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鹏: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89 次 更新时间:2006-04-08 19: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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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鹏 (进入专栏)  

  

   如何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以及围绕这个主题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不仅是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化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且是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道路、关系到我们对青少年一代的教育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1月11日发表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以下简称《现》文),其观点是要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术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所取得的基本结论,对青少年产生严重的误导。作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者,不能不引起关注。

  

   近代中国的主要任务

  

   1842~1860年间,通过两次鸦片战争,以《南京条约》和《北京条约》为标志,中国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形成了束缚中国发展进步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正是这个条约体系,使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步“沉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95年的《马关条约》和1901年的《辛丑条约》,完全形成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0世纪20~30年代,当时的进步学者,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从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各个层面论证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毛泽东在1939年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中,肯定并总结了对近代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分析,并据此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整理论,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可以说,在近代中国109年的历史进程中,由中国的革命政党推动的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主旋律。这个革命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谋求民族独立;反对封建主义专制,以谋求国家的民主进程。

   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主题。在基本上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后,在人民掌握了国家的主权后,国家的现代化事业才能够比较顺利地进行。

   《现》文否定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主题,最鲜明的是对待义和团反抗八国联军的侵略上。文章说义和团犯了反文明、反人类的错误,“这些罪恶行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是中国人不能忘记的国耻。它强调:“事件过后直至民国初年,朝野各界将这个组织定性为拳匪是有足够根据的”。《现》文似乎找到了一个历史证据:“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这个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不应修改”。这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

   义和团开始广泛宣传拆毁铁路、电线杆,正是在列强以战争胁迫清政府镇压义和团的时候,而采取大规模实际行动,则正是在清政府镇压期间和八国联军战争期间。有学者通过大量事实的举证,证明了这一点。据美国历史学家施达格研究,在“1900年5月31日之前,在整个义和团运动中,在中国的任何地方,没有一个外国人是死在拳民手上的;惟一的一个就是卜克思先生在山东的遇害”。(1)1900年5月31日晚,英、俄、美、法、日、意六国士兵共356名自天津抵达北京。6月3日,还有一批德国兵和奥匈兵到达。据马士统计,总共到达北京的武装人员有451名,其中两名军官和41名卫兵保护西什库天主堂(即北堂),17名军官和391名卫兵保护使馆。士兵携有机关枪和大炮。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在各国公使决定调兵的集会上说过“这些行动就是瓜分中国的开始”。洋兵入京,不仅在克林德看来是瓜分中国的开始,在拳民看来也是瓜分中国的开始。义和团在北京和各地杀传教士、焚毁教堂、破坏铁路和电线杆以及部分人的抢劫行为,都是在这批外国士兵进京以后发生的。攻打西什库教堂和使馆区也在这以后。洋兵入京是事变变得更加复杂和动乱的根源。据施达格研究,1900年5月29~6月4日,发生在河北省雄县附近义和团与京保铁路洋工程师倭松(Ossent)的冲突,是义和团与武装的欧洲人的第一次冲突,洋人先开枪,义和团从数百人聚集到万人,对洋人加以追击,“将洋人追击上岸,未知存亡”。(2)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义和团杀教士、焚毁教堂、铁路等的具体原因。

   义和团发生的长期原因,则与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有关,特别是《马关条约》以后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掀起瓜分狂潮有关,与外国传教士长期以来在中国传教过程中的为非作歹有关。大量历史材料证明,义和团仇视洋人、洋教、洋物,都与仇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图谋有关。在洋兵进京以前,义和团破坏铁路,是出于与清兵作战的需要,为反抗西摩尔联军乘火车进京,大规模破坏铁路,完全是作战手段,以此攻击义和团摧毁现代文明,是什么反人类、反文明,这就是西方侵略者的观点了。

   围攻使馆和西什库教堂,是义和团被攻击的一大原因。真实的情况又如何呢?据记载,西什库教堂内有法国水兵30人,意大利水兵10人。(3)义和团于6月15日围攻教堂,由于教堂防卫坚固,始终未能攻下来。6月12日,东交民巷一带已被西兵占据,不准中国人进入。试图靠近的拳民,往往被击毙。据美使康格6月15日的电报,“我们仅仅力图保卫我们自己直到增援部队到来之时,但是各使馆驻军早已枪杀了差不多一百个拳民”。(4)使馆以为西摩尔联军很快就会赶到,有恃无恐,3天之内就枪杀了近百个拳民,这不是在义和团的仇外心情上火上加油吗?围攻使馆固然违反国际法,但也是使馆咎由自取。据记载,6月16日内阁奉上谕:“所有各国使馆,理应认真保护。著荣禄速派武卫中军得力队伍,即日前往东交民巷一带,将各使馆实力保护,不得稍有疏虞”。(5)显然,清政府保护使馆的措施是明确的。

   必须指出,早在5月底,各国已在各自使馆驻扎重兵,把使馆变成设在北京城内的外国军事据点。这是完全违背国际法的。据当时欧洲的国际法学家的意见:“使臣公署,不得据之屯兵”(6),这是国际公法常识。大沽事件后,各国侵华战争宣告爆发,清军和义和团攻击使馆,实际上是对这个外国军事堡垒的进攻,从国际法角度看,不能说完全无理。外国教堂屯兵,更是违反国际法的。(7)

   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八国联军出兵以前,列强瓜分中国之说甚嚣尘上;八国联军出兵引起义和团强烈抵抗之后,经过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辩论,瓜分中国说为保全中国说所代替。在中国担任总税务司长达45年的英国人赫德在当时写的文章中分析道:“中国如被瓜分,全国即将协同一致来反对参与瓜分的那几个外国统治者。”(8)义和团阻止列强瓜分中国的历史作用,西方人很快就看出来了,中国人也很快看出来了。最早看出这一点的中国人,是留日学生。1901年在横滨出版的《开智录》上,有作者著文,对义和团给与了崇高的评价,说“义和团此举,实为中国民气之代表,排外之先声矣”,“有此数功,则我国民精神从此振刷矣。”(9)孙中山高度评价义和团的历史功绩。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演讲三民主义,说义和团“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10)

   国际无产阶级高度评价了中国的义和团运动。俄国革命领袖列宁在1900年写道:“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不痛恨他们吗?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早就对中国实行这种掠夺政策了”。(11)德国工人阶级政党的报纸《前进报》,1900年6月19日发表题为《铁拳》的社论,说“如果说有所谓‘神圣的战争’,那么中国奋起抗击以主子姿态出现的外国剥削者的战争,正是这样一个‘神圣的’民族战争。”(12)

   以农民为主体组成的松散组织义和团,其本身愚昧、落后,有许多缺点,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必须指出,义和团的笼统排外主义实质上是农民阶级有历史局限性的民族革命思想,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原始形式。它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初期的共同特点,义和团运动不过是它的典型代表和集中表现。因之,对义和团的排外主义,不应采取简单回避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需要进行科学的阶级分析和历史考察,对它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释。

   鸦片战争以后160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是侵略与反侵略同在,压迫与反抗同在,屈辱与辉煌同在。屈辱、觉醒、奋斗、牺牲、变革、进步,贯穿了整个中国近现代史。

   总结160多年的历史进程,可以分为前109年和后56年。前109年,历史的大关节,基本上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是封建统治者勾结帝国主义镇压人民起义和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是中国要求追上世界资本主义的步伐、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封建统治者和帝国主义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所有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思想文化的种种斗争,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围绕这些历史的大关节进行的。经过社会先进人士无数次的社会改良,经过新的社会阶级、政党发动的屡次革命,在坚持长期反帝反封建斗争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赢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即由人民掌握政权的新中国的诞生。后56年,历史发展虽然也很曲折,但其历史的大关节,基本上是在人民取得政权的基础上,探索国家现代化并且取得巨大成绩的历史,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且成功地摸索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后56年内特别是前期的某些失误,也与这种探索有着密切的关系。换一个说法,前109年是争取国家独立的历史,后56年,是争取国家现代化和富强的历史。这样一个简单的历史过程,大多数人都是明了的,特别是最近50年,同时代人作为这一历史过程不同程度的参与者、见证者,都体验到了创造历史的艰辛与喜悦。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只有一条,那就是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利益最大化未能得到满足。

   《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虽然从中国取得了许多特权,但还要取得更多的特权。它们还要求在中国实现鸦片贸易合法化,要求在中国全境通商,要求在北京设立使馆。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宇和教授近年研究第二次鸦片战争,他的最新研究成果证明,英国之所以发动这场战争,很大程度是要逼迫清政府把鸦片贸易合法化,以保障当时英国在华最大的经济利益———鸦片贸易。(13)谋求在华的全面经济与政治利益,这是它们的根本利益所在。这个根本利益拿不到手,新的一场侵略战争迟早是要爆发的,问题只在发动战争的时机和借口而已。

   《现》文说战争的原因,列举了两条。一是“让英国官员和商人可以自由进入广州城”(即外人入城问题),另一是修约问题。这是两条表面原因,如果认为是根本原因则是违背历史真实的。

   外人入城问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南京条约》第二款:“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驻该五处城邑。”这就是说,一般英国人可以居住在港口,外交官则可以住在城邑。中方认为,按中文字义,城邑不一定指城内,条约未给英国人入城的权利。《南京条约》英文本把中文本中的“港口”和“城邑”通通翻译成Cities and Towns。英方认为Cities and Towns就可以指城内,因此,英国外交官和一般英国人都可以入城。中英双方在条约约文的理解上,发生了很大歧异。按照欧洲人的国际法,《南京条约》的两种文本(当时没有第三种文本)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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