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市民社会与中国外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4 次 更新时间:2015-06-19 13: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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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舟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本文从市民社会成长及其作用的角度,透视了当代中国外交的若干进步及其动因。文章首先探讨了有关研究的理论框架,之后分析了推进中国外交近二十年转型的内部社会原因,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市民社会的兴起与影响;作者还特别强调了由理论界的新思考和传媒的广泛探讨带来的认同变化,将其视为导致中国外交进步的重要枢纽。最后,论文讨论了国际环境的压力、尤其是全球市民社会的影响,并且依据“学习理论”检验了中国外交决策的改进。

  

   一、理论框架

   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研究中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把它置于“市民社会”的特殊分析框架下,委实有很大的难度。

   首先,内政与外交的关系,对于任何分析人员都不是一个轻松的分析命题,在外国如此,对中国学者尤甚。主要是因为其中包含的函数关系和变量成分极不清晰,人们往往只能凭借推导甚至纯粹猜测。一个哪怕是看上去比较明了的外交宣示,实际上可能起因于众多的国内事件,受到多重的因素制约。比如,中美两国彼此对对方政策的调整,可能取决于美国国会的反华势力、亲台湾的院外集团的某个决议和活动,或取决于美国经济界受到对华贸易和投资不同影响的不同企业和领域的利益,可能取决于美国舆论和公众对政府对华政策的评价;同样也可能取决于中国方面类似领域中类似利益集团的类似看法或行动。问题是,对于研究者来说,不太容易梳理清楚,在这众多的制约因素里面,何者扮演更加重要、直接的角色,或者谁是始作俑者或中间人,它们之间的中介形态和机制是什么?不仅如此,众所周知,外交历来是一个神秘的领域,或者说是一个比较封闭的领域,用很多研究者的话说,它属于一种特权,“全部国际关系可以描绘成显赫人物或者由他们构成的集团的决策过程”(注:Fredrick S.Dunn,"The Sco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Stanley Hoffmann, ed.,Contemporary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entice Hall,Inc.,1960,p.15.)。在中国,“外事无小事”的政治要求更是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一般说来外交决策过程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进行的。有鉴于此,本文只能算一种初步尝试,与其说它能够证明内政与外交的特殊联系,不如讲它有助于展示其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理论上,国外一些学者曾经对此关系做过广泛探讨,比如最近由美国康奈尔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马修·伊万杰里斯塔撰写的论文,便专门聚焦这一主题(注: Matthew

   Evangelista,"Domestic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Change",in Michael W.Doyle andG.John Ikenberry ed., 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Relations Theory,Westview Press,1997,pp. 202—228.)。 美国著名外交家和国际政治学家基辛格博士早在60年代就曾写过题为“国内结构与外交政策”的长篇文章。他在文中仔细分析了国内结构对外交政策的各种作用,尤其是行政当局和官僚体制的各种内部需求及影响以及领导人的不同个性对外交决策过程产生的不同后果。作为当代现实主义流派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特别重视国家内部不同利益集团在对外政策上的作用及其机制(注:Henry A.Kissinger,"Domestic Structure and Foreign Policy",in Peter J.Katzenstein ed.,Reading inInternational Relations,Copley Publishing Group,1989,pp.170—189.)。基辛格指出:“(在外交)方针形成的过程中,任何社会都处于某种进化状态,其间受到看上去是矛盾的两种机制的来回作用。一方面,潜在的外交政策选择(方向),是受物理环境、内部构造、尤其是既往的各种抉择制约的。另一方面,进化过程不是笔直平坦的,而是透过一系列复杂的变量曲折表现出来,它们往往表现出最关键因素的力量和作用。虽然一个(外交)政策的出台有时给人以偶然性很大的印象,似乎它仅仅是单一力量的推动,但实际上,任何决策都不是孤立的行为,而是以往许多决定的总和,它们共同反映着这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或价值,透射出对国家生存的直接压力。反过来同样,有关外交的每一个决定,都限定了未来可能的选择范围。”(注:H.A. Kissinger,"Domestic Structure and Foreign Policy",p.186.)

   国内结构及其各种成分的改变(包括它们间的力量消长),对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当权者对外部世界的看法,经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作用又会带来某些反作用,使原有的互动关系持续下去和更加复杂。例如,人口的增长、新技术的普遍应用和军事上的发明,可能使一个国家不由自主地在一段时间内打破旧的国际力量平衡,造成国际体系的深刻变动;在同样的国际环境和压力下,幅员和人口近似的不同国家(如90年代以来的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却有可能采取大相径庭的外交政策,同一个国家(如“团结工会”崛起前后的波兰)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外部环境中,也有可能呈现完全不同的对外方针和面貌;戈尔巴乔夫掌权后推行的“新思维”和“民主化”过程,首先给苏联国内政治社会生活带来历史性剧变,随后给冷战世界的两极结构造成历史性撼动,反过来,两极世界的结束又持续对俄罗斯国内的政治分化与经济波动及民族危机造成深刻影响。这些扑朔迷离的情况,自然增加了分析的难度,尤其是当我们仅仅选择国内政治社会中的某个主要变量(市民社会的成长),作为对外政策制约因素过程分析之“公分母”的话。

   造成此课题研究困难的另一个原因是, 通常国际上使用的civilsociety vs.governance(市民社会与政府管理)的分析框架,对中国人来说基本上是一个舶来品,中国历史文化乃至近代以来的政治社会学词汇里,从来不存在这样一种对应关系和理论逻辑(注: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已有一些关于市民社会的著作问世,它们属于这一领域的第一批成果:如张静主编的《国家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唐士其著《国家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唐士其著《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与实践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邓正来等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据了解,这种缺失反映了东亚地区的一种特性,不仅在中国如此,在印尼、泰国及韩国也一样。别的姑且不论,单是civil society与governance 这两个词汇的翻译,在上述东亚国家及地区就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歧义与难度(注:笔者1999年4 月间到法国巴黎参加了一个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主办的“市民社会与全球化”研讨会,其间与印尼、泰国和韩国的学者进行了广泛交流。如下两篇论文特别探讨了有关概念翻译及理解时的问题,它们是“Governance and Civil Society in Thailand ”( by

   Suchit Bunbongkarn)和“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and Good Governance in Indonesia”(by Mochtar Buchori)。)。前者仅在中国就有“市民社会”、“公民社会”、“民间社会”等不同译法,而后者甚至至今找不出特别合适的对应中文词汇,只能勉强用“管理”、“治理”甚或“统治”等术语来替代。理论上讲,civil society 是一个近代概念,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崛起后出现的一个概念,它与市场经济培育的文明与法制(如产权意识、法人意识和政府被选举产生的意识等等)是分不开的,而这些内涵在中国传统的“民间社会”或“草根社会”等概念中就无法充分表达。同样,西方人所讲的governance,不只包含政府的行为(如管制与治理),还包括非官方因素(如非政府组织或跨国公司等)的作用。翻译上的困难,只是理解时的差异的一种外在表现。显然,我们的研究既要借用外国的分析工具,也要适合于中国的特殊情况。

   对于幅员人口不等的国家而言,内政与外交之间关系的内涵是不一样的。比如,小国的外交很容易受到邻近大国的左右,或者直接取决于国际体系的变动。典型的事例有安道尔、圣马力诺、不丹等,它们不得不使自己的对外政策与法国、印度等国家相一致,哪怕国内事务出现了与之明显矛盾的要求、压力和呼吁。但对于中国、俄罗斯、印度或美英法这样的大国来说,情况要复杂得多:它们的外交既可能受到国际格局和国际形势的强烈影响,但也经常不得不服从于内政的需要和压力;对于这些大国的决策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将内政置于外交之上,既有必要,又有可能。从研究者的角度而言,这种情形既增加了研究兴趣,也增加了分析难度。它要求仔细梳理和说明,在什么情况下外交政策的变化来自于国内压力和变化,什么情况下此类变化仅仅导源于外部世界。

   当然,对任何人来说,见到中国外交近二十年进步的一些事实还是比较容易的,也不难发现市民社会在中国生长的某些明显线索,问题是如何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分析表明,一个国家外交的改变,可以有不同的诱因或来源,比如源于内部社会经济压力造成的改变(强迫性变化或者说压力性改变),或者是由于直接或间接的利益所致(即所谓“被赎买的”变化),或者是因为某些变化根本无成本或低成本(无代价的变化),或者是道义感的驱动和面子方面的考虑——就是说,外交决策者个人比较看重外部的评价,对国际社会的道义标准比较敏感(注:加拿大人、现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的江忆恩博士(Iain Johnston)在《中国参与国际体制的若干思考》一文里(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7期),对这几种可能性作了比较和分析。)。 本文主要研究第一种因素,即外交变化的国内来源,同时辅助性地扼要分析其国际来源,基本看法是:第一,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不可逆转地融入了国际社会,内政各方面如此,外交也不例外,不管有多少曲折与困难,这是一个总的发展方向和趋势;第二,如世界上所有国家一样,在中国,“国家行为(包括外交决策)、市场经济、市民社会”三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与互利关系,对它们的多层次理解,是把握市民社会与外交过程之联系的关键。第三,国际环境尽管不总是最重要的推动(或阻碍)因素,它对于中国国内外交方针与民间社会之良性互动的作用,无论如何是不可忽略的。事实上,没有外部压力的存在,不会有今天的中国外交。第四,改革开放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领导人和外交家,受到舆论和公众日益增大的压力,不管还有哪些不如人意之处,的确较过去更加开明和接近国际标准。

  

   二、国内进步之上的外交政策调整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外交发生了重大调整与变化,比如:

——对于战争与和平问题有了新的判断与结论,认为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大战是有可能避免的,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发展是可能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中(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发表的邓小平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在1982年至1992年间的一些谈话内容,几乎多半内容与国际问题有关,其中,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分析占了很大比重。例如,“维护世界和平,搞好国内建设”、“和平共处原则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坚持社会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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