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当代国际关系的进步:若干线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1 次 更新时间:2022-07-07 05:3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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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舟 (进入专栏)  

   2022年6月24日,国际观察讲堂第21讲在线上成功举办,本次讲座邀请了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王逸舟教授,主题为“当代国际关系的进步:若干线索”。本文根据王逸舟教授讲座发言内容整理而成。

  

   现在很多人对国际形势持悲观态度,看到的阴暗面比较多,研究氛围比较低沉。我倒是觉得,国际关系既有阴暗、险恶、勾心斗角、人性恶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真善美,也有随着时代变迁的发展和进步的一面。这里提几点线索。

  

   一、实践层面的变化

  

   其一,现代战争成本变得极其高昂,发动战争者经常得不偿失。近代史上西方列强动辄诉诸战争威胁以实现自身利益的野蛮方式,已不再是“通用法则”。相反,在国际社会、主流舆论和公众层面,在比较文明和进步的区域和国家,对使用武力及其他强制手段变得小心审慎。据统计,现在战争的次数、造成的伤亡、覆盖的范围等都呈现下降趋势,甚至比车祸、流感等造成的死亡数量都少。另一方面,大规模战争不太容易,中小型、短时间、低强度的武装冲突有所增多,非传统的方式不断涌现。典型案例就是美国和俄罗斯两个军事强国在伊拉克、阿富汗战场、俄乌冲突中间付出的高昂代价。战争手段可能没有其他组合方式有效,至多是一张底牌,是最坏最糟、没有办法时的解决方式。随着替代选项越来越多,组合形态变得复杂,使得多数国家管理分歧的思维与手段大不同于过往。

   其二,主权的概念、形态、实践正在发生变化。以往主权通常表现在国家、君主、中央政府层面,整体表达民族、国家及民众的权利与要求,对内是至上的治权,对外是最高代表权。二战结束以来,主权观念和行使主权的形态有各种新动向,开始分层化、多样化、不止限于法理定义。一个显而易见的趋势是,很多大国强国在太空、月球、极地、公海洋底还会生成主权要求。然而主权好处增多的同时,维护它的方式也在增多,产生了共享方式、避免或减少对国际法的挑战和他国利益的损害,零和思维减少、非零和的成分增加。另外,主权合法性与主权执行者对主权庇护对象、对人民的态度有直接关系。主权不再是纯粹的法律概念,而变得有弹性,可伸展,可能变强也可能削弱。当国家治理得好,社会欣欣向荣,民众跟政府之间的关系融洽,主权的稳固性就比较好,受到的挑战容易克服。反之,存在残害人民、部落骚乱、频繁政变或严重腐败,主权者就容易遭到质疑,即使在联合国有席位,国家权利也会被压缩被批评。一些悲惨的国家,比如叙利亚、也门、苏丹等国家,由于国内民族矛盾、社会紧张、战乱或政治失序,它们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实际上被剥夺、受限制。这个道理适用所有国家,包括超级大国美国。美国国内族群的矛盾、不断的枪击案件,增多的犯罪,让人看到它的严重缺失或倒退,使其在全球的影响力下降、对外倡议能力减弱。主权强弱与人权状况呈现正比关系。

   第三,国际关系范畴下,在传统的政治世界、经济世界之外,正在兴起社会世界。政治世界就是诸如外交部、军方、政治领导人等传统权力精英构成。经济世界包含跨国公司,大企业,市场、商人构成的商业过程与动能。以往国际关系主要是政治世界和经济世界双轨运行,似乎只有它们的存在,21世纪后期以来一个变化是“社会世界”的崛起,后者成为看似碎片化、其实无所不在、难于低估的声音。比如一些NGO、跨国运动、草根团体、社会机构和民间智库之类,它们的变动性很大、色彩模糊、功能各异,渗入并影响原先政治世界和经济世界驱动的国际关系,让世界变得难以捉摸、使国家的传统控制力下降。它们以独特的形态和思路参与国际事务,影响着国家的决策及行动轨迹。以国际法的动向为例。早年的国际法几乎完全被政府垄断制订,现在参与谈判的行为体变得更多,不仅有国家还有非国家行为体和国际组织和跨国因素,很多国际决议和法规由科学家联盟、妇女代表或专门社会团体倡导,如禁止地雷、减少大坝修造、改变海洋行为规则、倡导低碳方式、推动弱势群体发声等,在国际组织、传统的国家间正式机构之外,生成了越来越多平行的论坛与规范,推出了很多国际法思想与准则甚至决议。国际关系已不完全是国家间政治,而是世界政治各要素的互动。

   第四,20世纪后半叶以来,各类国际制度、规范、法律和组织等,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拓展,恰似一张遍及全球各个角落的“大网”,约束各国和各种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引导世界各个区域迈向共同的发展方向。过去我们讲国际关系是无政府的,服从丛林法则,现在不那么简单了,国际关系也有国际层次的治理形态。新出现的制度、规范、自主形态与我们以往的理解很不一样。它们随时都在发挥作用,不管是强有力的、显著的,还是隐形的、潜移默化的,对各国的国内治理,对国家同其他国家的交往,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五,传统外交正在朝着新的方向变革与转型,外交决策过程日益民主化。外交过去更多是指外交部门和其他政府机关对外行使主权的国家行为,现在的外交正在变成一种金字塔式的大外交,除了核心的外交部门,也产生了下面的各种层次与影响路径,比如商务外交、地方外事、青年外交、岛屿外交、城市外交、军事外交等形形色色的外交方式。全世界都有这个特点,越是快速进入现代化社会的国家,越是国际交往频繁的国家,外交的逻辑、外交的语言、外交的形态越多发生改变。传统外交形态的变化和转型带来了什么结果?有人说20世纪是外交民主化的时代。确实有些国家的外交比较透明了,外交决策更加科学了,但是很多新兴国家、威权主义国家不一定是民主化。外交决策的参与者更加多元,博弈过程更加复杂,外交目标变得多维多样。

   总之,国际关系与国内的互动更加密切,多数国家内部的经济改善、社会进步、政治治理,直接关乎外部世界的氛围与内涵;反过来,全球政治的进化同样改造和影响着各国议程与实际生活。进化不止是生物学的规律,同样以其特有形态显示在人类组织关系的塑造上。

  

   二、理论探索的跟进

  

   上述实际的变动,自然推进了学术思想与理论观念的充实。

   “新工具”。在国际冲突研究领域,年轻一代结合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手段,对传统战争形态的解释做了大量修正与充实。研究难点在于既要看到传统战争的某些要素仍然存在,又要融合吸纳了有着非传统安全与冲突的思考,比如舆论战、信息战、金融战、空地一体战的研究,旧式海权空权陆权与新型作战平台的结合方式研究,传统战法与新型打法的交汇研究。这里面,我个人很有兴致的一点,是传统安全思路和非传统安全现象转换的探讨,包括安全化理论与去安全化的思路的比较分析。显然,在越来越多的国家与社会的安全议程里面,有的议题可以安全化,也可以去安全化,可以是高政治议题,也可以是低政治领域,例如水问题的安全化或去安全化,在不同国家就有不同含义不同导向,并非固定不变的(以色列与周边阿拉伯国家把水问题视为国家安全,中国南北方对水问题的处理就不带有国家安全的色彩、尤其不会运用军队,而新加坡马来西亚处理水资源争端的经验就有一个去安全化的思路在内)。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的边界是有变动的、可转换的。我认为这个讨论很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潜质。

   “新意识”。主权理论不断取得新进展,强调民族国家的“共同体成员意识及义务”,即不仅拥有尊重本国人权基础上的不受外部非法干涉的权利,同时遵守不以自身言行危及周边稳定和全球秩序的职责,把两者视为相辅相成的同一。随着技术的进步,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思维的时代到来,主权还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除了社会的人有更多的自主与价值,人的存在被大写,不仅仅视为国家的附庸,不再是机器的螺丝钉;主权理论特别有趣的一个进展,是出现了非法理化的层化、多维研讨过程:主权不是固定的一个法律外衣,而是内化为多层次、要素、色彩与光谱的复合体,具有明显的伸缩性与延展性。新主权观不再像一个规整的方块,而更像一种不规则但充满活性的材料,可做不同切割、观测与应用。一个事例是,早年中国入世使得部分经济主权变得可让渡或共享,同时新的主权领地得到极大伸展,再如,目前海洋法领域也有硬法与软法之说,零和的主权博弈方式与非零和的共享方式同时存在,低边疆的领土领海领空(国家法权)与高边疆(如太空公海或南极的国家权利)的处置有所不同。此类新动向,要求学术探索跟上变化、拿出新的理论假说,服务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新课题”。社会世界的崛起带来了许多新鲜题目。全新的世界政治理论挑战旧时的国际政治传统。现在世界政治理论跟以往有一个质的区别:以往的理论基本上把国内政治这一块儿让给了政治学,现在世界政治的视角恰恰是要建立在对国内政治分析的基础上。这样的分析方法既让原先的国际政治研究空间变得开阔,带入更多参与者、更多行为体、更多层次,也令分析过程及工具更微观、更敏感、触及到草根阶层与社区和每个人。我们以往所熟悉的两分法,即政府系、政治系、政管系、国际关系学、外交学等学科分野慢慢就不适用了。全新的世界政治分析框架就把国际政治和国内政策融为一体,要求更多的跨学科研究,冲击传统议题的同时带来理论创新机遇。比如NGO学说很有趣,象征第三种势力崛起的理论景观。政府跟NGO永远是一对矛盾体。一个比较先进的和比较差的治理过程,尤其体现为政府和社会团体的复杂关系中。处理越灵巧、有效,在很多复杂的、棘手的挑战面前,越有新思维、新做法,说明这个社会越充满生机、越富于人性。政府越是跟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势不两立、剑拔弩张,政治社会的刚性、脆弱性越明显,社会结构的包容性、弹性越差。NGO在世界政治中作为第三种势力崛起,绝不只是传统国际政治议题的变化,也对于国家的兴衰、社会的进步、人的幸福具有内在复杂联系。这要求研究者学会用联系与进步的眼光看待它们。

   “新线索”。例如,随着中国日益活跃和挺进全球高地,外交学正在获得强劲拓展。我最近探讨大国外交能力,发现一些有趣线索,如外交知识扩充、外交语言比较、外交形态演化、多边外交话语、大国外交财政制度建设、不同于传统列强的海外利益保护思路、涉外央地关系的深入创新等。单拿外交语言研究来讲,它很像外交学更新的一个切入点:相比军事语言、政治语言、商务语言、学术语言等,外交语言如何发扬特色、本质属性和新旧功能,如何面对新的中外关系,发扬周恩来的外交遗产,与外部前沿对接,服务国内更高品质的需求,等等,这些均要求包括外交语言在内的外交能力得到提升。单一层面的传统外交,正在变成有核心有层级有不同特点的金字塔外交,给理论的发掘与解说更大想象空间。

   以上所说挂一漏万,难免过于粗糙简化,不当处请各位指教。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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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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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大国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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