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应当重视、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史的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60 次 更新时间:2015-07-13 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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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兵 (进入专栏)  

在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征途上,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逐渐在凸显出来:“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就从未中止,其间伴随着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和曲折道路。今天,站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所取得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一系列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时机也成熟了。因为,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围绕“当代资本主义”所进行的编译和研究工作,已经为深化资本主义的理解提供了宽广的理论视野和丰富的学术储备。也是为了更好地推进“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发展,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理论借鉴,我们认为,应该首先加强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认识和批判的思想史研究。具体来说,就是要对上迄马克思恩格斯,自第二国际和苏联时期,经西方马克思主义,再到当代欧洲激进思潮的最新发展,160年来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左派对于资本主义认识和探索的历史变迁进行全程梳理。

我国改革开放后“资本主义”重新认识的突破与发展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在中国能有今天的繁荣,首先与20世纪80年代对于传统资本主义理解的反思和现实资本主义的重新认识相关。从大处着眼,这植根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稳步推进;于细处觅微,这也同走出传统斯大林教条主义教科书体系、建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形态的思想历程息息相关。这一阶段最显著的理论成果是:自觉摒弃对于资本主义的教条主义式的僵化理解,倡导以开放的心态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及其当代发展,同时反对矫枉过正,强调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研究中的指导性地位。在此过程中,也已经开始了对于资本主义理解科学出发点的再反思。

虽然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国共产党也曾得出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但从社会主义改造中提出“让资本主义绝种”的口号开始,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观念影响下,我们逐步采取了一种对资本主义进行简单否定的非历史态度。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只限于政治决议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中的抽象概念,更不用说对于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承认和正视了。总的说来,这种假想中存在的资本主义形象是直接作为社会主义将克服和超越的对象而存在的。这一理论形象的主要来源有三。

其一是经前苏联教科书原理反注过的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理解,在“两个必然”的旗帜下,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被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规定下来。

其二是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对资本主义发展所做的分析,即资本主义已经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也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就究其经济本质来说是垄断的资本主义,这一点也就决定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因为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而且正是从自由竞争成长起来的垄断,是从资本主义制度进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制度的过渡。”①

其三是斯大林对“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看法,在1952年出版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他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经济影响在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结果,应当认为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的瓦解。这个情况决定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②直到1986年,这种观点还在前苏联东欧具有广泛的影响。

在“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过程中,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直接相关,对于“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考察就成为资本主义研究的焦点。邓小平在1980年就曾敏锐地指出:“对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当然也要采取科学的态度”③。这是一个重要的新的理论起点。在党的十三大上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更是把加深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再认识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本理论课题。相应的,“重新认识”或“再认识”资本主义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形成了一股学术热潮。

虽然在这场“开眼看世界”的思想运动中不乏对立与交锋,成功与失误,但它对于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活力、拓展和深化“资本主义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并且取得了许多重大的学术成果,在某些方面甚至奠定了今天“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关键性理论基础。

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获得了新的认识。首先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分期划分的标准更加全面,除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程度外,反映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也被作为划分的标准得到了考虑。其次,有关阶段的划分出现了几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两阶段论”,又分为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古典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初级阶段-高级阶段等不同划分方式;二是“三阶段论”,包括原始积累-自由竞争-垄断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等观点;三是“四阶段论”,其中又有原始积累-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形成-发育-成熟(当代)-衰亡等不同的看法。

对现代资本主义特征和历史地位也有了新的看法。首先,现代资本主义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时代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除了利用新技术革命实现生产力的发展、建立有效的市场竞争和政府宏观调控机制外,在政治运作、文化形态、所有制形式和阶级结构等方面都发生了许多变化。因此,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问题的理解也出现了改变:有的学者在坚持基本矛盾不变的基础上强调对资本主义经济机制、政治体系和文化形态的再认识;也有的论者认为随着政府对经济操控的增强和股份制的发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得到了缓和;还有一种注重考察上述变化所带来的部分质变的观点。再就是结合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定位,这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资本社会主义等诸多不同观点。

不难发现,在针对现代资本主义所进行的“重新认识”或“再认识”过程中,还曾经出现了一种错误的理论趋向,即肯定现代资本主义已经不同于马克思、列宁等经典作家所生活的时代,试图以此证明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理论的失效,并且,提出一种对于资本主义未来发展及其同社会主义关系的所谓“新”观点。其中,尤以“趋同论”最为典型,即开始强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同特征,并用它来代替传统的“扬弃论”和“垂死论”。

正如同时期及后来许多学者已经撰文指出的那样,在资本主义再认识过程中所出现的这种趋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偏离,“趋同论”的本质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边界的混淆,也是对马克思所开创的资本主义科学理解的误读。④在我们看来,之所以出现这种理论上的错误倾向,存在着两个内在相关的原因:

一方面,是由于资本主义研究中借助直接的经验事实来反思传统教条框架所产生的“矫枉过正”。出于对斯大林教条主义体系的逆动,但又无法及时消化那些纷繁复杂的新情况、新变化,并且缺乏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甄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能力,这势必要在研究上走弯路。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多年来受苏联教科书体系的钳制,先前对于资本主义的很多观点都直接来源于前者的抽象结论,而根本无法真正科学地掌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理解的科学范式,同时,也还没有掌握西方左派学者已经进行过的有益探索,因而在这种“再认识”过程中一时无法形成独立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明晰的正确方法论指导——这是内在于前者的更加根本的原因。

尽管理论上仍存在诸多不同意见,甚至是争论,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错误倾向。但从总体上看,20世纪80年代前后所进行的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理论探索,成绩是大的,影响也是深远的。首先,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相结合,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解跳出了既有的理论窠臼,这是新时期迈向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面向世界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的当代资本主义科学理解的第一步。其次,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真正进入中国学者的理论视野,同时随着相关理论成果的译介,还为形成新的资本主义科学理解奠定了初步的学术基础。再者,也是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反思前面提到的错误倾向的过程中,已经开始有学者自觉吸收既有的理论资料和研究成果,审视反思“资本主义再认识”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不足,并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发点上寻找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科学基点。⑤在我们看来,这是将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推向深化的科学路径,也是今天“资本主义理解史”的最初思想源起。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回顾与展望

20世纪90年代开始,面对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新的全球化历史态势,无论是从研究视域的拓展还是就分析程度的深化来说,“资本主义研究”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江泽民同志提出把“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作为“需要全党同志共同深入研究,从思想上政治上进一步取得科学认识和做出正确解答”的“四个如何认识”问题之一,⑥学术界也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围绕“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等主题,数量颇丰的经验资料和研究文献被迻译到国内,针对相关主题的系统研究和综合分析也纷纷问世,并且在多角度、不同层次的对话和反思中,我国学界关于资本主义研究的理论基础得到了夯实,探索的新方向也日渐澄明。

较之80年代的“解放思想”和“重新认识”,这一阶段“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显著特征是对更丰富文献材料的进一步占有,即通过相关译介工作将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现实及其理论反映更为全面地展现在中国学者面前。毋庸赘言,90年代以来围绕该主题所进行的翻译、评介工作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成果。由于这些译著、译文的数量是如此之大、种类是如此之多,在这里我们无法一一列举。同时还应看到,随着当代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很多80年代讨论还未曾触及或得到展开的主题,也只是到了这个阶段才逐步进入学界的讨论域,其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等问题了。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资本主义研究”本身所具有的跨学科和多视角特点,除了那些专门的以“资本主义研究”为主题的译丛外,不同形式的“西学迻译”也都或多或少对促进这一研究产生了积极意义。总的说来,这些译介的作用场域主要包括:第一,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转、政治操作和文化意识形态功能的直接分析;第二,从哲学社会科学的观念发展中透析出来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解;第三,在批判和捍卫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争论中折射出来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解。

在充分占有新材料的基础上,国内“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开始进入消化并运用这些材料的阶段。除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一如既往地予以跟踪观察外,学界同仁也开始系统地总结既有的研究成果,并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性质和特征进行全面的分析和阐述。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包括《当代资本主义论》(李琮主编,1993)、《现代资本主义论》(陶大镛主编,1996)、《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社会主义新课题》(胡连生、杨玲,2000)、《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论》(刘昀献,2003)、《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徐崇温,2004)、《当代资本主义新论》(靳辉明、罗文东,2005)等。我们认为,以这一系列论著为代表,“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正在理论上不断走向深化,较之此前获得了研究上的重大进展。

具体说来,90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所取得的这些理论成果可以分为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的分析、对其历史定位的把捉和历史趋势的判断。这些研究一方面继承了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再认识”所取得先期成果,另一方面也由于客观对象的新变化和自身研究的反思而展现出新的特点。

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特点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阶级结构等领域中的反映。就直接的社会现实而言,当代资本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处的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不争的事实。对于这些新的变化,国内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从生产力层面上来看,学者们普遍认为,随着新的科学技术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当代资本主义在生产力发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社会财富迅猛增长,呈加速增长趋势。在产业结构上,出现了信息化、服务化、高科技化趋势。在生产力要素内部,脑力劳动比例攀升,劳动工具随着生产管理中新手段和工具的获得,如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等,而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劳动对象的范围也因为新材料和新资源的开发得到了拓展。有学者用生产力总量、生产社会化程度、生产力的质三个大飞跃来描述这些新变化。

从生产关系层面上来看,当代资本主义因为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呈现出新的特点。简单说来,在所有制关系上出现了资本社会化的趋势,在劳资关系上形成了允许工人阶级加入企业管理的多种形式,在分配关系上实行了社会福利政策。有的学者则将其概括为:政府对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进行干预;推行雇员持股计划;实行福利政策;用税收调节收入再分配。另外,在生产关系新变化的讨论中,也已经涉及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以及全球化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讨论。

从上层建筑来看,研究者普遍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在以下四个方面变化显著:(1)实现了政治制度与法制的有效结合;(2)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职能增强,国家的调节作用越发突出;(3)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进一步扩大;(4)意识形态中左翼与右翼的分歧逐渐减弱,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虽然未变,但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却更加鲜明。在我们看来,其中的核心要旨是资本主义政治统治形式更加完善、精巧,这与资本不断为自己创造出再生产的条件息息相关。

从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来看,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显然不同于经典理论家所处的历史阶段。随着资本运转和企业管理方式的转变,资产阶级的内部结构呈现出经理资本家阶层人数上升、作用增加的特点,传统资本家对企业由直接控制过渡到间接控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多少看到这一点了。工人阶级构成也日趋复杂化、生产和生活地位得到了明显改善,第三产业工人的比例上升,再就是出现了以“白领”为代表的新“中间阶层”。相应的,两大阶级的矛盾有所淡化,并开始纠缠于种族、性别、地域、宗教等冲突之中。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研究在传统框架的拓展与新近观点的引介中得到了深化。除了对现实变化的研究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所处历史阶段的定位也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一方面是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将具体的经验事实和既有的理论框架结合起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资本主义”等理解。实际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资本主义”等提法在80年代“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已然出现。这些讨论(争论)的源点都可以追溯到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论述,特别是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对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理解。另一方面,在吸收借鉴西方学者研究的过程中,运用新的资源和方法,形成了新的理论判断,如“后工业社会”、“晚期资本主义”、“后福特制资本主义”、“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等概念就是在学界具有一定影响的舶来品。

很多学者赞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说法,认为资本主义在二战后从一般垄断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换言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不能被涵盖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内部,而就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有的学者虽然认同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说法,但是反对上面提到的“新阶段说”,依然坚持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阶段。因为,虽然帝国主义控制、剥削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并没有超出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围。

还有学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超越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进入了一个新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或跨国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是资本主义经过自由竞争、私人垄断、国家垄断之后的新发展,它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但却在一个新的全球“尺度”(scale)上加剧了这一矛盾。

另外一种不同于上述观点的看法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到了社会资本主义阶段。持这种观点的学者首先批评上述观点仍局限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思维方式之中,强调以三次科技革命为线索,着眼于社会的整体结构变化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形态。他们认为,“社会资本主义”阶段与信息技术革命和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极大发展相适应,并且可以恰当地解释前面提到的那些新变化。

除了以上四种观点之外,在当下的资本主义研究中,还有这样一些理论观点,它们虽然是近年来才被介绍到国内,但已经进入了学界讨论的话语系统。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观点、厄内斯特·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米歇尔·阿格里塔的“后福特制资本主义”观点和让-克罗特·德罗奈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理解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观点不仅在直接的“当代资本主义”讨论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还延伸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后现代思潮的讨论就无法绕开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的观点则直接启发了我们用“晚期马克思主义”概念来指涉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终结之后的西方左派理论发展,“泰勒制-福特制-后福特制”的理论框架也逐渐成为今天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隐性历史线索。

除了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经验事实的全面介绍和评述、对其本质特征和历史地位的理论推敲外,这一阶段研究中所取得的另一项成果就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方法论的自觉思考。尽管比起前几个方面研究成果的汗牛充栋来,围绕资本主义研究的方法所进行的探讨并不算非常多,但是无论如何,对于自身研究方法的反思和省察已经开始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一个新的理论生长点。在我们看来,关于资本主义研究方法论的反思之所以走到了历史的前台,原因有二:

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当代资本主义变化着的现实和传统理论框架之间的冲突。这一点在“资本主义再认识”的讨论中已经凸现出来,近年来更是直接推动着资本主义研究方法论的反思。面对这一冲突,学界早已达成理论共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基本理论依然有效,但有的具体判断不再适应于现实。经过多年的探索,科学理解资本主义当代变化中几个最重要的元方法论指导,或者说理论边界也得到了确立。这就是必须正视变化了的历史现实、区分复杂现象的不同层次、全面理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异”与“同”、坚持理论和实践相联系的观点。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在对现实的不同理解中,已经包含着“回到马克思”的理论诉求。一方面自觉反思经过斯大林教条主义中介了的传统资本主义解释框架之不足,另一方面带着新的问题意识重新阐释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解,其中,“全球化”与“世界历史”的研究最引人瞩目。

再就是随着新理论视域的开启,有关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不同理论方法之间存在的竞争和冲撞。正如前面的历史回顾已经看到的,同样是面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这样一个客观现实,竟然存在多种不同的概念定义。其中固然包含研究视角和理论层面的差异,但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差异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是不同的理论框架和形态。这样,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被摆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前台:在回答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什么之前,还要应对什么是当代资本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提问。这是一个“新”理论域中的“老”问题,对这一抽象问题的回答因为资本主义自身发展及其相应研究的历史展开,而获得了具体的丰富性。换句话说,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现实,外在的理论斧削故不足取,但仅仅依靠经验的实证分析也是不够的,必须回到思想史的历史进程中,把握不同资本主义理解形态的内里逻辑和外部作用场域。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在我们看来,有关历史上资本主义研究和阐释不同理论形态的批判性研究,既是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发展到今天必然遭遇的困扰,也是这一研究走向深化的新的理论起点。

概而言之,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反思和积累,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追踪、理论分析和方法论自省,“资本主义研究”已经成为学术讨论的热点话题和新理论进展的重要推动。其中,对于资本主义认识和批判的理论史的梳理是“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整理既有的研究成果,形成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借鉴西方左派资本主义理解得失、激活马克思理论当代意义的资本主义研究科学方法的内在要求和历史任务。

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左派关于资本主义理解的历史兴替

基于上述理解,自2004年南京大学“985”二期工程建设中,我们获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平台)“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立项以来,以教育部百所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为依托,我们将全副精力投入到“资本主义理解史”的研究中来,并首先聚焦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左派关于资本主义理解的历史发展”这一专题上。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左派资本主义理解史”作为我们的突破点,除了不得不承认围绕资本主义的相关研究历史线索太过丰富、具体内容十分庞杂外,更重要的是:这段长达160年的历史与我们的当代资本主义探索在理论上最为切近,但却从未得到系统的历史梳理。

有关“资本主义”研究的出现和发展,从根本上来说当然是以现实社会历史变革为基础,但从具体的理论层面上来说,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马克思主义和欧洲左派社会理论的历史演进。无论是“资本主义”作为一个问题进入思想史语境,传统资本主义理解在争论中形成并在社会主义实践中“茧化”,还是“当代资本主义”问题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中的凸现,都直接来源于那些针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探索。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出于种种原因这一理论上的富矿却从未得到全面的勘探和开采:

首先,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内在逻辑和历史形成缺乏清晰的界定。当资本主义研究需要回到马克思那里寻求思想支撑的时候,却常常遭遇到理论上模糊甚至是冲突的情况。这固然要由斯大林的僵化教条主义体系负责。但必须看到,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获得对资本主义的科学理解也非一蹴而就。不同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在援引马克思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认识上的差异。这样,对于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历史形成的回顾就成为我们的第一个理论任务。

其次,对第二国际时期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和历史缺乏应有的重视和研究。受斯大林教条主义判断的影响,这一研究在国内十分薄弱,很多方面甚至是空白。第二国际既是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经典批判理论的完成和全盛时期,也是经典批判理论向现代批判理论过渡以及现代批判理论分化的时期。缺失了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发展的这关键一环,就无法了解这一理论的完整历史谱系,无从真正把握当代各种不同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实质和历史作用,也不可能准确地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和规律。因此,第二国际时期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研究具有学术上的补白价值和理论上的关键意义。

再者,对苏俄(联)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这样一种特殊的理论模式缺乏历史的分析。这种研究模式不仅构成了整个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理解史上的重要发展阶段与形态,而且由于苏俄(联)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特殊地位,它甚至长期处于领先或核心位置。然而,这种产生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研究模式在历史的展开中却被抽象地上升到一个它自己所不能胜任的理论高度。随着苏联学界以马克思“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结论为构架,以列宁《帝国主义论》为历史起点,以斯大林“总危机”理论为现实指向,形成关于资本主义理解的基本观点和看法之后,其研究重点基本上放在对经典思想遗产的固守、辩护、阐释上,而或多或少忽略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新现实的客观认识。实际上,结合改革开放以来“资本主义再认识”的理论得失,这一历史梳理具有特殊的意义。

第四,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从资本主义理解这一特定线索出发理解其理论逻辑的历史发展却依旧是一个“新”的课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和转变和终结,本身就是同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解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这一复杂理论思潮的内部,针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知和不同的理论资源相结合,形成了历史关联着的多种理论形态。概言之,国家资本主义批判、消费社会批判、晚期资本主义批判以及全球资本主义批判等四种模式构成了20世纪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左派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历史线索。针对这些模式的形成及其转换的研究,对于我们更好地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经验教训具有直接意义。

第五,对20世纪西方左派经济学视域中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认识不足。虽然不少西方左派经济学理论已经陆陆续续被介绍到国内,但是立足于经济哲学视域,历史地考察西方左派经济学界在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方面的重要观点和方法却刚刚开始起步。一方面,这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更多关注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相关,另一方面也与客观存在的学科边界硬化摆脱不了干系。因此,这一研究不仅对历史地整理西方左派经济学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而且对缝合“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的理论间隙,都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和激进思潮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的研究仍在进行的过程之中。包括后马克思思潮在内的很多激进理论也都是正处在形成和变化的过程之中,其中隐含着当代资本主义理解的最新理论成果。从资本主义理解的角度出发同它们展开的对话,对于我们占据理论最前沿、深入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变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按照历史和逻辑的展开,“西方左派资本主义理解史”将分为以下六个历史阶段: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历史生成、第二国际时期经典资本主义理论向帝国主义理论的过渡、苏俄(联)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左派经济哲学视域中的和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与激进话语中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

注释:

①《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3页。

②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6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8页。

④参见徐崇温《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重庆出版社,2004年,第22-24页。

⑤参见张一兵等《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科学基点的思考》,载于《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

⑥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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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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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学海》(南京)2009年2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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