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莉:种族与性别因素交集影响下的美国女性文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3 次 更新时间:2020-03-24 18:0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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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莉  

   内容提要:美国女性文学诞生于美国民族文学的建构过程之中,至今已走过了300多年的历程。美国女性文学经历了两次发展高潮,分别是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后期。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美国女性文学在这两次高潮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种族与性别因素的影响,在这两种因素交叉影响下的美国女性文学既反映了社会政治变革对于文学发展的重要作用,也积极推进了社会进步,并以其独到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呈现出所处的时代与社会状况。

   关 键 词:美国女性文学  种族  性别  女权运动

  

   2009年,美国著名评论家伊莱恩·肖沃尔特(Elaine Showalter)发表了美国首部女性文学史《她们自己的评审团:从安妮·布雷兹特利特到安妮·普鲁的美国女性作家》(A Jury of Her Peers:American Women Writers from Anne Bradstreet to Annie Proulx),内容囊括美国女性文学发展历程中350多年里的250名女性作家。由此可以看出,从1650年布雷兹特利特发表《美洲新近出现的第十位缪斯》(The Tenth Muse Lately Sprung Up in America)以来,美国女性就参与了美国民族文学的建构。美国女性文学不是产生于一个隔离的空间之中,而是深受其所处时代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美国女性文学发展的两个繁荣期,即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后期,种族和性别因素都影响到女性文学的发展。在这两种因素交叉影响下的美国女性文学既反映了社会政治变革对于文学发展的重要作用,也积极推进了社会进步,并以其独到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反照了所处时代与社会。

  

   一、废奴运动、女权运动第一次高潮与女性文学

   废奴运动与女权运动第一次高潮(也称“妇女争取参政权运动”)是19世纪两场范围广泛的强调平权的改革运动。19世纪上半叶的废奴运动引起了来自支持奴隶制的人们的强烈反对,国家内部进一步分化,最终导致了也被称为南北战争的美国内战。在内战中奴隶制得以废除,美国向着法律面前种族平等这一目标迈进。女权运动第一次高潮同样引发了诸多争议,但它不像废奴运动那样暴力。1848年在塞尼卡富尔斯兴起的这场革命逐渐蔓延到全美国,引起了一场使女性获得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以及在美国生活其他领域获得更为平等的待遇的渐进式的革命。(McPherson ix)两场社会变革都对美国未来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19世纪初,美国北方各州黑奴的解放以及非洲黑奴贸易的禁止曾使许多人对于奴隶制逐渐走向衰落充满乐观。但就在19世纪初,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发明的轧棉机为南方农业带来革命化的发展,南方很快成为一个“棉花王国”(Cotton Kingdom)。轧棉机的出现使奴隶制经济因此获得转机,之后南方奴隶数量非但没有减少,而且大量增加。19世纪30年代初,美国爆发了以威廉姆·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为代表的激进废奴主义运动,呼吁立即无条件地废除奴隶制。该运动具有较强的宗教色彩。废奴主义者坚持奴隶制是罪恶的,它使奴隶主的灵魂堕落,必然遭到天谴,同样,加里森等人强调那些承认奴隶制的合法性或对此漠然无视的人们,不论在其他方面多么虔诚,其灵魂已经受到腐蚀。加里森曾说,“一个奴役他人的人不可能是爱上帝的”(Fogel 264—270)。所以废奴主义者号召北方人通过参加反对奴隶制的斗争而得到赎罪,并获得上帝恩惠。加里森于1831年在波士顿创办了激进的废奴主义周报《解放者》(Liberator),次年成立了新英格兰反对奴隶制协会(New England Anti-slavery Society),还与黑人废奴主义者保持着密切联系。几个废奴主义者团体于1833年联合成立了美国反对奴隶制协会(American Anti-Slavery Society,AASS),至1838年协会已经拥有多达十万会员的1346个分支机构。(Fogel 271)在其后的几年中,黑人废奴主义者逐渐成为废奴运动的中坚力量,著名黑人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还于1847年创办了废奴主义报纸《北极星报》(North Star)。

   尽管废奴主义运动在美国历史上占据了重要位置,但这一事业从来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其跟随者也不过占到当时整个人口的1%。(McMillen 57)废奴主义运动遭到了来自南方的强烈反对,因为奴隶制不仅是南方经济的来源,也是使他们区别于北方城市的庸俗大众的象征性标志。(Jenkins 127)南方白人联合起来反对对于奴隶制的干涉,甚至竭力使其延伸到美国新建的州邦。与此同时,随着前黑奴在北方城市定居下来,来自北方的种族厌恶情绪也在上涨。许多北方白人反对煽动废奴行为,除了废奴运动将影响到他们的商业利润之外,他们难以接受与黑人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里。此外,也有人担心废奴运动将造成联邦的分裂,而黑人的激进行为也令白人担忧,1831年,弗吉尼亚州一名叫做纳特·特纳(Nat Turner)的奴隶率领200多名奴隶发动了暴乱,并杀死几十名白人。特纳在弹尽粮绝时被抓获,后被绞死。奴隶叛乱行为使不少人担忧北方的废奴运动会引发更多的奴隶暴乱。废奴主义者的活动因此不断受到干扰,甚至遇到深深的敌意。殴打演讲者、破坏印刷机、烧毁会议厅的事情时有发生。1935年加里森甚至在波士顿被奴隶制拥护者喊着“处死他”的口号、捆绑着拖到大街上,直到警察将他解救出来,但随后竟以“扰乱治安”的罪名将他逮捕。(Fogel 271—272)1837年,一位废奴报纸的主编甚至在伊利诺伊州惨遭杀害。

   在为奴隶争取自由的同时,废奴主义者也呼吁给予北方的自由黑人以平等权利。他们发起了在法庭上、选举中和教会里消除针对黑人的歧视活动。与此同时,包括加里森在内的一些废奴主义者意识到歧视黑人和歧视女性之间的相似之处,指出这种歧视已经延伸到废奴主义组织之中。1833年,美国反对奴隶制协会在费城成立时,女性没有被邀请参加,尽管在这一地区住着几百名活跃的女性废奴主义者。几天之后,妇女就在费城成立了妇女反奴隶制协会(发起者包括九名黑人女性),其成员与男性废奴主义者一起参与了向国会递交请愿书的活动。莉迪亚·玛丽亚·蔡尔德(Lydia Maria Child)还撰写了《为非裔美国人的呼吁》(“An Appeal in Favor of That Class of Americans Called Africans”)的长篇檄文,成为广泛流传的废奴主义宣传品。1837年,妇女在纽约召开了全国妇女反奴隶制大会。几年之内,妇女反对奴隶制协会已多达上百个。女性在这些活动中掌握了政治体制的运行机制、进行政治演说和劝服的方法,也提高了政治活动能力,如撰写章程、推选领导者、主持会议、筹集资金、招募成员、投票选举,以及策划和协调活动等。请愿活动是当时唯一被官方认可的政治工具。女性将她们的观点、信仰、希望和情感倾注到这些请愿活动之中,以此来表达她们的参政权利,敦促已婚妇女财产法案的通过,抗议新建州奴隶制的存在。女性也以亲身经历驳斥了关于女性生来软弱无能、智力低下的社会流行观点,展示了把女性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禁止她们掌控自己财产的不公正。(Langley 42)在1834至1843年间,女性征集了数十万签名,表现出其强大的政治活动能力。(Evans 75—76)但女性在废奴运动中面临种种阻挠和障碍,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女性是否被允许对男女混杂的听众进行演讲,(Martin 266)当然她们也被排除在正式的职位和权力之外。在1840年举办的美国反对奴隶制协会年会上,废奴主义者就女性是否有权担任废奴组织的领导职务展开了辩论。而加里森成为妇女权利运动的坚定拥护者,坚持女性应该在废奴运动中与男性分享领导权利。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来自南方的两姊妹萨拉·格里姆克(Sarah Grimke)和安吉丽娜·格里姆克(Angelina Grimke),她们也是最早把奴隶与女性遭受的压迫进行类比的人。两姊妹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奴隶主家庭里长大,其父拥有好几百名奴隶。她们受过良好教育,又熟谙圣经,后来都加入了贵格派,成为废奴主义者。她们于1836年至1837年间,在新英格兰和纽约开始了支持废除奴隶制和争取女性平等权利的巡回演讲。两姊妹坚持认为,奴隶制是非正义的,奴隶也是人,因此不能违背他们的意志强制他们成为奴隶。黑奴中的女奴受到的伤害最大。她们中许多人成为性虐待的牺牲品,没有任何抵制性侵犯的力量和法律途径。她们在一片自由的国土上受到奴役,在一个白人享受特权的国家里生为黑人,在一个被男性控制的世界里生为女性,(McMillen 11)赢得了格里姆克姊妹的深切同情。

   两姊妹也同样认为,女性应该享有与男性一样的平等权利,无论何种种族或性别的人,都应享有上帝所赋予的、受到美利坚合众国法律所保护的权利。两姊妹的演讲受到普遍关注,也受到当地教会的谴责。但两姊妹强调,“男人和女人生而平等……任何一件男人应该做的事,对女人来说也同样如此”(Evans 80)。萨拉曾致函波士顿妇女废奴主义协会会长玛丽·帕克(Mary Parker),详细阐述了她们的观点。她的15封信函起先登载在《新英格兰观察者》(The New England Spectator)上,后来合成为《关于性别平等及妇女状况的信》(“Letters on the Equality of the Sexes and the Condition of Woman”,1838)。安吉琳娜在1838年写给凯瑟琳·比彻的信[《致凯瑟琳·比彻的信》(“Letters to Catherine Beecher”)]中,也表达了与比彻截然不同的观点。比彻曾撰文《关于美国女性的职责》(“Duty of American Females”,1837),呼吁女性避免扮演公共角色,而应该通过家庭施加影响,男女不应该享有同等权利。而安吉琳娜争辩道,说到权利,唯一的权利应是人权,性别与种族的不同都与此毫不相干。她说,“除了人权之外我不承认其他任何权利——我不知道什么是男人的权利什么是女人的权利……我相信女人应该在她所受辖制的所有来自教会和政府的法规中,拥有发出自己声音的权利。现在的社会机制就是对于人权的违背和对于权力的邪恶篡夺”(Langley 65)。1838年,安吉琳娜在马萨诸塞州议会进行了废奴主义演讲,由此成为第一位在全部由男性组成的议会进行演讲的美国女性。

   与之前的许多社会改革运动相比,废奴运动对于女性认识自身的二等公民地位影响最大(McMillen 56)。1840年,八名妇女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世界反对奴隶制大会。这个有女性成员的代表团引起了英国废奴圈以及某些美国男性代表的反对。对于许多男性来说,女性与男性平起平坐地参与公共事务极为不妥。(McMillen 72)于是,大会的第一项议程内容变为投票表决是否接纳女性参加会议。压倒性的票数将女性排除在外,使得她们只有旁听而没有参与讨论和发言的权利。在反抗种族歧视的斗争中,女性深深感到社会上同时存在着性别歧视。如果所有人生而平等是天赋人权,女性理当享有男性所享有的权利。这种经历使参会的两位女性代表意识到,女性在解放黑人奴隶之外的当务之急,是女性自身的平等和自由,女性必须组织起来争取被剥夺了的权利。她们便是美国女权运动的发起人柳克丽霞·莫特(L.Motte)和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C.Stanton)。

经过八年的酝酿准备,第一次妇女权利大会于1848年7月19—20日在塞尼卡富尔斯(Seneca Falls)召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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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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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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