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闵辉 郑昭红:汪曾祺研究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58 次 更新时间:2015-10-15 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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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闵辉   郑昭红  

汪曾祺是个衔接现、当代的作家,早在四十年代就已有小说《邂逅集》问世,解放后从事戏曲工作,也写过京剧剧本,六十年代出过一薄薄的小说集《羊舍的夜晚》。进入新时期,年逾花甲的他,重新提笔,一发不可收,《受戒》、《大淖记事》、《跑警报》、《泡茶馆》……几乎篇篇都是精品,以后陆续出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等几个小说集,散文结有《蒲桥集》、《旅食小品》和《汪曾祺小品》等集子,另有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94年,四卷本《汪曾祺文集》出版,至今仍笔耕不辍,确是晚翠花香。

汪曾祺终于被发现了,一篇《受戒》令人耳目一新,人们开始注意汪曾祺,研究汪曾祺。以1980年唐挚《赞〈受戒〉》、张同吾的《写吧,为了心灵》〔1〕为发端,新时期汪曾祺研究已走过了17个年头, 发表于全国各种报刊杂志上的评论文章达近百篇,掀起了一股“汪曾祺热”。1988年9月, 《北京文学》编辑部在京召开“汪曾祺作品研讨会”,《当代作家评论》93年第1期专门出了“汪曾祺评论小辑”; 江苏电视台还录制了一部反映汪曾祺文学生涯和文学成就的MTV 专题片《梦故乡》,汪曾祺的确“行情看涨”。如果把这十几年来汪曾祺作一个回顾的话,那么1980——1989年可以是汪研的初期阶段,这一时期着重于对汪曾祺小说从单篇赏析到对作品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意识、小说的题材主旨及创作风格进行较为全面评析,并开始运用比较方法探究其艺术渊源;90年至今则可看作是汪研深入发展阶段,研究面扩大,散文研究开始起步,作家本人的研究也受到重视,众多研究者力图运用全新的价值观和史的观念,从宏观的文化角度并通过微观作品分析,结合创作的内部规律,对汪曾祺创作所具有的文化意蕴及艺术品格作更深入细致的综合考察,并联系当前文学状况、文化走向,对“汪曾祺热”现象作多方面解析,力图对其创作在当代文学史的地位给予中肯的评定。本文仅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结合本人研究中的一些体会,对这些研究成果作一点较为全面的评述。

  一

新时期以来,小说研究一直是汪研的重点。这也符合汪曾祺的创作实际。研究者们大多把汪曾祺小说当作美文多视角、多层次地进行考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这样几个研究热点:小说的传统文化底蕴、艺术渊源及小说的文体风格。

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濡染的作家。汪曾祺小说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意识一直是评论家们的热点话题。儒道佛相互渗透是对汪曾祺小说的哲学意识较为一致的看法。早期研究者大多从小说人物形象分析入手,刘锡诚认为汪曾祺赋予他笔下人物以传统美德,在这些人物相互关系中,突出赞美他们扶危济困,相濡以沫的人道主义精神;〔2 〕季红真进一步分析他笔下的旧知识分子,一方面积极入世、注重实践、有所作为的儒家道德理想,一方面则是消极出世无为清静的道家精神,二者相辅相承,形成他们的人生哲学,因而她认为,汪曾祺受古典哲学意识相互渗透互为因果的整体影响,其中儒道影响很大,而佛家则很小,儒道中又以儒家影响最直接,在一定程度上对老庄又有所批判;儒家的有所为与道家无所为在独立的人格理想这一点统一起来,形成他基本的审美理想和道德尺度。〔3〕是早期这方面研究的力作。 杨剑龙也认为“从总体上看,汪曾祺从儒家精神中汲取的主要是贯注其中的原始人道主义精神,从庄禅意识中寻觅的主要是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思想。”〔4 〕随着研究的深化,讨论更为具体深入,有人专门剖析汪曾祺小说的禅宗底蕴,〔5〕有人甚至提出他还受墨家的“赖力仗义”的影响, 特别是在表现小劳动者类型人物时,呈现为道墨相合的精神结构。〔6〕

汪曾祺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7 〕儒道佛思想共同构成汪曾祺小说中的和谐,这差不多已成了共识。杨剑龙着力分析了汪曾祺追求的熔铸了中和主义审美观的审美境界,认为“我们可以在汪曾祺笔下,从古朴敦厚的乡镇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平和宽裕的境界里,寻到儒家个体与社会和谐的人生理想,从清新明丽的江南风光里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意境中,觅出庄禅的个人与自然和谐的审美追求。 ”〔8〕石杰的《和谐——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生命》〔9 〕则进一步从“入世的和谐”和“出世的和谐”两方面作深入剖析。他与林江合写的《汪曾祺小说中的儒道佛》一文,〔10〕可算是对汪曾祺所受儒道影响研究的一个小结。文章从儒道佛在汪曾祺小说中的具体体现;儒道佛思想共同构成小说中的和谐之美,并从创作主体与儒道佛各自的特质加以成因分析;汪曾祺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和创作思想都受到儒道佛思想的深刻影响三方面进行分析总结,体现了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

众多研究者对汪曾祺小说中的传统思想文化意识的挖掘可谓全面而深刻,这固然与汪曾祺本人的文化素养有关,同时,与当前的传统文化热,对传统伦理道德重新审视,以及对人文精神的提倡不无关系,与此联系,我们就可以更清楚理解“汪曾祺热”另一层面的缘由了;传统文化意识能如此茁壮地在当代文学中开花结果,并不只是传统的问题了,肯定还有其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合理内涵,如古典人文精神等,可否由此考察这种传统的现代性,这样才可更准确理解现代的汪曾祺,小说研究中这方面还是个薄弱环节。〔补注1〕

对汪曾祺小说的艺术渊源,研究者较为一致认为,汪曾祺吸收我国古代散文、笔记小说的优良传统,是“我国古典小说中文人小说一家继承和发展”;〔11〕同时,还注意到其他传统艺术门类如绘画、戏曲和说唱文学对作家小说创作的影响。李振鹏对汪曾祺小说的民族性作分析,先从结构、表现手法、人物刻划等方面探讨汪曾祺小说与中国传统小说的承传关系;接下从语言风格上分析“唐宋派”与“桐城派”古文的影响;并从传统戏曲的“写意性”和“没有背景”性来剖析汪曾祺小说又一特色:“气氛即人物”。〔12〕柳易江则认为,汪曾祺小说中渗入一种“清高绝俗”的文人画风格,而文人画又是以意境的创造为审美核心的,因此,汪曾祺小说的最大特点便是意境的构造。文中专门对汪曾祺小说中巧妙运用了中国画中“空白”理论来虚实相生的效果进行独到的阐释。〔13〕对于艺术渊源的探讨,从评论文章来看,着力于开掘其传统渊源,还应值得注意的是汪曾祺学贯而西,“我也曾接受过外国文学影响,包括“意识流”作品的影响,就是现在的某些作品也有外国文学影响的蛛丝马迹”。〔14〕这类话,汪曾祺曾多次提及,他要的民族传统是“要能对外来文化的精华兼收并蓄的”,〔15〕很明显,这一渊源影响研究却鲜有人涉及,几乎是个空白。只有解志熙《汪曾祺与存在主义》,杨鼎川《汪曾祺与外国现代主义文学》(《佛山大学学报》1996.2)

汪曾祺小说的文体风格也是评论界感兴趣的话题。对汪曾祺小说的创作风格,大多数人用“淡中有味,飘而不散”,平淡、和谐来概括。其实,汪曾祺同沈从文一样,注重语言文体建设,“我大概是个文体家”,因而用文体批评接近汪曾祺可能更方便、更准确。较系统地着手这一工作的李国涛。他在《文学评论》87年第4 期上发表《汪曾祺小说文体描述》一文,从“小说是回忆”、近似随笔、“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三方面结合具体作品对汪曾祺小说文体的三个支点:回忆、结构、语言进行透彻、精遂的解析。杨志勇则从叙述方式(包括视角、语言等)的突破、着力于气氛的创造、虚实相生以激发读者的主体创造意识三方面来阐释汪曾祺小说的文体意识,并指出在这几方面汪曾祺的文艺观与西方现代文学(形式学派、接受美学)达到某种程度上的共振〔16〕。许多研究者都提到汪曾祺小说“散文化”这一特点,“散中有凝”,追求内在的神韵,认为这是对传统小说观念的消解,这是较一致的看法。许宗华专门对汪曾祺小说“非情节化”作了论述,他是以氛围背景为小说结构中心〔17〕;张洪德则进一步从“对人物作个体凸现或群体描绘”,“运用‘写意’手法展示人物风貌”,“选取独特细节对人物作传神描绘”三方面分析了汪曾祺小说中人物描写的散文化技巧〔18〕。谈到小说散文化,汪曾祺小说中“气氛即人物”,注重氛围感渲染和酿造,得到了评论界一致认同〔19〕。邓嗣明撰文从氛围气这点来探讨汪曾祺小说的艺术品格,认为汪曾祺小说氛围气的出现,关健在于用气氛酿造人物,构成一种情调。而情调的形成又取决于作家审美理想与相应物象撞击所产生的意绪和情思,所以氛围气的创构就在于他对这种意绪和情思的捕捉和组建;接下他从这一转化的两种形态:一、气氛即人物:审美感受的物质外化;二、小说“散文化”:理想人格美的塑造对汪曾祺小说文体的抒情审美品格作了深层的剖析,很有创见。〔20〕

从资料上看,文体研究日益成为汪研的重心。文体作为一个由一定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必然折射出作家个人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及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目前汪曾祺小说文体研究大多停留在表层,即作品的语言秩序和体式上〔补注2〕, 对文体负载着的社会的文化精神和作家的人格内涵的深层结构分析,虽有人开始涉及(如夏逸陶),但显然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完全可以由此来考察汪曾祺小说文体形成的诸多因素,包括创作内部规律(如小说是回忆等),从而把文体的表层及深层功能结合起来,更全面准确地认识这位道德文化艺术修养极高的文体家。汪曾祺自己也说:“小说作者的语言是他的人格的一部分,语言体现小说作者对生活的基本态度”。〔21〕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李同涛《当代小说同艺术世界的联系——汪曾祺的小说观念》一文〔21〕,就《晚翠文谈》并结合创作,阐释汪曾祺关于戏曲与小说、诗文与小说之间、中外小说之间、以及古代文论和当代小说创作之间的“打通说”,特别是对其关于小说文体的“文气论”和“意境说”作了全面概括分析。汪曾祺是作家又兼评论家,他的文艺观是较庞杂的,对其小说观作全面梳理,这无疑对我们更好地理解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是有补益的。

  二

汪曾祺小说的文体美得益于他的散文,以至其散文反被小说的盛名所掩。新时期以来,汪曾祺的散文创作与小说几近同步,然而散文研究却起步甚晚,一直到《蒲桥集》89年出版后,始有人撰文专论。韩毓海读后撰文〔23〕指出:“这种对新文化运动进行反思的传统,沈从文将它传给了汪曾祺,汪先生把它传给谁呢?这是一个被冷落的传统。”接着从“克服历史与接近存在”、“‘闲话’与‘意识形态’“两角度联系现实,古今中外对这一被冷落的传统进行反思,令人于无声处听雷声,作者思路异常活跃开阔,但“琐记”毕竟是琐记。

倒是周荷初对汪曾祺的散文创作作了较为详细的“管窥”:汪曾祺散文的小品性质首先便在于自由,题材不拘,挥洒自如,采用一种近无结构的“随笔体”;一般写得较为平淡,只就眼前景写心中情,并且认为这种小品风与作者淡泊、宁静,具有道家风范的超脱性情相对应;其次,作者还从绘画的线条色彩,观察景物的视角对汪曾祺散文文画渗透的艺术特征进行分析;最后,他将汪曾祺与晚明小品诸家作了比较,认为在散文体系知识情趣这点上,他们之间的精神共鸣是明显的,然而,毕竟分属不同的时代与文化背景,其思维个性与人生态度、趣味也并不完全相同,汪曾祺感情上或许留恋儒道,理智上则倾向现代意识。〔24〕

从上面分析来看,研究者已开始涉及汪曾祺散文的传统文化意识和艺术渊源〔25〕。几乎每个评论新时期散文现象的人也都要提及这一点,汪曾祺逐渐为散文界所关注。晓华汪政《略论新时期散文的家园意识》认为汪曾祺散文回到了家、返回日常,这种对传统闲适复归的阶段风格较完美地呈现了家园的作为日常诗性,已与古时隐逸文化接通了血脉;楼肇明则明确指出“在当代散文与现代散文乃至古典散文的文化艺术接轨上,不得不首推汪曾祺雅韵的独步”〔26〕。关于这一点,范培松在《钟山》94年第6期发表《京派散文的再度辉煌》一文, 把汪曾祺与沈从文的散文作全面比较,将他纳入京派散文创作流程进行考察,是近几年来汪曾祺散文研究的扛鼎之作。文章首先指出,汪沈散文都属水性,但又各具特色,有很大差异,鲜明地表现对现实的态度上,与沈从文“避”的态度相反,汪曾祺则采取一种“随遇而安”更宽容的“入”的态度,显得比沈从文更现实、更坚强。另外,他还考察了汪曾祺的“滋润”散文观,认为“汪氏的滋润是一种全方位的审美自觉”,其终板目的是“文化的休息”。最后,对汪曾祺散文的“胡同味”进行分析,认为,依恋农业大文化,崇尚和谐、平等,以静为本,再加上“滋润”散文观,四位合力,酿造了汪曾祺散文浓郁的胡同味,正是这种胡同味,使汪曾祺散文被纳入到正宗的京派散文之中。可以说,该文标志着汪曾祺散文研究上了一个新台阶。

对汪曾祺散文传统文化意识的考察,与小说研究相比,明显一点,研究者更早注意到汪曾祺既传统又现代这一点,他的作品既有“旧文人的影子,但又有一种现代的难以名状的人生体验”,“力图把现代生活韵律古典化”;〔27〕“感情上或许留恋儒道,理智上倾向现代意识”(周荷初)这是较集中的看法。但对于现代的汪曾祺如何在精神内涵到艺术层面上将传统与现代沟通起来,还鲜有人作具体研究。对此,笔者曾撰文《寻找人境——从散文创作看汪曾祺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福建论坛》1996年第5期),认为在与自然“天人合一”的和谐中, 汪曾祺找到了使自己心灵有所归依的理想境界——“人境”,自觉地实现了与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的精神契合,以其“温爱”的人性关怀,调和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又让其既符合传统美学理想,又照顾到现代人的复杂感受的家常话语模式,从而将传统与现代沟通起来,成功地完成了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

汪曾祺散文研究虽有进展,但与汪曾祺散文大家的地位仍十分不相称,这一研究领域还有待于进一步拓展。笔者认为,既然汪曾祺创作打破了各种文体界限,而且从题材、主旨到创作风格其小说与散文都极其近似,我们就完全可利用当前小说研究已有的丰硕成果,同时坚持散文文体自身的独特性来进行散文研究,这虽有以车代步之嫌,倒也不失为汪曾祺研究中的一条捷径。

  三

对汪曾祺作综合研究,首先是比较研究。研究者们往往把他纳入京派系统来考察,散文研究中也有人提及周作人〔28〕,但无疑汪沈比较仍是这一研究热点,除前面提到的《京派散文的再度辉煌》外,小说研究中从单篇到整体都有人作比较。夏逸陶从小说文体角度来比较这两师生文体家。首先,对故乡感情的差异,导致各自语言色调的不同:湘西给沈从文激情和感伤,高邮则赋予汪曾祺和谐温情,沈从文语言淳朴自然单纯,而汪曾祺喜欢在闲适雅致中精雕细琢,语感情调中多了份抚慰与轻松的调侃;其次,叙事视角取决于作家各自的个性心理特征:沈从文的孤独与天真,使得他对湘西采取一种近距离平视,对都市则是鄙视与嘲弄;汪曾祺有通俗抒情诗人的恬淡宽厚,使得他能用心去感受生活中的欢乐和温馨,贴近地观察生活又从较远距离思索生活,有一种超然与达观。第三,结构上汪沈走同一方向——散文化,但相比之下,汪曾祺更看重写人物,重文气有画意;最后,从作品体现的不同人生哲学来看,汪沈都有出世与入世矛盾,但呈现形态不同,沈从文体现在爱国者的忧患意识与文学家维护文学独立的要求之间,汪曾祺则在儒家与庄禅之间,这些都反映在对创作的文体追求上〔29〕。这样从表层到深层对文体作比较,对我们不无启发。的确,比较研究有利于我们在对比中更好地认识作家作品,但对汪曾祺,似乎只注重京派作家对他的影响(而且只限于沈从文),其实,另一方面汪曾祺对青年一代作家(如何立伟、徐卓人、阿成)也是有影响的,创作上与林斤澜、贾平凹等也大可作比较,这方面研究目前近乎是个空白。〔30〕

比较研究中必然运用一些史的视角,研究者开始注重运用全新的价值观念从文学史角度来考察汪曾祺,因为这是一个“久被冷落的传统”。黄子平把汪曾祺放到现当代文学史中去考察其复出文坛的意义及原因:一方面是对中断已久的现代抒情小说这一条“文学史线索”的接续;一方面,中国当代文学最大教训是它拒绝了四十年代除延安文艺以外的新文学遗产,因而汪曾祺小说就成为八十年代中国文学——主要是寻根文学——与四十年代新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一个中介〔31〕。杨志勇则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待汪曾祺如何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平民意识的理性张扬,实现了文人传统与民间传统的新融合,对五四创作都做了极有意义的补正,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通俗化的成功范例;超越五四,反思新文化运动,实现民间文化与新文化的融合。〔32〕

对汪曾祺创作从史的角度加以考察,就是对汪曾祺创作在当代文学史的地位作了评定,汪曾祺对中国文学的延续与艺术接轨,这个价值已被充分认识〔33〕。当然,并非众口一誉,许多评论者也实事求是指出其创作的不足。马风从文学社会学角度看,认为支撑汪曾祺小说框架的文化内容不具备坚实的社会性张力,也不具备深厚的历史性根基;小说缺乏人物的主体性和人物的社会性;小说的价值系统向审美一方倾斜,认识功能和教育功能被忽略;小说与社会现实相脱离〔34〕。这几点批评大多符合汪曾祺关于“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小说是回忆”等创作主张与创作实际。沉风则认为汪曾祺世界过于纯静完美,衍生出“现代缺憾感”;过分券恋传统,有审丑倾向;不曾考虑过“历史发展”,没能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把人物放在高邮这一孤立的活动空间与现代中国社会现实不符合;人物形象概念化、公式化、甚至脸谱化;对人性那种唯心而虚幻的呼唤,是一种倒退;小说散谈的形式往往把他蕴含的底气弄得浅薄〔35〕。从文学的社会性来分析作品,本无可非议,但这般如排枪的批评,笔者却不敢完全苟同,倒觉得作者这“沉思”未名太刻薄了些。”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36〕,有个性的作家缺陷总是难免的,我们不可能也不必要苛求每个作家都得脚踏时代的风火轮,因为生活本身就是丰富多彩的。倒是小说“散文化”对小说文体自身的解构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应值得我们更全面深入地去思考。至于汪曾祺散文,虽然研究刚起步,不足之处也很明显:“只有承继一途”,注重艺术的精致,而“忘却更大的审美空间”〔37〕“缺少宏阔与凌厉”,张叹凤则指出其败笔之处在于“一说就俗”〔38〕。的确,汪曾祺散文多精品但也良莠不齐,有些篇章也偶有失着,过于琐碎、啰嗦,难免给人散乱、重复之感。

随着散文研究的起步,对汪曾祺创作全貌综合考察也走上正轨,出了一些作家论〔39〕,胡河清的《汪曾祺论》〔40〕联系高邮这一特殊人文地域,对汪曾祺小说和散文中折射出的作家历史观,无功利人生哲学,对吃文化的精神依托以及与秦少游的渊源关系等心理要素分析,认为汪曾祺是“一个典型汉文化中心地域产生出来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其创作的审美方式体现了儒家人文文化价值体系,他渴望保持中世纪贵族文化的人文弹性和精致情趣,但这种维护却又相当温和、有分寸,无非是想把现代自由意志的生活方式与古典意趣的艺术化氛围和谐结合起来。由文及人,作了全面评述。舒畅则通过对汪曾祺与昆明有关的散文、小说综论,揭示其创作与抗战期间大后方历史文化风貌的内在联系〔41〕。鉴于汪曾祺创作实践了他主张的“打通论”,笔者认为,我们也可“打通”其创作来进行综合研究:在小说与散文之间采用文本互读,通过实证对比、考察其他传统艺术门类,多种文化素养对其创作的影响来剖析它们之间共同的文化底蕴、审美情趣以及相近的艺术风格;进而探讨汪曾祺小说与散文这两文体在语体层面上相互影响产生的效果。汪曾祺多次强调要从创作内部规律来研究作家作品。通过作家创作的内部作品互证,此“打通”研究会更加切合其创作实际。

当然,要真正理解和判断一个作家,不仅要研读他的作品,而且还要了解作家其人,他的生活道路,他的气质个性等,这就是鲁迅所说“知人论世”。把作家本人研究与作品研究结合起来,当然有利于认识的深入。魏家骏联系作家本人曲折的生活历程,将汪曾祺的小说世界,分为故乡高邮、抗战时期大后方昆明、六十年代下放的塞外农场果园及寓居北京的世俗生活的四个艺术层面,并对这四个层面由远及近,由少及老,留下作家在不同人生阶段的感受方式和感情状态进行剖析〔42〕。相比之下,这样的分析当然更能切中首綮、更具说服力。近几年来,对汪曾祺本人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不断有人写些作家专访,人物侧写等〔43〕,虽大多还只是印象式,却也能让人通过这些亲近切实的文字,感悟到作家精神气质与艺术风格,不无启发。季红真《汪曾祺:静观中的风景》〔44〕读来只觉得汪曾祺平易和气,情感丰富又不乏幽默,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境界,确也人如其文。这样的文章还应多看到,只是目前还没有较有份量的力作,还没有较为详细展现作家生活道路和创作经历的传记出现,这不能不说是17年来汪研的一大缺憾。

这十几年来,研究者们对汪曾祺多层次、多视角进行分析、剖析、阐释、挖掘,虽仍有不足,却也硕果累累,笔者虽尽力而为,仍难免有些疏漏。回顾汪老的创作历程,令人想起“踏遍青山人未老”;展望今后汪曾祺研究,我敢说——“风景这边独好”!



注释:

〔1〕载《北京文学》1980年第12期。

〔2〕《试论汪曾祺小说的美学追求》,《北京师院学报》1983 年第3期。

〔3〕《汪曾祺小说中的哲学意识和审美态度》,《读书》1983 年第12期。

〔4〕、〔8〕《论汪曾祺小说中的传统文化意识》,《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2期。

〔5〕参看《汪曾祺小说的禅宗底蕴》, 《长沙水电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6 〕梅庆生《语言•文体•文化——汪曾祺小说世界的剖析与把握》,《丽水师专学报》1993年第1期。

〔7〕《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上海文学》1988年第4期。

〔9〕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10〕载《广东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

〔11〕武勤英《看书、买书与写书:作家汪曾祺的书房》,《光明日报》1987年2月21日。

〔12〕《汪曾祺短篇小说创作风格探》,《当代作家评论》,1984年第6期。

〔13〕《汪曾祺作品的意境美》,《创作评谭》1993年第3期。

〔14〕、〔15〕《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见《晚翠文谈》。

〔16〕《论汪曾祺小说的文体意识》,《湖南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17〕《浅论汪曾祺小说的“非情节化”》,《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

〔18〕《汪曾祺小说人物描写的散文化技巧》,《锦州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

〔19〕参看《一枝一叶总关情:谈汪曾祺小说的氛围感》,《淮北煤炭师院学学报》1994年第3期。

〔20〕《弥漫着氛围气的抒情美文——论汪曾祺小说的艺术品格》,《文学评论》1992年第3期。

〔21〕《关于小说语言(札记)》,见《晚翠文谈》。

〔22〕载《作家》1989年第2期。

〔23〕《“历史”•“意识形态”与被冷落的传统——读〈蒲桥集〉琐记》,《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1期。

〔24〕《汪曾祺散文创作管窥》,《当代文坛》1993第4期。

〔25〕、〔27〕、〔28〕参看孙郁《汪曾祺的魅力》,《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1期;文学武《论汪曾祺散文的文化意蕴》, 《当代文学报》1996年第1期。

〔26〕、〔37〕《当代散文潮流回顾》,《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3期。

〔29〕《忧郁空灵与明朗洒脱——沈从文、汪曾祺小说文体比较》,《中国文学研究》1990年第4期。

〔30〕从资料上看,只有《感悟三境界:张承志、阿城、汪曾祺创作比较片谈》一文,《小说评论》1986年第5期。

〔31〕《汪曾祺的意义》,《作品与争鸣》1989年第5期。

〔32〕《传统的自觉——汪曾祺创作论》,《求索》1994年第3 期。

〔33〕还可参看徐卓人《汪曾祺其人其作》,《文艺报》1994 年9月17日。《汪曾祺与新时期小说——一次文学史视角的考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5年第10月。

〔34〕《从文学社会学角度看汪曾祺小说》,《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5期。

〔35〕《沉思于昨天和今天之间——对汪曾祺小说的一种理解》,《批评家》1989年第5期。

〔36〕汪曾祺《沈从文的寂寞》,见《晚翠文谈》。

〔38〕《汪曾祺先生的随笔》,《文学自由谈》1994年第4期。

〔39〕《中州学刊》1995年第1期刊载《汪曾祺论》,另外, 还有一些小型作家论刊载其他刊物上。

〔40〕载《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1期。

〔41〕《大后方历史文化风貌的文学再现——汪曾祺与昆明有关的散文、小说综论》,《云南师范大学报》1995年4月。

〔42〕《汪曾祺小说世界剖析》,《扬州师院学报》1988年第3 期。

〔43〕这种文章很多,如《创作短篇小说的老将:访汪曾祺》(《长江日报》1987.3.28)舒非《汪曾祺侧写》、 何志云《有一个汪曾祺》(《作家》1992年第2期)、《访汪曾祺》(《作家》1992年第7期)、《我感觉到的汪曾祺》(《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1期)等, 《“晚饭花”、“野茉莉”夫子自喻:我看汪曾祺》(《文学报)1993.7.29)。

〔44〕载《芒种》1994年第10期。

〔补注〕

1、这方面的研究, 只有杨志勇《传统的自觉——汪曾祺创作论》一文,将在下面评述。另外,美国学者史书美在《林徽英、凌叔华和汪曾祺——京派作家的现代性》(《天中学刊》1995年增刊)从》“散”的美学探讨汪曾祺艺术技巧上的现代性。

2、 这方面的文章有《最从平淡见神奇——谈汪曾祺小说的语言特征》(《平原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汪曾祺作品语言风格简评》(《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发纤于简古, 寄至味与淡泊——试谈汪曾祺小说的语言艺术》(《张家口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落尽豪华, 一派天籁——试论汪曾祺小说语言风格》(《南都学坛》1995年第3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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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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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龙岩师专学报:社科版》1997年02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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