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莉:种族与性别因素交集影响下的美国女性文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32 次 更新时间:2020-03-24 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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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莉  

内容提要:美国女性文学诞生于美国民族文学的建构过程之中,至今已走过了300多年的历程。美国女性文学经历了两次发展高潮,分别是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后期。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美国女性文学在这两次高潮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种族与性别因素的影响,在这两种因素交叉影响下的美国女性文学既反映了社会政治变革对于文学发展的重要作用,也积极推进了社会进步,并以其独到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呈现出所处的时代与社会状况。

关 键 词:美国女性文学  种族  性别  女权运动


2009年,美国著名评论家伊莱恩·肖沃尔特(Elaine Showalter)发表了美国首部女性文学史《她们自己的评审团:从安妮·布雷兹特利特到安妮·普鲁的美国女性作家》(A Jury of Her Peers:American Women Writers from Anne Bradstreet to Annie Proulx),内容囊括美国女性文学发展历程中350多年里的250名女性作家。由此可以看出,从1650年布雷兹特利特发表《美洲新近出现的第十位缪斯》(The Tenth Muse Lately Sprung Up in America)以来,美国女性就参与了美国民族文学的建构。美国女性文学不是产生于一个隔离的空间之中,而是深受其所处时代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美国女性文学发展的两个繁荣期,即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后期,种族和性别因素都影响到女性文学的发展。在这两种因素交叉影响下的美国女性文学既反映了社会政治变革对于文学发展的重要作用,也积极推进了社会进步,并以其独到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反照了所处时代与社会。


一、废奴运动、女权运动第一次高潮与女性文学

废奴运动与女权运动第一次高潮(也称“妇女争取参政权运动”)是19世纪两场范围广泛的强调平权的改革运动。19世纪上半叶的废奴运动引起了来自支持奴隶制的人们的强烈反对,国家内部进一步分化,最终导致了也被称为南北战争的美国内战。在内战中奴隶制得以废除,美国向着法律面前种族平等这一目标迈进。女权运动第一次高潮同样引发了诸多争议,但它不像废奴运动那样暴力。1848年在塞尼卡富尔斯兴起的这场革命逐渐蔓延到全美国,引起了一场使女性获得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以及在美国生活其他领域获得更为平等的待遇的渐进式的革命。(McPherson ix)两场社会变革都对美国未来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19世纪初,美国北方各州黑奴的解放以及非洲黑奴贸易的禁止曾使许多人对于奴隶制逐渐走向衰落充满乐观。但就在19世纪初,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发明的轧棉机为南方农业带来革命化的发展,南方很快成为一个“棉花王国”(Cotton Kingdom)。轧棉机的出现使奴隶制经济因此获得转机,之后南方奴隶数量非但没有减少,而且大量增加。19世纪30年代初,美国爆发了以威廉姆·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为代表的激进废奴主义运动,呼吁立即无条件地废除奴隶制。该运动具有较强的宗教色彩。废奴主义者坚持奴隶制是罪恶的,它使奴隶主的灵魂堕落,必然遭到天谴,同样,加里森等人强调那些承认奴隶制的合法性或对此漠然无视的人们,不论在其他方面多么虔诚,其灵魂已经受到腐蚀。加里森曾说,“一个奴役他人的人不可能是爱上帝的”(Fogel 264—270)。所以废奴主义者号召北方人通过参加反对奴隶制的斗争而得到赎罪,并获得上帝恩惠。加里森于1831年在波士顿创办了激进的废奴主义周报《解放者》(Liberator),次年成立了新英格兰反对奴隶制协会(New England Anti-slavery Society),还与黑人废奴主义者保持着密切联系。几个废奴主义者团体于1833年联合成立了美国反对奴隶制协会(American Anti-Slavery Society,AASS),至1838年协会已经拥有多达十万会员的1346个分支机构。(Fogel 271)在其后的几年中,黑人废奴主义者逐渐成为废奴运动的中坚力量,著名黑人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还于1847年创办了废奴主义报纸《北极星报》(North Star)。

尽管废奴主义运动在美国历史上占据了重要位置,但这一事业从来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其跟随者也不过占到当时整个人口的1%。(McMillen 57)废奴主义运动遭到了来自南方的强烈反对,因为奴隶制不仅是南方经济的来源,也是使他们区别于北方城市的庸俗大众的象征性标志。(Jenkins 127)南方白人联合起来反对对于奴隶制的干涉,甚至竭力使其延伸到美国新建的州邦。与此同时,随着前黑奴在北方城市定居下来,来自北方的种族厌恶情绪也在上涨。许多北方白人反对煽动废奴行为,除了废奴运动将影响到他们的商业利润之外,他们难以接受与黑人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里。此外,也有人担心废奴运动将造成联邦的分裂,而黑人的激进行为也令白人担忧,1831年,弗吉尼亚州一名叫做纳特·特纳(Nat Turner)的奴隶率领200多名奴隶发动了暴乱,并杀死几十名白人。特纳在弹尽粮绝时被抓获,后被绞死。奴隶叛乱行为使不少人担忧北方的废奴运动会引发更多的奴隶暴乱。废奴主义者的活动因此不断受到干扰,甚至遇到深深的敌意。殴打演讲者、破坏印刷机、烧毁会议厅的事情时有发生。1935年加里森甚至在波士顿被奴隶制拥护者喊着“处死他”的口号、捆绑着拖到大街上,直到警察将他解救出来,但随后竟以“扰乱治安”的罪名将他逮捕。(Fogel 271—272)1837年,一位废奴报纸的主编甚至在伊利诺伊州惨遭杀害。

在为奴隶争取自由的同时,废奴主义者也呼吁给予北方的自由黑人以平等权利。他们发起了在法庭上、选举中和教会里消除针对黑人的歧视活动。与此同时,包括加里森在内的一些废奴主义者意识到歧视黑人和歧视女性之间的相似之处,指出这种歧视已经延伸到废奴主义组织之中。1833年,美国反对奴隶制协会在费城成立时,女性没有被邀请参加,尽管在这一地区住着几百名活跃的女性废奴主义者。几天之后,妇女就在费城成立了妇女反奴隶制协会(发起者包括九名黑人女性),其成员与男性废奴主义者一起参与了向国会递交请愿书的活动。莉迪亚·玛丽亚·蔡尔德(Lydia Maria Child)还撰写了《为非裔美国人的呼吁》(“An Appeal in Favor of That Class of Americans Called Africans”)的长篇檄文,成为广泛流传的废奴主义宣传品。1837年,妇女在纽约召开了全国妇女反奴隶制大会。几年之内,妇女反对奴隶制协会已多达上百个。女性在这些活动中掌握了政治体制的运行机制、进行政治演说和劝服的方法,也提高了政治活动能力,如撰写章程、推选领导者、主持会议、筹集资金、招募成员、投票选举,以及策划和协调活动等。请愿活动是当时唯一被官方认可的政治工具。女性将她们的观点、信仰、希望和情感倾注到这些请愿活动之中,以此来表达她们的参政权利,敦促已婚妇女财产法案的通过,抗议新建州奴隶制的存在。女性也以亲身经历驳斥了关于女性生来软弱无能、智力低下的社会流行观点,展示了把女性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禁止她们掌控自己财产的不公正。(Langley 42)在1834至1843年间,女性征集了数十万签名,表现出其强大的政治活动能力。(Evans 75—76)但女性在废奴运动中面临种种阻挠和障碍,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女性是否被允许对男女混杂的听众进行演讲,(Martin 266)当然她们也被排除在正式的职位和权力之外。在1840年举办的美国反对奴隶制协会年会上,废奴主义者就女性是否有权担任废奴组织的领导职务展开了辩论。而加里森成为妇女权利运动的坚定拥护者,坚持女性应该在废奴运动中与男性分享领导权利。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来自南方的两姊妹萨拉·格里姆克(Sarah Grimke)和安吉丽娜·格里姆克(Angelina Grimke),她们也是最早把奴隶与女性遭受的压迫进行类比的人。两姊妹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奴隶主家庭里长大,其父拥有好几百名奴隶。她们受过良好教育,又熟谙圣经,后来都加入了贵格派,成为废奴主义者。她们于1836年至1837年间,在新英格兰和纽约开始了支持废除奴隶制和争取女性平等权利的巡回演讲。两姊妹坚持认为,奴隶制是非正义的,奴隶也是人,因此不能违背他们的意志强制他们成为奴隶。黑奴中的女奴受到的伤害最大。她们中许多人成为性虐待的牺牲品,没有任何抵制性侵犯的力量和法律途径。她们在一片自由的国土上受到奴役,在一个白人享受特权的国家里生为黑人,在一个被男性控制的世界里生为女性,(McMillen 11)赢得了格里姆克姊妹的深切同情。

两姊妹也同样认为,女性应该享有与男性一样的平等权利,无论何种种族或性别的人,都应享有上帝所赋予的、受到美利坚合众国法律所保护的权利。两姊妹的演讲受到普遍关注,也受到当地教会的谴责。但两姊妹强调,“男人和女人生而平等……任何一件男人应该做的事,对女人来说也同样如此”(Evans 80)。萨拉曾致函波士顿妇女废奴主义协会会长玛丽·帕克(Mary Parker),详细阐述了她们的观点。她的15封信函起先登载在《新英格兰观察者》(The New England Spectator)上,后来合成为《关于性别平等及妇女状况的信》(“Letters on the Equality of the Sexes and the Condition of Woman”,1838)。安吉琳娜在1838年写给凯瑟琳·比彻的信[《致凯瑟琳·比彻的信》(“Letters to Catherine Beecher”)]中,也表达了与比彻截然不同的观点。比彻曾撰文《关于美国女性的职责》(“Duty of American Females”,1837),呼吁女性避免扮演公共角色,而应该通过家庭施加影响,男女不应该享有同等权利。而安吉琳娜争辩道,说到权利,唯一的权利应是人权,性别与种族的不同都与此毫不相干。她说,“除了人权之外我不承认其他任何权利——我不知道什么是男人的权利什么是女人的权利……我相信女人应该在她所受辖制的所有来自教会和政府的法规中,拥有发出自己声音的权利。现在的社会机制就是对于人权的违背和对于权力的邪恶篡夺”(Langley 65)。1838年,安吉琳娜在马萨诸塞州议会进行了废奴主义演讲,由此成为第一位在全部由男性组成的议会进行演讲的美国女性。

与之前的许多社会改革运动相比,废奴运动对于女性认识自身的二等公民地位影响最大(McMillen 56)。1840年,八名妇女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世界反对奴隶制大会。这个有女性成员的代表团引起了英国废奴圈以及某些美国男性代表的反对。对于许多男性来说,女性与男性平起平坐地参与公共事务极为不妥。(McMillen 72)于是,大会的第一项议程内容变为投票表决是否接纳女性参加会议。压倒性的票数将女性排除在外,使得她们只有旁听而没有参与讨论和发言的权利。在反抗种族歧视的斗争中,女性深深感到社会上同时存在着性别歧视。如果所有人生而平等是天赋人权,女性理当享有男性所享有的权利。这种经历使参会的两位女性代表意识到,女性在解放黑人奴隶之外的当务之急,是女性自身的平等和自由,女性必须组织起来争取被剥夺了的权利。她们便是美国女权运动的发起人柳克丽霞·莫特(L.Motte)和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C.Stanton)。

经过八年的酝酿准备,第一次妇女权利大会于1848年7月19—20日在塞尼卡富尔斯(Seneca Falls)召开,这也是美国人第一次为了抒发女性的不平、要求平等权利这一目的而召开的专门会议(McMillen 3),有200多名妇女和约40名男子参加了大会,由此开启了美国女权运动第一次浪潮。运动的主导力量是白人中产阶级妇女,其宗旨在于提出女性要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公民的政治要求。会议公布了由斯坦顿执笔、模仿《独立宣言》写成的《权利与观点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 and Sentiments”),列举了多条男女不平等的表现,并且作出了改善女性地位的十一项决议。北美殖民地人民曾经以《独立宣言》向英国宣布了他们的政治诉求:“我们认为下面这些是不言而喻的真理:所有人生而平等[……]现今英国国王的历史就是一部接连不断进行伤天害理、巧取豪夺、任意欺压的历史,他唯一的目标就是为了建立对这些州邦的专制暴政[……]他拒绝通过法律[……]他禁止他的总督们在获得其准许前发布任何政令[……]”

而美国妇女对于《独立宣言》进行了修正: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是不言而喻的真理: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生而平等[……]人类历史就是一部男性对女性接连不断进行伤天害理、巧取豪夺、任意欺压的历史,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为了建立对妇女的专制暴政[……]他从未允许让她行使其不可剥夺的选举权……他在妇女成婚之后,让她在法律上失去公民权利[……]

与会代表之后就11项决议进行了投票,其中只有一项决议,即女性投票权,遭到了某些与会代表的反对。当时在宣言书上签名者达一百多人,包括当时著名美国黑人活动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

通过这次大会,妇女声称她们不是仅作为培养优秀共和国公民的母亲,而是作为独立自主的个人享受公民权利的。女性也是国家公民,她们不是通过丈夫或子女的媒介而是直接与国家发生关系。(Evans 95)这次会议成为美国女性对压迫和歧视进行集体反抗的开端。今天,没有人会质疑女性拥有以下权利:参加选举、成为评审团成员、担任公职、拥有自己的财产、获得良好教育、提出离婚、追求有意义的工作,但在1848年,这些具有革命性的要求终将“改变美国社会看待和对待妇女的方式”(McMillen 71)。

虽然女性在参与废奴运动中受到种种限制,但废奴运动对人权学说的应用为女性提供了争取平等权利的现成理论依据。女性也从废奴运动中学到如何处理所感受到的压迫和不公,如何将其愤怒化为政治行动,以及如何坚持和表达自己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废除奴隶制运动为女性提供了争取民主与平等权利变革运动中在思想意识与实际工作方面的锻炼机会,(Evans 80—81)而女性最终将自身解放正式提上了议程。从1848年开始,美国女性权利运动者们为争取平等权利召开了多次妇女权利大会①,开展了各种活动和不懈的斗争。当然,她们面临的挑战还包括使女性认识到她们理应得到更好的待遇,她们需要向压迫宣战,争取自己的权利。但女性为社会二等公民的观念在社会上如此根深蒂固,美国女性在塞尼卡富尔斯会议召开72年之后才等到美国宪法第19修正案的通过,最终获得参政权(McMillen 4)。

废奴运动成为女权运动的催化剂,而女权运动又促进了女性文学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激发了女性意识,1848年的妇女权利大会使得女性出现在公共视线之中,而与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几乎同步的是女性文学的蓬勃发展。女性文学诞生于17世纪中叶,在19世纪上半叶对于美国民族文学的呼唤中崭露头角,并在19世纪中叶出现了第一次高峰期。与此同时,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印刷出版业的蓬勃兴起、对于民族文学的呼唤、中产阶级的壮大、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也都促进了19世纪中叶女性文学的发展。

由于不出家门就可以从事文学创作,写作成为当时社会可以接受的仅有的几种女性职业之一,也成为许多才华横溢的女性的出路。虽然仍无法进入公共领域,但她们在自己所处的私人(家庭)领域里,以手中的笔参与了公共事务、踏上文坛,发出了女性的声音,使她们得以在文坛上大放异彩。从苏珊·沃纳(Susan Warner)发表《宽宽的大世界》(The Wide,1850)开始,美国女性第一次在美国文坛集体发声,其作品畅销量居高不下,广受读者欢迎。主要作家包括苏珊·沃纳、哈利耶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玛利亚·苏珊娜·卡明斯(Maria Susanna Cummins)、E·D·E·N·索斯沃思(E.D.E.N.Southworth)、路易莎·梅·奥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等。

19世纪女性文学最为重要的特征是女性作家的双重身份。因为当时并无职业作家,女性在进行文学创作的同时,也扮演着家庭妇女的角色。也因为如此,与同时期的男性作品相比,19世纪的女性文学更多地聚焦于家庭领域以及女性的生存状态,乃至人们常常把19世纪女性小说②称为“家庭小说”、“感伤小说”等等。但当时的许多女性作家在知名度和销量上都远远超过同时代男性小说家的作品。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创作虽然大多在文学成就上难以与男性创作比肩,但因其鲜明的特征成为“她们自己的文学”③。

19世纪中叶女性文学另一重要特点是其塑造的有高度道德感和有独立意识的女性角色。19世纪女性文学打破了18世纪文学中常见的作为受害者的女性形象的窠臼,在这些“引诱小说”中,软弱无能的本性使女性完全依赖于男性、受控于男性,而且往往成为男性欺骗、摧残和奴役的牺牲品。19世纪女性文学为妇女指出了一条如何成为一个人而不仅仅是男人的附庸的道路。这些小说真实地反映了妇女人生中所经历的磨难,歌颂了通过自立自强而改变自己命运的“有用的人”(Baym xi)。在塞尼卡富尔斯妇女大会召开两年之后的1850年,一部女性小说《宽宽的大世界》的出现,在文学市场上造成轰动,成为美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本畅销小说,也使得女性作家成为当时文坛上不可忽视的力量。《宽宽的大世界》讲述了一个孤女如何依靠自己的力量,为自己赢得了一片天地的故事,生动再现了女性的经历和感受。这部小说两年之内再版14次,在其后80年中以106种版本出现,最终销售量超过100万册,由此成为19世纪中叶女性家庭小说的开山之作,也象征着“女性化的50年代”④的开端。这类小说发出的对于幸福家庭的呼唤,实可视为女性作家对于理想化家庭模式的渴望,以及对于家庭成员之间真正的互尊互爱和共同责任感的向往。它同时又鼓励妇女发挥自己的潜力,冲破传统的束缚,把自己的活动范围扩展到社会领域,与男性取得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也因为如此,这个时期的女性文学被视为反映了“一种温和的、有限的或是实用的女权主义”(Baym 18)。正是因为这些女性作品反映了妇女的心声,迎合了她们的需要,才赢得广大读者的欢迎,也使得这些作品在当时美国文学市场上保持了强大的竞争力。这种作品与读者的高度契合造成了美国文学史上独特的女性小说昌盛时期。

由于女性社会地位的局限,19世纪的女性无法走上政坛,但也有女作家以手中的笔参与了社会运动,并且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此处必须要提及的是哈利耶特·比彻·斯托创作的《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这部小说1851年在报纸上连载,1852年结集出版,前八周在美售出5万册,第一年30万册;第一年在英国售出100万册;十年后高达300万,20年后又翻了一番,成为19世纪最畅销小说,也是19世纪美国除《圣经》以外销售量最高的作品。斯托也成为19世纪文坛最为响亮的名字,作为一名白人女性作家,斯托同情黑奴的悲惨遭遇,试图唤醒白人的良知,呼吁废除奴隶制,谴责容许奴隶制存在的社会。《汤姆叔叔的小屋》是第一部被广泛传阅的政治小说,以文学形式揭露了奴隶制的真相,其影响力超过当时所有的废奴主义作品,成为美国内战导火索之一,也因此影响到美国历史的进程。


二、民权运动、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与女性文学

非裔美国人最早于1619年出现在弗吉尼亚的北美殖民地,他们的历史长期以来就是反抗种族歧视的历史(Newman 6)。林肯总统在1863年发布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使得黑人在法律上成为自由人。国会在1865年、1868年和1870年的宪法第13、14和15条修正案中,废除了奴隶制,承认了非裔美国人的公民身份,并且禁止联邦或州政府根据公民的种族、肤色或以前曾经身为奴隶而限制其选举权;经过多年不懈的斗争,给予女性选举权的宪法第19条修正案也于1920年通过(“各州不得因性别而拒绝或剥夺妇女的选举权”)。但选举权的获得并不代表平等权利的获得,种族和性别歧视远远未被结束。

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南方各州以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主要针对非裔美国人)实施了一系列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⑤。这些法律上的种族隔离强制公共设施必须依照种族的不同而隔离使用。而且在“隔离但是平等”的幌子下,这些法律被解释为不违反宪法,因此得以持续存在。但实际上黑人所能享有的待遇远远不及白人,而这样的差别待遇也造成了黑人长久以来处于政治、经济、教育及其他方面的弱势地位。例如:1896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于“普莱西诉弗格森案”⑥(Plessy v.Ferguson)的判决,确立了对黑人实行“隔离但平等”措施的合法性,导致南方严重的种族隔离现象。在历经58年之后,此项法律观念才被推翻。当时的美国实际上存在着“两个社会,一个黑人的,一个白人的,分离但不平等”(Martin 785)的现状。

作为20世纪美国的重要社会运动,民权运动推翻了法律上的种族隔离和南方黑人被剥夺的参政权,捍卫了黑人自豪感,扩大了黑人在经济繁荣、政治生活和教育公平诸方面的机遇,但是民权运动未能彻底解决种族问题,它仅仅取得了在社会、教育、住房、就业,以及消除贫困等方面象征性的种族一体化,种族隔离在北方依旧持续,三分之一的黑人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且没有上升的希望(Newman 1)。

关于民权运动的起源,史学界说法不一。哈佛·希特考夫(Harvard Sitkoff)认为这一运动应以1954年最高法院的布朗诉堪萨斯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⑦,以及1955年至1956年间在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领导下的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公交车抵制运动⑧(Sitkoff 3—54)开始。1955年12月,黑人女子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因在公共汽车上拒绝给白人男子让座而被捕,导致蒙哥马利市黑人的公交车抵制活动,引发民权运动一系列活动。在美国内战100年后,美国黑人燃起了对于真正平等的渴望。马丁·路德·金表达了这一时期黑人的心声:“我们不再等待。时机已到”(Martin 775)。在民权运动中,美国黑人通过静坐抗议、联合抵制、自由乘车运动、示威游行等一系列活动抗议种族隔离,以及在工作、住房和雇用方面的种族歧视,表达了他们对于享有平等权利的愿望。1963年8月,华盛顿林肯纪念馆前广场聚集了25万群众,金发表了“我有个梦想”的著名演说,他在演讲中展望了一个和谐、统一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不会根据肤色而是品行对他人做出判断。金对于宗教话语的使用、对于民主传统的呼吁、对于非暴力和种族和解的强调使得他的演讲更容易被人们接受。舆论压力迫使国会于翌年通过民权法案,宣布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违宪,之后又于1965年通过了投票权法案,该法案规定联邦对寻求行使投票权的非裔美国人提供保护,该法案标志着长达十年之久的民权运动的高峰。民权运动虽然未能结束美国的种族不平等,但它对于非裔美国人的现状以及前景具有深远的影响力,既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机遇,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变化。

虽然民权运动是以黑人为主导的,而且参与者大多数是黑人,但它也是一场种族混杂的运动,而且得到了白人同情者的帮助,其中包括白人女性。尽管这场运动主要关注种族问题,但也是关于个人身份的。对于运动的参与者来说,非裔美国人争取自由的目标将需要所有美国人正视他们自身的种族主义,以及种族主义如何既影响到黑人也影响到白人。(Ling 1)

民权运动鼓舞并且引发了其他群体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美国女性不仅受其鼓舞,发出了反对歧视、争取平等的呼声,她们中许多人直接参与了民权运动。最初,民权运动并没有直接或是有意识地关注性别不平等,但它对于现行社会实践与观念的批判为审视性别关系提供了一种视角。在民权运动的高峰期(1965-66年),性别已经成为十分显见的问题。女性广泛参与民权运动的各个阶段,与黑人并肩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既展示了黑人争取自由与平等的坚强意志和妇女团结的巨大力量,也争取了男性对于女性的同情和理解。

尽管如此,年轻一代女权主义者在民权运动中体验到早期女性废奴主义前驱所经历的性别不平等的感受。最初参加民权运动的白人很少,但在1964年和1965年的夏季大批大学生受邀来到南方参加运动。对于那些参加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SNCC)的女性来说,在运动的前期,她们的确感到自由充满信心,因为有生以来第一次,她们能够参与一场公开反抗压迫的斗争。在运动初期,男性执掌职位和权力也不是关键问题,(Robnett 137)人们所聚焦的是黑人争取自由的斗争。但毫无疑问,男性和女性获得结构性权力的方式不同。男性可以担任上层领导职务,而女性获得职位主要是靠她们在社区的工作或是杰出的表现,而且大多不在正式领导层面。她们被排除在核心权力之外,多被分配在办公室里处理杂务,而不是进入领导层或到现场参加活动。而随着黑人民族主义和黑人权力运动(Black Power Movement)的发展,黑人权力逐渐成为黑人男子气概的展示,女性被进一步推向边缘,她们愈来愈清楚地意识到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在1975年抱怨说,“有些黑人活动家……将他们的政治活动与他们对于男性气质的强调混为一谈……这些男人把黑人女性视为对于他们获得男性气概的威胁,特别是那些采取主动、凭借自身实力成为领导人的黑人女性”(Davis161)。

当参与运动的女性提出性别不平等问题时,她们所遭遇的是冷漠、讥讽和愤怒。例如,在1967年的一次会议上,舒拉米斯·福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提出要表决一组妇女权利决议,而大会主席则拍拍她的头说,“我们这里有比妇女解放更为重要的问题需要讨论”(Evans 282)。正因为如此,女权主义者意识到,种族的平等并不意味着性别平等,女性的权利只能由女性自身来争取。美国女性开始独立为妇女解放而战。她们采用了在民权运动中学到的方法,探讨女性个人经历的政治含义。她们建立了各种讨论小组,组织了各种集会,开启了被她们称为“提高觉悟”的过程,让更多的女性意识到她们由于性别原因而在社会中受到各种压迫和不公正待遇。妇女们发现她们的生活经历并不特殊,而是女性普遍生存状况的一部分。来自其他女性的支持和理解使她们获得了力量。

毫无疑义,民权运动促进了女权运动的发展。当受到社会歧视的黑人奋起反抗,发出了“平等、自由、民主、正义”的呼唤的时候,女性也萌生了争取相同权利的愿望。女性认识到她们与黑人同样有歧视受压迫的遭遇,在争取社会平等权利方面与黑人也有着相同的利益。黑人运动的发展直接引发了女权运动,妇女运动与黑人运动在此找到了切合点。在民权运动的带动下,女权运动也由参加民权运动的女性发动起来,进入第二次高潮(也被称为妇女解放运动)。1964年国会通过的“民权法案”中写有禁止歧视妇女的内容并非偶然,它既反映了女权运动与民权运动的结合,也是女权运动所取得的成果。

除了受到民权运动的影响,当时的美国社会现实也激发了女权运动。二战后,美国进入一个社会安定、科技进步、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美国人热切希望回归战前的正常生活,也就是以男人作为养家者、女性作为照料子女的持家者的传统模式。但这种模式没有把女性生活的重要变化考虑在内,即女性已获得参政权、女性教育得到很大改善、女性在职场不断取得成功等等。但当时“恢复传统美国生活方式”的呼声高涨,因而二战后的年代见证了女性结婚年龄的下降和对于“完美女性”铺天盖地的宣传(Langley 267)。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对于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角色的要求。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中产阶级女性被要求返回家庭,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许多女性因而脱离了社会,失去了自我,也渐渐感到精神的空虚和思想的苦闷。

1963年,这个人群中的一员,即于1942年从美国史密斯学院⑨毕业的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采取了行动。弗里丹大学毕业后,曾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心理学,但中途退学结婚生子,在纽约郊区定居。与当时的许多女性一样,弗里丹曾认为丈夫、孩子、家电可以使她感到满足,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而且她也不是个例。1957年,弗里丹向她当年的同学发出调查问卷,她们的答复使她震惊。这些人像她一样,有“一种不满足感”。在之后的五年中,弗里丹采访了好几百名女性,发现白人中产阶级女性普遍存在着焦虑和不满。

于是,弗里丹发表了《女性的奥秘》(Feminine Mystique,1963)一书,描述了中产阶级白人女性所受到的“无名的困扰”(“the problem that has no name”),抨击了教育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大众媒体将女性置于只能在家庭妇女和母亲的角色中找到自我完善的位置,要求女性将个人抱负服从于丈夫和子女的幸福,这种“女性的奥秘”成为女性实现自我完善的障碍,导致了女性的不幸福。弗里丹在书中号召女性冲破家庭的束缚,争取平等权利和地位。《女性的奥秘》影响了整整一代美国人,成为60年代美国女权运动再度崛起的标志之一。

1966年,由贝蒂·弗里丹担任主席的全国妇女组织(NOW)在华盛顿成立,这是妇女自获得选举权以来的第一个全国性女权运动组织,其宗旨在于消除性别歧视,致力于抗争社会、文化以及政治上的不平等,至1988年该组织成员已达175,000人。女权主义者提出“个人的即是政治的”这一口号,使女性认识到她们的个人生活与政治息息相关,是性别权力结构的反映和缩影。平等权利、生育权利和职场上的平等待遇成为女权主义者的口号,性暴力、色情表演、色情作品等遭到女权主义者的强烈谴责。1968年,“全国妇女组织”发布了《全国妇女组织人权法案》,其中第一条就是要求国会“通过保障妇女平等权利的宪法修正案”,这一法案最早在1923年被提出,在之后40年里年年被提交国会。这一修正案指出,“在美国国土上以及受其司法管辖范围内的所有地方男人与女人都将享有同等权利”(Evans 187)。1972年,平等权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s,简称ERA)在国会参众两院获得通过,至年底有22个州通过了这一法案。但至1977年,总共才有35个州批准ERA,女权主义者的理想最终没有实现⑩。虽然如此,自1960年起,美国妇女的性别意识已经大大增强,妇女地位在经济、政治、教育等领域都有显著的提高。

妇女的政治运动促进了妇女研究和女权思想的发展。妇女研究是在女权运动中形成和壮大的。1969年第一个妇女研究课题组成立,至90年代,全美有600所高校设立了妇女研究中心。妇女研究中心试图从各个学科探讨性别差异、性别不平等和性别压迫形成的根源,并试图建构改变这种不合理状况的各种理论。美国的妇女研究及女性主义思潮的建立,说明女权运动在平等权利修正案失利之后,其重心已经从街头走向“象牙之塔”,从体制外走向体制内,从边缘向中心移动。

在女权运动的影响下,女性学者也开始审视文学领域中存在的性别歧视。1970年,女权主义学者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发表《性政治》(Sexual Politics)一书,批判了美国男性文学作品中的性别歧视。米利特把两性关系与男权社会权力联系起来,开启了美国女权文学批评。女权主义学者在揭露学界的男权统治的同时,也向经典书目发起了挑战。美国文学经典化过程始于20世纪初,对于经典的建构过程并非全是学术性的,它必然受到非文学因素的影响,意识形态也在这一过程中留下痕迹。至20世纪中叶,经典文学书目基本确定。盖因为文学经典的标准是建立在以男性为中心这一基础上的,故被收录的几乎清一色都是白人男性书写宏大叙事的作品。而这些作品也成为衡量经典的圭臬。美国女性文学在这一过程基本被排除在外。在20世纪上半叶,绝大多数女性文学作品被文学史所忽略、从书店和图书馆中消失、从教学大纲中失去踪影、也不再是学者们研究的对象。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60年代末,其原因在于社会普遍流行的性别歧视。正如伊莱恩·肖沃尔特所指出的那样,这一时期女性作家成为了“被遗忘的其他一代”(Showalter 1994:Chap 6)。

20世纪70年代目睹了女权学者对于女性文学的挖掘。一大批被尘封的女性作品得以重见天日,与读者见面,并且出现在大学课堂、图书馆和书店,进入学者的视线。首先出现的是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作家的作品。80年代拉特格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女性作家丛书(American Women Writers Series),收录了一批早已从市面上消失的19世纪到20世纪女作家的作品。之后女性作品开始在市面上大量出现。

女权评论家桑德拉·M·吉尔伯特(Sandra M.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在女性文学的挖掘方面功不可没。两人编撰的《诺顿女性文学选集》(简称《诺》)1985年首次出版时收辑了700多年来150多位以英美女作家为主的作品。该选集被许多大学选为教材,享有很高的声誉。1996年的《诺》第二版增至170多位作家,而2007年的第三版更是将收录的作家增加到219名。《诺》的出版说明历史上女性一直进行着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只是因为父权文化的压制她们才多被噤声。这一选集的出现使得许多女作家从“隐”到“显”,进入英美文学的经典行列。

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对于20世纪上半叶黑人作家佐拉·尼尔·赫斯顿(Zola Neal Huston)的发掘也令人赞叹。沃克于1973年在佛罗里达找到赫斯顿的坟,并亲自为她立了刻有“南方的天才”的墓碑。她在1975年撰文《寻找佐拉·尼尔·赫斯顿》,引起公众对赫斯顿的关注,并促使了赫斯顿作品的再版。如今赫斯顿的小说,尤其是《他们眼望上苍》,早已成为非裔女性文学经典作品,赫斯顿也被誉为黑人女性文学之母。此外,19世纪白人中产阶级女作家丽贝卡·哈丁·戴维斯(Rebecca Harding Davis)于1861年4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铁厂生活》(Life in the Iron Mills)因真实描绘了美国社会工业化所带来的对于工人阶级的剥削与压榨而被称为“美国文学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过渡中具有开创意义的史料”(Harris 56),从而“成为美国文学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Mainiero 477)。但她在去世后几乎被人忘却。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女权运动中,女权作家蒂莉·奥尔森(Tillie Olsen)在一家旧货店里发现了一本残缺的戴维斯短篇作品集。奥尔森读后颇为震撼,她意识到戴维斯的才华与其作品的意义,努力使其作品重见天日。1972年,女权出版社再版了由奥尔森撰写序言的《铁厂生活》。而之后奥尔森在自己的著作《缄默》(Silences,1978)也分析了女性作家在文学上沉默的原因以及她们所遭遇的困境,而《缄默》的第二部分即是关于戴维斯作品的研究。自此,戴维斯又回到公众的视线。

进入70年代以来,蓬勃兴起的女权运动为女性文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自由。一大批女性作家驰骋文坛,其创作为美国文坛注入了强劲持久的活力。60年代以来日益增强的少数族裔群体文化和政治意识带来了对美国主流文化的重新定义,长期以来处于双重(三重)边缘文化中的女性作家也随之崛起。无疑,70年代以来女性文学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少数族裔女性文学的蓬勃兴起以及少数族裔女性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而其中最响亮的声音来自非裔女作家,她们的成就对于这一时期女性文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之后,长期处于无言状态的其他族裔女性也出现并在文坛上大放异彩。其中的代表人物有非裔的格洛丽亚·内勒(Gloria Naylor)、艾丽斯·沃克和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华裔的汤亭亭(Maxine Hong Kinston)和谭恩美(Amy Tan)、犹太裔的辛西娅·奥齐克(Cynthia Ozick)、加勒比裔的葆拉·马歇尔(Paula Marshall)、印第安裔的莱斯利·马蒙·西尔克(Leslie Marmon Silko)和路易斯·厄德里奇(Louise Erdrich)(11)等等。其中,托尼·莫里森于1993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她也是荣膺这一奖项的第一位黑人女性。从1970年发表《最蓝的眼睛》,莫里森至今已经发表多部小说作品,受到学界和大众读者的一致好评。她的主要作品包括《秀拉》、《所罗门之歌》、《宠儿》、《天堂》、《慈善》、《上帝保佑孩子》等,已进入耄耋之年的她至今仍笔耕不辍。

70年代以来的女性文学的另一特点是其多元性和实验性特征,多族裔女性作家在艺术创作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这些探索既包括把传统文体赋予新的内容的革新,也有对使用后现代、超现实、玄小说文体的大胆尝试,还有使用科幻、哥特和侦探的通俗文学体裁的创作。现实与想象、传说与神话、历史与虚构的重叠与交叉使得女性文学创作异彩缤纷、活力十足。托尼·莫里森的非洲神话与历史记忆、艾丽斯·沃克的书信体、厄休拉·K·勒奎恩的科幻小说、汤婷婷的自传与中国文化、玛丽莲·罗宾逊(Marilynne Robinson)作品中的浓郁宗教气息、莱斯莉·玛门·希尔科(Leslie Marmon Silko)集多种声音、多种体裁的跨文化写作等等,都为她们赢得了极好的口碑,也为美国文学增光添彩。

纵观当今美国文坛,女性作家十分活跃,她们驰骋文坛,其杰出成就令世人瞩目。伊莱恩·肖沃尔特在1999年谈到英国女性文学时说,20世纪末的女性文学不再是“她们自己的文学”,女性文学作为一种分离的文学状态即将结束。当代女性作家的写作背景、写作风格和创作内容业已发生很大变化,其文学创作具有多样性和多种族的特征,女性文学也已经进入主流文学。的确,当今美国文学的含义比起1970年时已经大大地“女性化”了(Steiner 500)。当代美国文学中女性与多文化视角的存在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文学版图。

美国女性文学在其发展的两次高潮期,都受到种族和性别因素的交叉影响。紧随19世纪废奴运动出现的女权运动第一次浪潮推动了美国女性文学的第一次发展高潮,除了塑造了独立自强的女性形象、鼓励女性为改变命运而奋斗之外,女性文学对于社会不公所发出的呼声也影响了美国历史的进程。而20世纪下半叶的民权运动又一次激发了女性争取解放的斗争,在这种斗争延伸到学界之后,女权批评蜂拥出现,不仅将尘封已久的大批女性作品挖掘出来,也大大促进了20世纪70年代之后女性文学的发展。而种族和性别两种因素交叉影响下的美国女性文学既反映了政治运动对于文学发展的重要作用,也以自己独到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呈现了所处时代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并且积极推动了社会进步。

①美国第一次全国妇女权利大会于1850年10月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召开。在整个50年代,每年都会召开全国妇女权利大会(除了1857年),直到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

②小说是当时最为流行的文学形式。

③美国评论家伊莱恩·肖沃尔特1979年发表了一部评论英国女性文学的、题为《她们自己的文学》的评著。

④参见Fred Lewis Pattee.The Feminine Fifties.New York:D.Appleton-Century,1940.

⑤即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

⑥美国历史上标志性案件,对此案的裁决标志着“隔离但平等”原则的确立。1892年,具有八分之一黑人血统的荷马·普莱西(Homer A.Plessy)登上东路易斯安那铁路的一辆专门为白人服务的列车,遭到逮捕和关押。于是他将州政府告上法庭,但败诉。后他上诉到最高法院,但最高法院裁决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律没有违宪,“隔离但平等”并不意味着对黑人的歧视。这一判决确认了种族隔离政策的合法性。

⑦1954年联邦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一案中,判定种族隔离学校并未提供黑人学生公平教育,因此公立学校必须要种族混合,从而在法律上结束了持续半个多世纪的种族隔离政策。

⑧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是民权运动历史的一座里程碑,自1955年底开始,持续长达一年左右。这一运动最终促使1956年美国最高法院做出裁决,裁定蒙哥马利市的公交种族隔离违宪。

⑨建于1871年的著名美国女子学院。

⑩如果要使这一法案成为宪法修正案,需要在38个州获得批准。在之后的五年当中,又有13个州通过了修正案,但其中五个州又撤销了对此的批准。1978年,国会又给了39个月的时间来获得各州的批准,但再没有其他州赞同这一法案。因为没有得到所需四分之三的州的通过率,修正案于1982年终告失败。

(11)路易斯·厄德里奇具有部分德裔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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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2018年02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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