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月时期的“跳舞的反动”，以及由此而来的各种剥削阶级奢靡风气的迅速复活，说明了大革命要以政治行为彻底决裂旧传统并造就“共和主义新人”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同时也预示着一度占据主导地位的雅各宾派——无套裤汉的激进民主主义亚政治文化，最终将不得不为另一种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真正有实力、有前途的资产阶级亚政治文化所取代的必然历史趋势。这个事变进程，在显示了法国革命“决裂”信念的虚妄性的同时，也清楚地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法国革命本来就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在这个时期，任何非资产阶级势力试图借机实现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至多只能逞一时之功。
法国革命政治文化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所谓“日常生活的政治化”或“私人生活的公共化”：革命始而把私人生活坚决地排斥于公共领域之外，继而又迅速消除了公共与私人之间的界限，在私人道德品质与公共政治行为之间划上了等号。总之，在革命者看来，“良好的公共生活有赖于个人的襟怀坦白，在国家与个人之间不应有党派或利益集团作为中介，但个人应当完成反映国家革命的内心的、私人方面的革命”——由此，私人生活在法国革命中“经受了西方历史上最全面的打击”。
从“彻底决裂”到“跳舞的反动”
法国大革命中出现这一现象是不难理解的。这场革命既然要同旧传统实行彻底的决裂，就不能不触及社会道德风尚的层面，就不能不要求每个人都要在自己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把自己改造成符合新社会需要的“新人”。而在当时法国革命派的心目中，个人能否成为这样的新人，关键就在于他讲不讲“道德”。比如，马拉曾攻击政治倾向温和的国民议会，说其中的大多数议员都“与大革命尖锐对立”，因为他们是一伙“丧失灵魂、道德败坏、不讲荣誉、寡廉鲜耻”的“腐化、奸诈之徒”。共和2年雨月17日（1794年2月5日），罗伯斯比尔也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宣布：“在法国大革命的制度下，凡是不道德的便是不得当的，凡是使人堕落的便是反革命的。”那么在当时，所谓“道德”究竟又是以什么为标准的呢？我们知道，在法国大革命的高潮时期，人民群众——这在巴黎也就是无套裤汉——曾被视为共和美德的天然拥有者而备受赞美，因此当时的道德标准实际上是由无套裤汉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规定着的，其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简朴勤劳、忠于共和、崇尚平等、反对奢侈腐化和投机剥削。
正是在这种下层人民的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下，当时法国的社会上，不仅无套裤汉的装束——宽大的长裤、工作服、平坦的头发和小红帽等风行一时，而且还流行着一种共和主义的严肃刻苦的风尚，骄奢淫逸的贵族习气广受谴责，各种商业投机活动则受到了严厉的制裁。1793年贴出的一张文字水平很差（显然出自半文盲的下层民众之手）的布告，对当时的革命对象——“温和派、斐扬派、贵族”下了这样一个惊人的定义：“公认很有才华但却不设法改善贫困爱国者命运的人；居心不良地不佩带三色徽的人；买其他服装而不买民族服装的人，尤其是不以无套裤汉的称号和发式为荣的人。”在被更名为“解放市”的里昂，有一个共和派临时监督委员会。该委员会在1793年12月发布公告宣称：“为了真正成为共和派，每个公民都必须对自身来一场同这场改变了法国面貌的革命一样的革命。……任何热中于冷酷的投机钻营的人，任何打算从一块土地、一个职位或某种才能中谋取私利的人，……身为这样的人而胆敢自诩‘共和派’者，实属欺天之罪。……这种人即使逃离了自由的国土，也会被迅速查获并将在自由国土上撒下他们污血。”——法国大革命的“决裂”信念就这样通过对人人都必须把自己改造成为共和主义新人的强调，在雅各宾专政时期实现了对旧制度社会风气的革命。
然而这种革命的成果并没能维持很久，它很快就随着罗伯斯比尔派的垮台而遭到了热月反动的猛烈冲击。
热月反动分子对雅各宾专政所倡扬的“共和美德”的挑战，是从他们在热月政变的第二天即大兴跳舞之风的行动开始的。关于这场突然兴起的、带有某种疯狂性的“跳舞热”，当时的一个名叫若尔日·迪瓦尔的公证处职员、死硬的“金色青年”分子在他的《热月回忆录》中作了详尽的描述。按照他的说法，热月政变后，断头台未及推倒，盛放死者鲜血的大坑未及填平：
“首都的各个角落就已经在组织舞会了。到处回荡着单簧管、铃鼓和三孔笛的欢快的乐声，召唤着成群结队前来享受跳舞乐趣的恐怖幸存者们。……这场跳舞热席卷了整个城市，吸引了社会的所有阶级——至少我不知道哪个阶级不曾被卷入其中。加尔代乐最优美动人的芭蕾舞剧之——《舞狂》至少因此而重返舞台，并在整个冬季始终吸引着广大的观众。”
跳舞热——有闲文化对无套裤汉文化的抵制
这场跳舞热，显示的是在雅各宾专政时期受到严厉压抑的社交生活在压抑突然解除后发生的一种强劲的反弹。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压制了雅各宾专政时期的社交生活呢？根据迪瓦尔的解释，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当时由恐怖统治造成的普遍恐惧和忧伤的情绪。在迪瓦尔看来，法兰西民族是最富于舞蹈的才能和热忱的，这种热忱在大革命爆发后仍不见稍减，甚至在1792年9月屠杀期间人们仍在各公共舞厅轻歌曼舞。然而到1793年间，人们对于跳舞的兴趣就渐渐冷却了，而进入1794年之后则完全看不到自发的跳舞活动了，那时所有的舞会都是官方组织的，而人们参加这样的舞会也全都是被迫的、不情愿的。迪瓦尔这样描述了当时官方舞会的气氛：
“但那跳的都是什么舞呀，我的上帝！笼罩着舞场的‘欢乐’竟是那样地充满悲戚！……跳舞的人们大都是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他们的亲人不是已经被捕就是将要被捕，不是已经被斩首就是将要被斩首，试问这些人还怎么能够高兴得起来？”
总之，迪瓦尔认为是国民公会“对法国人的一部分实施定期屠杀”的政策，压制了共和2年法兰西民族的跳舞热忱。
然而，迪瓦尔接下来记录的一个小故事，却使我们感到这一说法不免有点毛病。迪瓦尔这样回忆道：
“我记得有一天，人们在巴士底狱遗址上跳舞庆贺弗勒吕斯大捷，一个四对舞舞组少了一个人，于是人们就叫一位站在观众中的年轻人过来参加。可这位年轻人置之不理，仍一动不动地站着。这情况被一个名叫贡尚的舞场监察员看到了，他走了过来，命令那位年轻人立即入场跳该舞组第四人的位置。‘我不会跳这个舞，’年轻人回答。‘也就是说你是不愿意跳的?？’‘跟您再说一遍：我不会跳这个舞。’‘这不要紧，随便跳就行。’‘我不跳。’‘这么说，你无疑是一个贵族分子了？人民的胜利刺伤了你的心，你才这样蔑视人民的欢乐！好吧，走，跟我上波盘库尔区走一趟，我要看看你到底是什么人！’说着，监察员贡尚一把揪住这个年轻人的衣领，而后者早已吓得瑟瑟发抖了。另外几个暴徒这时也一拥而上，拳脚相加一顿暴打。最后，在一群下等人的嘲骂声中，这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青年被押往波盘库尔区去了。”
迪瓦尔的阶级立场是很清楚的。他讲的这个小故事透露了一个事实，即在雅各宾专政期间，并非整个法兰西民族都因沉浸于丧亲悲痛而失去了跳舞的情绪，而是在应该为何种理由和应该在什么场合下跳舞的问题上，当时的确存在着阶级的或亚政治文化的差异和对立。
从迪瓦尔的叙述来看，当时不愿参加官方舞会活动的人大概多是一些“贵族分子”或上层社会分子，这从那位拒绝跳舞的青年坚持或习惯于把“您”字而不是“你”字作为第二人称单数来使用的做法中即可略见一斑。在共和2年的无套裤汉看来，两人交谈时以“您”相称是贵族社会的习惯，而以“你”相称则是平民百姓的风气，共和派应当摈除前者而坚持后者，以便“少一些傲气，少一些差异，少一些敌意和多一些亲密气氛、多一些友爱精神，从而建立起更平等的关系”；尽管国民公会的议员们并不都赞同以“你”相称，但以“你”相称的风气却在更广大的革命派群体中得到了普及。而迪瓦尔笔下的那位青年在贡尚对他以“你”相称时仍坚持以“您”相称，说明了他和无套裤汉在价值观上的格格不久。既然如此，这个年轻人不愿在这时与革命派们共舞同乐，也就不能说仅仅是由丧亲悲痛所致了。
当然，也不容否认，丧亲悲痛在恐怖时代的确可以使一部分人失去跳舞的情绪。然而问题在于，当时是否仅仅只有贵族和有产者才有这种忧郁的心情？我们不应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雅各宾专政时期受到恐怖威胁和打击的，绝不仅仅只是贵族和有产者。据一项具有权威性的研究成果显示，巴黎在1792年8月至共和2年热月这一期间逮捕的5605名职业或身份明确的嫌疑犯（总数为9294名，其中3689名身份不详）中，特权等级（不包括下层僧侣）、大资产者和军官有1918名（占34.21％），中等资产阶级亦即自由职业者有755名（占13.47％），这两类加在一起一共不过2673名（占47.68％），而另外属于下层人民的两类人——小资产阶级、城市平民和下层僧侣有1847名（占32.84％），各级政府职员（军官除外）有1091名（占19.46％）——总数为2932名（占52.3％）。从恐怖时期被处死者的身份来看，贵族占8.5％，僧侣占6.5％，资产阶级占25％，农民占28％，无套裤汉占31％——可见下层人民（农民和无套裤汉）所占的比重（59％）仍比特权等级和资产阶级所占的比重（40％）要大。可是，这一情况似乎并没有影响迪瓦尔笔下那些“下等人”的跳舞热情。这又该作何解释？
看来，雅各宾专政时期贵族和有产者及其子女跳舞热忱低落的根本原因，恐怕还应从他们的传统习惯或文化风尚的根源中，乃至从这一阶级的文化与下层人民的文化、尤其是革命政治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中去寻找。显而易见，在特权等级和有产阶级的文化中，跳舞活动是一种社交的和寻欢作乐的方式，是私人之间的感情交流。而按照法国革命时代“私人生活公共化”的逻辑，这种活动其实是应当被取消的。革命时代的跳舞活动，就像革命时代的政治活动一样，应该在广场上、在大庭广众中公开进行。不仅如此，它还应该采取下层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即应当是“随便的”、不矫揉造作的、无拘无束的——因为在难得有闲暇的劳动人民的文化中，跳舞本来就是在喜庆的时刻彻底放松情绪、尽情狂欢，以实现对艰苦乏味的劳作生涯的精神调剂的一种手段。所以，雅各宾专政时期有产者阶级跳舞热忱的低落，反映的实际上是有闲阶级的文化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下层人民的文化的一种抵制。
造就“共和美德”——不切实际的空想
可能连迪瓦尔本人都不相信有产者子女会因丧亲悲痛而失去跳舞兴趣。我们可以从他对热月时期臭名昭著的“牺牲者舞会”的谴责态度看出这一点。所谓“牺牲者舞会”，是一种专门为恐怖时代被处死者的亲属举行的舞会。按恐怖时期的法律，被处死者的遗产一律充公。热月政变后不久，国民公会便作出决定，把所有这些被充公的遗产发还给被处死者的亲属，“牺牲者舞会”之风便由此而起。迪瓦尔吃惊地看到：那些意外地获得一大笔遗产的恐怖牺牲者的亲属得财忘义，眨眼间就忘却了丧亲悲痛，并别出心裁地发起了这种只允许被处死者的直系亲属参加的狂欢活动。在“牺牲者舞会”上，他们竟然拿父兄受刑的痛苦开玩笑，发明了一种被称作“牺牲式致意”的礼仪动作：
“进门时要来一个‘牺牲式致意’，走过女士面前时要来个‘牺牲式致意’，邀请女士伴舞时也要来一个‘牺牲式致意’。这种‘牺牲式致意’是一个头部动作，模仿着上了断头台的人躺在断头机的搁板上，即将把颈项送到断头机的承项围中去时脑袋挣扎晃动的样子……”
写到这里，迪瓦尔愤怒了，不禁破口大骂：
“多么残酷的玩笑！这对他们父辈血迹未干的灵魂是何等卑鄙的侮辱！这种丑行在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简直令人作呕，也只有这场革命才能产生这种丑行！不过这一次，干下这种丑行的并不是刽子手，而恰恰是牺牲者自己的子女们。他们将为此而蒙受耻辱！”
迪瓦尔还看到，这些无耻之徒不仅对自己亲人的遇害毫不感到悲伤，反而兴致勃勃地借“牺牲者舞会”之机大肆攀比服饰的华丽与怪诞，极力炫耀自己的富有与时髦：
“由于打扮的复兴始终是热月反动令人高兴的结果之一，因而在‘牺牲者舞会’上，所有的年轻人都以在风度、服饰和美容上竞相攀比为最大的乐事。女人们曾一度被迫放弃了帽子和绸缎、天鹅绒等一切妇女打扮用品，现在她们愉快地得到了补偿的机会，便极力追逐最荒诞甚至最下流的奢华。正是在这个时代，出现了那些以领导服饰潮流为荣的女人。她们身着希腊式和罗马式连衣裙，半裸着身体，在剧院、音乐会及其他集会场所卖弄风骚，在舞厅里翩翩起舞，在马路上和公园里招摇闲逛。这些女人喜爱古装竟达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只须把她们的衣服再稍稍脱去一些几乎就可以把她们变成美第奇的维纳斯。而这种能显出贵族优雅身段的、用薄纱或细麻布制成的希腊一罗马式连衣裙，在‘牺牲者舞会’上不仅比比皆是，而且显得特别光怪陆离。”
迪瓦尔还描述了“牺牲者舞会”上流行的其他一些怪诞而无聊的时尚：
“‘牺牲者舞会’不仅带来了这种希腊罗马式连衣裙的时髦，一种至今还在流行的时髦也归因于它。这就是所谓的‘蒂图斯发式’，它也是在‘牺牲者舞会’上诞生的。舞会的发起人嫌‘牺牲式致意’还不够带劲，于是就又提出了一条规则，规定此后所有参加者都必须按刽子手处理死囚的方式把头发齐脖颈上端剪去。这个主意在欢呼声中被采纳了，从此‘牺牲者舞会’中的男男女女都留起了牺牲者的发式，从而给‘牺牲者致意’增添了新的‘妩媚’。…
…另外还应提一下，‘牺牲者舞会’的常客们还采纳了一种‘红披肩’的服饰，而这正是刽子手桑松在沙洛特·科黛和圣阿玛朗特家的女士们上断头台时搭在她们裸肩上的那种红披肩！！！真不知道这种卖俏风要走向何处！”
更有甚者，迪瓦尔还在“牺牲者舞会”参加者们的一次酒宴上，听到了这样一段令他瞠目的祝酒词：
“先生们，让我们为纪念罗伯斯比尔而干杯！（有人诧异了：什么？为纪念罗伯斯比尔？）对，为纪念罗伯斯比尔——这个杀害你们亲人的刽子手。可是大家要知道，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你们现在才能拥有丰厚的遗产，才能这样大把大把地花钱呀！所以，让我们为罗伯斯比尔干杯！”
此可谓寡廉鲜耻的登峰造极。既然如此，如何还能以“丧亲悲痛”来解释这些人在恐怖时期跳舞热忱的低落呢？所以，恐怖时期一切非公共舞会（即非为庆祝革命节日而举行的舞会）的绝迹，与其说是缘于所谓“丧亲悲痛”，毋宁说是体现了这个时期人民大众亚政治文化的绝对统治，因而也反映了法国革命总体政治文化中的“决裂”信念的彻底贯彻。而热月时期的“跳舞的反动”，以及由此而来的各种剥削阶级奢靡风气的迅速复活，则说明了大革命要以政治行为彻底决裂旧传统并造就“共和主义新人”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同时也预示着一度占据主导地位的雅各宾派——无套裤汉的激进民主主义亚政治文化，最终将不得不为另一种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真正有实力、有前途的资产阶级亚政治文化所取代的必然历史趋势。
沙龙复苏——引领有闲阶级时尚
随着跳舞热的勃兴，旧时代社交生活的另一重要形式——贵夫人的沙龙，也在巴黎迅速复苏。围绕着一个个出身高贵、气度优雅、衣饰华丽的沙龙女主人，聚集起一群群高谈阔论、狂欢暴饮着的“社会名流”。大概再没有什么能比这种沙龙——尤其是旧贵族的“金色沙龙”——中的这些社会名流的聚集更能说明热月时期旧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妥协与合流了。据国民公会议员蒂博多后来的回忆：
“这些聚会被一种极其彻底的平等气氛笼罩着。革命降低了贵族的身份，提高了资产阶级的地位，使二者在一条中线上相互靠近，谁也不再侮辱别人，谁也不再遭受侮辱了。君主制的过于考究和共和制的激烈粗鲁相互中和。……‘公民’的称呼获得了与‘先生’的称呼同等的价值，尽管有人非议，我们的前侯爵夫人或前公爵夫人并不觉得革命军官们的风度太糟糕，而且为了让他们高兴，她们也不傲慢地反对人们称她们为‘女公民’”。
就这样，旧贵族阶级和新生资产阶级在沙龙中捐弃前嫌、握手言和了，而这一现象，多么生动地体现了大革命的“决裂”信念在热月时期的动摇！历史学家索布尔指出：
“当贵族、大资产阶级和归国逃亡者恢复旧制度社交传统的时候，一度受恐怖统治压制的金融家、银行家、军火商、投机商又占据了首要地位，由此，旧的主导阶级和那些靠纸券、国有财产和军需品投机发了横财的人相互融合，开始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许多厌倦于道德束缚的国民公会议员，如果不是被人收买了的话，也是采取了随波逐流的态度。”
然而热月时期沙龙社交的意义还不止于此。谈到这种沙龙社交的复兴，人们一般都不会忘记当时最著名的沙龙女主人、被奉为“热月圣母”或“慈善圣母”的塔利安夫人——特蕾丝娅·卡巴吕斯（1773—1835）。这个女人堪称当时法国上流社会风流艳妇的典型，也是热月时期腐化风气的化身。下面是加拿大历史学家让德龙对这个女人的一段不无揶揄的描述：
“特蕾丝娅·卡巴吕斯系西班牙银行家之女，当时芳龄21，美丽绝伦，有口皆碑：‘从未见过她那样的娇媚，’旺德雷男爵夫人这样写；‘艺术般均匀的身段，纯丝殷秀美的头发，笑颜迷人，’松塔侯爵补充说；她的衣着总是‘惊人地雅致，她真是无可挑剔，又优雅又尊贵’，拉居兹公爵继续赞美；‘她浑身上下绝对地和谐，’阿伯明泰公爵夫人仍赞不绝口。而在蒂博多看来，她体现了‘法国式的活泼和西班牙式的快乐’的结合。……她于1788年嫁与封特内侯爵，时年15岁半，当时伯爵正在为一笔价值百万的不动产所‘困扰’。1793年离婚后，她轮流做过拉梅特兄弟、埃圭雍公爵、菲利克斯·勒佩勒蒂埃、塔利安（此公后来一度做过她的丈夫）、巴拉斯、马弗阿尔等人的情妇，最后以卡拉芒——希梅亲王夫人的身份结束了这一‘职业’（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
这么一个贵族阶级的尤物，这么一个与共和2年的社会风尚格格不入的女性，在热月时期成了热月反动分子狂热崇拜的偶像。曾在热月时期积极参与制造反动舆论的沙尔·拉克勒特尔后来回忆起卡巴吕斯太太时，语气里仍带着无限的柔情：“我常常在她家里和在一些为答谢她
而举行的聚会上亲睹她的芳容。她和我的关系带有十分有趣的友情色彩。我为此而陶醉，一直维持着这种友情，而没有贸然向她求爱。……我将永远忠实于一种崇拜，这就是对‘慈善圣母’的崇拜。”
法国革命——资产阶级的革命
“慈善圣母”作为热月时期巴黎社交界的“泰斗”人物，对当时有闲阶级妇女的服饰样式起了时尚领导者的重要作用。我们知道，服饰的问题在法国大革命时代从来就不是小事情。林·亨特曾这样指出：
“从1789年三级会议开幕之日起，服装就被赋予了政治的意义，米什莱就曾想像过走在入场行列之首的衣着朴素的第三等级代表（‘一群身着黑色……简朴服装的人’）和‘一小队载着羽毛、花边和金饰物的富丽堂皇的贵族代表’之间的差异。从此，按英国人约翰·摩尔的说法，‘服装的异常朴素（或者不如说是寒酸……就成了爱国主义的证据。’1790年，某些时装杂志为妇女设计了一种‘制宪服’，这种服装到1792年又演变为‘和在共和派中极为时髦的小红帽配套的平等服’。据《时趣报》介绍，1790年“贵妇人”穿的是带民族武条纹的色彩鲜艳的衣裳，而‘爱国妇女’则身穿蓝色的国王呢，头戴别有饰带和三色徽的黑毡帽。”
尽管一贯轻视妇女的雅各宾派（他们认为妇女只是私人生活的代表）并不重视妇女的穿着，但共和2年盛行的无套裤汉的简朴风尚仍一度迫使妇女“放弃了帽子、绸缎、天鹅绒等一切妇女打扮用品”，实现了服装的“革命化”。然而时间不长，热月政变一来，这种革命化的服饰风尚便立即受到了在服装上追求奢华与性感的卖俏风气的强劲冲击。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卖俏风”是怎样在“牺牲者舞会”上大行其道的。不过，这种奢靡的时装潮流的最初源头还是“热月圣母”塔利安夫人。孚雷和李舍就曾这样描绘过她的装束及其对热月时期上流社会妇女服饰的重大影响：
“妇女们再不是共和2年男人们所设想的那种女伴——即那种脸上挂着痴笑的贞淑女士了。塔利安夫人决定了妇女装束的样式：一件质地轻柔的、带古式褶裥的平纹细布连衣裙，两肩饰有浮雕玉石，腰身上部系一根腰带，短短的卷发，无卷发者可以戴假发；最重要的是要袒肩露臂，这样能给人以解放的快乐。”
除了“牺牲者舞会”之外，上流社会的贵妇人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出入场所，那就是各种音乐会。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热月时期巴黎上流社会最俗不可耐的夜生活场景：赴音乐会的贵妇人们浑身珠光宝气，乘坐着豪华的马车；男人们一个劲地向女人们献着“法国式的殷勤”，贵妇人们被恭恭敬敬地让到了剧场的前排，她们金蛇狂舞般的假发、宽大的礼帽和耀眼的宝石受到众人的惊羡和喝彩……
资产阶级社会为这种旧制度时代骄奢风尚的复活而欣喜若狂。《信使晚报》共和3年霜月2日（1794年11月22日）写道：
“被恐怖统治赶走了的优雅风气和欢歌笑语又回到了巴黎。你们看，我们戴金假发的女士们有多可爱！公共的和社交界的音乐会有多美妙！……这就是那位暴君（按：指罗伯斯比尔）倒台以来我们的风尚所经历的变化，而那帮嗜血鬼，那帮比约们、科洛们和忿激派分子却把这种观念的转变称作‘反革命’。”
“反革命”也许未必，但作为一场“社会文化的大反动”，这却是实实在在的。经过这种反动，雅各宾派——无套裤汉亚政治文化所包含的造就“共和主义新人”的理想被彻底否定了，一度被以政治高压手段强制“道德化”了的社会迅速而全面地实现了“脱魅还俗”。这个事变进程，在显示了法国革命“决裂”信念的虚妄性的同时，也清楚地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法国革命本来就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在这个时期，任何非资产阶级势力试图借机实现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至多只能逞一时之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