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良栋:论经济自由与政府调控的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4 次 更新时间:2015-07-17 13:3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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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良栋 (进入专栏)  

   【摘要】基于对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的分析,兼及西方历史上市场自由与政府调控此消彼长的关系,表明市场自由与政府调控并不是矛盾对立的,应当采取辩证统一的态度。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同样面临如何正确处理两者关系的问题。

   【关键词】金融危机|市场自由|政府调控

   目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正在继续发展之中,按照香港经济学者郎咸平的看法,2009年才是这场危机的“严冬”。对此,人们大可见仁见智。但这场危机确实说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盛行一时的新自由主义并不是解决市场经济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人类世界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正确处理经济自由与政府调控的关系,确实需要理智而冷静的深入思考。

一、“看不见的手”是万能的吗

   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大多数西方学者和政要过分地夸大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抑或说强调极端的经济自由。“看不见的手”真是万能的吗?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是在批判与封建专制相对应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法宝,它的出现,给西方社会发展带来了强劲的动力。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人身的自由,为刚刚诞生的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勃勃生机。在政治自由保护下的经济自由,是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基础。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理论亦即经济消极自由理论就是应这种社会历史需要产生的。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起步期。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论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它确实实现了资产阶级本阶级的解放。使商品经济发展到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水平。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给予了高度评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显然,历史生动地说明,经济自由对于市场经济具有多么大的意义。自由赋予社会以活力,自由使人得到解放,人的生产、生活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毫无疑问,自由是一个好东西。

   但是,“自由不能过了火”。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西方国家过分推崇强调经济自由,完全依赖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弊端开始暴露,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突出,贫富两极分化伤害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1929-1933年席卷欧美的经济社会大危机充分表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有病而且极端严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在分析了资本主义依靠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和弊端、分析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基础上提出的。

   19世纪末以来的资本主义有病,但也并非是病人膏肓;同时,资产阶级也有高明的“病榻前的医生”,那就是20世纪初的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凯恩斯主义成功地引导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度过了经济危机,为资本主义的重新发展奠定了基础。当然。凯恩斯主义在经济问题上过多强调国家调控,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用“看不见的手”来引导市场经济的作用;同时,推行福利国家的政策,尽管有效地缓和了阶级冲突,但是它毕竟挫伤了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因此,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它也遭遇到新的挑战,经济发展呈现滞涨,社会矛盾剧增,当时美国的反越战运动、法国巴黎的红色学生运动都充分说明这一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哈耶克、布坎南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操刀入室,走上欧美的思想舞台,并且获得了里根、撒切尔等当时执政人物的赞同,将其理论转化为政策实际。

   新自由主义主要思想理论代表哈耶克等人普遍主张否定凯恩斯主义的作用,主张继续实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强调经济自由,完全依赖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调控经济,引导市场。新自由主义的出现和盛行,一定程度上匡正了凯恩斯主义的某些问题和弊端,重新刺激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纷纷缩小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凯恩斯主义盛行时期的国有企业重新实行私有化,同时放慢福利国家的步伐。可以说,当时无论是里根主义还是撒切尔主义,都无一例外。这些措施当然有效补救了凯恩斯主义的不足。但是,完全主张用“看不见的手”来引导市场经济,盲目地认为市场可以解决西方经济的全部问题,必然也带来新的问题和弊端。21世纪初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就是新自由主义失败的最好例证。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及其衍生工具是刺激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证券、期货等金融衍生工具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投机性和风险性,如果缺乏必要的监管,任凭其随心所欲地自由泛滥,就不可避免地出现问题。而次贷证券或者次次贷证券更是一种明显的金融投机行为。长期以来,美国金融行业监管部门以经济自由为理念,认为依靠市场机制可以完全解决金融证券市场中的问题,比如格林斯潘就曾经认为“看不见的手”可以解决市场的一切,因此对次贷证券的投机行为不加管制和监控,结果造成了这场自20世纪初以来又一次规模宏大、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不仅给发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殃及了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国家。这个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二、经济自由与政府调控是矛盾的吗

   如何看待并且正确处理经济自由与政府调控之间的关系,恐怕是西方社会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毫无疑问,市场经济内在地要求不断扩大经济自由。市场经济是人类现代经济文明的成果,也是所有国家推进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确实能够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带来活力。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内在地要求经济主体的多样化和利益要求的多元化,而市场经济主体的多样化和利益要求的多元化,不仅需要必要的社会经济自由,而且也需要政治上的自由和文化上的自由为其提供保障。没有自由、平等、民主、法制,市场经济的长足进步和顺利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因为这样,发展市场经济必然以追求经济自由为前提。

   然而,自由从来都不是无限制的,世界上只有相对的自由,从来就没有绝对的自由。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来的历史证明:什么时候把自由规范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经济和社会发展就健康有序;什么时候自由离开了必要的限制,就会引发灾难。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必要调控是须臾不可离的。

   经济自由是在社会活动的层面体现的。但是,任何时代为了协调和组织社会(无阶级社会除外),都需要国家。国家不能离开社会,社会也同样不能离开国家。西方一部分学者认为“国家是必要的罪恶”,这是不客观的。国家是必要的,但它并不是罪恶。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不能自发地维护公平和正义。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每一个人都尽可能地追求和维护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种利益最大化当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但是,每个人的利益最大化如果不用公平正义来维护和限制,就会造成一部分人利益最大化而另一部分人利益受损害。因此,社会一定需要国家,国家具有管理社会的功能。国家一方面应该为社会提供最好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还要通过协调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起到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作用。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是现代国家的天职。

   在推行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国家毫无疑问要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各种各样的条件,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与此同时,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国家也必须受社会的委托对市场进行必要的干预。当然,这种干预绝不是直接干预市场主体的具体经济活动,而是依照法律对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实行规范和必要的调控,以维护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说,经济自由和政府的必要宏观调控之间并不存在矛盾,而是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强调问题的一个方面而简单否认问题的另一方面,从来都不符合辩证法。

   纵观西方经济学说史,近代以来的西方学者,常常把相对真理无限加以扩大说成是绝对真理,这就不可避免地引发一些不该出现的问题。其实,无论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理论,还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自由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客观真理的某些方面。但是它们的不足都在于把相对真理当成了绝对真理,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问题。在资本主义建立初期,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在批评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基础上建立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论毫无疑问是必要,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客观地要求扩大自由,减少政府不必要的管制。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前进,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内在矛盾和自由市场经济存在的某些弊端出现以后,如果不加以调整,就会与历史发展的规律背道而驰。凯恩斯主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凯恩斯主义的出现弥补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理论的某些不足,有效地调整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所以凯恩斯主义的出现当然也是必要的。凯恩斯主义同样是自由主义,但用政治学界的话语说是一种“新自由主义”。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论不同,凯恩斯主义纠正了完全依靠运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经济的弊端,主张并且切实实行依靠政府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推行积极自由,譬如实行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发展;国家出面兴修基本建设工程以扩大社会再就业;实行高税收推行福利国家政策,以缓和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实事求是地说,在20世纪上半叶,凯恩斯主义成功地挽救了资本主义,使西方社会得以顺利地渡过危机和难关,为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没有凯恩斯主义,就没有20世纪下半叶西方资本主义的长足发展和兴旺发达。但是凯恩斯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如果不再进行新的调整就难免阻碍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发展,新自由主义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客观地说明了纯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存在不少问题的,应当加以修正。危机发生以来,欧美各国政府也包括我国政府普遍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譬如斥巨资救市、挽救制造业、降低利息、启动国家基本建设工程等等。这些当然不能说不是有效措施,问题在于,这场危机本来是可以避免,只是由于西方的学术界和政要们长期以来只强调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而对政府必要的调控认识不足,用一个极端否定另一个极端,必然出现这种恶果。简单地用一个方面否定另一个方面,这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并不可取。强调经济自由的时候不能忘记政府的必要调控;在强调政府进行调控和必要监管的同时,也不能简单地否定经济自由。只有把经济自由和政府必要调控统一结合起来,才是市场经济的最好方式。20世纪末21世纪初,西方的有识之士已经看到这一点。由英国学者吉登斯提出,并为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若斯潘等人倡导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就比较充分地论证了自由市场与政府调控之间的关系,力图走出一条既不是凯恩斯主义也不是新自由主义的“中间偏左道路”,将国家与社会、自由市场与政府调控结合起来。可惜的是,“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没有坚持下来。

三、我国市场经济应该坚持什么样的路向

   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开始,中国人民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和根本目标。17年来,市场经济给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的巨大动力为世人所有目共睹。但是,10多年来,在中国这样后起的市场经济国家应该走出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人们始终是有争议的。

一个时期以来,我国思想理论界的某些人受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一度认为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可以解决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全部问题。他们主张彻底的经济自由化包括生产资料私有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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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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