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循 :“词章”与考证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5 次 更新时间:2018-01-20 11: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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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循  

   现代意义上的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大致是从清末民初开始的,章太炎的《訄书·清儒》篇是其中首出的篇章。在《清儒》篇里,太炎不仅建构了一个清学史演进的总体框架,还提出了若干用以解释基本问题的大线索。这个框架和这些线索对后来的清学史研究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他提出的若干大线索中,相当重要的一条便是他指出的,清学史上存在两组相互对立的学术分野,即晚清今文经学、古文经学的对立和清中期“文士”与“经儒”的分途。而“文士”与“经儒”分途的看法是与太炎在今、古文经学上所持的立场联系在一起的。他在《清儒》里说:“文士既已媐荡自喜,又耻不习经典,于是有常州今文之学,务为瑰意眇辞,以便文士。今文者……其说瑰玮,而文特华妙,与治朴学者异术,故文士尤利之。”①章太炎作为清代古文经学的殿军,与今文学派不能相谋。他认为今文经学就是为方便文士之不学而出现的,因此在“文士”与“经儒”两边,他的态度是明确地扬“经儒”而抑“文士”。

   对“经儒”与“文士”之间关系的演变,章太炎的总体思路是:清初的时候,“晚明以来意为文辞比兴”的风气还很盛,“流风遍江之南北”。到乾隆初“惠栋(1697-1758)兴,犹尚该洽百氏,乐文采者相与依违之”。“经儒”和“文士”这两种角色还没有显著的区别。直至乾隆中期“戴震(1723-1777)起休宁”,由于其“学深邃,言直核而无蕴藉,不便文士”,且当他“入《四库》馆,诸儒皆震竦之,愿敛衽为弟子”。这样使得“天下视文士渐轻”,结果造成“文士与经儒始交恶”的局面。自从“经儒”与“文士”交恶之后,两家之间便长期相互发难,尤其是代表了“文士”的桐城派中人,如姚鼐(1732-1815)、方东树(1772-1851)等等,对“经儒”的攻击更是不遗余力。最终的结果是双方之间“徽章益分”,隔阂愈来愈大。而在章太炎看来,由于“经说尚朴质,而文辞贵优衍”,那么“经儒”与“文士”的关系有如此一番演变并不难理解,可以说“其分涂自然也”。②

   《清儒》篇里这一番“经儒”与“文士”关系的叙述,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观察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一条重要线索。不过研究者在援引太炎的论述时,不论是引申发挥它、还是批评修正它,其注意力基本上集中在“文士与经儒始交恶”以后的问题上。这种关注点的高度一致性,使得我们在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的时候,倾向于凸显“经儒”与“文士”之间相区别的一面——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地,我们往往认为,清代的考证学是“经儒”们的事情,与“文士”没有太大的关系,乃至于将后者置于前者的对立面。③必须承认,“经儒”与“文士”之间的确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大体即对应着传统的“儒林”和“文苑”之别。撇开双方各自致力的具体方向不论,单就地位而言,“经儒”往往在“文士”之上。正因为如此,臧庸(1766-1834)为了其高祖臧琳(1650-1713)、汪喜孙(1786-1848)为了其父汪中(1745-1794),才会不辞辛苦地奔走呼号,希望阮元(1764-1849)能将臧琳、汪中收入国史《儒林传》而不是《文苑传》。④章太炎在《清儒》里对“经儒”与“文士”交恶的叙述,一方面是有清末今、古文经学争论的背景,同时另一方面,就是来自“儒林”与“文苑”相区别的传统。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在章太炎的叙述中,在“文士与经儒始交恶”之前,还有一段“经儒”与“文士”“相与依违”的时期。至少在这个阶段,双方之间“联系”的一面较之“区别”的一面恐怕将会更为重要。事实上,臧庸和汪喜孙为其先人争取从《文苑传》裁出而入《儒林传》,本身就说明“文士”与“经儒”之间存在大片的交集,并没有一条可以将二者截然划分的界线。因此即便是在“文士与经儒始交恶”以后的时段里,双方之间联系的一面也是不可忽视的。其实对于这些情况,我们只要翻开《清史列传·文苑》四卷,便可一目了然。按《文苑一》记康熙三年(1664)进士邵远平:

   远平高祖经邦……著《弘简录》一编,自唐迄宋,以辽、金附载之,于元未遑及。远平循其例续之……以为元之不足者文也,入制诰于《帝纪》,采著作于《儒林》,补以熊禾等十六人传,而于《文苑》,分经学、文学、艺学三科,悉加甄录。⑤《弘简录》大体是损益历代正史而成的一部书。大概由于《元史》是本朝(明朝)官修,故邵经邦不敢下裁剪,而阙如也。我们通常认为凡是入《文苑传》的“文士”擅长的都是诗赋词章,然而邵远平在其所拟定的有元一代的《文苑传》里,却包含了“经学、文学、艺学”三类人,诗赋词章只属于“文学”一类。因此经由邵氏之手我们可以知道,在传统的概念里,“文士”可以包括的内容是很复杂的,远不止诗赋词章而已。《清史列传·文苑》也是如此,所收人物除了擅长诗赋词章如今日所谓“文学家”,还囊括了大量从事诸如“经学”“艺学”的人。这些人的学术实践,与《儒林传》里的“经儒”相较,往往有许多交叉的地方。下面仅略举几例。

   《文苑一》王士禄(1626-1673):

   其于诸书,能综择折衷,独成义例,辨《子贡诗传》《申公诗说》皆伪书,尤有功经学。同卷王嗣槐(顺康间诸生):

   尝谓《太极图说》出于北固老僧华山道士,疑非周子作,著《太极图说论》十四卷。论者谓可破图书之伪,有功《易》义。⑥经典辨伪是清初思想界的一个大题目,与此下整个清代经学或考证学的发展所关甚巨。清初不少“文士”也参与了经典辨伪的工作,他们取得的成绩相较于“经儒”可能有轻重高下之分,但就性质而言,则确乎是大同小异的。至于从清初开始大盛的天文历算推步之学,《儒林传》所收者在十人左右,而入《文苑传》者竟超过了三十家。

   还有一些“文士”,甚至从取得的成绩看也丝毫不让于“经儒”。如《文苑三》许鸿磐(乾隆四十六年进士):

   凌廷堪(1755-1809)尝谓人曰:“海内舆地之学,以鸿盘为第一专家。”……钱林(1762-1828)亦谓其书“善言地理,胡渭(1633-1714)、顾祖禹(1631-1692)之亚也”。⑦又《文苑四》沈垚(1798-1840)亦精于地学,传且称其“性沉默,笃精汉学”。⑧《文苑三》庄炘(1735-1818),传亦谓其专“为汉学”。⑨其他虽未明出“汉学”二字,而所为实皆在汉学考证之中的人,更是指不胜屈。所以即便专治汉学考证、乃至在考证学上取得了第一流成绩的人(上引文中钱林所说的顾祖禹,也在《文苑传》),也不妨自“文苑”中来。我们当然不能说清代的“经儒”和“文士”之间没有区别,但无论如何,其间的区别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

   清代中期,考证学成为思想界的主流之后,公认的学术标准逐步建立,义理、考证、词章的边界也大致可寻,在这种情形下,强调“经儒”和“文士”相区别的一面,或亦无可厚非。但是在考证学还处于兴起过程中的时候,“经儒”和“文士”相联系的一面就应该引起我们特别的重视。章太炎在梳理清代考证学的脉络时曾说:“先(惠)栋时,有何焯、陈景云、沈德潜,皆尚洽通,杂治经史文辞。”⑩惠栋可以说是乾嘉考证学崛起的第一座高峰,而章太炎给他安排的学术前驱何焯、陈景云和沈德潜三人,(11)其实都是“文士”一流的人物:何焯和陈景云在《清史列传》里的《文苑传》;沈德潜是高官,别出在《大臣传》,以所编《古诗源》及唐、明、清三代诗《别裁集》知名,一生事业都在诗文上。所以章太炎认为,清初“文士”的一般“杂治经史文辞”之学与后来惠栋等“经儒”的学问是连成一片的。那么它们究竟是在哪个层面上连成一片的呢?连接它们的具体渠道或方式又何在呢?对于章太炎早已提示的清代考证学兴起理路里的这个重要问题,我们至今都还缺乏认真的思考。本文此下就打算从“经儒”与“文士”相联系的一面出发,来观察与理解清代初期考证学的若干问题。当考证学不仅与“经儒”的义理、考据,也与“文士”的词章关联起来之后,一些原本被遮蔽的历史现象与线索就会渐渐浮出水面了。

   阎循观(1724-1768)《西涧草堂文集》卷1《文士诋程朱论》说:

   予观近代文士以著述自命者,往往附会经义以立言,然于程、朱之学,则或者寻衅索疵而深寓其不好之意,予惑焉。……文士所爱者,辞也。六经之辞古雅深奥,利于引据,增文章之光悦,故虽弃其实而犹取其华。程、朱之言直陈事理,或杂以方言,无雕琢之观,华实两无取焉,而其言又显切近今情事,足以刺讥吾之所为,而大有所不利,则是安得不攻也哉。然不敢攻其大者,何也?其大者君臣父子之经、修身治人之理,皆灿著于经,诋之则为诋经,诋经则犯众诛,故不敢。乃取其训诂字义、考论故实之异于他说者,穷极其辨,至刺刺累幅不已,或诋之为愚为愎。呜呼……秦人有敬其老师而慢其师者,或问之,曰:“老师衣紫,师衣褐。”或曰:“然则子非敬其老师也,敬紫也。”今之尊六经以辞华而侮程、朱者,是敬紫之类也。(12)这段看似无甚新意的文字,背后其实隐藏着很重要的信息。要体会到这层信息,需要借助唐鉴(1778-1861)在道光末所作的《国朝学案小识》里的一段文字来做一对比。《国朝学案小识》十四卷,主要是为清代的程朱派学者(尊奉程朱,但不必是理学家)所作的传记。同时该书又专辟篇幅来为若干考证学家立传,即全书最后的《经学学案》三卷(该书“卷末”尚有《心宗学案》一部分,所收为陆王派的学者,然只如同附录,未算在全书十四卷之内)。在该书卷首,唐鉴循例作有《提要》一篇,概述全书各部分写作的旨意。其中《经学学案》提要有云:

   道历千古之变而未尝坠,而自有秦氏之焚书,则几乎坠矣。汉之兴也,群经复出。……历千有余载而至于今。……而考证之学遂争鸣于天下。盖穿凿附会亦在所不免也。然如天文、地理、音学、算学等事,则于古为精。今夫经也者,圣人之至文也。圣人之至文,圣人之至道也。圣人之至道,人人之至道也。得人人之至道以求经而经传,经传而圣人之道亦传。孟子之后,传圣人之道以存经者,朱子一人而已矣。其他则大氐解说辞意者也,综核度数者也。乃或以辞意之别于今、度数之合乎古,遂至矜耀以为得所为得,而反厌薄夫传圣人之道以存经者,是其所以自处亦太轻矣。秦人有敬其老师而慢其师者,或问之,曰:“老师衣紫,师衣褐。”或曰:“然则非敬其老师也,敬紫也。”今之遵汉经师而诋朱子者,是亦敬紫之类也。又乌足与校哉。述经学。(13)最后“秦人有敬其老师而慢其师者”一段云云,与上引阎循观之言全同。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是唐鉴袭用阎循观文字的结果。因为第一,这段文字并非有名的典故,基本可以排除阎、唐二人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的可能;第二,阎循观是乾隆朝最富声誉的理学家之一,作为晚清理学领袖的唐鉴阅读过阎氏的文集,几无可疑;第三,两段文字的意旨都是为其时诋毁程、朱的现象鸣不平,情景雷同,故唐鉴可以很自然地移植阎氏之言而不必有牵强之虞。

   两段文字如此相似,但是现在我们要注意的是它们之间的一点不同之处——它们各自面对的那些诋毁程、朱的人是不一样的。在阎循观那里,诋毁程、朱的人被他称作“文士”。他形容这些“文士”说:“文士所爱者,辞也。”同时又说这些“文士”在六经与程朱两边做出取舍时的标准,在于能否“增文章之光悦”。我们由此可以确知,这些“文士”之诋毁程、朱,基本上是从词章的角度出发的。与阎循观不同,唐鉴面对的诋毁朱子的主角则换做了“考证之学”。通观其《经学学案》三卷可知,这个“考证之学”毫无疑问是指乾嘉考证学派的“经儒”而言的。

他们的这一点不同之处究竟有什么重要性呢?唐鉴承乾嘉“考证之学”极盛之余,其文中所言即我们耳熟能详的清代思想界的“汉宋之争”。而阎循观生于雍正二年(1724),乾隆三十三年(1768)就去世了,学术生命基本限于乾隆前期。在这段时间,“考证之学”尚未进入全盛之期。这时最引他瞩目的,是“文士”对程、朱的攻击。这些“文士”攻击程朱时的“训诂字义、考论故实”的手段,当然无法与后来乾嘉“考证之学”所讲究的“天文、地理、音学、算学等事”相提并论,但无论如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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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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