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论综合安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5 次 更新时间:2015-06-19 12:58:09

进入专题: 综合安全   传统与非传统安全   变化中的国家利益  

王逸舟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本文以全球化的国际关系为背景,探讨与综合安全概念有关的若干重要观念和方法问题。前半部分主要分析综合安全观的基本含义。新的综合安全超出传统的军事安全为中心的范畴,尤其要将“非传统安全”纳入其中;同时,综合安全研究要以国际国内多种行为主体为对象,把安全范围扩大到比“国家”更广大、更立体的层面。后半部分侧重研讨综合安全观的理论方法论基础。为了更好地理解新的安全观,有必要重新解释“国家利益”、“权力”及“政治”等重要概念,并将它们奠定在符合新的时代特点和人类进步的基石之上。对综合安全观的研究,既是各个民族国家生存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关系理论自我更新的机会。

  

   综合安全问题是当代国际政治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近一二十年,国际学术界对此问题开始加以注意。近几年来,它在舆论界和政治家那里也引起日益增多的关注。但是,总的说来,综合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尚未展开、有待深入分析的课题。〔1〕

   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正在经历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经济因素明显上升,地区一体化过程加速,国家间相互依存日益加强,跨国性的问题和更大范围的危机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和民族国家共同关心的焦点。所有的变化都显示,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不论是积极面还是消极后果,变化的方向都沿着所谓“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轨迹演进; 它同时预示着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的重大转型。〔2〕

   本文不打算、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地研究安全问题,它将首先扼要界说这一术语的含义,接着探讨若干基础性的重要理论和概念命题,最后分析一下所需的某些研究观念及方法的转变。这篇远不成熟的论文的目的,在于引起更多的争鸣和思考,使我们的国际安全理论研究能够更加深入。

   上篇:何谓“综合安全”

   所谓“综合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是一种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内容广泛的安全。单从字面上简单理解,安全指的是行为主体(不论是个人或国家或其他集团)在自己生活、工作和对外交往的各个方面能够得到或保持一种不受侵害、免于恐惧、有保障感的状态。

   现在人们关注的“综合”安全,在上述界定的基础上,还有两层特殊的含义:第一,从安全内涵上看,综合安全需要同时容纳传统安全与新安全的内容;第二,从行为主体观察,综合安全需要把范围扩展到比国家(state)更大的层面。让我们对它们分别做简要分析。

   1.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

   从国际政治的历史看,传统安全观是到目前为止仍占支配地位的安全思想,它的要点是:国际关系——不论古代、现代、当代——始终是无政府状态的,它缺少、也不可能具有各国内部那种强有力的统治秩序与权威,从而,这种无序和不安的状态给各国带来了种种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对领土边界的威胁,对民族生存的威胁,对国家主权的威胁,对各国统治本国的权力的威胁,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各国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并且根据“自助”(self-helping)的原理,规划本国在国际角斗场上或“搏斗拚杀”或“韬光养晦”或“合纵连横”的各种战略、策略,如结盟制裁、确立均势、加强实力、军备竞赛,以及(偶尔地和局部地)借助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的力量或威望。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以往国际政治学和国际战略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以及各国政府关心的主要内容,是加强本国实力(综合国力)和动员能力,设计各种各样的用于国家间博弈的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展开外交、军事、国际法、联盟与裁军等“争取权力与和平的国际斗争”。〔3〕古今中外, 从“战国七雄”的争霸到“三分天下”的并立,从近代欧洲列强的争锋到两次世界大战的硝烟,现实主义者的上述认识得到了广泛印证,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传统安全成为安全观的基本内容。它把国家角色放在舞台的中心位置,把哲学上所讲的“人性恶”和“互斥”作为世界观的根据,把人类社会以群体分居的历史视为经久不变的“斗争—妥协—再斗争”的过程之循环。它向人们展示的既是一幅比较严峻和冷酷、带有悲观主义色彩的国际画面,也是——用专业研究眼光看——一幅比较简单的“不打枪不放炮即为和平态势”的“平面示意图”。

   7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些年随着两极格局瓦解之后,世界战争、尤其是核大战的威胁逐渐减弱,军备竞赛的吸引力逐渐下降,而全球经济和跨国公司的发展、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尤其是区域内经济合作及一体化的加快,以及生态环保、难民救助、走私贩毒、恐怖主义、信息爆炸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给世界带来了许多新气象、新因素和新趋势。军事威胁的相对减轻和非军事性挑战的出现,孕育、推动了一种新的安全观的逐渐形成。概括地讲,它的主要观点是:国际关系及国际格局不是传统现实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亘古不变的,而是不断进步、朝着人类发展的“高级方向”演化的。因此,国际关系虽然仍然没有完全克服无政府状态,但它具备了越来越多的协调和合作气氛及机制;国际组织与国际法尽管尚无法与国内政府与法律比美,但它们毕竟变得比从前更有效和有力;随着边界作用下降、主权意识淡化、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界限模糊这一趋势的出现,很多全球性问题以及各国国内的一些矛盾已经不能用传统的治理办法和思路加以解决。在这种新形势下,安全观必须加以扩展、转换和充实,它所应当分析和回答的,已不只是与旧时的军事冲突和外交斗争有关的内容,而且要有对全球化时代新现实、新问题的关注与探讨,如经济安全(又包括诸如金融安全、贸易安全、货币安全、财政安全等多种内容)、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跨国犯罪与安全、核扩散与安全、民族主义与安全、移民与安全、社会矛盾与安全等等,甚至还应当从深层次分析国家主权弱化时面临的不同性质、不同方向的演变压力(是少数强国的“霸权约束”所致,还是来自全球村的“同舟共济”意识)。总之,新的安全研究要“综合”探讨的,是如何建立更加稳定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更能促进国际关系演化和各国国内进步的国际格局,更有利于整个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秩序。很显然,综合安全观不仅研究范围广得多,它还有着与传统安全观不太一样的认识论的思想基础,向世人揭示的是一幅复杂得多、充满变数的立体画面。

   2.多种行为主体的共同安全(均衡安全)

   以往人们讲安全,尤其在国际政治领域,主要是指国家(民族)的安全,如不受外来侵略、不被他国控制、不危害本国主权等等。事实上,这种观念今天仍然十分重要和有效,因为民族国家仍然构成国际社会大家庭的主干部分,也是最有力量、最有影响的部分。各国政府的对外交往和各种政策仍然是各种国际活动的中心。如果一个国家连自己最基本的权益都无法捍卫,例如领土任人分割,外交事务由外部势力操纵,或者经济和社会活动完全取决于本国政府不能左右的因素,那么,可以想像,不仅这个国家谈不上任何安全,而且,由此类国家组成的区域共同体或国际社会同样是不安宁和不稳定的。近五百年来由欧洲发源、逐渐成为全球体系的国际关系格局,以充分的事实一再向世人证明,国家、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存在与维护,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各种国际事务有条不紊地进行,各种群体和行为者建立自身保障的主要基石。

   然而,发展趋势亦向人们证明,即便在国际政治范围,安全问题绝不仅仅是,而且越来越不单是民族国家的安全事宜,它要求人们(包括政府官员和普通人)用一种新的视角和观念审察安全概念和规划安全战略。在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综合安全”,指的是既包括民族国家,也包括其他非民族国家单元在内的多种行为主体的共同安全或均衡安全。当然,到目前为止,这种安全仍然主要是由民族国家的政府提供和保证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有可能提出一种新的考虑和安排。

   非民族国家的行为主体的范围非常广泛,可以说不胜枚举,分类的标准也因分类者的兴趣与要求而异。为了紧扣本文的主题,也从叙述的方便出发,笔者把无关宏旨者撇开,将重要的非民族国家的行为主体及其安全利益分作三个层面:

   第一是个人利益。我们的社会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每一个人都是各个国家及国际共同体的一个“分子”。个人的安全感(如是否经常焦虑,是否受到各种威胁,是否有自身保障等),乃社区、国家、国际社会之安全的最直观和最当下的评价尺度。在当代条件下,对个人权利(包括不同族群)的尊重,对治下百姓福祉的关心,也是国家政府实现本国安全和获得国际承认的重要前提之一。笔者曾经指出,民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对于强化或削弱政府的国际形象和地位尤其重要。我们看到,所谓‘索马里现象’,是指政府不能运转、社会纲纪混乱、民众失去归位感和忠诚对象,最终不得不求助于大规模的国际干涉的情景。美国、英国、法国之所以能够在伊拉克北部建立‘禁飞区’,借口主要就是库尔德族人遭到了伊拉克政府的残酷镇压。……虽然主权问题一般都被放入国际关系的背景下加以说明,国家主权与社会进步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离开了对各国国家内部事务的考察,我们不可能真正认识和理解国际关系。”〔4〕从某种意义上讲, 综合安全观念的提出,要求决策者和战略思想家比过去更加重视个人的价值和安危,重视各种人的权益的实现与保障,而不能仅仅把目光局限在国家间关系和对外政策的水平上。

   第二是团体利益。不论在国际社会,还是在各国内部,全球化的一个后果是,促成了越来越多的不同团体和利益集团(英文简称NGO, 意指非政府组织和机构)的出现,它同样使得传统国际关系学所说的“安全”变得复杂多样。由于经济上相互依赖的日益加深、技术工艺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国界的传统作用下降等原因,人们面临的许多问题(如环境污染、人口爆炸、毒品泛滥等)越来越严重和具有整体性,单一政府的控制和处理能力却绝对或相对地减弱。在这种情况下,以专门领域或问题为研究或处置对象的各种NGO,有了施展手脚的更大空间。NGO色杂样多,形式特点一言难尽。但是,不论组织大小、范围广狭,总起来讲,各种NGO在世界政治中扮演了越来越多、越来越活跃的角色, 而且从发展前景看,国际NGO 未来的活动范围及其影响可能会进一步扩张(原因之一是联合国的支持和鼓励,另一点原因是冷战结束后出现的世界“缩小和碎片化”趋势)。〔5〕因此,在综合安全的画面里, 不能不考虑各种团体的安全利益,尽一切可能对此加以顾及和平衡。当然,做到完全均衡和让所有人满意是不可能的,例如,生态保护机构要求降低经济发展速度,动植物保护团体希望禁止捕捉稀有动植物,女权保护组织呼吁男女真正完全平等,甚至还有一些在常人看来难以理解和接受的利益集团及其要求,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不可能以有限的资源和单一的价值尺度让它们彻底满足。然而,采取灵活多样、“和颜悦色”的办法而非简单粗暴的态度,用建设性“整合”而不是强制性压服的办法,是对待各种势力见长的NGO的合适途径, 亦是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以“开明”形象自我更新、不断提高的必然。不论是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社会还是安定祥和的国内社会,都应当而且可能给予各种NGO 以更大的活动空间和更和谐的共处关系。

第三是全球利益。近些年来国际上要求重视全球性共同利益和“人类整体安全”的呼声日益强烈,所诉求内容涉及人为因素造成的气候变暖、大气臭氧层遭破坏、大片森林被毁和田地沙化、微型化基础上的核扩散、公海及极地资源被污染或损耗性开发、太空及外太空有可能变成少数军事大国的试验基地和竞赛场所等严重事态和现象,等等。不管有什么差别,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在于:这些事态和现象已经或可能成为全球性的“公害”,全都威胁了整个人类的生存甚至地球作为一个星球的存在价值,而解决或缓解危机的努力又不能单靠个别国家的实力,不能不超越旧式的国际法范围和主权理解。从综合安全的角度观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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