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光、刘树成:略论通货紧缩趋势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7 次 更新时间:2015-08-23 00: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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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通货紧缩的含义,学术界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并不统一。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单要素”说,认为通货紧缩是指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下降;“两要素”说,认为通货紧缩是指物价总水平与货币供应量的持续下降;“三要素”说,认为通货紧缩是指物价总水平、货币供应量的持续下降,并伴随经济衰退或萧条。我们认为,就我国当前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来说,没有必要在通货紧缩的含义上去进行过多的讨论,因为这三种说法有一个共同关注的经济现象,即我国物价总水平从1997年10月开始已连续两年多呈下降趋势。如何认识和把握两年多来我国所出现的通货紧缩趋势,直接关系到宏观调控政策实施的方向和力度。对于这一趋势,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可估计过重。若掉以轻心,措施不力,就会加重企业经营和劳动就业等方面的困难,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若估计过重,乱下猛药,则会带来更难治愈的后遗症,如可能导致金融风险的爆发或较长时期的“滞胀”,等等。因此,我们应集中对我国当前通货紧缩趋势的特点、成因和治理对策等重要问题,进行深入而认真的分析。

   主要特点

   我国当前所出现的通货紧缩趋势,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它是轻度的。世界经济史上出现过的通货紧缩,从时间长度来看,美英两国都曾在1814—1849年发生过长达三十五年的通货紧缩;其后,美国在1866—1896年发生过长达二十三年的通货紧缩,英国也在1873—1896年发生了长达二十三年的通货紧缩。从价格下降的幅度来看,美国在紧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衰退时期,价格下降了15%以上;在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时期,价格下降了30%以上。我国物价总水平的下降,持续的时间才两年多,下降程度在2%到3%左右。这与历史上发生过的持续时间在二三十年以上的通货紧缩,以及下降幅度在百分之十几和百分之几十的通货紧缩的案例相比,应属轻度的通货紧缩。

   第二,它具有一定的矫正性。在前一时期,即1993—1995年,我国通货膨胀率曾连续高达13.2%、21.7%和14.8,价格水平中含有不少的“泡沫”成份。这次物价总水平的下降有其合理的方面,它对前期的高通胀和价格泡沫起到了一种矫正作用。

   第三,与它伴随的不是经济衰退或萧条,而是较快的经济增长。在历史上,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下降往往伴随着经济衰退或萧条,但也有伴随着经济增长的案例。如美国1814—1849年的通货紧缩,时值美国工业化的初、中期,其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达5.4%;1866—1896 年的通货紧缩,时值美国赶超英国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达到7.5%。 我国近两年的经济增长率虽有所下降,但仍保持了7 %以上的较快发展速度,这与西方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的通货紧缩情况完全不同,也与我们周边国家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所发生的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的情况不同。

   第四,它是在我国经济转轨中市场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情况下出现的。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努力,我国的综合国力大为增强,基本改变了过去长期存在的商品普遍而严重的短缺状况,出现了阶段性和结构性供大于求的市场格局。在这一格局下,我国出现了物价总水平持续下降的趋势。

   第五,它也受到国际价格水平的影响。伴随世界范围科学技术发展的突飞猛进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加快,并且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国际上也出现了某些通货紧缩的态势,这对我国的物价总水平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成因何在

   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都属于货币现象,因此人们往往强调其货币方面的成因,认为通胀的主要成因在于货币供应过多,通缩的主要成因则在于货币供应不足。近两年尽管我国各层次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仍然超过经济增长速度与物价指数之和,但由于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实际的货币供应量难以支撑我国现有经济资源所能容纳的、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难以保持物价总水平稳定不降。但也有不少人士认为,我国当前物价总水平持续下降的主要成因不在货币方面,而在实体经济方面。目前实体经济由于种种原因对货币资金的需求不旺,尽管金融当局主观上要放松一些货币信贷供应,譬如设想多放些贷款,但碍于借款者意愿不足,也难以实现。其实,当前的通货紧缩趋势既是货币现象,也是经济现象;同时既有货币方面的成因,也有实体经济方面的成因,而其深层次的成因则在后者。

   从实体经济的角度来看,除了技术进步引致成本下降的情况之外,物价总水平持下降的成因在于社会商品和劳务的总供给持续地超过了总需求,或是供给过剩,或是需求不足,或是二者兼而有之。我国当前的通货紧缩趋势,既有总供给方面的原因,也有总需求方面的原因,需要作点分析。

   先说总需求。总需求由国外需求和国内需求构成。国外需求即出口需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出口受到很大冲击,近期虽有好转,但还不能说已完全稳定。国内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近几年由于种种原因,这两大内需均出现了不足的情况。

   就投资需求来说,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金融领域改革的不断深化,企业投资和银行贷款均走向市场化,过去依靠吃财政或银行“大锅饭”的投资体制逐渐被打破,资金约束趋于硬化。这一方面有利于消除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投资饥渴和盲目扩张冲动的体制基础;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人们一下子还不能适应从而暂时不利于投资的种种情况。企业在改革中由于自我约束的意识有所增强,而又难以摆脱历史债务包袱,在市场行情看淡、好的项目难觅的前景下,投资决策趋于谨慎,出现“慎借”倾向。银行在改革中提高了安全意识,更加重视贷款质量,也出现了“惜贷”倾向。在商业银行贷款有所放松后,又有相当一部分信贷资金以种种方式形成食利资本或套利资金,游离于实体产业部门。这些都妨碍了银企之间的间接融资。而现时我国资本市场还处在发育之中,远未成熟,使直接融资渠道也很狭窄。这些都限制了投资需求。

   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的绝对额不断增长的同时,社会总产品最终使用中消费所占的比例,即最终消费率却呈现出下降趋势,而积累率呈上升趋势,为了保持经济的较快增长,一定的、较高的积累率是必要的。但如果积累率长期维持在过高的水平,而最终消费率过低,则会造成消费需求相对不足,使消费市场相对狭小,从而影响投资前景和整个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其二,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的不仅仅是其现期收入水平,更重要的是收入和支出的预期。近几年来,由于结构重组和经济景气下降,下岗人员增多,使居民现期收入和预期收入的增幅有所减缓;与此同时,随着原有福利性、实物性、统配性的分配和消费转向商业化、货币化和市场化,居民的预期支出大幅增加,这就使相当一部分现期消费转化为储蓄。其三,收入差距扩大,特别是原有体制内人员与体制外人员收入差距的扩大。高收入者消费需求基本饱和,而广大低收入者购买乏力,也使得全社会平均消费需求倾向减弱。

   造成社会供需总量不平衡的原因不只限于需求不足,还有供给过剩和供给刚性方面的原因。供给过剩是指多年来盲目投资、重复建设所形成的工业生产能力和产品的结构性过剩,以及由于农业连年丰收使农产品出现了阶段性过剩,等等。供给刚性是指多年来在粗放增长方式下形成的低水平过剩生产能力、无效供给和结构扭曲,由于市场缺乏淘汰机制,企业缺乏创新能力,而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矫正。这种供给刚性,既限制了需求对供给的导向作用,又限制了供给本身创造需求的空间,妨碍了供需互动实现良性循环和结构升级,从而加剧了社会供需总量的失衡,推动物价总水平持续走低。

   治理对策

   近两年来,针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国内出现的通货紧缩趋势,我国政府审时度势,及时调整政策,作出了扩大内需的重大决策,并陆续采取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回顾1998年推出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当初,扩大内需的措施主要限于利用政府发行国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现在,宏观调控的内容已发展为一整套综合性的政策措施。它包括:既要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又要加强技术改造投资;既要增加中央政府投资,更要推动社会与民间投资;既要扩大投资需求,又要鼓励消费需求;既要提高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现期收入,更要稳定居民的收支预期;既要坚持立足内需为主,又要千方百计开拓国际市场,积极扩大外需;既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又要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采取多种方式适当扩大货币供应;既要解决需求不足问题,又要解决供给刚性和结构问题,等等。总之,随着实践的发展,我们的政策不断完善,措施不断加强。从前几年成功地治理通货膨胀到近两年积极地抑制通货紧缩趋势,说明党中央驾驭经济全局的能力更加成熟,宏观调控的经验更加丰富了。

   中央采取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措施,有效地抑制了经济发展速度可能出现的严重下滑,对拉动经济增长,促进经济效益回升,已经并将继续发挥积极作用。特别是1999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中亮点增加,物价总水平下降趋势也趋于缓和。1999年11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提出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等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作出了扩大国内需求以及大力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优化升级等决策。这对于进一步扩大需求、改善供给,从而有效地抑制通货紧缩趋势,将会起到重要作用。

   需要指出,治理通货紧缩趋势,无论是扩大需求,还是完善供给,单靠宏观政策的调控是不够的,因为它们还受到现行体制的制约。我们要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同时,着重从体制和机制上进一步解决扩大需求与完善供给的问题。即使在通货紧缩趋势得到缓解之后,体制建设仍是需要长期继续进行的。按照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抓紧抓好国有企业改革这一中心环节,继续推进财政、金融、流通、科技、教育、住房、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等各项改革,这对于为促进需求和改善供给而消除制度障碍,建立必要的体制环境,是至关重要的。

   众所周知,经济体制改革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往往要经历一个过程才能显现。而有些改革措施,在短时期内对于扩大需求和改善供给,不但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反而会暂时产生抑制的效果。如有关强化金融监管秩序、防范金融风险的改革措施,会促进银行放贷谨慎;与强化税收征管有关的改革措施,会对增加财政支出的扩张效应起到某些抵消的作用;又如社会保障、福利、教育等方面体制的改革措施,会使居民产生消费谨慎、加强储蓄的倾向。这些改革措施非常必要,不能不做。然而,今后各项改革措施要尽可能掌握好出台时机,安排好改革节奏。与此同时,要加大宏观扩张政策措施的力度,来弥补某些必须进行的改革措施对供需关系带来的暂时紧缩效应;还要对人民群众因实施某些必要的改革措施而暂时发生的减收增支进行适当的货币补偿。国际经验证明,利用扩张性宏观政策来抑制通货紧缩和启动经济,要有足够的力度,足够的时间,否则可能导致政策效应不济,不得不重新启动,这样打打停停拖延了经济调整的过程,可能给经济增长带来损失。日本经济九十年代就曾发生过这种情况,值得我们注意。宏观扩张政策实施的力度和时间,要根据供求关系和物价走势的变化情况,适时适度地进行调整。调整过程中要注意经济增长潜力的界限,谨防越过这一界限,更要防止大开“水龙头”、乱发票子而引发经济过热和严重通货膨胀的再现。这是扭转通货紧缩趋势的过程中不应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原文来源:《理论导报》(南昌)2000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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