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迎华:19世纪英国的政治民主化与女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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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迎华  

19世纪,英国的工业化与政治民主化为妇女冲破传统的束缚,走向社会,赢得独立提供了物质基础。妇女借助文明进步的力量,积极参与社会改革,争取自身权利,不仅为20世纪妇女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推动了英国政治变革及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就法律与道德规范而言,在工业化以前,英国妇女没有独立的人格,正如当时有人描写的那样:“男人耕田地,女人守锅台。男人佩刀剑,女人掌针线。男人有头脑,女人有心地。男人发号令,女人愿听命。”(注:勃里格斯著:《英国社会史》,陈叔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8页。)她们在家服从父兄,出嫁依附于丈夫,丈夫既是主宰者又是保护人。所以,妇女完全没有财产权、订立契约权和离婚权。勃兰克斯顿有句名言:“丈夫和妻子是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丈夫。”因此,妇女的生活中心就是男人与家庭,“女人要取悦于男人,要贡献给男人,要赢得男人的爱和尊重,要哺育男人,要照顾男人,要劝慰男人,并要使男人的生活甜密且愉悦”(注:苏珊·艾丽丝·沃特肯斯著:《女性主义》,陈侃如译,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工业化开始之后,激烈的社会竞争使中上层阶级认为,工作是社会上的竞争和拚搏,而家庭是一个罪恶、丑陋和致命性竞争的避难所,也是一座围着墙壁的花园。女性是营造与维护这一美好环境的天使。妇女的主要责任是管理家政、相夫教子。但是,19世纪的一些公共立法却给予妇女较多的经济权。有关法律规定:第一,丈夫有责任为妇女提供生活保障。第二,妻子可以充当丈夫经济上的执行者和捍卫者。在一些小型的地方法院,妻子可以代替丈夫上法庭。如在1849年波士顿郡的165个案例中,由妻子代替丈夫作为原告的就有15个(注:《历史杂志》(TheHistoricalJournal),剑桥大学,1996年第3期,第703-722页。)。1853年妇女财产法明确规定丈夫有责任为妻子提供适合于身份地位的消费,不管他们是否生活在一起。1858年宫廷法院曾判决这样一起案件:一妇女趁丈夫不在家时,拍卖了家内物品,到伯明翰买了新的住处。她丈夫为此告发拍卖商。但法院判决:妻子的此举如同她拿了丈夫的钱去购买食品一样,是无罪的(注:《历史杂志》(TheHistoricalJournal),剑桥大学,1996年第3期,第703-722页。)。这些法律条文为妇女维护经济权利、享受工业文明带来的物质利益、参与社会公共事业提供了一定的经济保障。

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尤其是工业化的实现,资本主义大工业不断摧毁家庭经济,大量的女性走进劳动力市场。1855-1860年,东部、西部、西南部的劳动者家庭的女孩12-13岁就已外出谋生(注:K.D.M.斯奈尔:《劳苦人编年史》(K.D.M.Snell,AnnalsoftheLabouringPoor.),剑桥1985年版,第326页。)。1851年,英国女性人口为1065.9万人,其中参加工作的有283.2万人,她们主要分布在纺织、服装、采矿、金属、帮佣、造纸、印刷、食品等行业,职业妇女约占全国劳动者总数的30%。1881年,就业女子达3885万人。1888年,女工约占工业劳动力的1/4,占全体工会会员的1/8(注:B.R.米切尔:《英国历史统计摘要》(B.R.Mitchell,AbstractofBritishHistoricalStatistics.),剑桥1962年版,第60页;E.H.享特:《不列颠劳工史》(E.H.Hunt,BritishLabourHistory1815-1914.),伦敦,1973年,第20、256页。)。

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为她们开展女权运动提供良好的基础。首先,妇女从原来的家庭无酬劳动者变成拥有独立工资收入的劳动者。如兰开夏地区,因为工厂劳动,女孩子在16-25岁期间能够为自己积聚100英镑左右的嫁妆钱(注:H.珀金:《现代英国社会起源》(H.Perkin,OriginofModernEnglishSociety.),伦敦1985年,第157页。)。这在客观上为妇女摆脱依附地位提供了物质条件。其次,妇女扩大了社会交往,工厂、雇主、同事、社会构成了她们生活的重要部分,就在这新生活的大舞台上她们开阔了视野,认识到自身利益与阶级的利益,并使妇女参与社会活动成为可能。据杰克斯统计:1886年女工会会员在棉织业中有30100人,丝织业中有4500人,成衣业中有1300人,1858-1884年,英国有3.8万个工会组织,其中一半是女工(注:E.H.享特:《不列颠劳工史》,第258、300页。)。这正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因此,珀金说:“妇女走出家庭,也就是把她们从空气、阳光、空间、思想感情受拘束、受限制中解放出来,并形成守时、服从、机敏、巧妙、能干、集中精力的习惯,刺激她们好好工作,锻炼她们与人共事和社会活动的能力,训练她们自尊自强的勇气。”(注:H.珀金:《现代英国社会起源》(H.Perkin,OriginofModernEnglishSociety.),伦敦1985年,第157页。)更重要的是,妇女们的权利意识也开始增长。由于19世纪英国政治民主思想的发展、成熟,国家政治民主化的逐步实现,这就给女权运动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19世纪是英国政治统治权与经济统治权从分离逐步走向统一的时期。打破贵族垄断国家政坛的局面,建立民主化的政治模式,这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共同的目标。因此,自由主义成为19世纪英国政治思想的主潮,民主与改革是其主要内容。在理论上,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自由主义不断充实新的内容。19世纪初期,它主张抛开一切约束,废除对工业和贸易的过渡限制,实行经济上的放任主义,扩大政治上的选举权,完善代议制政府。到19世纪中后期,工业社会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如劳资纠纷、贫困、失业等问题。穆勒等自由主义思想家更多地论证政治自由问题,使自由主义体系趋于成熟。穆勒认为,政治自由的真正论据是它能够让公共问题得到自由的讨论,有权参与政治决定,具有道德、信念并承担使之发挥作用的责任,这是产生有理性的人类的重要途径(注: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刘山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780页。)。他的《论自由》主张真正宽容大度的公众舆论,这样一种公众舆论重视观点的不同,把要求一致意见的数量加以限制,而且欢迎提出新观念作为新发现的源泉。自由主义强调政府必须扩大政治参与范围,完善民主与法律制度。

以工人激进主义为代表的工人阶级的民主思想,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框架。政权决定产权是它的理论基础。工人领袖们认为争取政治权利是消灭贫困的途径。因此,在宪章运动中,他们把争取男子普选权、参政权作为工人维护自身经济权利的有效手段。哈尼说:“我们要求普选权,我们相信它将给我们带来面包、牛肉和啤酒。”(注:沈汉、刘新成:《英国议会政治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页。)

在社会政治领域,由于工业化加快信息传递,19世纪的政治文化向下深入到劳动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形成大众参政的政治氛围。它以多种组织、报刊、俱乐部、政治集会及议会请愿为主要标志。各阶层都成立各种政治改革组织,如“伯明翰政治同盟”、“伦敦通讯协会”、“设菲尔德宪法知识会”、“人民之友社”以及后来的“宪章派协会”等组织。各种组织都拥有宣传自己思想的报刊阵地,其中著名的有《一便士报》、《纪事晨报》、《太阳报》、《反雅各宾报》、《贫民卫报》、《黑矮人》等杂志。全国报刊种类在1760-1806年间增加了35%,报纸印花税票从1760年的900万张上升到1837年的3900万张,外省报刊1780年50种,1809年超过100种,1830年达150种(注:D.李德:《新闻与人民1790-1850》(D.Read,PressandPeople),剑桥1984年版,第107页。)。1824年取消结社法之后,各种政治组织迅速增加,如1888年,工会会员75万人(注:E.H.享特:《不列颠劳工史》,第25页。)。各种报刊、各种组织网络把拥有共同利益者联系在一起,自由主义、民主思想通过这些网络渗透到社会各阶层中去,使英国逐步完成民主改革。1832-1884年的三次议会改革,使英国不断向普选制迈进。1884年,选民人数达450万,当时英国人口不到4000万。如果不计妇女和21岁以下的男性人口,在成年男子中有选举权的已占大多数(注: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刘山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45页。)。而选举权的扩大意味着院外选民力量的扩大,这有利于完善大众参政机制,并增强了政治的开放性,密切了党派与选民的关系。另一方面,经过议会改革,工业资产阶级在国家各级政权机构中都取得了统治权。在下院中,1865年,土地利益的代表为436人,工商业、金融利益代表545人,1900年土地所有者代表占23%,而工商业代表上升到77%(注: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刘山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50页。)。在市镇议会中,工业资产阶级掌权更早。如:在罗奇代尔和索尔福德市参议会中,工业资产阶级占据的议席1856年为52.5%,1890年高达80.35%;在布莱克本和博尔顿,他们获得过40届市长职位中的25届以上(注:李宏图:《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与社会政治现代化模式》,载《世界历史》1992年第2期。)。工业资产阶级执政标志着英国结束了政治统治权与经济统治权相互分离状态,贵族政治彻底让位给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国家最终实现了政治民主化。这在客观上为女权运动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因为19世纪自由主义强调个体自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如何对待人口总数占一半的女性人口是自由主义理论家与国家政治民主化事业所无法回避的现实。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民主主义活动家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在自由主义理论基础上形成了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思想。沃斯通克拉夫特在《为妇女权利辩护》中批判卢梭重男轻女的妇女观,否认女性在理性和理智方面的能力低于男性;认为男女两性的道德水准是相同的,都可以对品德做出自由的理性选择;主张男女享受平等的教育权、就业权、政治权,两性只有在价值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两性权利的平等。19世纪60年代后,随着自由主义理论的不断成熟,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得到发展。约翰·穆勒在《妇女选举权的授予》、《代议制政府》中为两性政治平等的原则辩护。”在《妇女的屈从地位》一书中,他论证两性在法律上的不平等是妇女处于屈从地位、不能真正获取自由的根源。他说:“当法律向一个天平投入如此巨大的重量,自由的条件也不大可能是最公正时;当调整在两个人之间进行,其中一人被宣称给予一切,另一人除了当前者正在享乐时以外,不仅一无所有,而且在最沉重的道德和宗教的义务下,对任何过分的压迫都不去反抗时,自由也就没有多少价值。”(注:约翰·穆勒著:《妇女的屈从地位》,汪溪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93页。)他同样提出只有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法律权利、教育权利、就业权利,妇女才能真正享有自由权,妇女参政权是保障自身权利的主要手段。作为威斯敏斯特的议员候选人,他在讲演中特别强调妇女选举权问题,并在下院为争取妇女选举权不断努力。1867年他把妇女选举权要求写进议会改革修正案。在穆勒等人的自由主义思想理论的影响下,公民自主权高于一切的观念深入人心,男女政治平等的思想已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然而,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只是一般自由主义原则的简单扩张,片面地强调两性平等,忽略了性别社会角色的差异和两性生理区别。它的理性观念是男性实践的结果,其核心仍是男性观念,仍旧以男人的规范为标准,要求女性变得像男性一样,忽略了女性品质所特有的价值、女性群体的利益与群体的力量。这需要女性从自身的体验出发,提出更加符合自身利益的主张并付诸行动。



19世纪英国妇女在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基础上,在大众参政、社会民主改革这一良好的政治社会环境中,以各种形式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开展女权主义运动,争取自身的解放,向社会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加快了政治民主化步伐。

第一,直接参与政治斗争和党派活动。上层阶级妇女一直是国家政治斗争的积极参与者,甚至是某个政治家崛起的靠山。如达令顿子爵的女儿,她的整个生命都为辉格党的政治而工作,帕麦斯顿公爵把她介绍给外宾时,称呼她是“参谋部的领袖”。同样,据渥尔波介绍,托利党在威斯敏斯特竞选时,一位不知名的妇女在宾馆窗口向选民发表演说,帮助托利党在竞选中获胜(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L.L.Shiman,WomanandLeadershipinNineteenth-CenturyEngland.),纽约1992年版,第41页。)。

19世纪下半期,政党政治逐渐形成,中产阶级妇女成为妇女运动的主要参加者和领导者,她们组织各种组织,积极参与政党政治。1883年,保守党妇女成立“报春花协会”,1885年协会的人数只有11366人,1899年即达到100万人。实际上,该组织成了社会政治生活的俱乐部,许多有权势的人也加入该组织(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L.L.Shiman,WomanandLeadershipinNineteenth-CenturyEngland.),纽约1992年版,第177页。)。1887年自由党妇女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联合会组织组成“全国妇女自由联合会”,其中包括40个协会,共10000名成员。1890年该组织有133个协会、51300名成员,1888-1898年迅速发展:1893年达到369个协会、75000人,1895年初达到82000人(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L.L.Shiman,WomanandLeadershipinNineteenth-CenturyEngland.),纽约1992年版,第197页。)。保守党、自由党领导人的家眷成为这些组织的主要领导者,如W.E.格拉斯顿夫人、达令顿夫人、艾伯第伯爵夫人等。

这些妇女组织都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全国妇女自由联合会”成立之初就有三个目标:一是促使国家政府中沿用自由党成员;二是促进政府颁布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立法;三是通过会议、演讲等手段推行政治教育。地方组织是联合会真正的活动中心,有些组织还补充了交不起会费的工人妇女。结果,无论是“报春花协会”,还是“全国妇女自由联合会”组织,都是两党联系选民的桥梁。她们挨家挨户送发小册子,与户主谈话,在公共讲坛进行演说,宣传党的纲领,扩大党的影响,帮助党魁上台执政。尤其是议会对竞选经费作了限制之后,这些妇女组织在大选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报春花协会”的活动深入到各乡村,是保守党的重要竞选工具。

第二,争取妇女选举权,以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达到男女平等。

工人妇女接受了工人激进主义关于政权决定产权的理论,把本阶级及自身的屈从地位归咎于政治上的无权。她们指出:“国家政权机构掌握在中上层阶级少数人手中,而占全国数十万人口的工人却被排斥在宪法之外,他们的愿望从来就无人过问,他们的利益被统治集团诈骗去了。”(注:马孆:《工业革命与英国妇女》,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页。)她们积极投入到以争取普选权为中心的宪章运动中去。纽卡斯尔妇女组织了“纽卡斯尔妇女政治同盟”,向全国发出呼吁:“女同胞们:请你们加入我们的行列,帮助我们的父兄与丈夫,使他们和我们都从政治、肉体及精神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注:马孆:《工业革命与英国妇女》,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页。)设菲尔德、格拉斯哥、爱丁堡和利兹等地也出现类似组织。这些组织主张不分性别,人人都有选举权,并且把妇女选举权写进宪章。妇女通过散发传单、组织签名、直接参加示威游行等多种方式推动宪章运动的发展。L.L.西蒙说:“如果没有妇女的支持,男宪章主义者不能在全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第197页。)

19世纪下半期,随着议会民主制的不断完善,妇女选举权问题更加受到女权运动的重视。1851年,设菲尔德的劳动妇女率先成立“争取妇女选举权协会”,并在协会的宣言中说:“在这个国家里,妇女的声音尤其没有被听到,她们的意见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在一个民族,文明开化的最大试金石是妇女获得尊重及她们在社会中的影响。妇女在这个国家里负有重要的使命,我们在设菲尔德的好朋友证明她们能担当起这一使命。”兰开夏郡的纺织女工还于1900年组织请愿运动,要求妇女选举权,第二年,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有29359人。(注:马孆:《工业革命与英国妇女》,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从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女权运动在自由主义理论的个人主义思想基础上,对把妇女作为家庭人口再生产动物的传统观念提出挑战,认为公民自治权高于一切,国家最大的责任是保障人人平等的公民权。妇女领袖巴特勒提出国家只有立即通过法律给妇女选举权,才能保障妇女公民权。在实践上,“妇女治安协会”把妇女选举权、已婚妇女财产法、妇女教育权利作为主要的工作目标。

“全国妇女自由联合会”中的激进派认为妇女选举权是所有改革的基础,妇女立即获得选举权有助于其他社会问题的解决。针对保守党议员艾伯特·劳力茨提交的只允许把选举权给单身妇女的议案,她们与温和派分道扬镳,创办《妇女通报者》杂志,宣传自己的改革思想,鼓动妇女姐妹们继续为争取选举权而斗争。在1892年的年会上,她们战胜温和派,使赞成妇女选举权的提案得以通过。她们还把是否赞成妇女选举权作为能否加入协会的条件,所有的分支机构在与官方联系的提案中,都陈述支持妇女选举权问题。她们的行动给议会和政党造成很大的压力。19世纪末,议会对此进行多次讨论,自由党领袖不得不认真考虑这一问题,并在1905年的大选中接受了关于妇女选举权的提案。不可否认,20世纪妇女选举权的获得与19世纪妇女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第三,积极参与并推动国家的政治民主改革。

19世纪初期,各地妇女开始组织各类组织,参与以争取议会改革为中心的激进主义运动。1819年圣彼得广场的政治民主改革集会中,一群已婚妇女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许多妇女被捕,11个被害人中有两人是妇女(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第39页。)。此后,曼彻斯特成立妇女改革协会,很快汇集了上千人。不久,类似组织遍布英国北部,她们的首要目标是国家政治的民主改革,其次才是性问题。工人妇女还为激进主义领袖提供活动场所,传播民主思想。在反奴隶制运动中,全国各地妇女组织如“伯明翰反奴隶制协会”等各种组织,开展反奴隶制斗争,把反奴隶制斗争推向高潮,她们以“天赋人权”为武器,批判奴隶制的残酷、灭绝人性,并从女性角度论证奴隶制的不合理,迫使英国政府于1833年废除属国的奴隶制。在反谷物法斗争中,妇女采取义卖、募捐等方式,为反谷物法同盟提供经济帮助。1845年伦敦义卖活动中,参加者近万人,集资2.5万英镑。更重要的是,通过义卖活动,把反谷物法运动扩大到城市各阶层(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第53页。)。这有力地支持了反谷物法斗争,使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取得彻底胜利,从而也推进了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例如道德堕落、酗酒、环境污染、卖淫、童工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成为19世纪英国政府、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议题。女权运动把解决社会问题与改变妇女的社会地位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利用或变更立法,以维护自身的权益。

戒酒运动是19世纪妇女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并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行动。1829年,第一个戒酒团体成立。19世纪30-50年代,各种各样独立的妇女戒酒协会在北方地区纷纷建立,参加者主要是工厂妇女。60年代之后,随着中上层妇女的加入,戒酒运动有了大的发展。1876年产生了全国性的戒酒协会,总部设在伦敦,目标是促进戒酒工作,铲除酒贸易。据不完全统计,1880年全国已有136个妇女戒酒协会,1900年已达1111个分支机构,10万成员(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第169页。)。这些分支机构伸入到偏远的农村和繁华的城市,把不列颠妇女联系在一起。该组织在全国组织大量的示威游行、请愿等活动,还创办杂志,涌现出许多如C.L.贝尔福这样的女作家,她们用自己的作品影响社会。19世纪90年代,戒酒协会的活动与妇女选举权问题结合在一起,该协会成为自由党的官方论坛。这些运动不仅培养妇女演讲能力和组织能力,为日后的妇女运动造就一大批领导人才,也动员了大量妇女投身到社会生活中去。因此,L.L.西蒙说:“不列颠妇女戒酒协会对于更伟大的妇女运动来说,不但在于它培养了许多领袖人物,而且在于它让大量的妇女参加了公共民主事业和公共团体。”(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第169页。)

维多利亚时期,卖淫现象非常严重,已被公认为当时“最大的社会公害”。男人可以寻花问柳,而所谓“堕落的女人”便成为“牺牲品”。1864年政府通过《传染病法》,规定11个军队和港口市镇(后来增加到18个)的妇女都被作为卖淫可能者,由警察登记,任何到公共娱乐场所与不同男人在一起的妇女都必须登记。1866年又通过第二个《传染病法案》,允许警察在没有真实证据的前提下,逮捕任何被怀疑卖淫的妇女,把她带到治安法官那里。治安法官可以让她做任何检查,并把她当作卖淫妇女来登记;一旦发现她传染上性病,就予以监禁三个月,后来扩大到九个月。一支特殊的警察队伍不受地方政府的限制,强制这一法律的执行。官方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相信妇女为了物质利益去出卖自己的肉体,妇女有责任对这一社会犯罪行为负责,而男人仅仅满足本能需要,任何男人都不必对此负责。针对如此歧视妇女的法案,全国各地的妇女掀起反抗运动。约瑟芬·巴特勒领导组织了“社会纯洁同盟”,妇女活动家鲍托为此投入全部的家产和精力。她奔走3700公里,在99个会议和大型的集会上发表演说,鼓动妇女参与公共生活,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第53页。)。运动中,涌现出大量的像鲍托这样的社会活动家,产生统一的领导机构——“全国妇女协会”。女权主义者借用并超越自由主义理论。她们强调在法律面前,不分性别、不分阶级一律平等。同时,她们又把保护女权与维护国家公民权联系在一起,认为反传染病法就是维护公民权的斗争。激进主义者已开始研究政体机构权力扩散问题,提出保留个人意见、个人自由是社会物质进步的前提,并对国家行政管理惯例、国家现有的法律制度提出批评,如:军队问题、私生子的扶养问题等,把废除《传染病法》与铲除国家暴政联系在一起。

妇女反传染病法运动虽然规模不大,但在英国妇女运动史上是妇女第一次专门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它在19世纪70-80年代的女权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1.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角度论证男女平等,使公民平等观念深入人心。2.对医学界的男人抱以怀疑,动摇了对政府立法机构的信任。3.她们从中明白一个事实:男人的选举权和政治权力不能真正保护妇女的利益,只有根据妇女自身的利益开展政治活动,才能真正使妇女享受与男子同样的权利;只有妇女在政治机构中拥有自己的代表,国家的义务工作网才能扮演一个永久监督国家的公民自由权是否被侵害的角色。巴特勒提出,非成年人与女性的个人自治只能在男性价值和国家机构重建之后才能实现。因为改革后的议会不能保证女性的权益及女性的个人自治权,国家还是受专制主义的威胁。所以,政府只有进一步扩大民主,保证所有公民的自治权,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在此影响下,19世纪70-80年代,许多妇女抱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争取妇女选举权及其他事务中去,把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与国家的政治民主化事业推向新的高潮。

在斗争过程中,妇女增强了独立意识,开始以实际行动向不利于自身的法律制度挑战,向男性国家机器挑战,以挣脱妇女的屈从地位。“已婚妇女财产委员会”领导人艾尔玛提出妇女与男子享有同等的财产权、对儿童的监护权、道德自治权及已婚妇女生活自主权、妇女的选举权等。卡罗琳勇敢地走上法庭,向维护男性特权的传统法律宣战,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迫使议会于1839年通过《幼儿监护法》。该法规定母亲可以监护7岁以下的儿童。1875年,议会正式批准《婚姻及离婚法》,使离婚合法化,妇女也有权提出离婚。1853年通过《妇女财产法》。1870年通过英国历史上第一部《已婚妇女财产法》,该法规定:“已婚妇女因从事任何职业、工作或手工艺,或者因独自经营而得到的工资收入,她因凭藉文学、艺术或科学技术获得的现金和财产,以及用这类工资、收入、现金或财产投资所得全部利息,都应被视为和确认是她独自拥有和处理的财产。”(注:D.C.道格拉斯:《英国历史文献》(D.C.Douglas,EnglishHistoricalDocuments.),第11卷,伦敦1956年版,第537页。该法保证妇女拥有财产权,使妇女可以不依靠丈夫的荫护而生活。一群独立的有产者妇女开始出现在经济领域。如A.E.贝尔成为成功的股票经纪人。这不仅为她们日后取得与男子平等的家庭地位、社会地位打下基础,也为妇女进行政治、宗教活动打下基础。同时,在争取经济、法律平等权的过程中,她们进一步认识到政治权利的作用,更加重视民主政治与妇女选举权问题,许多人因此成为女权主义者。



上述可见,19世纪英国的政治民主化与女权运动是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中进行的:政治民主化是女权运动的前提,并给女权运动打上深深的烙印;而女权运动的开展则推动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第一,19世纪英国由政治俱乐部、党派、宣传媒介组成的大众参政的政治氛围,使妇女运动具有广泛性。各阶层妇女都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民主改革运动,并通过各种妇女组织和报刊,形成群众性的妇女论坛,尤其是19世纪最后20年,妇女组织迅速发展,有关妇女问题的杂志激增。妇女杂志与妇女组织相结合,推动大众政治的发展,使妇女尤其是中产阶级妇女把目光从家庭投向整个社会,开始意识到自身是社会的一部分,不再孤独,不再微不足道,许多妇女勇敢地向传统挑战。

第二,19世纪自由主义不断发展、成熟,民主与改革这一政治主旋律使女权运动积极追求民主、平等。她们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思想、工人激进主义的民主思想及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基础上,结合自身的特点开展活动。一位当代的解释者指出,19世纪70年代,整个妇女运动是如此被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所吸引,对把妇女作为家庭再生产动物的传统观点提出挑战。争取自由、平等权成为19世纪女权运动的主题,无论是参与社会政治改革,还是着手解决社会问题,从宪章运动到19世纪末的各妇女组织的活动,最终都涉及到妇女的民主平等权问题。在具体行动中,她们力图通过争取妇女选举权达到与男性平等,摆脱受奴役的社会地位,并把妇女民主权问题延伸到社会立法、政治机构的民主改革等问题中。因为,19世纪自由主义强调的是温和的渐变,所以,从表现形式上,当时的英国妇女运动表现出温和性、渐进性。

第三,19世纪英国议会民主制、政党政治的形成、成熟,使女权运动与国家政治紧密结合。随着政治民主化的实现,政党政治的形成,院外政治势力对党派的成败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妇女占人口一半,是一支不可忽视、可利用的力量,政党把女权运动作为政治斗争、派别斗争的一个筹码。他们利用领导运动的中上层妇女来影响或控制女权运动。因此,女权运动不可避免地受到男性组织或党派活动制约,很大程度上是男性组织或党派活动的外延和补充。党派的政治目标也是妇女组织的主要目标,扩大党的影响、争取选民的支持是妇女组织的主要任务。但在行动纲领上,这些组织都提出妇女问题,有时甚至把妇女问题作为主要目标,并在运动中给政府、党派造成社会压力,迫使党派对她们作出让步。这样,妇女运动既推动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也显示了自己的力量,改变了男性社会的偏见。整个19世纪,她们在政治、法律、家庭、社会上的地位不断提高,妇女财产法的通过,正是女权运动的重大突破。许多妇女已冲破家庭的樊篱,活跃在各个领域。妇女不再是家庭的奴隶,开始成为社会独立的人,开始从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

毋庸置疑,19世纪妇女运动是20世纪妇女解放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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