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毅:超越“吉尔平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1990年代以来IPE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68 次 更新时间:2015-06-03 09: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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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毅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际政治经济学(IPE)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无论是其核心议题还是其研究方法,都出现了重大的方向性转变,都更加专业化。本文通过对IPE在国际学术界和国内学术界发展的全面评估,意在回答如下三个核心问题:20世纪70—80年代“吉尔平式”的IPE在研究议题、研究方法以及知识谱系上有何特征;90年代以来,在“第二代IPE学者”的努力下,IPE在研究议题、知识谱系以及分析方法上出现了哪些重大学术转向;IPE在中国学术界所取得的成就以及面临的挑战。

  

   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IPE)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和欧洲。在过去30多年里,从最初作为一门课程,到成为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IPE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有些大学,IPE的发展甚至到了超越政治学系和国际关系系的地步。① 本文力图对IPE过去30多年在西方学术界以及中国学术界的进展作出一个总结性的评估,以期回答如下三个问题:20世纪70—80年代的IPE发展的特点是什么?90年代中期以来的IPE有何重大学术转向?如何评估IPE在中国的发展?

  

   一、“霸权衰退”与IPE范式的确定(1970—1980年代)

   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于对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体系内发生的几件大事的反思:一是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二是尼克松冲击以及由此引发的国际货币体系从固定汇率制向浮动汇率的转变;三是美国霸权的衰退;四是欧洲区域合作的初步成功。对这些重大事件进行反思的学者既有来自政治学界的,也有来自经济学界的,虽然他们的学术背景并不完全相同,但他们所关注的研究议题以及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却有许多共同之处。正是这些研究议题和研究方法框定了IPE在20世纪70—80年代的理论范式。

   就研究议题而言,按照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r)教授的总结,这一时期的学者们主要关心如下五个核心命题,以此向20世纪60—70年代的国际关系研究提出挑战:②

   (1)在经济要素日益重要的情况下,军事力量是否仍然有用?事实上,基欧汉和奈的《权力与相互依存》主要就是回答这一问题的。与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主张权力政治的核心是军事这一命题不同的是,基欧汉和奈认为复合相互依存具有三个特征: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问题之间没有等级之分以及军事力量起次要作用。③ 在复合相互依存下,军事力量并不总是被当作一个国家反对另一个国家的手段。比如,在联盟以及与敌对集团的政治、军事关系上,军事力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解决盟国之间在经济问题上的分歧时,军事力量可能是毫无作用的。④

   (2)美国的霸权是否在衰退?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1973)与苏珊·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1988)。前者对英国在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英国不愿也不能发挥霸权作用是导致当时经济萧条的主要原因,依此类推,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萧条也反映出美国霸权正在衰退;⑤ 而后者则认为,世界市场中存在着权力结构,这种权力结构决定了各个国家的实力,由于美国仍然在世界权力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所以美国的霸权并没有衰退。⑥

   (3)为什么在国内政治结构和国际主张上非常相同的发达国家,对待相同的石油危机却做出了非常不同的反应?这个问题激发了学者们对国内政治利益的研究,而且主要集中在对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国内政治利益的研究。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彼得·卡赞斯坦的《国内和国际力量与对外经济政策战略》(1977),卡赞斯坦以六个发达国家(美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法国和日本)为案例,提出了研究对外经济政策的两点主张:一是从国家(官僚政治系统)和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研究对外经济政策,以此克服只基于美国经验的国内官僚政治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二是在研究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外经济政策时,将国际力量和国内政治结构(包括统治联盟和政策网络)结合起来,以此克服单独运用两种方法固有的局限性。⑦ 这种方法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寻求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关联性的研究路径奠定了基础。⑧

   (4)为什么欠发达国家一定是处于边缘区,并在经济上处于依附地位?这方面出现了著名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的“不等价交换”模型,该模型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处于一个体系之中,这个体系就是起源于欧洲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核心—边缘(依附理论)或核心—半边缘—边缘(世界体系论)的经济结构,这种结构之所以能得以持续,主要是由于核心和边缘存在着一种“不等价交换”关系,所以,处于边缘区的国家只能依附核心区进行发展。⑨

   (5)70年代的经济危机是否意味着,诸如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orld Bank)以及国际能源机构(IEA)这些国际制度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提高了?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成果是史蒂芬·克拉斯纳的《国际机制》(1983)和R.维农的《主权困境》(1971)。前者虽然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但同时看到了国际机制对国家的影响,认为国际机制本身并不总是随着国家的衰退而消失,有时,国家已经衰退了,而由衰退的国家制定的机制仍然在起作用。克拉斯纳认为,国际机制有四种反馈作用,即:机制可以影响评估利益的要素;机制可以改变利益本身;机制可以变为权力的一个来源;机制可以改变国家权力的能力。这样,国家主义综合了自由主义对机制的重视以及传统的现实主义对国家的重视,在理论上前进了一步。⑩ 后者则假设,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中,经济力量占据主导地位,跨国公司以及国际或者区域制度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着主要作用;民族国家经济已经日益融入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之中,这使得民族国家很难脱离世界经济网络,一旦脱离,民族国家将在经济效率、社会福利或国内生活方面付出高昂的代价。只有通过贸易、金融联系以及对外直接投资,才能维持民族国家经济的增长或发展。(11)

   就研究路径而言,我们可以发现,这一阶段IPE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寻求“国际经济关系中政治(国家)和经济(市场)的相互关联性”,至于依据何种路径(政治学的、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的还是其他)来研究“国际经济关系中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联性”,则是IPE创立以来一直在争论的问题。如果依据研究路径来看这些争论,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归纳为两类(12):

   一类是“单一的历史社会科学”。在IPE中,依据这种路径比较成型的流派,当推以劳尔·普雷维什和多斯·桑托斯为代表的“依附理论”和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13) 当然也包括以罗伯特·考克斯为代表的“批判学派”。(14) 这种路径暗含的逻辑是:政治和经济本来是一个领域,同时存在于单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历史和结构”之中。这种方法主要从社会经济历史的角度探讨已经形成的历史的结构和过程,并且假定在这种历史过程中,政治和经济是“一个领域”,不是“两个不同的逻辑”。

   另一类就是寻求“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state-market linkages),这种路径暗含的逻辑是,政治(政治学)和经济(经济学)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因此,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主要是寻求“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我曾将其概括为“政治和经济的关联矩阵”。这一路径假设政治和经济是两个不同的要素,IPE或政治经济学就是寻求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联性。在IPE中,这种方法是作为主流方法出现的,即为我们所熟悉的“理性主义”,其中比较成熟的理论包括相互依存论、霸权稳定论、国家主义理论、联盟经济等。我们可以用图表来说明(表1)。

  

   就学术意识形态而言,与继承19世纪以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密切相关,在IPE中也形成了三大学术意识形态,即现实主义(国家主义、霸权稳定论)、自由主义(相互依存论)以及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15)

   这样,“国家(政治)与市场(经济)的相互关联性”成为20世纪70—80年代IPE构造理论范式时所关注的核心议题。政治学家罗伯特·吉尔平和苏珊·斯特兰奇以此为基础,分别在20世纪80年代(1987年、1988年)的教科书中对IPE进行了总结,(16) 由此框定了IPE的基本理论范式、研究议题和学术意识形态。后来的莉莎·马丁(Lisa Martin)将其概括为“吉尔平式”(Gilpin’s typology)的国际政治经济学。(17) 我个人却宁愿将这一时期(1970—1980年代)的IPE学者称为“第一代IPE学者”,这些学者的共同特征为:(1)他们并没有经过IPE的训练,其学术背景或为政治学(如美国的罗伯特·吉尔平、史蒂芬·克拉斯纳、罗伯特·基欧汉、彼得·卡赞斯坦,英国的苏珊·斯特兰奇),或为经济学(如美国的里查德·库珀、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或为历史学(加拿大的罗伯特·考克斯),或为社会学(如美国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2)他们在各自供职的大学里主持IPE研究项目,或类似于IPE的项目,讲授IPE方面的课程,培养IPE方面的博士生。我们可以将这一时期的IPE称为IPE发展的早期阶段。

   这里的问题是:以吉尔平为代表的“第一代IPE学者”所奠定的IPE有哪些主要特征?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又面临哪些挑战?后来的学者在哪些方面继承了第一代学者所奠定的框架?又如何克服和超越第一代学者所面临的挑战?

   在我看来,其特征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以国家和市场的相互关联性为核心。在这一点上,似乎这一时期所有的IPE学者达成了共识。但在政治和经济的具体关联性上,侧重点又各有不同。概括起来,大致形成了如下三种研究路径:一是吉尔平的“国家权力分析法”。吉尔平式的国家—市场关联性的核心在于“国家”,他的基本假设是国家是单一的、理性的,国家的作用在于影响和改变财富的分配和分布,进而改变和影响权力的分配和分布;(18) 二是斯特兰奇的“权力结构论”。斯特兰奇式的国家—市场关联性的核心在于“世界市场”,她的基本假设是世界市场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结构,可概括为四个领域的权力结构,即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以及知识结构,(19) 国家在这四个领域中所拥有的权力不同,决定了国家的财富和实力的差异;三是彼得·卡赞斯坦和罗伯特·基欧汉的“国家—社会联系论”,我将其称为“中间路径”。这种路径力图打破国家是单一的、自治的假设。(20) 所不同的是,彼得·卡赞斯坦关注的是国内政治结构和社会的联系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而罗伯特·基欧汉则关注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的(多渠道)联系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议事日程。(21)

(2)与国际关系理论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关联。在20世纪70—80年代,当学者们讨论IPE的研究议题以及方法时,主要是力图借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并在国际关系领域内进行讨论,因而主要任务在于确定研究范式,借用莉莎·马丁的话来说就是所谓的“范式之争”。(22) 因而,在这一时期,IPE的理论范式主要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理论自身的发展密切相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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