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毅、周兵、张正明、江湄、王献华:走近年鉴学派

——新兴社会科学的整合和交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2 次 更新时间:2015-12-07 23:4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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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按】新兴社会科学的整合和交叉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是学术进步的重要表现,又是学术创新的重要支撑。无论是古希腊的学园派、逍遥学派,还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都为人类思想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五四”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迅速形成、发展、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主流和主导者,而且在国际史学界也蔚为壮观,风采灿然。不同学派之间的竞争、辩难、扬弃、融合和更替,汇成人类学术思想史奔腾不息的浩荡江河。环顾20世纪西方史学界,年鉴学派吸收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元素,历经80年而蔚为大观,然而,水平深浅,成就高下,大浪淘沙,也清晰可见,并对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都产生了影响。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对年鉴学派进行了成规模的译介、研究,成果颇丰。年鉴学派的一些后起之秀,与我国学者亦颇有往来互动。为全面了解这一重要的学术流派,本报约请高毅、周兵、张正明、江湄和王献华等学者,共同探讨年鉴学派兴起和发展的历史逻辑,以期考镜源流,启发新知。

   【对话人】

   高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周兵: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张正明:黑龙江省社科联副主席、编审

   江湄: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王献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年鉴学派兴起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倡导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历史学家之间的跨民族合作,是一场自外而内的史学变革。

   周兵:年鉴学派兴起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20世纪后西方史学超越19世纪形成的历史学学科化、制度化壁垒的一次突破,同时也试图改变一战之前强烈的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历史叙事传统,倡导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历史学家之间的跨民族合作,是一场自外而内的史学变革,因此具有非常强烈的时代特征。

   张正明:年鉴学派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20世纪初,世界历史发生两个重要事件: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的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时代的主题从政治转向了经济,人们的视线也转向经济和社会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进一步失去其文明中心地位,世界各地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一个新的世界在废墟上崛起。战后的另一个变化体现为惊人的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全球化最显著的变化是经济超越了国界,突破了民族和文明的分野。20世纪空前复杂的历史现实表明,单纯传统的宏观史学及其理论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和应对发展了的历史。新的形势使历史学家感到,应当用新的分析方法来把握目前的演变。

   在法国,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围绕《年鉴》杂志的几代历史学家开辟了不同以往的史学道路,虽然几代之间存在差异,但在方法上有许多比较明显的共同之处。史学界称之为“年鉴学派”。

   高毅: 年鉴学派得以立足的社会历史背景,是20世纪世界政治民主化潮流和经济形势变迁。年鉴学派主要是作为19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史传统的对立物出现的,它要通过打通历史学和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界限来扩大史学的研究范围,打造“总体史”,把研究对象从狭隘的帝王将相、英雄人物扩大到芸芸众生,从单纯的政治史扩大到与普通大众息息相关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新取向显然是和当时世界政治民主化的潮流相吻合的,是人民大众社会地位提高、政治影响力加强的反映。

   1900年前后,西方史学界反对以个人为中心的政治史的风气十分强劲,德国兰普莱西特的文化史、美国特纳的边疆史和鲁滨逊的“新史学”都是一些显著的标志,而年鉴学派就是顺应着这股史学革新的风气产生的。至于年鉴学派第一代和第二代对经济和社会史的特殊关注,则分别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50年代人口爆炸、60年代消费社会兴起等重大经济与社会现象有重要关联,这一史学流派一直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一贯以现实的问题为研究导向,这正是其成功的重要缘由。由于不像年鉴学派这样“接地气”,20世纪初兴起的其他新史学流派基本上都是昙花一现。

  

   年鉴学派的“内在活力”,根据彼得·伯克的描述,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江湄:年鉴学派的“内在活力”,最主要的是它能敏感地响应世界形势的变化,响应二战后新的社会发展和文化趋势,不断地提出有现实意义的新课题新领域,与战后世界范围内的重大问题——如民主社会的深化与转型、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反思批判、对资本主义的重新考察等,有着密切相关性,扣紧了时代的脉搏。在这个意义上,它努力改变着以往历史学为了追求科学严谨而严重脱离当代社会实践的倾向。在方法上,年鉴学派也紧跟时代步伐,不是追求博学的、个人的天才式工作,而是注重形成学术共同体,组织集群式的研究团队,一般是跨学科的组合,产生规模效应,注重宣传造势,善于利用现代传媒。年鉴学派产生了很多优秀的学术组织者、领导者,极大地改变了人文学科的研究方式,改变了人文学者的生活状态、工作状态。

   王献华:以学术史的眼光看,年鉴学派的内在活力确实和世界形势的变化有直接关系。如人们所知,年鉴学派开始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其发扬光大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可以说,年鉴学派是近现代以来大大加速的世界经济文化交往在欧洲史学中产生的重要回应。年鉴学派迄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二战之后的西方话语霸权有一定的关系,但有必要将西方的话语霸权问题和年鉴学派的史学观念加以区分。后者毕竟主要是一种学术话语,应该更多地从学理上进行批评。

   高毅:年鉴学派的“内在活力”,根据彼得·伯克的描述,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自由意志论”和“决定论”之间的理论紧张。支配第一代的基本上是自由意志论,只是费弗尔比较极端,布洛赫比较温和;第二代转向决定论,即布罗代尔的地理决定论和拉布鲁斯的经济决定论;第三代又回到自由意志论,表现为对多种文化史主题的关注。

   二是涂尔干式社会学和拉布拉什人文地理学之间的结构性紧张。前者注重一般性的概括比较,后者注重地区特殊性的研究。第一代试图把两者协调统一起来,但布洛赫偏重涂尔干,费弗尔偏重拉布拉什;第二代布罗代尔追随费弗尔;第三代又试图在两者间寻找平衡,表现为对有助于协调两者关系的人类社会学的重视。

   三是始终强调多学科合作,热衷于借鉴包括地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在内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从而既实现了史学领域的空前扩张,又获得了创新灵感。

   至于年鉴学派的内在活力是否和战后西方的话语霸权有关,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年鉴学派很长时期里只是一种法国的史学运动,而且由于法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英国人差异太大,它在英国长期得不到理会,只有一些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欢迎它,引为他们反对政治史传统霸权的盟友。

  

   年鉴学派有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以史学整合社会科学的研究,在“总体史”的目标下,实现了新兴社会科学的整合和交叉。

   张正明:自年鉴学派形成之日起,就向思辨历史哲学和政治史开战,全面反对和拒绝占统治地位的实证主义史学,打倒传记、政治和事件“三大偶像”。他们以经济社会为中心,并采用全新的方法完全抛弃被他们视为“多余、附属、死角”的政治领域,实现了史学由传统政治史向经济社会史、文明史的转变,倡导总体史、注重“长时段”、主张跨学科研究。影响最大的是布罗代尔时代的贡献。布罗代尔认为地理环境、日常生活、文化传统等“长时段”的“结构”,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长期影响,起着或支撑或阻碍历史发展的作用,即著名的“长时段”理论。在长时段理论看来,历史不是各种事件按着某种逻辑、遵循线性时间、奔向既定目标的“自然历史过程”,而是不同层次的历史经历不同层次的时间段,如同瓦片的叠加。历史的动力也不是一两种决定的因素在起作用,而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历史不是英雄人物的“独唱”,而是多声部的“合唱”。年鉴学派由此把历史的视野从政治、军事、外交等宏观领域,扩展到其背后更广阔的具体微观的日常生活领域,对线性因果决定论的、用编年顺序把偶然个别事件连起来的编年史式的传统史学,进行了彻底的颠覆与解构。彼得·伯克把这场“年鉴派——新史学运动”叫做“史学革命”。

   江湄:年鉴学派有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以史学整合社会科学的研究,在“总体史”的目标下,实现了新兴社会科学的整合和交叉。

   年鉴学派继承了实证主义史学的“历史科学”观念,并真正将之付诸实践。1972年,以年鉴学派史学家为主成立了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任务是把历史学和各门社会科学统一于一种“人的科学”,其中不但包括了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还包括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分析学甚至文艺理论。年鉴学派对法国乃至各国的社会科学有重大的影响,使之产生“历史学”转向,使社会科学具有了纵深的历史视野,“历史社会学”兴盛起来。

  

   《年鉴》杂志的长期刊行以及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建立,为其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证,始终维持了一个有效的学术平台和理论阵地。

   张正明:从年鉴学派产生到第二代布罗代尔的鼎盛时期,我把它称为狭义的、经典年鉴学派时期。此时,以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史学”为最高成就,在史学实践上,以大写的历史为主。随着“史学危机”的出现,对其反思和超越在国内进入“新史学”时期。

   根据年鉴学派不同历史时期的断裂程度,广义的年鉴学派划分为两个大的历史时段:前布罗代尔时代的经典年鉴学派时期,以及以“新史学”、各种“微观史学”为主流的后布罗代尔时期。

   微观史学对年鉴学派的传统进行质疑应属于反思批判性质。一些法国的“微观史学”家如勒华拉杜里本身就是年鉴学派“第三代”的领袖。这种划分不是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而是有着重要意义。第一,经典年鉴学派时期和后布罗代尔时期断裂较大,历史的价值取向有较大转变。第二,这种划分与一般认同的“现代”和“后现代”的划分相一致。

   江湄:1929年由费弗尔和布洛赫主编的《经济社会史年鉴》的出版标志着年鉴学派的成立,但年鉴学派成为国际史学界的主流趋势是在二战之后。其核心性特点是坚持和强化历史学以及人文社会研究的“科学性”,强调社会结构分析、数据史料、计量方法等。

   到了1970—1980年代,年鉴学派发生了所谓“从地窖到阁楼”的转向。1979年,英国《过去与现在》杂志刊登了劳伦斯·斯通的一篇文章《叙述史学的复兴》,指责那些充满了数据、图表、概念、模式的历史论文根本无法卒读,重新强调历史中具体的个人性的经验。

   198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继续向“历史科学”的理论观念举起叛旗,强调历史学的文学性格和意识形态功能,叙事史复兴的趋势至今蔚为潮流,这促进了年鉴学派的进一步分化。而历史学也随之又一次站在了“科学”和“艺术”的交叉路口上。

   高毅:年鉴学派没有什么分支,只有三代或四代之说,第四代年鉴学派其实已经很模糊。哈佛历史系教授伊格内说,年鉴学派现在已经消失,而这只是因为年鉴学派太成功了,如今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在某种意义上都成了年鉴学派。

英国史学理论家彼得·伯克在《法国史学革命》中认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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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21日第69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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