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应当重视、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史的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5 次 更新时间:2015-07-13 12: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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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兵 (进入专栏)  

   在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征途上,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逐渐在凸显出来:“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就从未中止,其间伴随着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和曲折道路。今天,站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所取得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一系列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时机也成熟了。因为,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围绕“当代资本主义”所进行的编译和研究工作,已经为深化资本主义的理解提供了宽广的理论视野和丰富的学术储备。也是为了更好地推进“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发展,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理论借鉴,我们认为,应该首先加强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认识和批判的思想史研究。具体来说,就是要对上迄马克思恩格斯,自第二国际和苏联时期,经西方马克思主义,再到当代欧洲激进思潮的最新发展,160年来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左派对于资本主义认识和探索的历史变迁进行全程梳理。

   我国改革开放后“资本主义”重新认识的突破与发展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在中国能有今天的繁荣,首先与20世纪80年代对于传统资本主义理解的反思和现实资本主义的重新认识相关。从大处着眼,这植根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稳步推进;于细处觅微,这也同走出传统斯大林教条主义教科书体系、建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形态的思想历程息息相关。这一阶段最显著的理论成果是:自觉摒弃对于资本主义的教条主义式的僵化理解,倡导以开放的心态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及其当代发展,同时反对矫枉过正,强调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研究中的指导性地位。在此过程中,也已经开始了对于资本主义理解科学出发点的再反思。

   虽然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国共产党也曾得出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但从社会主义改造中提出“让资本主义绝种”的口号开始,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观念影响下,我们逐步采取了一种对资本主义进行简单否定的非历史态度。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只限于政治决议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中的抽象概念,更不用说对于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承认和正视了。总的说来,这种假想中存在的资本主义形象是直接作为社会主义将克服和超越的对象而存在的。这一理论形象的主要来源有三。

   其一是经前苏联教科书原理反注过的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理解,在“两个必然”的旗帜下,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被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规定下来。

   其二是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对资本主义发展所做的分析,即资本主义已经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也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就究其经济本质来说是垄断的资本主义,这一点也就决定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因为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而且正是从自由竞争成长起来的垄断,是从资本主义制度进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制度的过渡。”①

   其三是斯大林对“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看法,在1952年出版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他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经济影响在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结果,应当认为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的瓦解。这个情况决定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②直到1986年,这种观点还在前苏联东欧具有广泛的影响。

   在“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过程中,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直接相关,对于“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考察就成为资本主义研究的焦点。邓小平在1980年就曾敏锐地指出:“对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当然也要采取科学的态度”③。这是一个重要的新的理论起点。在党的十三大上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更是把加深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再认识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本理论课题。相应的,“重新认识”或“再认识”资本主义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形成了一股学术热潮。

   虽然在这场“开眼看世界”的思想运动中不乏对立与交锋,成功与失误,但它对于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活力、拓展和深化“资本主义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并且取得了许多重大的学术成果,在某些方面甚至奠定了今天“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关键性理论基础。

   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获得了新的认识。首先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分期划分的标准更加全面,除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程度外,反映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也被作为划分的标准得到了考虑。其次,有关阶段的划分出现了几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两阶段论”,又分为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古典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初级阶段-高级阶段等不同划分方式;二是“三阶段论”,包括原始积累-自由竞争-垄断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等观点;三是“四阶段论”,其中又有原始积累-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形成-发育-成熟(当代)-衰亡等不同的看法。

   对现代资本主义特征和历史地位也有了新的看法。首先,现代资本主义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时代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除了利用新技术革命实现生产力的发展、建立有效的市场竞争和政府宏观调控机制外,在政治运作、文化形态、所有制形式和阶级结构等方面都发生了许多变化。因此,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问题的理解也出现了改变:有的学者在坚持基本矛盾不变的基础上强调对资本主义经济机制、政治体系和文化形态的再认识;也有的论者认为随着政府对经济操控的增强和股份制的发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得到了缓和;还有一种注重考察上述变化所带来的部分质变的观点。再就是结合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定位,这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资本社会主义等诸多不同观点。

   不难发现,在针对现代资本主义所进行的“重新认识”或“再认识”过程中,还曾经出现了一种错误的理论趋向,即肯定现代资本主义已经不同于马克思、列宁等经典作家所生活的时代,试图以此证明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理论的失效,并且,提出一种对于资本主义未来发展及其同社会主义关系的所谓“新”观点。其中,尤以“趋同论”最为典型,即开始强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同特征,并用它来代替传统的“扬弃论”和“垂死论”。

   正如同时期及后来许多学者已经撰文指出的那样,在资本主义再认识过程中所出现的这种趋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偏离,“趋同论”的本质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边界的混淆,也是对马克思所开创的资本主义科学理解的误读。④在我们看来,之所以出现这种理论上的错误倾向,存在着两个内在相关的原因:

   一方面,是由于资本主义研究中借助直接的经验事实来反思传统教条框架所产生的“矫枉过正”。出于对斯大林教条主义体系的逆动,但又无法及时消化那些纷繁复杂的新情况、新变化,并且缺乏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甄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能力,这势必要在研究上走弯路。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多年来受苏联教科书体系的钳制,先前对于资本主义的很多观点都直接来源于前者的抽象结论,而根本无法真正科学地掌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理解的科学范式,同时,也还没有掌握西方左派学者已经进行过的有益探索,因而在这种“再认识”过程中一时无法形成独立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明晰的正确方法论指导——这是内在于前者的更加根本的原因。

   尽管理论上仍存在诸多不同意见,甚至是争论,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错误倾向。但从总体上看,20世纪80年代前后所进行的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理论探索,成绩是大的,影响也是深远的。首先,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相结合,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解跳出了既有的理论窠臼,这是新时期迈向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面向世界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的当代资本主义科学理解的第一步。其次,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真正进入中国学者的理论视野,同时随着相关理论成果的译介,还为形成新的资本主义科学理解奠定了初步的学术基础。再者,也是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反思前面提到的错误倾向的过程中,已经开始有学者自觉吸收既有的理论资料和研究成果,审视反思“资本主义再认识”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不足,并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发点上寻找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科学基点。⑤在我们看来,这是将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推向深化的科学路径,也是今天“资本主义理解史”的最初思想源起。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回顾与展望

   20世纪90年代开始,面对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新的全球化历史态势,无论是从研究视域的拓展还是就分析程度的深化来说,“资本主义研究”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江泽民同志提出把“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作为“需要全党同志共同深入研究,从思想上政治上进一步取得科学认识和做出正确解答”的“四个如何认识”问题之一,⑥学术界也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围绕“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等主题,数量颇丰的经验资料和研究文献被迻译到国内,针对相关主题的系统研究和综合分析也纷纷问世,并且在多角度、不同层次的对话和反思中,我国学界关于资本主义研究的理论基础得到了夯实,探索的新方向也日渐澄明。

   较之80年代的“解放思想”和“重新认识”,这一阶段“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显著特征是对更丰富文献材料的进一步占有,即通过相关译介工作将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现实及其理论反映更为全面地展现在中国学者面前。毋庸赘言,90年代以来围绕该主题所进行的翻译、评介工作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成果。由于这些译著、译文的数量是如此之大、种类是如此之多,在这里我们无法一一列举。同时还应看到,随着当代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很多80年代讨论还未曾触及或得到展开的主题,也只是到了这个阶段才逐步进入学界的讨论域,其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等问题了。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资本主义研究”本身所具有的跨学科和多视角特点,除了那些专门的以“资本主义研究”为主题的译丛外,不同形式的“西学迻译”也都或多或少对促进这一研究产生了积极意义。总的说来,这些译介的作用场域主要包括:第一,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转、政治操作和文化意识形态功能的直接分析;第二,从哲学社会科学的观念发展中透析出来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解;第三,在批判和捍卫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争论中折射出来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解。

   在充分占有新材料的基础上,国内“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开始进入消化并运用这些材料的阶段。除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一如既往地予以跟踪观察外,学界同仁也开始系统地总结既有的研究成果,并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性质和特征进行全面的分析和阐述。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包括《当代资本主义论》(李琮主编,1993)、《现代资本主义论》(陶大镛主编,1996)、《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社会主义新课题》(胡连生、杨玲,2000)、《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论》(刘昀献,2003)、《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徐崇温,2004)、《当代资本主义新论》(靳辉明、罗文东,2005)等。我们认为,以这一系列论著为代表,“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正在理论上不断走向深化,较之此前获得了研究上的重大进展。

   具体说来,90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所取得的这些理论成果可以分为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的分析、对其历史定位的把捉和历史趋势的判断。这些研究一方面继承了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再认识”所取得先期成果,另一方面也由于客观对象的新变化和自身研究的反思而展现出新的特点。

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特点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阶级结构等领域中的反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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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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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海》(南京)2009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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