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27 次 更新时间:2015-08-01 10:4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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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 (进入专栏)  

  

   读1933年12月陈寅恪阅岑仲勉论著后复陈垣函,中有“此君想是粤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1]一节,百思不得其解。以为仅仅推崇陈垣,则不免以偏概全之嫌,似与近代学术本相不合,终不能释然。陈寅恪赋诗说话作文,往往九曲回肠,周折复杂,且好仿比兴法,将“为时而著”,“为事而发”[2]的本意隐于其中,若照字面直释,容易误会曲解。如审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报告,通行解释与作者原意相去甚远。非以彼之道还诸彼身,即解今典以通语境的了解同情,不能达“虽不中亦不远”的境地。偶读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关于北京学术界内情的记述,忽有所悟,知此议论实与近代中国学术的地域流派变迁关系甚大,继而证以中外学人的记载和其他相关资料,彼此贯通,于是事实之本相显现,而作者之寓意可通。

  

   一、粤人与南学

  

   陈寅恪评语中关键概念有四:即粤人、南学、江淮与黄河流域。中外学者多已指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区域变化,中国的文化学术重心,有自北而南转移的趋势。日本京都学派主帅之一的内藤虎次郎所谓文化中心流动说,认为明以后文化中心在江浙一带,海通以还,将移到广东[3]。此说表面似与陈寅恪语相印证,尤其在思想方面,但就学术而言,个中大有曲折。

   清代学术,朝廷虽坚持理学正宗,学者则独重朴学,且奉考据为正统,其余皆附庸。但以地域论,朴学重心在于江淮,其他各省,或仍宗理学、心学,如江西、河南,“能为汉学者少”[4],或文风不盛,难以言学术。所以梁启超有“一代学术几为江浙皖三省所独占”[5]的评语。据注重清学的吉川幸次郎估计,依出生地而言,清朝学者十之八九产于苏、浙、皖三省,其他各省如直隶、山东、湖南、福建、广东、贵州等合计,比例也极低[6]。阮元督粤,创学海堂,引朴学入粤,主张折中统一汉宋,对广东文化发展影响极大。道咸以降,粤学骤盛。清末民初,广东藏书蔚然成风,即其流风余韵。今人苏精编《近代藏书三十家》(《传记文学》丛刊之72,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所录江苏11人,浙江8人,福建2人(其中郑振铎生于浙江),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安徽各1人,而广东有4人,位居第三。不过,就学术贡献而言,学海堂的成就尚不足观。梁启超虽然说清中叶后。江浙衰而粤转盛”,但粤人治学足以“名家者无一焉”[7]。如“东塾弟子遍粤中,各得其一体,无甚杰出者”[8]。民初修《清史》,广泛征求各省入儒林、文苑人选,广东人承认“敝省著述自远不及大江南北”,所举“乡评极确,列入儒林而无愧”的“笃行朴学之士”,不过5 人,另附算学1人,加上附传及入文苑者,总共提出8人,其中宋学家3人,兼采汉宋家1人,算学邹伯奇还在可收可不收之列[9]。

   《清史稿》的编撰,取舍不当,疏失较多。就实际情形言,晚清岭南影响较大的学者有二,一为陈澧,一为朱次琦,均主汉宋不分或汉宋兼采。两人门下,各分两支,“东塾弟子分为二派,一派是陈庆笙、梁节庵辈,一派是廖泽群、陶春海辈,廖、陶颇不以陈、梁为然。”[10]但论影响势力,陈、梁无疑大于廖、陶。尤其是梁鼎芬,为张之洞“最深倚重”,与李文田、沈曾植等“皆同时讲学契友”[11],相继被聘为惠州丰湖、肇庆端溪、广州广雅、武汉两湖、南京钟山等书院山长,在湖北时还赞襄学务,几乎等于其幕府中沟通士林的总管。光绪朝后期张之洞权倾一时,历任两广、湖广、两江等要地总督,并入值军机,又好结交名士,幕下网罗各种人才,颇有阮元再世之象。张私淑陈东塾[12],他的鼓吹加上梁鼎芬的作用,可谓张大学海堂影响的重要后天因素。东塾弟子不仅遍及粤中,其学风还远被京师。直到20世纪20年代,在华设专门研究室调查中国社会情况的日本学者今关寿磨,于所撰关于学术界状况的书中,认为北方旧学势力最大的还是承张之洞余风的陈澧一派[13]。

   至于朱九江一脉,虽然没有官威作后台的显赫,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学术界的影响却比东塾门下有过之无不及。其弟子有名于时者,一是康有为,作为维新派的精神领袖和政治统帅,是一个历史时期中国思想界的标志。不过,康在学术上走了经今文学的路子,渊源不来自乃师。而今文学在近代思想界的贡献或影响虽然极大,学术上的疑古辨伪,却是语多妖妄怪诞,得不到公认。民初马良、章炳麟、梁启超等仿法兰西研究院发起函夏考文苑,议论人选名单时,“说近妖妄者不列,故简去夏穗卿、廖季平、康长素,于壬秋亦不取其经说”[14]。一贯尊师重教的梁启超也公然放弃师说。其二为简朝亮,他虽恪守师训,却颇得真传,“艰苦笃实,卓然人师,注《论语》、《尚书》,折衷汉宋精粹”[15]。1933年他与柯劭忞相继辞世,学界有“一月之间,顿失南北两大儒”[16]之说。尤其是再传弟子邓实、黄节,后来在上海主办《政艺通报》和《国粹学报》,与江浙学人结合,一面输入西学,一面复兴古学,对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均有重大影响。邓实晚年颇颓废,黄节则长期任教于北京大学国文系,其一生学问志业,由简启发,“学简斋(袁枚)为当今第一手”,“而诗歌、书法皆冠绝时流”[17]。

   陈、朱二门,均以岭南为根据,另外京畿也有粤人以学术名于时者。道咸以后,边疆史地之学兴盛,及至同光,擅长此学者有顺德李文田等。李历任苏浙川等省主考,做过顺天学政,官至礼部右侍郎,“直南斋最久”,弟子门生众多。光绪初元,他与号称京师士林“龙门”的工部尚书军机潘祖荫和“厨顾”国子监祭酒盛昱以及文廷式等人最为莫逆[18],“学问渊博,自经史、词章、天文、舆地、兵法 及宋儒义理之学,以至占、筮、医、相、青鸟之术,金石、碑帖、书籍、 版本之源流,皆得其要”[19]。“精于碑版之学,覃研乙部,而于辽金 元史尤洽孰,典章舆地,考索精详”,且“耄而好学,奖掖后进”[20],在京师学界举足轻重。清末番禺人沈宗畸等在北京办《国萃汇编》,成就虽不高,也形成一活跃小团体。

   入于民国,广东人赴京求学者为数不少,北京大学的广东同学会,颇具声色。“综海内二十二省,合文理法工四分科,共五百余人,而广东居全国六分之一,凡八十有六人”,不仅一时敢“称全国最”,而且被认为“自有大学以来,从四方至,执业肄习其间者,惟广东人最多,亦最勤学”[21]。同时一批有志于学术者仰慕北京人文重心,北上问学,加上在政界、财界颇具影响的叶恭绰以及好诗词鉴赏的粤籍世家谭祖任(谭莹之孙)等人的支持和参与,20 世纪20至30年代,相继聚集京师的广东学人形成气候,不仅理工医法商等西式学科人材辈出,中国文史之学亦不乏名家,如新学梁启超,史学陈垣、张荫麟、陈受颐,诗学黄节,古文字学容庚、商承祚,版本目录学伦明,思想史容肇祖,以及崭露头角的后进罗香林等,以致内部再又分别。1933年陈垣致函容肇祖,赞以 “粤中后起之秀,以东莞为盛”,容复函则说:“新会之学,白沙之于理学,任公之于新学,先生之于朴学,皆足领袖群伦,为时宗仰者。然白沙之学近拘,任公之学近浅,未若先生朴学沈实精密之不可移易也。”[22]他们在北京时与陈寅恪多有交往,所以陈推测岑仲勉为粤人,便视为南学将兴的又一例证。尽管他真正引为同调的还是陈垣。

   清代南学,本有二义,一为国子监在学肄业者之机构[23],一为地域上的南方之学术。江淮既是全国学术之渊薮,又是南学之代表。所谓“南通北不通”,大抵是江淮人士学术自负的表现。岭南学术,渊源于江淮,后因其人来粤为官任教经商,寄籍者众,与之关系亦多。虽然有人说“陈东塾学出仪真而精纯过之”[24],江淮学术正宗的看法未必尽然。唐文治受业于黄以周门下,请教汉宋兼采之儒当以何者为最,黄答道:“王白田先生是已。”[25]据说陈澧“门下有名者最多”,如梁鼎芬辈,号称“学问品行,博通正大”[26],以正学自任,但章炳麟还是目为乡愿[27]。章氏指责“澧既善傅会,诸显贵务名者多张之:弟子稍尚记颂,以言谈剿说取人”[28]。刘师培则说:“澧学沟通汉宋,以为汉儒不废义理,宋儒兼精考证,惟掇引类似之言曲加附合;究其意旨,仍与摭拾之学相同,然抉择至精,便于学童”[29]。“惟(陈澧)学术既近于模棱,故从其学者,大抵以执中为媚世;自清廷赐澧京卿衔,而其学益日显”[30]。将东塾学派的祖师门生一概骂倒。

   戊戌前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大行其道,浙人呼吁“昌浙学之宗派,绝粤党之流行”[31],视康有为之说为“南海伪学”。入于民国,江淮仍为学术重心所在。日本东方文化事业总会的桥川时雄所编《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收录民元至1940年间在世、从事文化教育、学术研究和文学艺术有名于时的人物共4600人,其中从事中国研究者多半仍产于江淮[32]。1948年首届中研院院士中,浙江19人,江苏15人,广东8人,江西、湖北各7人,福建、湖南各6人,山东、河南、四川各3人,河北2人,安徽、陕西各1人,其余各省缺[33]。陈寅恪将江淮排除于南学之外,与通行所指不同。

   不过,陈所谓南学,当不限指岭南,至少还应包括湖南。他与杨树达交谊甚深,誉为文字训诂之学当世第一人。时人称中国学人只有冯友兰之哲学,陈垣之史学,杨树达之训诂学,足以抗衡日本。另有余嘉锡,考据目录之学极精博,与杨树达同为在京湘人治朴学者。梁启超称湘粤两省均为清初学者极少,中叶以后乃学风大盛[34]。本来清代湘士大抵治宋学,“乾嘉之际,汉学之盛如日中天,湘士无闻焉”[35]。后又为今文学流风所被,所以多文人而少学者。但同光以后,湖南的二王。一叶驰誉海内外,尤其是叶德辉精于版本目录,连胡适也说他虽然没有条理系统,毕竟为屈指可数的旧式学者之一[36]。陈家三代与湖南关系匪浅,而且杨树达对北京教育界的看法;很可能是陈寅恪立论的重要依据。

  

   二、太炎门生

  

   所谓“江淮已无足言”,其实主要指当时浙江籍人士把持北京教育界和学术界,占据要津而贡献水平不称其职。

民初中央政府教育部人员多产自江浙,亲历其事的王云五解释道:“由于江浙为文化最发达之区,教育界的杰出人物,往往不能舍江浙二省而他求。因此,教育部此时的高级职员中,包括次长和四位参事中的三位与三位司长中的两位,都是籍隶江浙两省。”[37]但情况之严重,甚至可以由参事司长集体辞职迫走兼署的粤籍总长陈振先,改换浙籍的汪大燮,则至少不能说是正常。而且就学术而言,江浙为人文渊薮的概念,在北京已经演变为浙江人一统天、,国立各校多由浙人控制。本来两浙皆扬州旧属,浙东浙西设立_之初,“其范围殆北尽长江之滨,南极瓯闽之地,实包括今江苏、安徽之南部。若以现今行政区域之浙江省而言,此时尚无与江南文化之列也”。宋代两浙学术大盛,但主流皆非发源于浙境,其重要尚在福建之次。章学诚指清代两浙学术分别由顾炎武、黄宗羲开山,而两人学术上之影响,与其所受之影响,皆不在浙江一隅。及至晚清,浙江有俞樾、黄以周、孙诒让,或沟通吴皖,或兼采汉宋,号称三大师,俞、黄分别主持久负盛名的诂经精舍和南菁书院,孙则为清代小学的殿军,影响泛及江南乃至京师。因此贺昌群特意指出:“言两浙人文,似当统括于江南之自然区域,而后可以得其错综复杂之故。若以行政区域划分,为方便计固可,为考镜学术之源流,窃以为非深刻之论也。”[38]后章炳麟“应用正统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为正统派大张其军”[39],又讲学于日本、京师,培育众多弟子门生,使浙学地位上升。至民国,在浙人占据中央教育行政要津的背景下,章氏门生趁势夺取京师学术阵地。“从前大学讲坛,为桐城派古文家所占领者,迄入民国,章太炎学派代之以兴”[40]。两浙取代江淮,表明浙人可以自认为居于主导江南文化的中心地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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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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