周建人是社会活动家,周作人的胞弟;唐弢是著名的文学史家、现代作家,亲历过几件与周氏兄弟有关的大事;张中行是著名学者,又是周作人的学生和“苦雨斋”一派的散文家;文洁若为著名的编辑,曾受指派长期联系周作人从事日本文学翻译,熟悉周作人的家庭;贾芝是李大钊的女婿,知晓周作人与李大钊一家的关系。贾芝《关于周作人的一点史料——他与李大钊的一家》②记述李大钊罹难后,周作人“对李大钊同志的一家在长时期中给了很多的帮助,可以说他是朋友中出力最多的一个”。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和领导者,该文突出了周作人守卫正义的一面,因此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上述作者的立场迥然有别,然而都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从不同的观点和视角烘托了周作人的形象。

研究和评价周作人,必须清楚地梳理他在附逆期间的复杂表现,并使其整合到他的人生和思想道路中去。附逆问题研究成为周作人研究资料工作的一个重点。1980年代中期,发生了一场关于周作人出任伪教育督办问题的风波,对敌伪时期周作人的研究起了某种推波助澜的作用。

1986年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文教资料》第4期,刊出一辑“关于周作人的一些史料”,其中的文章抛出了一个“新说”:周作人出任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是中共北平特委动员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周作人出任伪职的原因》和《访许宝骙同志纪要》两篇。“新说”很快成为新闻,一时间引起轩然大波。海外有人把此事夸大为“中共已给周作人平反”,以此攻击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1986年11月中旬,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召开“敌伪时期周作人思想、创作研讨会”。会议围绕着周作人出任伪职的根本原因、关于“中共北平特委动员周作人出任督办”的问题、周作人本时期创作的思想内容和主要倾向等问题展开了研讨。《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1期推出专刊《敌伪时期周作人思想、创作研讨会资料汇编》。

事件是由讲述者、记录者和媒体共同促成的,其中记录者要负主要责任。敌伪时期周作人研讨会虽然在某种政治情势下召开,会议主持者是有预定的基调的,但会议基本上在学术的层面上进行,并取得了共识,那就是周作人附逆事实清楚,是不能翻案的。这个定性等于是学术界对社会的一个交待,为以后许多年周作人研究顺利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另外,提供了新材料,推动了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还进一步引起了人们对周作人问题的关注。也有人不明或不顾事情的真相,视之为周作人研究者热捧周作人的罪状。

除了“关于周作人的一些史料”及其相关的材料外,还有大量的材料涉及敌伪时期周作人的方方面面,较为清晰地呈现出他所扮演的复杂角色。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国民党政府法院审讯周作人的全部卷宗公开发表,1939年元旦遇刺疑案基本搞清。

国民党政府法院审讯周作人的全部卷宗收入南京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下卷)③,基本还原了审判周作人汉奸案的全过程,呈现出被告附逆事件的方方面面。司法机关并对一些真假难辨的证据进行了判别,还搜集了许多新证据。

1939年元旦遇刺是周作人附逆投敌过程中的重要事件。刺客到底是谁?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1991年第9期《鲁迅研究月刊》发表于浩成文章《周作人遇刺真相》,依据亲历此事的刺客范旭所写的回忆录,披露行刺事件系地下组织“抗日锄奸团”所为。黄开发采访了刺杀事件的当事人,在此基础上写出《周作人遇刺事件始末》(《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8期)。此文从更多的方面叙述了事情的经过,进一步肯定了刺杀周作人是“抗日杀奸团”(又被称为“抗日锄奸团”)所为。这迄今并没有成为定论,然而在我看来是可以肯定的。理由之一正如于浩成在文章中所说:“由于作者(指范旭——黄注)署有真实姓名、职业和住址,文章叙述的事实有根有据,涉及人物也均有真名实姓,因此是完全真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虽然当事人的话与周作人的回忆有一定的出入,个别地方可能还有误记,但在他们被采访和叙述中没有发现什么破绽,也找不到他们任何的说谎动机。

周氏三兄弟都是现代中国的著名人物,他们之间的关系深深地影响了彼此的人生道路,也给新文化史、新文学史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因此,他们的关系——尤其是周作人与鲁迅的关系——一直受到高度的关注。另外,作为思想家、文学家的周作人,与许多同时代人也有过重要的联系。不论是周氏三兄弟之间的关系,还是周作人与其他同时代人的关系,都可以加深对当事人的认识,并从特定的方面呈现出新文化史和新文学史的面貌。

新时期最初的周作人研究是依附于鲁迅研究的,形成一种是非褒贬彰明的言述模式,研究论著如此,研究资料亦如此。赵英通过丰富的史料,第一次全面梳理了鲁迅与周作人一生的关系以及他们所走的不同道路,并着重找寻他们走向不同道路的原因④。周建人《鲁迅与周作人》(《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是谈论兄弟二人的权威之作,记述了兄弟失和前的家庭矛盾与失和后鲁迅对周作人的关怀。在他的描述中,周作人是一个“意志薄弱者”、八道湾11号的“唯一臣民”、“逆来顺受”的“沉睡中的奴隶”。他把经济矛盾视为兄弟失和的原因。

赵英和周建人都谈到了兄弟失和,这是人们谈论他们之间关系的重中之重。在新时期之前,研究者对此往往语焉不详,回避接触冲突的直接原因,只是单纯地强调双方的经济矛盾,并且毋庸置疑地谴责周作人。到了新时期,知情人和研究者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材料,虽然并没有最终断清“家务事”,但无疑更靠近了实际情况。《鲁迅研究资料》第4辑发表《周作人致鲁迅》,这是1923年7月18日所作的绝交信,周氏兄弟从此分道扬镳。《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第5期重新刊出,题为《周作人致鲁迅信》,同时登出此信的影印本。川岛《弟与兄》(《人民日报》1978年10月11日)是新时期第一篇谈论周作人的文章,简略回忆了兄弟失和的大致经过。陈漱渝《东有启明 西有长庚——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前后》(《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5期)较为完整地叙述了周氏兄弟失和前后的关系,较此前提供了更丰富的材料,对失和的缘由有了实质性的触及,还难能可贵地谈到失和之后鲁迅对周作人意见中合理因素的肯定与支持。

钱理群《周作人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版)共分三编,第三编以一百三十页的篇幅评述了“周作人与同时代人”的关系,“同时代人”主要是五四时期的文化名人和新文学作家。作者视野开阔,资料翔实,评价大体得当,由同时代人的关系写出了周与时代的关系,凸显了周作人的地位与影响。

周作人与新文化史、新文学史上许多重量级人物交往广泛,书信往来频繁。这里面有胡适、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罗家伦等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有沈雁冰、郑振铎、林语堂、郁达夫、徐志摩、曹聚仁及几个湖畔诗人等著名青年作家,还有废名、孙伏园、顾随等弟子。以上所列名单仅限于单篇发表的书信作者,还不包括出版与周氏有通信专集的作者江绍原、俞平伯等。这些书信直接呈现了双方的关系,对研究受信人和写信人,探讨新文化史、新文学史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

周作人生前未结集出版的文字主要包括:集外文、日记、书信和陆续发现的佚文。其中集外文的数量最大,多达百万言,先后被辑成《周作人集外文》《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出版。

早在1970年代末就有关于周作人集外文的研究文章发表。以后,除了周作人集外文和书信集外,新发现的佚文并不算多,特别是少有重要的佚文。

周作人长时间保持了记日记的习惯,从1898年2月开始,一直记到1966年8月,跨越多个历史时期,保存了大量关于其个人、同时期历史人物和社会、文化诸多方面的珍贵资料。《鲁迅研究资料》从第8辑开始,首次公开发表《周作人日记》,到第14辑刊至1915年。《新文学史料》从1983年第3期开始,刊出周作人五四时期日记。作者生前将日记手稿售给北京鲁迅博物馆,现由该馆收藏。作者售卖的是1898年-1934年间的日记,1934年后存世的日记后来通过落实政策回归家属收藏,迄今尚未公诸于世。1898年-1934年日记1996年12月由大象出版社影印出版,名为《周作人日记》,共上、中、下三册。

周作人一生中写过大量的书信,遗憾的是相当多的书信已经遗失,不少存世的未刊书信尚在受信人家属的手中。新时期以来出版书信集多种,有的是首次公开出版,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主要有《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1999),张挺、江小蕙《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1992),鲍耀明编《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2004)等。除了出版的书信专集外,另有一批书信发表。今后发现大量周作人佚文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但可能还会有数量众多的书信面世。

据我统计,从1981年到2010年,中国大陆共出版各种周作人文集211种。新时期以来,编订周氏文集用功最勤、成就最大的编者要推钟叔河、止庵以及陈子善、张铁荣,具体标志他们的成就的是钟叔河编周作人著作集、《周作人文类编》《周作人散文全集》,止庵编《周作人自编文集》《苦雨斋译丛》《周作人译文全集》⑤,陈子善编《知堂集外文》以及他与张铁荣合编的《周作人集外文》。

1980年代后期,钟叔河率先在湖南岳麓书社主持重印周作人著作集,印成自编文集十八种,初版新书四种:《知堂书话》《知堂序跋》《知堂杂诗抄》《知堂集外文》,总共二十一种。这是新时期周作人文集出版的破冰之作,也是周作人研究的重大事件。当时,周作人的著作绝版已久,又有大量的集外文分散在报刊上,查找起来颇为不易,因此岳麓版周作人集给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套著作集产生了重大影响,改变了长期以来人们对周作人的单一、刻板印象,大大推动了周作人研究的进展。钟叔河以后又另辟蹊径,花费大量的精力,把周作人集内集外、已刊未刊的文字尽量搜集起来,进行校订,编辑出版《周作人文类编》《周作人散文全集》。《周作人文类编》由湖南文艺出版社于1998年5月出版。钟叔河集十年之功,编成这套大部头的文集,按主题分类,编为十卷。该书的突出优点是齐备、可信,补遗辑佚,力求其全。《周作人散文全集》是钟叔河继1980年代首次系统出版周作人著作集、1990年代出版《周作人文类编》之后的又一大贡献。本书为编年体的周作人文集,共十四卷,外加索引一卷(鄢琨编)。虽然题为“散文全集”,但收录标准较宽,不仅酌量收入了译文、书信、日记等,还悉数收入了专书《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知堂回想录》的内容。因此,该书是目前收录周文最宏富的本子,带有准全集的性质。索引卷包括全书篇目、主题分类、自编文集篇目、人名、书名等索引,大大方便了周氏作品的检索。这套编年体文集与周作人自编文集互相配合,嘉惠学林甚夥。

编订整理周作人文集最有成就者,前有钟叔河,后有止庵。止庵编辑出版《周作人自编文集》和《苦雨斋译丛》两套书。《周作人自编文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1月重印,易名为《周作人自编集》。1980年代后期,钟叔河编订、出版周作人自编集未全,止庵所编系周作人自编文集的首次全部出版。其中,《知堂回想录》《老虎桥杂诗》等由于选择底本好的缘故而成为更可靠的版本。止庵主编“苦雨斋译丛”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共五辑,十五册十六种。编者在第2辑《总序》中自言:“除了《希腊神话》之外,全是重新出版的。一来都是世界名著,本身自有价值;二来如前所说,绝版已久,读者寻觅不易;三来从未汇总出版,凑齐也难;此外还有更具意义的一点:我们实际上是在现有版本之外,另外提供了一套最忠实于译者定稿的版本。幸好他解放后译作的原稿大部分都保存下来,使得我们有条件做成这桩事情。”这段话可以借来作为“苦雨斋译丛”价值的评语,其价值不亚于“周作人自编文集”,集中展现了翻译大家周作人的主要成就。

新时期以来周作人文集的出版还面临着一项重要的任务,这就是收辑、出版周氏大量的集外文。陈子善、张铁荣在这方面用功甚勤。陈子善编《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分别于1988年1月和8月,由岳麓书社作为“周作人著作集”的两种新版书出版。两书汇集了周作人在1949年以后的作品,这些作品是长期被忽略的。1995年9月,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陈子善、张铁荣合编洋洋百万言的《周作人集外文》(上、下,1949年以前)。1949年前文章时间跨度大,散佚篇目多,原始期刊难以查找,收集难度是要远过于1949年以后文章的。对于发现的新佚文、新笔名要进行考证,颇为不易。两个编者探幽发微,钩沉辑佚,贡献突出。以后不断会有新的佚文发现,但其首次大规模裒辑之功是不会被超越的。

周作人文集可分为自编文集和他编文集两大类。自编文集主要是上文所述钟叔河、止庵编周作人著作集、《周作人自编文集》《苦雨斋译丛》,其他重要的还有上海书店影印的《知堂文集》《过去的工作》《知堂乙酉文编》《谈虎集》《谈龙集》等。重印的专书有《知堂回想录》《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欧洲文学史》《儿童文学小论》,新出的有《周作人日记》《知堂遗存》(2004)、《近代欧洲文学史》(2007)等。

刚刚过去的三十年是周作人研究资料建设的黄金时期。此前30年的周作人研究资料不仅与其他作家一样受到干扰和延误,更是重灾区,简直可以说是被刻意忽视和遗忘的一块不毛之地。尽管在新的历史时期仍受到一些非学术因素的干扰,但三十年来,周作人研究资料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形成了基本的格局,有力地支持了整个周作人研究。今后还会在一个或几个方面取得突破,不过在整体数量上很难超过这三十年。然而,无论是在系统性,还是在严谨程度、学术水平上,它们都还存在着诸多不足。主要是做了第一个阶段初步的搜集、整理工作,下一个阶段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加工,鉴别和考订材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衡量价值,推动史料建设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正如樊骏所言:“任何材料,从发掘出来到成为准确可靠的史料,都还有一系列鉴别整理的任务;不经过这样的加工,再多的史料也不一定都有助于认识和说明文学历史,有时反而会引起混乱,产生谬误。鉴别整理任务完成得如何,常常是决定史料有无实际的使用价值,衡量史料工作者具有怎样的功力和见解,判断这项工作达到何等学术水平的主要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在整个史料工作中,比之搜集记录,占据着更为重要、更高一层的位置。”⑥随着研究工作的拓展和深入,资料工作的制约将愈益明显。

三十年来关于周作人研究的成果不可谓不丰富,仅研究著作就有四十种之多,但几乎找不到关于周作人研究史料的篇幅较大的专篇论文,这大大制约了周作人研究水平的提高。周作人研究史料工作需要全方位地改进,我认为其中有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要展开较为系统的版本研究和校勘工作;二是要认真地鉴别、考核史料。

作家是因为作品而名世的,作品也是文学史研究的基础与核心,作品的可靠性是作家研究乃至文学史研究可信度的前提和保障。因此,版本研究和校勘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开展版本和校勘研究,通过考核选择周氏文集的可靠版本,在不同版本间对校,在此基础上参照别的校勘方法考订异文,确定善本的善文,对异文较多的文集则可以出版汇校本。

从2008年开始,在黄裳和止庵之间进行了一次时断时续、旷日长久的争论。争论的中心并不明确,大体上是一些文字上的恩怨。黄裳是以止庵编《周作人自编文集》的校勘问题开始发难的。他肯定《苦雨斋译丛》的贡献,但认为《周作人自编文集》“错植颇多”,并以周作人著作中“校对最差、错字最多”的《秉烛后谈》为例。一是原书未错,新印本错了,主要是错字;二是未尽校勘之责,兑现“校订说明”中“尽量搜求多种印本及报刊进行校勘”的话。例子是原刊本与原杂志发表本相比,“失去重要文字多处”,而新印本失校;三是对周作人的“抄书”文字,未取原书对校⑦。三点之中,第一点无可辩解,编书多错总是不应该的。第二点指责不尽合理,“失去”的文字并非那么重要,有可能是作者在文章入集时自己删掉的。后两点恐怕属于高标准、严要求,以一人之力难以奏效,无论是止庵还是钟叔河均未做到。

钟叔河编周作人著作集、《周作人文类编》《周作人散文全集》与止庵编《周作人自编文集》均在一定程度上据不同版本和原载报刊进行了校勘,但由于条件和个人力量所限,这个工作做得还很不够。《周作人自编文集》《苦雨斋译丛》编者在进行校勘时,也未出校记(《知堂回想录》例外,书末附《校记》),不便对勘。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鲁迅全集》《鲁迅译文集》也未出校记,但二书集合了众多研究专家长期的研究成果,存在的问题极少,而且有不少相关研究成果可供查阅。相比较而言,周作人研究在这方面差距显著。这有时就会带来一些问题,较明显的就是版本说明不够准确。如关于《若子的死》一篇,现在新版《雨天的书》都收有此文。然而在《雨天的书》前三版中是没有的。1929年11月,作者爱女若子夭折,1930年7月《雨天的书》印第四版时,加入《若子的死》一文,初版中若子的照片替换为一张若子的近影,以加页形式增补。岳麓书社1987年版《雨天的书》依据1934年8月第八版校订重印,前勒口的版本介绍误以为初版本由北新书局印,说“再版时又增入《若子的死》一篇”,这是错的。书后校订记说:“原文指1925年12月北新书局初版《雨天的书》的讹误衍脱文字,页次行次均指本书的订正文字。”如果编者见过初版本,当然不会不知道初版本是由新潮社印行的。《周作人散文全集》第5卷在《若子的死》篇名下注明:“1929年12月4日刊《华北日报》/署名启明/收入《雨天的书》。”止庵在所编《雨天的书》前言中介绍,该书是据新潮社1925年12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并写道:“在三十四与三十五页之间插入两纸,分别标明‘1加一’、‘2加一’和‘3加一’,系增补之《若子的死》一篇(写于一九二九年),而此文原目录中未列。”既然是1925年的初版本,又如何“插入两纸”?这话让人感到矛盾、缠夹。两个编家应该都没有见到第四版,不清楚该文是从第四版开始才收入的。在从2011年陆续推出的十月文艺版止庵编《周作人自编集》中,《雨天的书》一册前言依旧延续了上述说法。另外,不管是钟叔河还是止庵,他们都没有说明为何选择的是这个版本,而不是那个版本。版本研究工作现在不做好,将来只会更加困难。在研究的过程中,还可以选择善本,影印全套的周作人自编文集,为版本研究和文集出版提供参考。

止庵编“苦雨斋译丛”根据手稿排印,而手稿本身也是会存在错误的,这同样需要校勘。如《知堂回想录》中《民报社听讲》一节记伍舍房租:“房租是每月三十五元,即每人负担五元。”“伍舍”为五人合租,这里的说法显然有误。编者未说明校订方面的情况。

几本集外文集也存在误收、失收、校对不精等不足。我曾把《周作人集外文》中所收1922年周作人围绕非基督教非宗教运动与陈独秀论争的文字与原刊进行了对校,发现一些明显的错字和脱文。

1922年,针对当时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非宗教大同盟等组织激烈地抨击基督教和宗教,周作人则与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在3月31日《晨报》上发表《主张信教自由的宣言》,反对这个运动以群众的压力干涉个人的思想信仰自由。这五个北大教授的宣言一发表,就引起了轩然大波。《晨报》第七版“是非之林”栏目于4月5日、4月11日连续推出两期“宗教问题”专辑,先后发表周作人《拥护宗教的嫌疑》和《思想压迫的黎明》二文,但主要是反对五教授宣言的声音。陈独秀见到五教授的宣言后立即致函他们,强调基督教反科学性质以及教会同国内外反动势力勾结的事实,指责他们“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⑧。周作人则回信辩诘。回信分别载于4月11日《晨报》和4月20日《民国日报•觉悟》。

周作人的两篇文章和致陈独秀信没有收入自编文集,第一次结集于陈子善、张铁荣编《周作人集外文》一书。然而,收入此集的《拥护宗教的嫌疑》的文本有些奇怪。该文共有三段,第一、二段很短,没有什么问题,但占全文三分之二以上篇幅的第三段则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该段开头的几句是:“我们既不拥护任何宗教,那么反对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的运动的,到底为什么呢,冠冕的说,是为维持约法上的信教自由的宣言书,是否含有一点儿袒护宗教的意味?若就他们的《信教自由的宣言书》表面看起来,不觉得有什么不公平之处。”这几句话语义前言不搭后语,逻辑混乱:周作人他们要维持的是“约法上的信教自由”,而不是“宣言书”;“是否含有一点儿袒护宗教的意味”是反问句,意思显然是有“袒护宗教的意味”,与作者的本意相悖;“他们的《信教自由的宣言书》”的话显然不会出自于周作人之口。发现这个问题的是汪成法,他在《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3期上发表了《〈周作人集外文〉中阑入的他人文字》一文。文章指出:“本文从开始到第三段第一句的前半句,即到‘是为维持约法上的信教自由’为止,是周作人自己的文字,自本句‘的宣言书’以后,均非周作人的文字,而是阑入的与周作人持相反立场的人的文字。”他举出了不少旁证支持自己的判断。这本来只要找到当年的报纸,问题即可轻松解决,可是作者感叹“旧报难寻,查阅不易”。

好在北京有地利之便,我在国家图书馆找到了《晨报》的缩微胶片,又在首都图书馆见到了原刊的《晨报》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晨报》影印本,结果证明了汪先生的判断。《拥护宗教的嫌疑》在“是为维持约法上的信教自由”后,误植了同一版面赵鸣岐与刘谊寿《批评“主张信教自由者之宣言”》的文字。该版第2栏后面开始印周氏的文章,到“是为维持约法上的信教自由”一句的“自由”二字开始转入第3栏,而上面正对应的第2栏开头的文字恰好是《批评“主张信教自由者之宣言”》中的“信教自由的宣言书”,由于编者的疏忽,在“是为维持约法上的信教自由”后全部植入了上一栏文章的文字。

周作人的信另发表于4月20日《民国日报•觉悟》,题为《周作人复陈仲甫先生信》。《晨报》版多了一个作者的“附注”:“这私人的信我本来不想发表的,但是仲甫先生自己愿意公布,所以现在一并发表了。”《晨报》版发表在先,《周作人年谱》失记。4月11日《晨报》第7版“是非之林”栏目发表署名“周作人”的《思想压迫的黎明》,而《周作人年谱》在4月11日项下记:“发表《思想压迫的黎明》,载《晨报副镌》,署名仲密。”显然,著者并没有见到原报。《晨报》版与《民国日报》版的文字与标点略有差异。《民国日报》版在“不特不蒙‘加以容许’”后有一逗号,“我们少数的人当然是弱者”一句无“人”字。《集外文》对此文的校对不够谨严,“不幸因了近日攻击我们的文章以及先生来书而竟证实了”一句后,《晨报》版用冒号,而《集外文》加了分号;“但我预感着这个不幸的事情是已经来了”一句后,《晨报》版用分号,而《集外文》加了冒号。显然,《晨报》版的标点更合理。另外,收入《集外文》的《思想压迫的黎明》一文也有几处错漏字。

《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收了《周作人的一封信》⑨,这是周作人1949年7月致中央领导(实为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信。该信在1987年第2期《新文学史料》上发表时,文前有编辑所加按语:“这是周作人写给中央负责同志的一封信,是林辰同志于1951年向冯雪峰同志借阅时抄下的;现在我们从林辰同志处抄得一份,发表于此,以供研究周作人的同志参考。”周曾将此信抄寄郑振铎,后者又将其制成照片,分送冯雪峰、唐弢等人。倪墨炎曾把《新文学史料》版与手抄照片对照,发现有错误三十多处。《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据此版收入该文,遗憾的是错漏更多。唐弢在《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收录手稿照片,并排印了全信,但排印本并非根据手稿,而是根据《新文学史料》本发稿的。倪墨炎据手稿照片刊出了该信的可靠版本,并进行了细致的考辨⑩。

几本周作人集外文考据的功夫不够,混入了一些别人的文章。1910年《绍兴公报》发表署名“顽石”的十九篇文章,《周作人年谱》和《周作人集外文》都把它们归到周作人名下。汪成法通过考证,认为无论从客观的现实可能还是从主观的思想倾向来看,周作人都是不能也不会写出这些文章的(11)。这涉及近二十篇文章的归属,问题不可谓不重要。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还有另外的问题。编者在书前凡例中申明“文章均保持完整,绝不割裂删节”,然而也作了两种改动:一是对《我的杂学》《十堂笔谈》等带有综述性质长文,将各节单独成篇,分别编入相关各卷,原章节无题目的加上了标题。这样就影响了原文的完整性,特别是带有思想学术自传性质的《我的杂学》分散在各卷中,各节又加上了陌生的名字,很难再给人整体的印象;二是为了照顾今天读者的阅读习惯,将较长的引文用另种字体排印,有关的分段、标点因此也有了改变。此前,编者在增订重编本《知堂书话》中已经采取这样做法了。然而,这又有损于周作人1930、1940年代写作有意追求的朴拙的境界,有兴趣和能力阅读这些文章的读者本来就不至于以此为病。

周作人研究史料工作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对研究资料进行全面的考订、核正,通过参照、核对众多的史料,指出错误,揭示真相。

现在看来,几本周作人研究史料的专书都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周作人年谱》作者态度谨严,但书中仍存在一些疏漏乃至错讹。明显的如把初版《雨天的书》的新潮社误记为北新书局,把初版《过去的工作》的香港新地出版社误记为澳门大地出版社等。《周作人研究资料》在编选过程中动用了多方面的力量,查阅了多家著名藏书机构的文献,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无论是选录还是编写,大都使用的是原始资料。由于当时周作人研究从长期的停滞中刚刚起步,研究资料十分匮乏,所收资料也难免讹误和疏漏。问题在后三辑的书目及文章索引中更多。我本人在研究周作人之初,曾按图索骥查阅资料,发现了不少大大小小的问题。主要是:资料不全,不少较有价值的文章没有记录;误收与周作人没有关系的文章,有的文章在标明的来源报刊上并不存在;人名、书刊名或篇目有误;书刊出版年代或刊物卷期有误。存在这些问题的一个原因是,编者有时并未查对原始文献,而是根据二手资料著录的。

《周作人年谱》《周作人研究资料》等书中的错漏在以后的研究成果中依然存在。《回望周作人》丛书中的《资料索引》是在《周作人年谱》《周作人研究资料》《周作人文类编》及新近出版或发表的集外文、佚文、书信的基础上汇编而成的,是迄今篇幅最大的周作人著译目录。然而,所下工夫还不够。如前文所说1922年4月6日作《周作人致陈仲甫先生信》,《周作人年谱》《周作人研究资料》均记录发表于4月20日《民国日报•觉悟》,此信最早发表于4月11日《晨报》第7版,而《资料索引》与前述二书一样只记前者;同期《晨报》第7版发表周作人《思想压迫的黎明》,署名“周作人”,而几本书都误记为“仲密”;《雨天的书》初版本是1925年12月新潮社版,几本书都记为北新书局版;《知堂回想录》为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0年5月初版,而几本书又都记为“1974年4月”版等等。

关于周作人的回忆录是一个需要考核的重要方面。一些回忆文章掺杂了过多的个人好恶,在缺乏甄别的情况下被广泛采信,从而影响了研究的科学性。有人对回忆鲁迅的文章进行了系统的订正,周作人回忆录同样需要这样的研究。

孙郁、黄乔生在编选“回望鲁迅”丛书后,再来编选“回望周作人”。他们在后者之中《知堂先生》一册的《编后记》里,比较了关于周作人的回忆录与关于鲁迅的回忆录,产生了这样的观感:

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即:回忆周作人的文字较为可信一些,或者说,虚假的成分要少一些。因为,解放后他的地位非常低,与鲁迅的享有盛誉形成极大反差。赞颂的文字几乎没有,大部分回忆文字用的是冷静观察,客观叙述的笔调。然而,只讲事实,却正是回忆文字应当遵循的原则。

我们看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回忆文字,倒要稍稍注意另一种偏向,即对周作人的过分贬低。例如,有些文章以先入之见为主导,一开始就把汉奸的帽子给他戴上,那么再去叙述和分析他的言行,形象就差得多了。

这两点判断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有的作者在思想和文学观念上迥然有别,甚至有过或多或少的矛盾,对周作人的成见较深;有的与上一种情况相反,是知堂的爱好者,他们往往担心被人诟病,说话难免吞吞吐吐、曲折往复;还有的只是随大流,人云亦云。

比如唐弢的《关于周作人》(12)。该文记录了两件重要的事情:一是阻止鲁迅遗属售卖鲁迅藏书;二是说1950年,文物局长郑振铎、文化部长沈雁冰等,从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那里拿到一封周作人给他的辩解信,唐弢从郑振铎处得见此信。唐弢写道:“我不知道文学研究会几位老同人当年拟具了什么意见,却从周总理那里,听到毛泽东主席看完书信后说的几句话。毛主席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这个故事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言之凿凿,加上唐弢本身权威文学史家的身份,许多人深信不疑,流传甚广。后来,倪墨炎在《晚年周作人》(之四,《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8期)中细加辩驳,得出结论:“所谓沈雁冰、叶圣陶、郑振铎‘刚从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那里拿到一封周作人给他的信’,要‘文学研究会几位同人拟具意见’云云的故事,是唐弢凭想象虚构的。由于他不熟悉政府机关的办事程序,因而想象错了,他所虚构的故事也就因种种破绽而不能成立。”所谓毛泽东的“批示”也经不起推敲,属于子虚乌有。上述“主要是从谎言的破绽中指出谎言的不可信”,还有可以“证实谎言的真凭实据”,这就是收在《胡乔木书信集》中1950年2月24日胡乔木致毛泽东信。信中说,周作人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胡的意见是:“他应该彻底认错”,“他现已在翻译欧洲古典文学,领取稿费为生,以后仍可在这方面做些工作。”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批示:“照办。”(13)从此信可知,周在1949年底或1950年初给周恩来写信,由于得不到回信,他大约在1950年2月上旬又直接给毛泽东写信。接着,2月18日,又给周扬写信,并附去给毛泽东的信的抄件。周作人直接给毛泽东写的信,由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收到;他给周扬的信及附信,也由周扬转给了胡乔木。“胡乔木拟具上报毛泽东的处理意见,事先是和周扬商量过的,所以乔木说‘周扬也同此意’。”倪墨炎曾对唐弢回忆鲁迅的文章《琐忆》的真实性进行过质疑(14)。

又如俞芳的《谈谈周作人》(《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6期)。该文引述鲁瑞的谈话,说周作人出生时奶水不足,自小体弱多病,全家人“对他事事放松要求”。他的长处是很爱整齐,性格和顺,待人谦和,但是依赖性强,比较自私,对家庭缺乏责任感。说周作人对老母疏于照料,甚至态度淡漠;对于“寡嫂”则不管不问。还说:“周作人堕落成为汉奸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从家庭这个角度来看,信子和芳子,起了很坏的作用。”理由是她们在北京结识了各种日本朋友,“有好人也有特务”,日后周作人“正是日本特务们物色的汉奸对象”。文中所述大都不可能是亲历,而是间接听来,敷衍成篇。俞芳和姐姐俞芬、妹妹俞藻是鲁迅居住北京西四“砖塔”胡同时的邻居,那时作者还只是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由于这些话带有很大的“亲历性”,有的还“出自”周氏兄弟母亲之口,于是变得确切无疑,又被人在某种意图的支配下较多地引用。我们也能找到不少与上述叙述不同的材料。就说羽太信子吧,徐淦通过日常接触,感到:“她完全是日本型的贤妻良母,鞠躬如也,低声碎步,温良恭俭让,又极像绍兴的老式妇女,使我一点也看不出从前知堂当教授,做伪官领高薪时她会变成阔太太,如今过穷日子才变成这样勤俭朴素。”(15)他记录1943年4月周作人访问苏州时的一些经历,此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有一段时间寄寓周作人家,因此文中多有对周家日常生活的记述。这当然不是说,徐淦的话就一定可靠(文章有的地方显系虚构),而是强调当我们引用回忆录中材料时,应该尽可能的参照不同材料,不应该偏信某一方。还要知晓回忆录作者本身的立场和倾向、与回忆对象的亲疏关系、说话的语境等。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兼听则明。

又如周建人的《鲁迅和周作人》。作者说:“鲁迅没有讲过周作人的不好,只是对周作人有一个字的评价,那便是‘昏’。有几次对我摇头叹气,说:‘启孟真昏!’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日)中,也说:‘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止庵在《“周启明颇昏……”考》(《文汇读书周报》2009年10月9日)中提出,这番话常被人引用,甚至据此立论。然而鲁迅致许广平的原信还有后文,即周建人以“……”替代的:“废名是他荐为大学讲师的,所以无怪攻击我,狗能不为其主人吠乎?”“外事”与“废名”之间原有逗号,本来是一句完整的话。“启孟真昏!”未必是由“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日)中,也说:‘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演绎而成,但至少没有讲明鲁迅是在何等情况下发此议论。忽略语境,特殊判断就会被看作一般判断。”1936年鲁迅逝世后不久,周建人致信周作人说,鲁迅称周作人的意见比俞平伯等甚高明,有许多地方,革命青年也大可采用云云。相比较而言,这当年的信件或许要比后来的回忆录更可靠。由此例可见对关于周作人的回忆录进行甄别、清理的必要性,这样的工作需要进一步发扬光大。

除了上文所谈两个方面的问题以外,我以为还有几项工作有待进行:出全周作人日记,搜集、动员藏家发表未刊书信,进一步搜集佚文,为出版全集做准备;在较为充分的版本和校勘研究的基础上,推出权威的《周作人全集》,如果条件允许可适当作注,以便后世读者;汇编出版周作人研究资料,其中包括港台地区和日本的周作人研究资料,1949年前中国大陆的资料可以采用编年体,力求全面,涵括批评和研究文章、论争文章、访问记、印象记、新闻报道和重要言论等;在史料加工方面,一个重要的任务是编制作品目录、研究文献目录、藏书目录,为研究工作提供方便;收集、保存作家手稿、版本、书信、图片等物质性史料。



注释:

①以上诸文均收入陈子善编:《闲话周作人》,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

②原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

③该书由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凤凰出版社2004年4月重印。

④赵英:《鲁迅与周作人关系始末》,《齐鲁学刊》1982年第5期、1983年第2期。

⑤本文收集资料截止于2010年,出版于2012年3月的《周作人译文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暂不在谈论范围内。

⑥樊骏:《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中),《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2期。

⑦黄裳:《漫谈周作人的事》,《东方早报》,2008年5月25日。

⑧《陈独秀致周作人钱玄同诸君的信》,《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4月7日;另载《晨报》,1922年4月11日。

⑨原载《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2期。

⑩倪墨炎:《晚年周作人》(连载三),《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5期。

(11)汪成法:《周作人“顽石”笔名考辨》,《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12)《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5期,收入《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13)胡乔木:《胡乔木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1-62页。

(14)参阅倪墨炎:《唐弢〈琐忆〉的真实性质疑》(《文汇报》2002年11月30日)、《关于唐弢〈琐忆〉的一场争议》(《博览群书》2009年第5期)。

(15)徐淦:《忘年交琐记》,收入陈子善:《闲话周作人》,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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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广州)2015年2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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