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试论八十八旅与中苏朝三角关系——抗日战争期间国际反法西斯联盟一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96 次 更新时间:2015-08-14 09: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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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 (进入专栏)  

  

   苏联远东红旗军独立第八十八步兵旅(番号8461部队),即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支非常特殊的反法西斯武装力量。它原则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实际上接受苏联远东军的直接指挥,其成员有中国人、朝鲜人、苏联人以及苏籍赫哲族人(那乃人),故亦称“国际旅”。八十八旅从1942年8月建立到1945年10月解散,虽只存在短短三年,但它的历史却深刻地反映了战时远东地区反法西斯联盟的一个侧面,呈现出中苏、中朝、苏朝这个三角关系的微妙内涵。搞清八十八旅的历史,不仅是战时国际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理解战后中苏关系和中朝关系走向的起点。然而,有关八十八旅的史料,目前较多的是中国当事人的口述资料,相关文献资料只有周保中保留的日记,以及少量的中国和俄国档案资料。因此,在各国学者对东北抗日联军历史和中国朝鲜族抗日斗争历史的大量研究成果中,关于抗联后期和八十八旅历史的专门论著却很少看到,讨论也十分肤浅。本文利用目前可以找到的档案文献及口述史料,试图梳理八十八旅建立和解散的历史脉络,并以此为线索考察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与苏联、朝鲜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变化。应该说,这也只是一个初步的探讨,真正深入的研究还有待于基本文献资料的开放和发掘。

  

   一、东北党组织与莫斯科的关系

   在中朝两国共产党建立之前和建党初期,双方并没有直接的接触和联系。然而,共同的信念和命运还是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其主要表现就是一些在华朝鲜革命者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共。在苏联和朝鲜境内建党先后受挫以后,朝鲜共产党人把活动重心转移到中国的东北地区。由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在中国东北的朝鲜共产党各派组织陆续主动或被迫解散。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后,中共广泛吸收朝鲜革命者入党,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了自己在东北的实力,同时也承担了帮助朝鲜共产党再建的责任。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号召在东北开展武装抗日斗争,而朝鲜人则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随着中共的斗争方针逐步转向以抗日为主,中朝两党的诉求全面吻合,在中国的朝鲜共产党人最终完全融入了中共队伍。

   在八年抗战的艰苦斗争中,由于所处环境不同,中共组织内的朝鲜革命者明显地分为两支。一支以金枓奉和武亭为首,组建了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主要在陕北、华北、华中地区活动,作为中共倡导的东方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成员,归属中共中央领导;一支以金策、崔石泉(崔庸健)、金日成为首,作为在中共统一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队伍之一部,以东北地区为斗争基地,在中共东北党组织的直接管辖内。这两支队伍最大区别在于,前者作为国际友人,始终被中共看作一支统一战线中的国外力量;而后者从一开始就融合在中共组织中,被当作中国的少数民族干部看待,同中共党内和抗日联军中的其他干部没有什么区别。然而,到抗日战争后期,在国际共产主义系统内部的这种组织和隶属关系发生了悄然变化。

   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自然受命于莫斯科。中共在东北的党组织成立时(1927年)受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中共中央迁到江西革命根据地后(1933年),则受上海中央局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双重领导。不过,由于地缘的因素,与其他中共地方组织比较,东北的党组织一开始就受到莫斯科的特别关注。据当事人回忆,1928—1929年,东北北部的党组织活动受到苏联很大影响,而哈尔滨特委的经费,主要是由莫斯科提供的,同时也接受苏联党下达的任务。1933年1月以后,虽说是双重领导,但来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挥更为直接。例如,改变东北地区工作方针的著名的“一?二六”指示,就是王明等从莫斯科发出的,而与上海似乎没有关系。为了贯彻共产国际建立广泛统一战线的方针,1932年底主持中共代表团工作的王明、康生起草了给东北党组织的指示信(张闻天、杨尚昆参与讨论),在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后,派专人赴东北向满洲省委传达。1933年5月,满洲省委讨论并接受了这一指示,开始着手把东北义勇军中的三股力量(旧军队、农民自发武装和共产党游击队)联合起来,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后改称东北抗日联军)。与此同时,中共代表团还积极提出建议,帮助中共在东北开展工作。1934年4月9日,王明、康生与曾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米夫(Mikhail Fortus)联名向共产国际要求: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各向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派遣一名全权代表,帮助东北的工作,并建立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每年拨给中共2万卢布,作为上述工作人员的工资和联络经费;每月从给中共的基金中拨出200美元,以建立海参崴与东北党组织的正常联系。

   据中国学者考察,中共中央转移到江西苏区以后,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上海中央局掌握的电台进行的。虽然中共中央曾一度与莫斯科建立过直接的电讯联系,但好景不长。1934年10月上海的三部电台均遭到破坏,加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被迫转移,中央与上海中央局和共产国际同时中断了电讯联系,以后再未恢复。到1934年底,满洲省委也失去了与上海中央局的联系。于是,对东北党组织的双重领导便成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单独领导了。根据中共代表团的决定,1936年1月满洲省委撤销,成立哈尔滨特委取而代之,以后又陆续成立了南满省委、北满(临时)省委和吉东省委,分别领导各地的抗日斗争。实际上,按照满洲省委特派员韩光的说法,此后直到1945年,整个东北已经“没有统一的领导机关和组织系统”了。本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是通过设在海参崴的联络处与东北各党组织联系的,负责人是杨松(化名吴平)。随着环境的恶化,联系陆续中断。1937年11月以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王稼祥先后回到延安,设在海参崴的联络处也随之撤销。从此,在东北的党组织彻底失去了与中央的联系。

   与此同时,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也陷入了绝境。1934—1937年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高潮时期,中共联合各方面的武装力量组建东北抗日联军,最旺盛时已达到11个军,45000人,还有各路盟军、友军5500人。但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了巩固作为“后方”的东北,日本在满正规师团1938年已增至50万人,其中一部分用于对付苏联,一部分则用于围剿抗日联军。同时,日本人还推行了一整套“治安肃整”计划,如所谓“匪民分离”政策,强行建立“集团部落”,逼迫群众“归屯并户”,设置保甲,实行“十家连坐法”等,以此割断人民群众与抗联部队的联系。东北的抗日斗争受到沉重打击,不仅党组织纷纷遭到破坏,无法生存,武装力量也支离破碎,弹尽粮绝,牺牲惨重。到1941年,抗联部队的人数骤减为2000人,而1942年底东北党及抗联部队的全部人员已不足千人。

   1938年11月2日,中共吉东省委书记、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东北的游击运动已经面临“败退和解体的危机”,何去何从,亟需中共中央的帮助和指示。1939年1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了关于东北抗日联军问题的报告,为了加强对东北工作的领导,决定组织中共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以王明为主任,杨松负责召集会议。毛泽东出席会议,并提出首要问题是设法建立中央同抗日联军的联系。然而鞭长莫及,由于东北沦陷已久,交通阻断,中央派出的联络员(王鹏)虽在1940年到达东北,但因过封锁线时销毁了证明文件,很长时间无法取得抗联的信任。而此前抗联第一路军在1936年两次组织西征,试图打通与中共中央和关内红军的联系,也均告失败。此时,能够提供帮助的唯有与东北仅一江之隔的苏联,但斯大林却态度暧昧。

   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在中日之间采取了中立政策。一方面积极恢复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另一方面又主动承认日本建立的傀儡政权“满洲国”,多次提出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其目的就是阻止日本的西进战略。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对东北的抗日斗争也采取了左右逢源的做法。在日军的重兵围剿和强大压力下,抗日游击队时常被迫越境逃往苏联远东地区。对此,早在1932年6月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便做出决议,“应把所有携带武器的中国官兵扣押并送往内地的军管区”。根据俄国托木斯克州最新开放的档案,1932年12月,经苏联政府同意,马占山领导的东北民众救国军苏炳文部2890名官兵及1200名平民退入苏联境内。一个月后,李杜和王德山率所部5000余人也退入苏联。尽管苏联外交部拒绝了日本政府的抗议和交出中国官兵的要求,但苏联政府也不能公开放他们回国继续战斗,便将这支部队“收留”在西伯利亚一个劳改营中,并给予苏军士兵的待遇。外交风波过后,按照中苏政府的安排,驻留苏联的中国平民经海参崴被送到天津港,苏炳文等高级军官由欧洲转道回国,而大部分官兵则通过中亚地区送往新疆,交给亲苏的新疆省主席盛世才收编。这次事件后,苏联又做出新的规定。1933年3月8日,斯大林签署命令:“今后只扣押级别最高的长官”,“其余人员在解除武装后不必送往集中营,也不供养他们,而是向他们提供工作。如果拒绝工作,就把他们驱除出境。如果他们愿意返回中国,不阻止他们自费离开”。自1933年夏天起,先后有8支东北抗日部队假道苏联进入新疆,含家属总计约3万人。苏联采取这种政策的目的很清楚:既不得罪日本人,也对得起中国人。即便是对中共领导的游击队,也不例外。1937年底1938年初,抗联十一军军长祁致中和北满临时省委执行会主席、三军军长赵尚志赴苏请求援助,六军军长戴鸿宾率部退入苏境,均被苏军扣押,时间长达一年以上。然而,此后接连发生的几个重大事件迫使莫斯科改变了对东北抗联的态度。

   起点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边疆区内务人民委员会管理局局长留希科夫(G.S.Lyushkov)叛逃事件。留希科夫于1937年7月调任远东地区,负责肃反工作。当时苏联的“大清洗”运动疯狂至极,仅远东地区就有20万人被捕,其中超过7000人被处决,最后连留希科夫本人也处于危险之中。当留希科夫听到从莫斯科传来的消息,提醒他“注意安全”后,于1938年6月13日越过波谢特—珲春中苏边界线,逃到日本关东军阵地。根据留希科夫提供的情报,日军逮捕了100余名苏联情报人员,使苏联在东北的情报网陷于瘫痪。留希科夫事件发生后,苏联与日本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日本关东军要试探苏联在远东的军事实力,而苏联则要坚决打消日本西进的念头,于是接连爆发了张鼓峰战役(1938年8月)和诺门坎战役(1939年5月)。显然,此时对苏联(特别是其情报工作)来说,中共在东北的组织和抗联残余部队就成为一支不可或缺的借用力量。

  

   二、苏联接管抗日联军残余部队

早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就利用中共党员在远东开展情报工作。满洲省委曾应共产国际的要求介绍干部加入苏联远东情报部门,专为苏联收集军事情报。这些干部完全由苏方管理和指挥,事实上已脱离中共党籍而转入联共(布)。满洲省委对一些被招募人员的不轨行为很有意见,曾要求中共中央转告共产国际,希望苏联情报部门与中共加强联系,并由满洲省委派人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日本侵占东北后,莫斯科似乎有所收敛,对东北抗日活动的援助也更加隐蔽。直到留希科夫事件和张鼓峰冲突发生,苏联又转而采取积极的措施。1939年4月15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K.E.Voroshilov)和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L.P.Beria)给远东军区下达命令:允许苏联远东红旗第一、第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向中国游击队提供武器、弹药、粮食和药品,并指导他们的工作,但所援物资应是外国生产的或没有生产厂家标志的;从扣留的游击队员里派一些经过审查的人回东北进行侦察活动,并为游击队的活动提供帮助;责成远东各地内务人民委员部全力协助军事委员会开展工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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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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