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众议: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7 次 更新时间:2015-10-04 23: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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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众议  

   绪言

   一如任何经典作家的学术史,塞万提斯研究汪洋恣肆、了无边际。为避免被浩瀚的资料所淹没,本著几乎仅仅撷取了塞万提斯学术史中最为突出的冰山一角,而这一角便是作为绝对中心的《堂吉诃德》研究。然而,即便如此,也只能披沙拣金,取精用宏;顾此失彼、挂一漏万则在所难免。此外,学术史梳理,无论多么简单、客观,也会有意无意地沾染上研究者的色彩。这色彩既有意识形态属性,也无可避免地体现了研究者的视野和学识、性情和偏好。因此,即使笔者恪尽职守,努力做到不偏不倚、客观公允,但事实是:绝对的客观和全面是不存在的。

   至于本篇所要展示的研究部分,自然无法涵括整个塞学中的诸多问题,甚至是其中的主要问题;盖因四百年塞万提斯研究如汗牛充栋,成果之繁博,所涉之深广岂是区区一部专著可以一网打尽?况且“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文学也都是当代文学,站在时代的高度,背靠民族文化,塞万提斯无疑也是说不尽的。如是,这无论如何都只是我国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的一个粗陋的开端。也就是说,本著充其量只能算部分学术史研究或研究之研究,甚至只是笔者塞万提斯研究的一个方面,但毕竟是相对主观的一面,故而更有丑媳妇见公婆的忐忑与羞惭,在此从实招来。但是,这种抛砖引玉无疑是学术发展的重要环节。谓予不信,本人不妨略述如下:

   在历时四个多世纪的塞万提斯研究中,《堂吉诃德》始终是无可争辩的中心。尤其是在十七至十八世纪,所谓塞万提斯研究,如果称得上研究的话,也只是《堂吉诃德》研究。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为《堂吉诃德》研究鸣锣开道的,是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海涅、拜伦等一大批浪漫主义者“拨乱反正”,奉塞万提斯或堂吉诃德为一尊,甚至干脆将自己“等同于”哭丧着脸的游侠骑士。他们的许多观点至今仍萦绕在我们耳边。

   然而,正所谓时移世易,时代有所偏侧,十九世纪的宏大叙事在二十世纪的解构风潮中变得破碎、模糊。于是反思和重构成了当务之急。于是十七至十八世纪的那些不是研究的研究逐渐浮出水面,并多少为我们显示了最初的解读。无论如何,从现代接受美学的角度看,它们不仅是有效的,而且为后来的追根溯源、探赜索隐奠定了基础。

   最初的接受主要是嘘声和笑声。嘘声来自同时代文人,其中洛佩的判决奠定了塞学最初的负面基调。笑声是一般读者给予塞万提斯的回报。他们不是在堂吉诃德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和他同命运共欢乐,便是视他为十足的疯子、逗笑的活宝。

   十八世纪是个理性的世纪、启蒙的世纪、新古典主义的世纪,但塞万提斯及其《堂吉诃德》继续面临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接受与评价。如果说英国翻译家彼得•莫特乌斯开启了十八世纪正面评价和肯定《堂吉诃德》的先声,那么法国译者阿兰-热内•勒萨热恰好从反面否定了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后者不仅翻译了阿维利亚内达的伪作,而且在《译者前言》中猛烈地抨击了塞万提斯。因此,塞万提斯必得等到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时期才真正扬眉吐气。浪漫主义定塞万提斯为一尊,对《堂吉诃德》可谓推崇备至。德国作家先声夺人,于一八○○年和一八○一年率先推出了两个版本。首先是施莱格尔兄弟,继而是谢林和海涅。与之遥相呼应的当然还有英国诗人拜伦等。他们对《堂吉诃德》的高度评价一扫笼罩在塞万提斯头上的阴霾,并奠定了塞学在西班牙,乃至世界文坛上的崇高地位。与此同时,西班牙本土的塞万提斯研究迅速升温,并在生平和版本研究上取得了骄人的成果。此后,现实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塞学扩展了新的维度。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马克思和恩格斯等等,将塞万提斯及《堂吉诃德》研究引向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然而,以上学术史梳理可以证明,或褒或贬,甚至大褒大贬,构成了传统塞学的两大阵营。当然,两者之间也有打破排中律的钩沉索隐和修辞研究,如梅嫩德斯师徒的版本考据或有关学者的审美批评。二十世纪的情况有所不同。随着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各种形式主义、虚无主义批评的兴起,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历史批评受到了挤压;但意识形态批评同样强劲,尤其是在冷战期间。塞学作为文学批评的一环或一隅,变得越发地汪洋恣肆,无论观点还是方法,又何啻五花八门!

   因此,本著不可能也无意于评判活瀚塞学的所有立场、观点和方法,而只想攫取其沧海之一粟,并管窥蠡测,对文学及文学经典其所以成为经典的一般规律和特殊形态发表一家之言,进而对我国当下的文学批评和创作富有借鉴意义的相关方面略陈管见。失当和谬误在所难免,敬请方家读者批评指出,以裨更正。

   一、最初的是非恩怨

   我总是夜以继日地劳作,

   自以为具有诗人的才学,

   怎奈老天无情毫不理会。①

   这是诗人塞万提斯对自己的总结,它出现在一六一四年的长诗《帕尔纳斯山之旅》(Viaje del Parnaso)上当非偶然,因为事实上塞万提斯一直未能跻身于“黄金世纪”诗坛的大诗人行列。用当时文坛泰斗洛佩•德•维加(Lope de Vega y Carpio,Félix)的话说,简直“没有比塞万提斯更糟糕的诗人”。②除却洛佩的鄙弃,时人对塞万提斯的诗作少有论评。

   洛佩虽然比塞万提斯年轻十五岁,却被誉为“天才中的凤凰”,连塞万提斯本人也曾称其为“自然界的怪才”,③并在十四行诗《题洛佩•德•维加之〈巨龙颂〉》(A Lope de Vega por su segunda edición de La Dragontea)和《伽拉苔亚》(La Galatea)中对其大为赞赏。洛佩则投桃报李,也在他的牧歌体小说《阿卡迪亚》(Arcadia,一五九八)中将塞万提斯列写入诗人乐园或世外桃源阿卡迪亚山诸公之列,从而委婉地赞扬了塞万提斯。诚然,他与塞万提斯的矛盾更为世人所津津乐道。两位文坛巨擘有生之年曾偶为邻居,住在弗朗科斯街(今塞万提斯街),一个在今十一号的位置,另一个在今十八号的位置,可以说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凑巧的是,两人都曾是喜剧演员赫罗尼莫•委拉斯开兹(Verázquez,Jerónimo)家的常客。洛佩屈尊降贵是因为委家有个漂亮的女儿——名伶埃莱娜•委拉斯开兹(Verázquez,Elena);而塞万提斯所以踏破门槛的原因,却是推销剧本。更巧的是,塞万提斯一家墓地所在的坎塔拉纳街如今成了洛佩•德•维加街。此外,两人曾两次在相近的时间参加相同的教团,还曾先后或同时服务于莱莫斯伯爵和“无敌舰队”。至于两人的创作道路,则更是出奇地雷同:涉足所有的体裁,尽管效果大不一样。可怜的塞万提斯生前从未享受到大作家的荣耀,并且可能至死也没有真正弄清楚洛佩何以轻而易举地在文坛独占鳌头。然而,因为不可究诘的原因,两人反目为仇,以至于塞万提斯对洛佩颇有微词;④洛佩则以牙还牙,谓“没有比塞万提斯更糟糕的诗人,也没有哪个傻瓜会喜欢堂吉诃德”。⑤在一首致塞万提斯的十四行诗中,洛佩更是竭尽揶揄贬抑之能事:

   ……

   堂吉诃德何足挂齿,

   光着腚子到处乱跑,

   只会兜售姜黄笑料,

   惟有粪坑是其归宿。⑥

   有关塞万提斯和洛佩的恩怨是非,自梅嫩德斯•皮达尔(Menéndez Pidal,Ramón)至今,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两人缘何反目成仇,形同水火?这场恩怨对两人的创作乃至当时的文坛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诸如此类,也许永远难有定论。

   倒是洛佩的判决奠定了塞学最初的基调。尽管罗德里格斯•马林(Rodríguez Marín,Francisco)发现《堂吉诃德》早在其诞生之初就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尽管在短短几十年间就有二十八个版本在西班牙和布鲁塞尔、里斯本、罗马等地问世,但塞万提斯的文名却一直没有摆脱洛佩的判决。

   二、滑稽的堂吉诃德

   当然,与洛佩的疾言厉色不同,时人大都视《堂吉诃德》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遣闷、逗乐之作。据纳瓦罗(Navarro,Alberto)考证,“十七世纪的西班牙读者,无论有意无意,大多视堂吉诃德为有血有肉的凡胎真身,而非脱离现实、纯属虚构的文学人物。于是,他们在堂吉诃德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和他同命运共欢乐,从而使源自现实生活的人物重新回到了生活”。⑦此话虽然未可全信,但堂吉诃德自降生之日起,确实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著名学者罗德里格斯•马林也曾考证,早在堂吉诃德诞生初期,西班牙人就接纳了他。从一六○五到一六二一年间,在古都巴利亚多利德和塞维利亚、萨拉曼卡、科尔尔瓦、萨拉戈萨等许多西班牙城市都出现了堂吉诃德的形象。人们视堂吉诃德为喜庆的标志,在庆祝活动中予以演示:“堂吉诃德和桑丘、杜尔西内娅一起,出现在众多民间喜庆节目中,被人们当作逗乐的小丑到处演示……”⑧“谁也没把他(堂吉诃德)视为值得尊重的严肃人物;恰恰相反,他们拿他的形象和德行做笑料……”⑨坡雷尼奥(Porre o,Baltazar)于一六六二年出版的《好王费利佩三世言行记》(Dichos y hechos del se or don Felipe el Bueno)中同样记叙了类似景况,谓国王远远看到有人在哈哈大笑,就对身边的侍从说,“那个读书人不是疯了,便是被堂吉诃德的故事逗乐了”。⑩国王猜对了,因为侍从的调查结果是那个年轻人果然在读《堂吉诃德》。(11)

   此外,同时代的许多著名诗人作家见证并记叙了《堂吉诃德》的巨大反响。葡萄牙人皮内伊罗•达•维伊加(Pinheiro da Veiga,Tomé)在一六○五年七月二十八日的致友人信中如是说:

   这当儿,有人来唤,叫我看世上最可笑之人。那人便是堂吉诃德,他瘦高个儿,披一件绿色衣裳,甚是不修边幅。他看到有几位妇人在杨树下乘凉,便就地跪下来大示其爱。算他倒霉,两个混混过来了,招来了更多的闲人。围观者足有二百之众。那两个混混学着堂吉诃德的样子,嬉笑喧闹。堂吉诃德只好桑丘似的保持沉默,但姿态依然虔诚。他双手捂着面孔,犹如被人鞭笞一般。而那两个,只管学他的模样跪在地上,说道:“弥撒总得有信徒。”说罢,他们开始祈求宽恕……人们忍俊不禁,喧闹声、嬉笑声响彻云霄……(12)

   巴利亚达雷斯•德•巴尔德罗马尔(Valladares de Valdelomar,Juan)则更加直截了当,谓拉曼恰的堂吉诃德的所作所为“既可笑,又疯癫”,“故其作品对灵魂更有害,也更意味着让读者浪费时间”。(13)

   同样,贡戈拉(Góngora y Argote,Luis de)也在他的一首十四行诗中提到了堂吉诃德和桑丘:

   王后生了,路德来了,

   异端邪说纷纷嚷嚷,

   骗走了美酒和佳肴

   还有许多金银财宝。

   小丑倡优仓促上阵,

   大肆炫耀丑态毕露,

   只为来使欢愉尽兴,

   教务会议成果乃存。

   婴儿入了多明我会,

   生来就是西班牙人,

   举国欢庆不在话下;

   穷了我们,富了他人;

   还有余兴讴歌伟业:

   堂吉诃德、桑丘•潘沙。(14)

此诗是否出自贡戈拉之手,学术界尚有争议,但无论如何,诗中记录的堂吉诃德和桑丘印证了《堂吉诃德》的风行及时人对它的看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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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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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吴学术》(常熟)2011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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