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晨虹:中国社会转型期面临道德问题的解读与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53 次 更新时间:2015-08-05 20:5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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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晨虹  

  

   内容提要:当下中国社会的诸多社会问题以及道德问题,有复杂的社会原因,转型期社会特有的无序化、个体化、碎片化、价值紊乱、制度管理缺少细节等,就是其相关深层原因。变革转型的过程既是发展的机遇期。也是各种问题的多发期,在“耗散结构理论”视野中,社会变化就是从有序到无序再到新的有序的发展过程。同时这一时期凸现的许多问题和矛盾,也和公民主体的觉醒和诉求多样化、个性化有关。事实上在转型期人们的心灵也往往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从“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任务的提出,到“依法治国”思路的整体构建,表明当下国家上下在社会治理思路方面已进入系统治理、制度治理的语境之中。在强调外在制度建构的同时一定要注重人的“心灵秩序”建设及德治引导,要走一条法治德治相结合的道路。

   关 键 词:转型期/道德问题/思考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公民思想道德素质与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研究”(10ZD&049)。

  

   当下中国所面临的诸多道德问题、社会问题,都和市场经济社会转型期“成长中的烦恼”过程有关。从道德现象和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看,和转型期社会特有的无序化、个体化、碎片化、价值紊乱、制度管理缺失等深层原因相关。如何理解我们面临的时代以及社会道德问题?市场经济社会转型期中国真正面临的根本问题是什么?这些问题的探讨与社会治理以及推进社会由转型期向定型期发展息息相关。现代治理体系和能力构建实施的前提之一,就是深层解读我们所处的时代,望闻问切社会问题,找到症结所在,辨证施治。

  

   一、“成长中的烦恼”:市场经济转型期易多发社会问题

   变革和变化的过程既是发展的机遇期,也是各种问题的多发期。研究表明,社会在人均GDP处于1000美元-3000美元时期,是走出低收入国家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时期,是各种经济发展变量变动最剧烈的时期,是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加速发展的时期,也是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快速变化和重新组合的时期,当然也是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一些学者因此把这个阶段易出现的问题和风险称作“中等收入的陷阱”。如,这一时期是贫富分化明显加速的时期,两极分化的矛盾开始凸显;社会大众的自我权利意识逐渐觉醒,差异性诉求增多,而传统特权秩序无论制度主体还是制度客体,都还没有做好放弃特权、应对日益凸显的民主意识和诉求的准备,社会政治秩序也出现变化和矛盾。

   这一阶段的社会信用规模及其状况也和人均CDP存在密切关系。有人据国际经验指出,“人均GDP在300美元~500美元时,信用作用还不十分明显;人均GDP在500美元~1000美元之间时,信用被大肆践踏;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5000美元时,是整个社会信用的重整阶段”[1]。

   这一时期也是生活质量标准主体性、个体性表达开始强烈的时期。经济学研究表明,人均GDP在3000美元以下时,生活质量更多取决于物质,生活质量指数“与人均GDP的联系比较紧密”,而当达到3000美元水平后,生活质量诉求多样化、个体化,其物质与生活质量的关系就不再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了。这也是为什么“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幸福感不升反降”的富裕困惑的一个题解。

   2003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台阶,中国这一年的人均GDP跨上了1000美元的平台,这也意味着中国进入了发展黄金期和矛盾凸显时期。中国上下尤其是决策层开始从战略高度正视“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的问题。据报,2008年我国人均GDP已达3000美元,所以有学者认为,人均3000美元的中国,开始“进入了社会风险高发期”[2]。

   贫富差距带来若干社会矛盾问题。据《人民论坛》调查:对目前社会贫富差距现象,公众表示难以接受。贫富差距扩大除了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外,还引发各类社会矛盾和心理失衡,潜伏着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同时,贫富差距如果使底层群体进一步“弱势化”,就会引发更多社会发展成本。林毅夫在这个意义上强调,“收入差距扩大是中国内部失衡的最重要表现,内部失衡造成了外部失衡,收入不平等也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长久稳定的关键因素”[3]。“短板效应”理论也表明,一个社会的稳定与否并不取决于经济发展的增长速度和社会财富总量增加的状况,而是取决于社会底层群体的风险承受力和生活改善状况[2]。有学者指出说,“中国实现真正的幸福在哪里?在穷人的幸福里。这是在中国‘普及幸福’的一条捷径,对以小康生活为起点的人而言,他们的收入对增加幸福的效应是会逐步递减的,而贫困阶层收入增加一些会使他们感到幸福了很多。”[4]底层社会群体如果不能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会因生活困境而对国家和社会失去信任和向心力,执政党及国家和政府的社会基础就会削弱,而因为太穷,这个群体缺乏生存空间和弹性,其温饱生存线的承受能力又太脆弱,社会冲突和危机风险就会相伴存在。

   现有社会管理体系在一些方面不能完全适应转型期快速的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和信息化进程,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旧有管理体制已不能适应新情况。转型期出现的贫富差距、规范失序等问题,处理不当就会激发社会危机。总之,这个时期容易出现各种问题或风险,如经济失调、社会失序,生活压力、心理失衡,人际紧张,价值失范,群体冲突,等等。

  

   二、耗散结构视野下的中国社会转型期

   转型期规律之一即旧有秩序向新秩序过渡,其中有一个由“有序走向无序”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无序—变动—不稳定呈现客观必然态势。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不要接受不了“过程论”,更不要不允许说“过程问题”。在“耗散结构理论”视野中,社会变化就是从有序到无序再到新的有序的发展过程。

   1850年德国物理学家鲁道夫·克劳修斯提出“熵”概念,用来表示物理学上热量转化为功能的程度。“熵”概念提出被指是十九世纪科学思想的一个巨大贡献,据称它的意义可和“进化”概念相媲美。普利高津根据熵原理提出了“耗散结构理论”,提出了“非平衡是有序之源”的著名论断。人们习惯地认同有序而反感无序,视无序与混乱为同义词。耗散结构理论则揭示了无序性也是世界构成和发展的一个本质要素。耗散结构区分了“静态有序”和“动态有序”,强调事物通过物质和能量的交换而进化和发展。只有动态有序的事物才能够变化发展而不僵化在一个结构里。

   耗散结构理论被从物理、化学、生物学延伸到了哲学、社会学领域。作为一种事物发展过程和规律,作为一种方法论,耗散结构理论强调辩证地、过程性地看待事物“从有序到无序”,又“从无序到新的有序”的发展状态。我们常说面临危机也是面临机遇,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当下中国社会,处于一种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同质单一性社会向异质多样性社会、由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转型发展的历史时期。有学者指出,社会转型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的变动,其具体内容是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四也意味着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随社会发展而发生的变化[5]。

   总之,社会从原有的“有序”走向新的有序过程中,会出现一种阶段性“无序”,社会阶层和结构剧烈变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发生深刻变革,伴随着社会矛盾的相互交织,社会问题也会大量涌现。各种改制、变化,旧有的秩序走向耗散中的无序,使社会充满变数。用毛泽东时代的话语来说,即旧的秩序打破了,新秩序还没有完全立起来,之间就有一个无序或问题多发的过程或阶段。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曾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但在1993年的“兄弟谈话”又说,“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在讲到“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的话时指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6](P1364)

   中国改革开放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道路、理论、制度的自觉自信,到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提出,再到依法治国思路定位,有一个发展过程,也必须有这个发展过程。如果我们在历史态势上准确把握解读社会变化和发生的一切,包括“过程”中出现的所有“问题”,才是一种历史的、辩证的、哲学的态度,才会有一个新的思路和视野高地,才会产生“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胸怀和智能。

   中国当前社会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再到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心态,都在发生转型,原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在转型,阶层在转型分化,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都在变化转型,市场主体和公民主体也在转型中逐步走向自觉。

  

   三、市场经济社会主体觉醒与传统社会结构的“碎片化”

   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凸现的许多问题和矛盾,如幸福感不升反降,人际疏离、政民矛盾、社会冲突,心态失衡等,和客观过程社会机制发展不完善不成熟有关,和转型期社会结构“碎片化”有关,也和公民主体的觉醒和诉求多样化、个性化有关。

   市场经济促使社会成员个性意识、竞争意识和维权意识的觉醒,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市场中的商品交换体现着市场主体的意志,“每一方只有通过双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为,才能让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别人的商品”。这种权利关系是由商品交换关系决定的。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人们是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的”[7](P103,104)。这是市场关系中人的经济交往本质。路斯和莱法曾从博弈论逻辑出发,将其定义为:“在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法中,博弈者将选择能产生较合乎自己偏好结果的方法,或者用效用函数的术语来说,他将试图使自己的预期效用最大化。”[8](P50)这一特征决定了市场交换中的“经济人”总是自利的,他所追求的利益最大化是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按照经济理性的逻辑,某种手段如果更能增加个人利益,这些手段将会成为“经济人”的必然选择,即使采取的手段不道德。

   经济理性与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相关。该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核心就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经济人”即使做出利他行为,也是因为经过计算认为利他行为所获得的收益会更大。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是每一个经济主体面临和关心的现实。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随,很多理论开始为个人利欲追求的合理性作辩护。西方孟德维尔的“私恶即公益”,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合理利己主义”,边沁的“道德算术”等,都在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裹挟而来。此阶段的一些伦理学理论还对市场运作必需的社会条件如社会平等、法治和等价交换、信守契约等道德规则作了特别辩护,一些人为“个人主义正名”,市场经济向个人行为提出的道德要求也得到讨论。理论的论证和辩护,使个人利益价值取向进一步合理化并深入民众之脑。

经济理性促成了经济繁荣。在经济理性作用下,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与此同时,人的竞争意识、效益观念、财富观念,也在变化和增长,市场主体被市场培育了出来,利益主体觉醒了。需要看到的是,伴随着“市场利益主体”的觉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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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齐鲁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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