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人博:这里“没有左右之争,只有智愚之别”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4 次 更新时间:2015-09-12 17: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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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人博 (进入专栏)  

   壹

   拿到新版《法辨》,首先注意到的是作者在后记里面写的短短的几行字。那些话,不但字斟句酌,而且言说了一个大家不太注意的细节:新版的《法辨》副标题是“法律文化论集”,而以前版本的《法辨》(包括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的副标题是“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为了书名的贴切,新版将旧版中的一篇同名的重要文字抽掉了。

   一个好的作者不仅文责自负,而且会非常在意自己的遣词用句。一个用心的编辑一般不会轻易更改作者的文字,这应是作者与编者心照不宣的一种默契。所谓“后记”,字越少,滋味越多。我是这样理解的。

   阅读新版《法辨》,确有一种重回青春的感觉。

   我从1994年开始带硕士研究生,而给研究生上课还要早一些。在研究生的课堂上,来听课的既有与专业相近的,也有民法、刑法等部门法的学生。而在这些学生组成的课堂上,我经常谈到的是梁治平先生的著述和文字。大家可能注意到,《法辨》是由若干篇文论集结而成。作者自己也说过,这些文字多是发表在《读书》杂志上。

   若我没记错,《法辨》应该收了13篇《读书》上的文字。而作者在《读书》上发表文字的年份应 该是从1985年开始的(不是作者自己说的1986年),一直持续到1988年。因为课堂上讲得最多的是这些文字,所以班上同学订阅《读书》杂志成了一种学术上的时尚。课堂上也讲过他的论著《寻求自然秩序的和谐》,那是代表他系统思考、系统研究法律文化的一本专著。

   与它相比,《法辨》是一个文集。“散”有 散的韵味,“系统”有系统的好处。《法辨》显现的是智慧与才情。一本大著可能给人的是学术上的启悟,而小文短章表达的是作者的个性与灵动。说实话,我与我教过的班上学生一样,读那些文字,都有一种说得出的新鲜感,是师生间为数不多的共鸣:(20世纪80年代的)那些文字如风,吹绿了中国法学。

   用一句专业术语说,那是中国法学的启蒙。

   《法辨》所收录的那些文字,影响了一代代青年学子,起码对西南政法学院来讲是这样。上我的课的那些学生后来他们也成了 老师。现在与他们聊起来,还要谈到作者和他的文字。他们说,今天能走上学术、教书的岗位,与那时的阅读体验有着密切关系。

   不知对不对,我总觉得中国法学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同行一般不买同行的书。这有点类似于绘画行业。同是画西洋油画的人,他们之间很少进行作品交易,中国画大致也这样。绘画作品要成为商品大都通过经纪人来进行,作品的购 买与收藏的人往往并不是艺术家,而是懂或不懂艺术的商贾大亨。

   就法学而言,这里的“同行” 是个较大的概念,既包括法学学科中的同一个专业的人,也包括法学学科中的不同专业的同仁。一般来说,同一个专业的人之间,出于专业的考虑会选择性的关注甚至购买同行的作品;但在法 学学科中的不同专业之间,相互购买对方作品的情形就很少。

   譬如,一个民法学的学者不会轻易购买一个刑法学者有关刑法问题的作品,反之亦然。但是,据我所知,梁治平先生的书在法学不同专业之间卖得挺好,要不广西师大出版社傻,为什么再版?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这本书的价值或意义。我觉得《法辨》收录的很多文字即便放在30年后的今天来看,还是美文,仍闪耀着智慧与思想的火花。比如,《海瑞与柯克》(下面详谈)。读这篇文字,你不会想象是30年前 出自一个20几岁的毛头小子之手。

   现今已进入90后时代,但对年长的人而言, 我们很多人都是从这些文字中走过来的,这算是学术上的青春记忆。

   贰

   下面要谈的是这本书的内容。先说方法论。作者自己讲得非常清楚,这本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书写方式,我们现在称之为研究方法,作者自己概括为“用文化阐释法律,用法律阐释文化”,这是贴切的。从文化当中窥见法律的异同,又从法律当中探视文化的特质。这句话让人很在意, 因为作者一般不会轻易说这样的话,说出来了就得经得住读者对全书的检视。

   应该说,那两句话的确构成了贯穿全书始末的一根红线。这本书或者说收录在书中的那些文字,并不是为了构建一个系统的学术体系,而是立足于言说者立场的一种“比较”。这话怎样理解呢?大致因为两种情况,一是作者欠缺构建系统学术思想体系的能力。这在中国法学界甚是平常。

   直至今天,中国法学算起来也不过30余年。虽说,从清末开始,西方法学传入中国已百年有余,但一百多年的中国除了抗击外敌和不断革命之外,真没有多少机会能从容地展开一个现代国家与社会所需要的那种法学研究。二是作者不是因为能力欠缺,而是有 意为之,本书当属第二种情形。这样说,倒不是因为礼貌,而是基于对作者学术与思想的了解。

   简言之,作者在他的文字中有意拒绝了体系化,拒绝了范式。他把法律的个案放于历史,又把历史放在法律个案之中,使两者相互照应,相互阐释。这是一个重要的书写策略和方法。若叫研究方法也行,就是拒绝体系化。

   拒绝体系化本身或许就是一种体系。在固有的狭隘阅读范围之内,我认为有这么几个人物是拒绝体系化的代表人物。德国有两个,一个是尼采,这个可能大家都熟知。另一个是瓦尔特•本雅明,他反对用概念进行思考和分析,反对体系性的建构,其代表作是《单向街》。

   在日本的,那便是竹内好。竹内好的研究有一个显著特点, 他对概念或语词的使用可以随时调遣,完成任务之后便把它们再遣散回家,其代表性作品是《鲁迅》。竹内好是一个追求以“终生业余”为业的人。 在中国,毫无疑问,最典型的是鲁迅。人们习惯 把鲁迅称之为思想家,但你说不出他的思想体系是什么,你不知道。要知道他的思想特点就必须读他的小说、读他的杂文、读他的散文诗。他的思想不是摆在那儿的,而是镶嵌于他不同风格的文字中。他的思想不是能“读”出来的,而是因为所读而达致的一种体悟。

   一般来说,西人的著述善于建构体系,注重概念范畴;而我们中国人做文讲究遣词用句、篇章结构,以及思想观点的明晰性。文字所承载的不是理论体系或架构,而是一个研究者所表现出来的悟性。不做体系化的书写,体现的可能是我们东方人特有的一种思维方式。

  

   而《法辨》在这一点上是典型。在《法辨》里,既没有理论体系,也没有固定的范式,更没有“左右之争”,有的只是“智愚之别”。“没有左右之争,只有智愚之别”是我重读此书所获得的新感悟。我的意思是说,一本好书、一篇好文,并不需要从政治的 方位感进行判断,读者从文字中能读出作者的智愚,这是最重要的。

   用文化阐释法律,用法律阐释文化”是拒绝体系化的宣示,也是另一种体系化的自身。这里面蕴含的一个轴点就是“比较”,即中国与西方的观照。作者最善用的是文化源头上的“索隐。”比如,说到西方,必言称希腊与罗马;谈到中国, 也定从夏、商、周三代开始。《法辨》里面这个方法体现得非常充分。

   《法辨》一书在理论、思想上的建树,主要体现在两篇论文里面。作者自己也讲了,两篇中的一篇是《“法”辨》(1986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另一篇是《说“治”》。

   在《“法”辨》这篇论文里,作者主要依据考古学家提供的文献和材料,比如张光直先生的《中国青铜时代》, 对中国的“法律”这个概念的变迁做了考古学上的梳理;《说“治”》一文依据的主要材料是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法辨》的作者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考古学家,法学者当用力 的是依据史学家、考古学家提供的材料进行法律学上的阐释,这两篇论文便是一个典范。

   《“法” 辨》一文辨析了中国从三代的“刑”到战国时期 的“法”,再到秦以后的“律”,这些概念语义 上的变迁,以及跟希腊、罗马传统的法和法律的概念之间的区别。这是一种出力不讨好的功夫, 法学作为显学之“显”肯定不在于此,因为它无法直接转化为国家的决策。但谁也不能否认这是 一种学问:

   “犹如汉语的‘法’很难译出Jus —类词的真正含义(一百年以前完全不可能)一样,中国人想要透切理解西方文化中的真实意蕴也不容易。这里所表现出来的乃是文化上的语言不通……法,刑也。直到清代,皇帝在圣谕里还说‘讲法律以警愚顽。’……在中国古代,从理论上说,有治人,无治法;征诸史实,可以说,有治吏,无治法……古代中国的政制之为‘人治’ 根由便在此。

   如果这种统治模式也用一个简短的公式来表示,那就是人一>法一>人:站在顶端的君主发号施令,由大小的各级官吏来执行,庶民则永远是法律施行的客体,赏刑由之。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上对于‘法’的强调总是与加强君权联 系在一起的。三代如此,先秦法家亦如此,清代还是如此。”

   《说“治”》一文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从商代到明清,不管哪个学派,不管法家、儒家、道家,还是墨家、阴阳家,他们都共同追求一个价值,那就是“治” ?中国学派内部之间可能观点上有分歧,但对国家的价值目标设定上,大家又是一致的。太史公说过,“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治者也”。

   《说“治”》这篇论文探讨的不是“治”作为目标存在的概念,而是分析了 “治”的不同主张和观点,实际上就是对儒法之争的阐释。作者认为,法家主张的“法治”实际上是“治法”, 这与古希腊、古罗马人主张的法治有着完全不同的意涵。在中国传统的“治法”中,作者用了浓墨讨论“治吏”问题,其结论是引人注意的。

   因为阅读的偏好,我更看重《海瑞与柯克》。 这篇文字不长不短,像是一篇说理性的散文。其 实,说是“散文”不确切,说是随笔或评论也无不可。这类文字从题材上不太容易归类,这可能是社科类美文的一个特征吧!

   文章先讲了把海瑞与柯克放在一起比较的缘由。对此,无须笔者饶舌,看看书中的文字便一目了然:

   “把海瑞同这样一个英国的倔老头摆到 一起,大体上有两条理由。一个理由是年代的。海瑞与柯克虽然不是同龄人,却可以算是同时代 人。另一个理由是个人际遇的。这方面,两个人有更多的相近之处。比如,都是国家重臣,都做过司法官,也都不避利害为民请命,因为同样的不屈不挠精神获罪于君主,遭受了种种磨难,而 最终的结局似乎都还‘过得去’,等等。”

   其实,这只是作者的起笔,带点噱头的味道, 或者故意卖个破绽,让读者顺其往下看。文中的本意不在于叙述两位英雄的故事,而是为了讲述他们之间的不同,以及产生这种不同的各种状况。国人可能对柯克并不熟悉,但海瑞却是个妇孺皆 知的人物。他是古时有名的谏臣,而且其“孤忠与刚直简直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与此相比, 柯克显然要逊色一筹,这不全是因为个人的品格,也源于一种不同的传统:“海瑞依赖的是(君臣之)礼,柯克捍卫的是法。”说得具体一点,海瑞

   “写上疏之所以理直气壮,言之凿凿,无非自谓是在 尽忠。而他所以思虑再三,乃至备棺木,别妻子,又说明他深知尽忠可能付出的代价。不管怎么说,这毕竟不是一种权利。所以,海瑞后来被定罪狱这一节可说是事件的自然发展,并无突兀之处。 后人读史至此大都会扼腕痛惜,却不觉其意外,也是这个道理。”

   那柯克的情形又如何呢?

“他主张的是法而 不是礼。这可不是用词的不同,而是有实质性差 异的。自然,这里说的法……是西方中世纪的观 念和制度……跟家族伦常实在没有什么关系。此外,它也不像我们的礼那样以义务为本,而是权利与义务的基本分配手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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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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