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毅 曲博:汇率制度选择的政治经济分析——三种研究路径比较及其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5 次 更新时间:2015-06-06 1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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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毅 (进入专栏)   曲博  

  

   内容提要:自从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汇率制度选择一直是学术界和政治决策者关注的重要议题。在过去30多年中,国际政治经济学对汇率制度选择问题进行了富有开创性的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三种重要解释模式,对于我们评估当代国际货币体系、设计地区货币合作安排以及选择本国汇率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汇率制度安排和国际货币体系,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国际货币关系进行政治经济分析的两大核心问题。一方面,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采取什么样的汇率制度安排,对国际货币体系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从国际货币体系的创建来看,国家的汇率制度选择,尤其是霸权国家的汇率制度偏好往往决定性地影响国际货币体系的创建,比如英国霸权下的金本位制和美国霸权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从国际货币体系的组成来看,汇率制度同储备资产性质和对资本流动的控制程度一起构成了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内容[1](P67),因此,大国的汇率制度通常是决定国际货币体系性质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从国际货币体系的功能来看,其作用就是要保证国际经济交易的可能性和稳定性,尤其是要保证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实现,而国际货币体系一经创建就会发挥相对独立作用,影响各国尤其是中小国家的汇率制度选择,比如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世界上多数国家选择了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因此,对国家汇率制度安排进行研究,也就成为理解国际货币体系性质和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开始关注国际货币关系。这一方面是因为国际货币关系从7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问题,如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以及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等;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各种问题成了各国国内政治议程的重要内容,选择什么样的汇率制度、储备资产、货币政策以及对资本流动的态度等问题都成了国内政治辩论的内容。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国际货币关系的政治经济研究多了起来。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汇率制度选择不仅仅要考量其经济效率,也要考虑汇率制度的政治后果和政治可行性。国际政治经济学对汇率制度选择的研究对于我们评估国际货币体系、设计地区货币方案以及选择本国汇率安排无疑都是有益的。本文试图回答如下两个问题:一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过去30年在汇率制度选择研究上有哪些不同的研究路径,这些不同的研究路径有何优点以及不足;二是这些不同的研究路径对我们理解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制度选择以及国际货币体系和地区货币合作机制的设计有何意义。

  

   一、汇率制度选择的研究路径之一:霸权国家的偏好

   霸权稳定论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主要强调霸权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决定性作用。霸权稳定论最初就是根据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研究而提出来的。金德尔伯格在分析1929—193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提出国际经济中的霸权和领导者是世界经济保持稳定的基础,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出现就是因为英国霸权的衰落和美国没能及时地承担霸权的责任。[2](P348—349) 在霸权稳定论者看来,霸权是一种状态,霸权国足够强大,并拥有管理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运行规则的能力和意愿[3](P40),就汇率制度选择也是如此,霸权国家的汇率制度偏好确定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汇率制度安排,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其他国家是霸权国汇率制度安排的接受者。因此,无论是英国霸权下的金本位制,还是美国霸权下的双挂钩的固定汇率制,都被看作是分别反映两个霸权国利益的制度安排。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承担世界经济秩序建设领导者的责任,设计一个能防止经济民族主义并且能通过国际合作来保证的自由经济体系。在美国主导下建立起了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控制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维护固定汇率制度的重要国际组织,成员国的汇率变动需要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同意。固定汇率制度为国际贸易提供了稳定的交易支付方式,并且同时实行资本控制,这样可以防止缺少资本的欧洲国家资本外流,同时也有利于维持美国在战后的经济地位。在1947年经济危机和苏联的威胁下,又是霸权国家美国弥补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不足,在美国单边管理的基础上建立了美元本位,从而为国际经济提供了流动性和协调。从1947年到1960年,美国有能力也愿意管理国际货币体系。[4](P36—43)[5](P220—244) 这一时期国际货币体系确实是在美国霸权的支持下建立和运转的,美国霸权确定的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控制也就成了当时西方多数国家的政策选择。以美国霸权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国际经济稳定、国际贸易发展、经济增长和发达国家间的政治合作奠定了基础,并且平稳地运行了25年。[4](P36) 同样在认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时,我们也可以用霸权稳定论来解释,将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理解成美国霸权的衰落。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欧洲和日本经济的发展,美国霸权实力的相对衰落,因此无法维持美元为基础的固定汇率制,从而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

   可以看出,霸权稳定论在解释国际货币体系创建上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因为国际货币关系史上的汇率制度变化是同霸权的崛起同步的。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和运行都可以证明霸权对国际货币关系和汇率制度维持的重要性。但是,汇率制度的总体权力结构分析也存在现实和理论上无法解释的问题。

   从现实来看,霸权稳定论对国际货币体系变化的某些事件并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货币制度安排、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7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关系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已然成了世界经济中的霸权国家,但是一战后的国际货币制度并不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安排,衰落的英国仍然是国际货币关系的中心。[1](P142—143) 霸权稳定论对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解释也同样存在问题,这部分是由于学者们对70年代以来美国霸权是否衰落存在争论。如果是因为美国霸权的衰落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那么为什么是美国人自己亲手终结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而没有采取挽救措施?如果美国霸权并没有衰落,那么国际货币体系变动的动力何在?70年代以来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货币关系发展同样挑战了霸权稳定论的解释。70年代以后关于浮动汇率制与固定汇率制的争论、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似乎都难以用霸权来解释。

   从理论上看,霸权稳定论关注的焦点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创建和解体,强调霸权国家的汇率制度偏好决定国际货币体系安排,但是并没有说明霸权国本身的汇率制度偏好是如何形成的,因此在解释国际货币关系变化时也就缺乏连贯的逻辑。比如,对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国际货币体系基础从固定汇率制转变为浮动汇率制的解释,有的学者认为这是符合霸权国美国的利益,强调开放、自由的金融秩序更能维持美国在国际金融中的霸权地位。[6](P166—167) 但是也有学者强调正是美国的霸权才导致固定汇率无法维持。

   现实和理论上的困境使得霸权稳定论对国际货币关系的解释失去了吸引力,学者们开始寻找替代的解释路径,既能解释国际货币体系创建的动力和衰落的根源,也能解释国家汇率制度偏好的形成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国际货币关系合作。受国际关系研究在80年代后期重新关注国内政治的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学者也开始引入国内政治要素来分析国际货币关系,强调汇率制度安排的经济后果和政治后果,进而讨论国际货币体系的汇率制度安排以及地区货币一体化进展。

   随着国际关系研究和国际政治经济学自身的发展,近20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国际货币关系和汇率制度选择的研究已经超出了原来的总体权力解释模式——霸权稳定论,开始关注国内要素与国际要素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研究不同单元的政策偏好形成原因。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以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关系发展为依据,从国内/国际、政治/经济的角度对汇率制度选择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两种重要的理论路径:以社会为中心的路径和以制度为中心的路径。

  

   二、汇率制度选择的研究路径之二:国内社会利益集团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相互依赖不断加深,资本流动迅速发展,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日渐形成。70年代世界货币的相互依赖主要是由三个原因造成的:金融机构的全球化,美国国外的银行分支从1965年的13家增加到1974年的125家,资金总额也由91亿美元增加到1250亿美元;金融的全球化同时也是生产全球化的结果,大型跨国公司控制了大量的流动资本,这些资本可以根据利率和预期汇率调整来投资获利;货币相互依赖也是欧洲货币市场发展的结果。[4](P48—53) 从7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的速度和流量都迅速膨胀,在80年代后期,每天外汇的交易量达到了6500亿美元,超过国际贸易量近40倍。[6](P163) 通讯技术的发展以及金融工具的扩展使得金融全球化成为可能并且成为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现象。

   在国际货币关系新发展的基础上,学者们提出了汇率制度选择的国内利益集团解释模式。这种解释模式强调汇率制度选择的国内社会基础,将汇率制度安排的根源理解为受汇率影响的不同的国内部门。简单地说,汇率表示的是两国货币的相对价格,因而汇率调节的就是国内和国外商品的相对价格。而国内和国外商品的相对价格是影响国际贸易、金融和投资的重要因素。因此,要理解一国汇率制度选择就必须分析国内不同社会部门的汇率制度偏好。一般而言,固定汇率制度能够保证汇率稳定,从而能够扩展国际贸易和投资,这样国内的出口商和投资者都会倾向采用固定汇率制度。另一方面,采用固定汇率制的成本是政府将失去货币政策自主权,从而不能为了政治目的而改变或者影响汇率高低,因此那些进口竞争部门就失去了政府可能采取保护政策的机会,成为固定汇率制下的潜在损失者。

   汇率制度选择会对国内利益集团产生不同的分配性结果,这就会导致实质性的政治冲突。在弗里登(Jeffry Frieden)看来,由于高水平的资本流动,汇率制度的选择会造成得失分明的分配后果,从而导致政治分化。[7](P112) 所以国家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政策偏好在于重要的社会集团和联盟的偏好,这些集团更敏感汇率制度安排对自身福利的影响[8](P201),从而采取游说活动,影响国家的汇率制度选择。弗里登认为,不同社会部门因为自身的利益会有不同的汇率制度和汇率定价偏好,而国家的汇率制度就是这些社会部门利益综合的过程或者是博弈的结果。那些面向国内的生产者更愿意采用浮动汇率制度,而面向国际的生产者则愿意采用固定汇率制度;贸易部门的生产者期望本币贬值,而非贸易部门和海外投资者则希望强货币。[9](P261) 弗里登用这种方法来解释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认为在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中,那些投资者和出口商支持地区货币一体化,而进口竞争部门则会因政府失去货币政策自主性而受损,有可能失去竞争力,因而成为地区货币一体化的反对力量。[10]

总之,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路径强调汇率制度对国内不同部门利益的影响,并据此设定不同国内部门的汇率制度偏好。对国家而言,作为国内利益的代表者会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和政治联盟基础来选择汇率制度安排。这种理论是建立在政策需求的假设基础上,认为统治者是善意的统治者,因此政治家是根据社会集团的偏好来选择汇率制度的。但是,这种解释也存在两个重要的理论上的缺陷。首先,这种社会中心的研究路径暗含了一个假定:出口商和投资者是风险规避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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