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布林克:壁毯的反面——米盖尔·德·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3 次 更新时间:2022-12-09 11:4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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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布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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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堂吉诃德》第一章中,也就是文学史上最为不朽的历险旅程之一即将开始的时候,作者将故事的主人公描写为:“五十来岁年纪,体格健壮,身材瘦削,面貌清癯,惯于早起,喜欢打猎”[1](张译本第11页;英译本第31页)[2],他生活于枯燥的现实(“他的日常食谱包括午餐桌上的牛肉多于羊肉的杂烩,大多数晚上的凉拌肉,周六的杂碎煎鸡蛋,周五的芸豆,周日外加的一两只野鸽”——张译本第11页;英译本第31页)和藏书大多为骑士小说的书房所构成的二重世界中。那书房几乎完全取代了主人公的真实世界。为买那些书,他甚至变卖了大部分家产。他所生活的地方,其现实状况是如此无关紧要,以至于故事的讲述者都不屑也不愿说出他到底住在拉曼查的什么地方;关于故事的主人公,我们也只知道“有人叫他吉哈达,也有人叫他凯萨达”(张译本第11页;英译本第31页)。除了村子里剃头师傅的名字外,第一章中出现的有把握的名字都属于堂吉诃德书中的骑士、英雄和巨人。而第一章的主要活动则由一个个命名过程组成:给他的马、他的意中人以及他自己命名的过程。接下来的活动可确定无疑地被当作命名过程的延续,那就是他费尽心思要给自己弄一个头盔。由于他从祖辈继承下来的铠甲没有面罩,他就用纸板做了个面罩安上。没想到一剑劈下去,他一星期的劳动成果就荡然无存了,而他则很有耐心地从头再做起。这次,“相信一定会万无一失,所以不想再试,就是它啦,权且当它是个上好的头盔吧”(张译本第13页;英译本第33—34页)。支撑他未来的历险、遭遇和考验的这一信心,与他选取高尚名字的行为具有同样的意义:他为他的马,意中人及他自己分别取名为若昔难得、杜尔西内娅、拉曼查的堂吉诃德。每一个名字都不只是粗鄙现实的面具:事实上,这些名字把“是”变为了“可能是”。世界上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之所以称他为“疯子”,原因正在于此。为自己搭好舞台后,堂吉诃德现在就可以跨出那具有决定性的一步,就仿佛是从他家出发,一脚迈进了语言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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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步的全部涵义将在整个叙述过程中慢慢展开。出行快要结束时,堂吉诃德来到巴塞罗那城中的一个印刷所(第二部第六十二章),在那里,他所跨出的那一步有了象征性真理的意味。罗伯特·阿尔特写过一篇妙文,名为“骑士的镜子,镜子的世界”,他指出:“在那一刻,我们无法忘记,堂吉诃德本人也只不过是他所看到的那一过程的产物,是一大堆词,是被排列成铅字,被校订、更改、再校订的一大堆词,是出现在装订的纸页中然后以数个里亚尔的价格卖出的一堆词”。(Alter 1978:4—5)

  

   在印刷所中,他看到有人在校阅一本名叫《匪夷所思的拉曼查绅士堂吉诃德第二部》的书,作者是托尔德斯西亚斯人。因为此时的堂吉诃德不仅亲身经历着“真正的第二部”中所写的事件(这个“真正的第二部”就是我们读者现在手中所拿的书),而且看到了以自己为主角的伪托本。但是,若不是他传记的第一部在十年前的1605年出版发行,并在西班牙和欧洲其他国家广为流传,也就不会有他传记的“真正的第二部”。事实上,堂吉诃德来印刷所之前,他曾花了几天的工夫,骑着骡子在巴塞罗那的街上游荡。有人在他的背上贴了一张羊皮纸,上面赫然写着:“此人就是拉曼查的堂吉诃德”(英译本第870页)。现实与语言纠结在一起,它们相辅相成,似乎再也不能分开。其间的关系,就像笛中之画和画中之笛一样。

  

   然而,现实和语言并不是完全重叠的:语言的缺失和语言的过量,同时展现于《堂吉诃德》中。这种缺失和过量,实际上正是语言的特质,《堂吉诃德》之所以能成为叙事文本,成为一部小说,也正是因为语言的这种特质。堂吉诃德访问印刷所之前的好多场景,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其中的一个例子发生在第二部第四章(第二部第二十七章将再次出现)中。卡拉斯科学士说有读者指出第一部中有个漏洞:主仆二人遭遇苦役犯之后(第一部第二十三章),桑丘的毛驴不知被什么人偷去了,而过了一会儿,桑丘又骑在驴背上出现在读者眼前。对此疑问,桑丘的回答耐人寻味:“这个嘛,我就说不好了,只能认为是那史家搞错啦,否则,就是印的时候出了纰漏”(张译本第354页;英译本第493页)。当他们的经历被写进书里,也就是通过语言获准进入经典行列的时候,书面记录往往可能会出错(其他作者剽窃或杜撰的版本姑且不论,甚至连“正本”都有可能有误)。这种情况,一个半世纪之后的狄德罗将重新加以审视。其实,早在我们的主人公到达巴塞罗那之前,作者和印刷者的权威就已经被如此推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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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印刷所的那个场景中,作者从另一个深具启发性的角度探讨了这一问题:对翻译现象以及翻译家为何要努力寻找所谓“恰当的对应语句”所作的广泛讨论,始终贯穿于对印刷过程中的相关技术问题以及经营状况等的讨论之中。

  

   堂吉诃德本人在此表达了他对翻译真实性和可信性的怀疑,他说:“我还是觉得[……]将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犹如从反面看一块佛兰德壁毯,虽然看得见花纹图案,但却缀满使之大为失色的线头,见不到正面的光洁与绚丽”(张译本第645页;英译本第877页)。

  

   这句话将原本和复制,真实和再现、幻觉、虚假等概念联系了起来,同时也将语言和想象联系了起来。人们不应忘记,《堂吉诃德》全书是由阿拉伯原文本翻译成西班牙文后才面世的,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充分理解堂吉诃德那句话的全部涵义。

  

   借打断堂吉诃德与比斯开人决斗场景(第一部第八章和第九章)的叙述,《堂吉诃德》首先明确地提醒读者,(米盖尔·德·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在序言中说自己是堂吉诃德的父亲或继父。除了塞万提斯以外,或在他的背后)至少还有另一位作者也参与到了故事的叙述中来:

  

   然而,不巧的是,恰在这个节骨眼上,故事的作者将这场厮杀挂了起来,推说有关堂吉诃德的业绩的记述到此为止,没再发现别的文字。不过,本书的另一位作者说什么也不相信这么有趣的故事竟会被弃置于忘海的波涛[……]这让我耿耿于怀。(张译本第44页;英译本第74页)

  

   直到此时,我们才得知目前这个文本的背景。早先此书在第一部第五章中,略带轻蔑地提及先知创造了所有传奇故事,而现在我们得知这个故事原本是以阿拉伯文写成,记载在一些羊皮纸和陈旧的手稿上,然后由第二个作者从托莱多市场上一个年轻的小贩手中买来。不能不说这一发现使我们惊讶万分。有一页手稿的边上提到托博索的杜尔西内娅,第二作者由此推断这些文本讲的是那些已经广为流传的堂吉诃德的故事,于是他付给一个识阿拉伯文的摩尔人五十磅葡萄干和三蒲式耳的小麦,让他把手稿翻译成西班牙文。现在读者看到的文本就是由阿拉伯文翻译过来的。

  

   在故事的一开始,我们得知堂吉诃德的侍从在历史的不同时期既被叫做潘萨也被叫做赞克斯,这一点对于构建读者与叙述之间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正如阿尔特所言(Alter 1978:9),这两种称谓并没有在我们看到的叙述中通用,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要么这个信息是错误的,要么新作者在复述时自作主张地改动了原稿。不管是哪种情况,现在在读者手中的版本——被翻译成西班牙文的摩尔人的著作,被人在边页上写过评论,又被一个西班牙人审校和复述了的版本——是不可信的。接下来我们又被明确地提醒,对于16、17世纪的西班牙基督徒来说,“虚虚实实正是那个民族的人们(阿拉伯人)的本性”(张译本第46页;英译本第78页);就像我前面所说的,我们已经有好几次被提醒,翻译是不可靠的。但这正表明了“书面语”在《堂吉诃德》里意味着什么,同时也解释了叙述者(或叙述者们)在整个叙述中对他或他们的故事的双重性和不稳定性的关注。而我们也要记得,这种意识是被加之于塞万提斯时代的17世纪的读者身上,而这些读者早已充分浸淫在“是非两可”的西班牙叙事传统中,即“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或是“很久很久以前,并没有……”(最值得人们思考的是,这一传统是继承了更古老的阿拉伯叙事传统玛卡梅[3])。

  

   冈萨雷斯指出,翻译包含了塞万提斯和其前辈作家全部联系的一个关键方面:

  

   塞万提斯对于骑士传奇的嘲弄模仿走得如此之远,他甚至采用了每个骑士传奇都要使用的话题,那就是宣称文本是从某个遥远的地方被发现,以某种异域语言,有时是古老的语言写成的手稿翻译成西班牙文的。(经常选用的语言有英语、德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弗里吉亚语,以及希腊语和拉丁语)(González 1987:79页注24)

  

   事实上,冈萨雷斯认为,“翻译处于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小说的正中心,[……]而且,它是那最不好定义的文学体裁的最关键的定义要素之一”(同上,第65页)。我们将在讨论马尔克斯那一章中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

  

   这种策略的意义始终在于它以什么方式来摧毁读者所面对的文本中所谓存在、权威等观念。“一个词的物质可感性是不可能被翻译、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翻译所放弃的正是语言的物质可感性,而放弃、消除物质可感性,正是翻译的内在动力”。(Derria 1978: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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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翻译只是塞万提斯采取的质疑他自己文本可信性的策略之一。为了确保读者始终能够意识到语言的不可靠性,作者在《堂吉诃德》第一部的结尾给读者提供了一系列诗文,期望借这些诗文来使读者重新意识到文本的文本性。“这就是已经解读出来的几首诗作。其他的,由于字迹模糊,只好交给一位院士去揣摩辨认”(张译本第328页;英译本第461页);而第二部一开始,作者就颇有针对性地提醒读者,“希德·哈梅特·贝内恩赫利”是本书的“原”作者。在叙述堂吉诃德第三次出游时,这种提醒更是频繁出现。

  

   在堂吉诃德与狮子的搏斗之前(第二部第十七章),叙述者中断自己的叙述,评论道:

  

   需要说明的是,写到这里的时候,这部真实专辑的作者赞叹道:“噢,坚强而又特别豪壮的拉曼查·德·堂吉诃德啊,你真不愧为天下勇士的楷模、西班牙的骑士引以为荣和自豪的堂马努埃尔·德·莱昂的转世再生!我该用什么样的语汇来描述这骇人听闻的壮举、我该用什么样的说辞才能让后世深信不疑?[……]让你本人的业绩成为你的颂歌吧,拉曼查的勇士啊,我只好放下不说了,因为实在是笔拙词穷难以尽述。”(张译本第414页,英译本第575页)

  

   虽说堂吉诃德与狮子的搏斗并没有丝毫的英雄主义可言,但在面对狮子之前,他就已经被希德·哈梅特·贝内恩赫利作为搏斗的胜利者写入了历史。这件事之后,我们的主人公改变身份和形象也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他将诨号改为“狮子骑士”,印证了希德·哈梅特在此之前称他为“堂马努埃尔·德·莱昂的转世再生”。因此,这种改变与其“实际情况”是符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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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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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如何阅读小说:从塞万提斯到卡尔维诺/(南非)安德烈·布林克著;汪洪章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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