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原腹地南下4000里来到大陆最南端的大海以南的这个岛上。不意中却走近了两个人，一位是苏轼，一位是海瑞。
这两位青史垂名的古人与这个海岛的关系都是因为他们的不幸，海瑞是由于做官做得太认真惹得皇帝不耐烦，遣返海南老家提前退休；苏轼则更惨些，在朝廷党派之争中遭人构陷，被一贬再贬，在生命的晚年当无地可贬的时俟，便流落在海南的儋州。也许是因为人们更容易同情不幸落难的人，也许是因为海南岛空间有限。苏轼与海瑞在这个岛上的名气比在中原腹地还大。在琼山有海瑞故里、海瑞墓、海瑞诗碑，海瑞就读的“藏书古屋”，有“苏公词”，苏轼指导开凿的“浮粟井”。在儋州，有苏轼登岛之初住过的“桄榔庵”，苏轼以诗酒会友的“载酒堂”，苏轼饮用的水井，苏轼讲学的书院。在屯昌，还有海瑞的祖居海公山，有海瑞母亲谢氏夫人的坟莹，苏轼与海瑞无疑成了特区价值不菲的一种人文景观。
海南经济特区的摩天大厦和四处林立的广告牌倒是未能掩遮掉两位历史名人的身影，苏轼和海瑞的画像、塑像时时会撞到眼前、比如在我居住的海南大学校园里的文科楼外，就有一尊直立的苏轼的全身塑像，使莘莘学子们得以与这名人朝夕相见。只是雕像的艺术水准太低，怎么看都像是从河南巩县宋陵墓道边搬来的一尊石翁仲，实在有点糟踏先贤。而祠堂中所悬挂的那些苏轼、海瑞的画像又多是按照古书上的木刻画描下来的摹本，一律的乌纱红袍、单线白描，难以供给更多的信息。中国古时候当然不会有摄影、录象，也没有西洋人的那种素描、油画，而中国画人物写实的功夫又太差，苏轼、海瑞的“真面目”在我的想象中始终一片含糊。
然而含糊中又有着非常确定的东西，那就是我对两位名人的“感觉”，这“感觉”竟是如此地清楚，“海”是“海”“苏”是“苏”，没有半点含糊。这“感觉”没有固定的形象，它是一团糅和了意象和情绪的流动物。语言的解析怕也不行，解释性的语言就像一张撒向心灵之海的网，尽管它总可以打捞上一些什么，而遗漏的却总是最精妙的。
庄子曰：“玄珠之遗，象罔得之。”“象罔”恰恰不是由逻辑语言编织的渔网，而是凭心灵感受呈现出的似有若无的意象、用意象去表现我对于苏轼、海瑞的感觉，也许会更可靠些、苏轼与海瑞这两个历山人物在我心中生成的意象，如果用两个汉语词汇表示．那就是“东坡”与“刚峰”。这恰恰有是他们自己为自己取名号，该是得到他们自己认可的。
东坡，向阳的一片坡谷，阳光和煦，空气湿润，溪水融融，芳草如茵，“软草平莎过雨新，轻沙走马路无尘”，“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黛。”“照日深红暖见鱼，连村绿暗晚藏乌”，“麋鹿逢人呈未惯，猿揉间鼓不须呼。”东坡，是一片生机盎然，生意葱茏、生气蓬勃、生态平衡的绿地。
刚峰，一座直插云天的山峰，壁立千仞，乱石崩空，突兀峭拔，铁打钢铸，雷霆震击不能屈其志，风雨剥蚀不能损其客，粉身碎骨无所怨，只留青白在人间。刚峰，是一种方正清廉、刚直不阿、严谨峻刻的道德象征。
“东坡”和“刚峰”，都取自天地间的自然景观，两者的风貌与情性却很不相同。究竟如何不同，你不妨闭上眼睛想象一下，那“东边的坡谷”与“钢铸的山峰”。
东坡在许多要紧的方面似乎远不如刚峰高大纯粹。历来，人们对海瑞的总体评价是：“不怕死，不爱钱，不立党”，在海瑞则当之无愧，如果用在苏轼身上，就不会那么理直气壮。
同是给皇帝犯颜上疏，海瑞敢于置生死于度外。上疏的同时就想到以身相殉，让人抬了棺材跟在后边：而苏轼上疏之后还在晒太阳、赏画册，悠哉游哉，全想不到会有大祸临头，逮捕他的官差手持绳索找到门上，他却吓得藏在后堂不敢出来，比起海刚峰的姿态低多了。
苏东坡为政多年，也算是清官，但日常生活决谈不上俭朴．在饮食上他是个美食家，自己发明过“东坡肉”、“菊花鱼”、“桂花酒”之类的美酒佳肴。酒宴上还颇会与那些陪酒的舞女歌妓逢场作戏、打情骂俏。在居室上他又务求舒适悦目，流放到惠州后还建造了一座“白鹤居”，有屋20余间，估计要花不少钱。而海瑞却一生艰苦朴素，吃的是青菜豆腐，穿的是葛衫布袍，为母亲做寿也才只舍得割二斤猪肉，办公时连半张稿纸也不浪费，虽然官至二品，死后家中除了一些破帐子烂箱子，一生的积蓄只有几两散碎银子。连给自己办丧事都不够。
至于不拉帮结派，苏轼就更显得相形见绌。苏轼为官时上有皇太后的暗地支持，下有所谓“苏门四学士”的前呼后拥，作为“元佑党人”的首领，苏轼的名字更是刻在御制“党人碑”上的。海瑞却始终“孤军奋战”，隆庆四年春他被皇上赶回原籍时，满朝文武竟没有一个人替他帮腔说话．气得他掷下一句“举朝之士，皆妇人也”的恨恨之同，坚守了自己的“光荣孤立”。
如果仅仅就此给苏轼下结论，这位东坡先生无疑就成了一个大俗人，东坡所以成为东坡，自有他脱俗超凡的另一层面，归纳起来，那就是“贪生而不怕死”，“爱钱而不滥取”，“结党而不营私”。与海刚峰的“不怕死”，“不爱钱”，“不结党”相比，纯净度小了很多，内涵却复杂了许多，也丰富了许多。
苏轼的“贪生”，也许可以理解为他对生命的热爱和尊重。“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苏轼对有限的人生非常珍惜，他曾经坐禅，服药，练瑜珈，炼内丹外丹、阴丹阳丹，姑且不论这些方法是否科学，却无不表现了他对生命的爱护与留恋。传说，青年时代的苏轼与朋友章敦一起到山中旅游，见一独木桥横架于深涧之上，章敦与他打赌过桥，苏轼却自甘服输，不愿拿生命做赌注，那章敦却铤而走险旁若无事。苏轼一面感到佩服，一面却又发出感叹，拍着章敦的肩膀说：“老兄将来能够杀人。”他的理由是：对自己的生命不珍惜的人，就不会珍惜别人的生命。后来，两人政见不合，追随王安石走上“法家”路线的章敦果然杀伐果断，整治起异己分子从不心慈手软。在这一点上，天生不怕死的海刚峰也颇能高扬法家遗风，当他晚年复出担任南京政府的首席法官时，第一个举措便是恢复太祖皇帝时的苛法严刑，凡是贪污公款80贯的．一律要处以“剥皮揎草”的残酷刑法。苏东坡不行，他即使当上了法官，依然改变不了他那仁慈宽厚的天性，若要他去剥什么人的皮，即使是一个恶贯满盈的人，他也注定是下不了手的。苏东坡虽然留恋活着，但到紧急关头非死不可的时候，他也决不会辱节以苟活。湖州案发后，他虽然吓得两腿筛糠，但为了不连累别人，在押解的路上，曾经准备怀沙自沉，学习屈原好榜样。
苏轼是一个花钱的好手，不过，苏轼挣钱的渠道也比海瑞要多一些。他并不光靠俸禄，他是广受欢迎的诗人、文学家，又是书画大家，北宋时代有崇拜文化名人的社会风尚，他的一幅字、几笔画就值不少钱，虽然比不上当代歌星小姐那么能弄钱，建个别墅该不成问题，这收入也应算是他个人劳动所得。从苏轼同时代一些人的记述中看，苏轼的确很有些追求生活享受的倾向，同时他又很会享受生活。前者人人几乎不学就会，后者却是只有很少人才能达到的境界。画屏华筵、美酒珍馐、清歌皓齿、秉烛夜游，自是富贵人家的奢侈，对于他人来说，玩了也就玩了，一吃一喝、一尿一屙，什么也不会落下；但在苏东坡那里却可以升华出“笑时犹带岭梅香”，“遏住行云翠不收”的绝妙诗句。更可贵的是，一旦身陷困顿，生活中全没了常人所指的“享受”，甚至没有了吃饭穿衣的基本保证，东坡依然可以从大自然中发现生活的美好，正如他自己所说：“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无尽藏也。”这就是说他即使到了一贫如洗、身无分文的地步，由于拥有了山间明月和江上清风，也仍然是一位拥有“无尽宝藏”的富翁，《承天寺夜游》、《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不就是苏东坡留给后世的由山石、月光、清风、大江拼对而成的永恒的“精神盛筵”吗？对于东坡来说，感官与性灵总是能够相互渗溶的。待到他生命渐近晚境，夫人与朝云先后死去，自己被发配海南海州，受尽艰辛和凌辱之后，依然不减对生活的热爱。“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可怕的贬滴流放，在他反倒成了一次冠之平生的奇妙的"旅游”,这又是何等情趣！家居海南的海刚峰固然以清贫自守苦度日月，坚守节操始终不渝，比起苏东坡来，毕竟少了许多画意与诗情。海瑞志在“治国、平天下”，他生存的全部意义不能不建立在朝廷对他的提擢任用上；而苏轼却不同，他的生存意义多半是建立在自己生命内部的创造性活动之中的。包括除了写诗之外，他在杭州西湖里筑堤，在惠州东江上造桥，以及贬官后在黄州筹备孤儿救济院，在广州修公墓、建医院、成立用竹竿做水管的“自来水公司”，还有，发配海南之后酿酒、制墨的“科学实验”，其中功利目的可能占一半，另一半恐怕仍是出自他的性情和兴趣，与他写诗著文心境相差不会很多。
至于“结党”，更应当说是政治生活中的基本常识。因“国体”所拘，中国人的“结党”意识井不算太强，汉之“清流”，明之“东林”，也只不过是小打小闹．今日西方社会中“民主党”、“共和党”、“保守党”、“自民党’们无休止的龙争虎斗，无疑是西方政治生活中须臾不可缺少的油盐酱醋。海刚峰坚执“君子群而不党”的古训，显然是受孔老夫子影响太深。孔老夫子是教育家，也教人怎么搞政治，但绝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也许他吃亏就吃在这个“君子群而不党”上。政治斗争如此酷烈，要抢先占上风，就看谁的手段高明强硬。还讲什么君子不君子呢？海瑞没有自己的“党”，只把成败的全部希望寄付在最高统治者皇帝一个人身上，若是皇帝看不中他，或一时看不到他，他也就没有了一点施使抱负的力量。苏轼就没有这么多的书生气，在政治斗争中他知道找后台、找靠山，而且一下子找到皇帝的高堂老娘那里，颇得皇太后们的宠爱。他也很知道讨他崇敬的那些政坛前辈的欢心，从司马光、欧阳修、文彦博到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都始终把苏轼当作自己的亲信加以提携和保护。
在激烈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苏轼还颇懂得进退之道和韬晦之计。他能够运用怀柔之策把敌手的儿子拉到自己的营垒中来，分化敌人的力量；他在身陷囹圄，迫不得已的时候，为了保存实力也会耍一点小小的两面派，向皇帝恳切陈词表示自己的反省和悔过，说一些“永不翻案”之类的空话，诱导专政者对他掉以轻心、放松监视。所有这些，都是海瑞所不齿的。若是凭他的德行，尤其是凭他上书嘉靖皇帝而震撼朝野的名声，当嘉靖死了之后，只要他稍稍表示一点谦恭和顺从，表示一点积极靠近“新班子”的姿态。多向领导汇报几次自己的“活思想”，他肯定会得到宰相张居正和后继宰相申时行的重用。然而他不肯抛弃自己刚正不阿的做人的原则，所以被搁在琼山老家的茅屋里一晾就是16个年头。45岁方才出仕的海刚峰在磋跎16年后又能干些什么呢？不过，苏轼们结党并不营私，因此他们“结党”结得不很到位，“元佑党”终又斗不过王安石们的“变法党”，因为“元佑派”中多半是些死要面子的正派文化人，“变法派”中多了些无操无守的职业政客，“元佑派”结党而不营私，便注定要败给结党而又营私的“变法派”。回头再看海瑞，他虽然因孤立无助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但作为人，他真是一条刚刚正正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海瑞做官做人原则性很强，处处严格按制度的条文和法律的规定办事，决无半点通融和含糊。当他还是浙江淳安县的一个七品小官时，就曾照章办事整治了总督府的胡衙内，继而又因严守接待的规格，得罪了御史鄢大人。后来，他竟然又把祖宗遗训、国朝圣典对照运用到一身毛病的嘉靖皇帝头上，惹得龙颜大怒，差一点被判了绞刑。在南直隶巡抚任上，他以法治世，从境内官员的起居到民间男女的婚嫁，以及帽巾、糖果、糕点等日常生活消费品的型制标准，都有严格的规定，违者必究，严惩不贷。海瑞绝对是说到做到的人，在稍后的“退田”运动中，他的救命恩人、退休丞相徐阶属清查重点，态度又不是很好，海瑞便下令逮捕了他的兄弟，并强令他本人主动进行交待。从此以后，海瑞便以铁面无私的“南包公”誉满天下。
比起海刚峰，苏东坡身上有着太多的人情味和温情主义。比如，他在杭州任太守时，一位年近花甲的穷举子进京赶考，只能背了朋友资助的一些棉纱沿路卖掉做盘缠，为了逃税就在包袱上贴了苏轼转交苏侍郎（东坡之弟）的字样。这个“诈骗犯”被押送到知府大堂之后，苏东坡不但没有惩罚他．反而换了张标签，亲手写上原来的内容，假戏真做让这个穷举子度过了难关，这个穷知识分子自然感激涕零，据说后来还真中了进士，成了人才。苏轼的政敌，即前边讲到的那个章敦，曾一再将苏轼往死里整，后来自己也倒了霉，当苏轼遇赦奉诏北还时，章敦却戴罪流往雷州半岛，即苏轼曾经发配过的地方。对此，东坡不但不打落水狗，甚至也没有幸灾乐祸，反而不计前嫌，以德报怨，托人捎信给章敦，说自己曾在雷州住过，并不如传闻的那么可怕，嘱他多多保重身体，等待圣上早日施恩。东坡这样做似乎也并不错，况且，这又全然是出于他善良的天性。
单就做官来说，海刚峰更像一位官吏，就好比一位管理羊群的牧人，是一位真正的“领导”，一位正直诚实、克己奉公、以身作则、爱民如子的官员；而苏东坡则更像一只混入官吏群体中的羊，一位穿上官服的平民，他自己就曾对着一名被执的小偷大发感慨，“小人营糇粮”，“我之恋薄禄”，“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自己先把自己放到了“羊”的位置上，那一袭官服也就成了他平民心理上的负担。由于实际上的“位格”不同，人们对海刚峰更多的是敬畏与尊崇，对东坡更多的则是亲近与爱慕。
在海瑞的心性中，似乎总有一种“专业化”的对罪错与邪恶的审视能力，他那犀利尖锐的目光可以明察秋毫，洞穿人间的一切违法之事，他那刚毅强硬的手腕足以用来重整纲纪维护社会上的公理道德。人们跪在他的堂前会发自肺腑地尊他一声“海青天”，却不一定有谁敢与他开一句玩笑，他自己给人的印象也总是不苟言笑。
苏轼却不然，在他的心性中似乎有一种天生的对于其他生命的认同趋向与亲和力，在他的眼睛里总是过多地看到人间的友谊与良善。他曾经对他的弟弟苏辙说过：“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不仅对人，即使对其他生灵他也都有着取之不尽的同情，海南有“屠牛事巫”之风，他为之著文劝止；他家那条名叫“乌嘴”的大狗偷肉吃，他也舍不得打它一下，还写诗宠它。他的朋友中上有高官显宦，下有黎民百姓，“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歌妓舞姬，和尚道士，走卒贩夫都可以与他互吐心曲，酒酣后他可以与和尚开一开“带色”的玩笑，流放中他还不忘给邻居家的黎族阿婆起个外号，甚至在祈雨的祷词中他也禁不住对着南海龙王调侃一番。在社会交往中苏东坡几乎成了一个“人见人爱，老少皆宜”的角色。至于家庭生活，苏东坡更创造出一种令人羡慕的和谐，他与其弟苏辙情同手足，至死不渝，“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的千古名句就是他在密州时写给这位弟弟的。苏轼的三个儿子全都为人忠厚，事业有成。苏轼一生娶过三个太太，一位比一位年轻，而且一位比一位贤慧，太太之间亲如姐妹，无论他仕途如何坎坷多灾，后院总是稳定温馨的。
在家庭问题上，海瑞比起苏轼就显得十分狼狈。史载海瑞自幼丧父，寡母教子甚严，一旦儿子成龙，老夫人自然更加恃功专断。海瑞娶的媳妇先后被老太太休掉两个，剩下的一个也早早病死，同时收房的两个小妾，其中一个上吊自杀，生下的儿子们又陆续夭折，海瑞的家庭生活可谓冰雪覆盖。这不但使他经常处于凄楚之中，还因此为他在朝廷中的对头留下了把柄：一个连家都不能“齐”的人，还谈什么“治国”、“平天下”呢？家庭中的不幸，老夫人当是主导因素，海瑞的不善折中斡旋、不肯委曲求全是否也该承担一些责任？
贬居三年之后，东坡已经6方岁，国家的政治发生了重大转机，他的对头们纷纷被赶出京城，元佑党人有复出之势，东坡也已经接到北上待命的通知。但这时的东坡已经对官场生涯完全失去了兴趣。元符三年六月二十日夜，东坡由琼山登船渡海回到大陆，在船上他曾写下了“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的诗句，表明自己已无心于儒家的治国济民之道，只求在天地间“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过几年自由自在的生活。回到常州后，又再次上书，表明自己决意退出政坛的心情。不久，东坡与书法大家米芾游山归来一病不起，直到告别人世，他的最终的志向，仍在东山向阳的坡谷里：白云左绕，清江右回，重门洞开，林峦岔入，人在若思无思之中……
谪居海南16年之后，海瑞已经72岁，远远超过了目前国家规定的在职干部的退休年龄，这位雄心不已的海刚峰竟又欣然接受了皇帝的调令。再度出仕为官，并且不务虚名，不甘寂寞，务求实权在握，决心干出一番大事业来。万历年间的大明王朝本来已经内外糜烂、危机四伏，而海瑞赖以励精图治的法宝又只不过是“洪武时代”祖宗遗制的那些法令条文，海瑞的那些手段坚决却不无偏激的做法立时引起政界怨声鼎沸，告状告到皇帝那里，皇帝为了平息众怒自己落好，便下了一道圣旨，说海瑞“词多迂憨”、“有乖政体”，念他年老糊涂不再计较，夺去实权，留下空衔，“用以镇雅俗、励颓风”。到了这般地步，海瑞的处境真还不如当年嘉靖皇帝打他到死囚牢时痛快，顶天立地、铁骨铮铮的一座“海刚峰”，在时人的心目中竟被妆扮成御史衙门前的一只“镇雅俗，励颓风”的石狮子。
宁折不弯的海刚峰一气病倒，这一年的冬天砥柱倾折，海瑞悲愤地死在南京凄清寒冷的官邸中。
学术界研究苏轼、研究海瑞已经有了十分丰厚的积累，我读书不多，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林语堂、黄仁宇两位先生分别对苏轼、海瑞做出的评价。
林语堂说：苏东坡是一个个性鲜明而永远说不透的谜，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大画家，一位皇帝的秘书、政治上的反对派，一位巨儒、佛教徒、修道者．一位乐天派、慈善家，一位工程师、发明家，一位酒仙、月夜徘徊者，一位善于谐谑逗乐的小丑……这仍然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苏东坡究竟是什么？
“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总是亲切而温暖地会心一笑”。看来，苏东坡就是这个“会心的一笑”。
黄仁宇在谈到海刚峰时要简洁利索得多，他说：海刚峰是一位“模范的官吏”。
“会心的一笑”，该属于“诗意”的天地；“模范的官吏”，该归入“法治”的领域。“诗意”中活跃着的是个人的情致、意绪、心性、灵悟、想象、梦幻，即人的“情性”之所在；“法治”中倚重的是普遍性的法则、典规、律令、条例、技术、操作，即人的“理性”之所在。苏东坡与海刚峰之间的差异，也许可以归纳为“情性”与“理性”之间的差异。或许，这本来就没有什么争议，苏东坡尽管曾官居二品差不多挨上了宰相的位置，但他仍然是位“诗人”；海刚峰尽管隐居十几年，一旦复出，仍旧俨然一位执法威严的“官吏”。
纽约大学的威廉·巴雷特教授曾经从存在主义哲学的角度会及“诗人”和“官吏”，他说：诗人，是存在成为理性之前的见证人；官僚政治则是一种理性主义的物质化身，它的目的在于对社会生活进行理性的控制和整理。理性，是人类进化的产物，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然而，理性并不能看作人性的全部，“使人成为人的并不是他的理性，相反，理性是使人确实成为人的结果”。
柏拉图一派的哲学家确立了理性的崇高意义和实用价值是一个伟大的贡献，但他们同时又“分割了人类存在的完整性”。理性主义使现代人类变得越来越“职业化”、“单一化”，无论是海德格尔或是马尔库塞，都曾把恢复人的本真与完整寄托给诗歌和艺术。
我们从苏东坡与海刚峰之间的比较，也许可以看到“完整的人”与“理性的人”之间的差异。“法律”使法官海瑞变成了一座“执法如山”的“刚峰”；“诗歌”则保护诗人苏轼化为一座“氤氲幽微”的“东坡”。
美国教授巴雷特在他的著作中希望借助中国的“太极图”阐明“情性”与“理性”阴阳互济的关系，以纠正西方从柏拉图以来愈演愈烈的偏颇，他说：为了保持完整性，光明需要黑暗，黑暗也需要光明。
有没有这种可能：人类那绿色的生命坡谷在抬升到理性高峰的同时，那突兀的理性高峰也生长出绿色的葱茏。
1996年10月28日夜于海南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