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克强:清代词学的南北宋之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7 次 更新时间:2015-06-02 20:5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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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克强 (进入专栏)  

     一

   南北宋词因时代不同而呈现不同的风貌,这一点早在南宋就已有人指出。柴望《凉州鼓吹自序》云:“词起于唐而盛于宋,宋作尤莫盛于宣、靖间,美成、伯可各自堂奥,俱号称作者。近世姜白石一洗而更之,《暗香》、《疏影》等作,当别家数也。……余不敢望靖康家数,白石衣钵或仿佛焉。”(注:《彊村丛书》。)这里已将周邦彦、康与之生活的宣和、靖康年间的北宋与姜白石的南宋区别开来。并将北宋视为不可企及的范本。明代为词学的中衰期,正统文人视词为“小道”、“鄙体”,习词者多将词作为“娱宾遣兴”的工具,词坛以《草堂诗余》最为流行。《草堂诗余》是南宋人编的一部词集,集中多选晚唐五代北宋的作品,风格独尚婉丽柔靡(注:参阅拙文《试论〈草堂诗余〉在词学批评史上的影响和意义》,《中国韵文学刊》1995年第2期。)。明人的审美趣味选择了《草堂诗余》,反过来《草堂诗余》又影响了明人的词学观念。明人并未集中讨论南北宋词的优劣和取舍,但明人重北宋、轻南宋的态度还是相当明确的。如杨慎评南宋词人冯艾子词云:“有北宋秦、晁风味,比南宋教督气、酸馅气不侔矣。”(注:《古今词话•词评》上卷引。)李元玉《南音三籁•序言》:“赵宋时,黄九、秦七辈竞作新声,字戛金玉;东坡虽有‘铁绰板’之诮,而豪爽之致,时溢笔端。南渡后,争讲理学,间为风云月露之句,遂逊前哲。”皆认为南宋不及北宋。明代末年,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派为了改变词坛颓靡的局面,要求端正词人的创作态度,强调词的风骚之旨,明确提出学习南唐、北宋的主张。陈子龙《幽兰草词序》云:“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或秾纤婉丽,极哀艳之情;或流畅澹逸,穷盼倩之趣。然皆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斯为最盛也。南渡以还,此声遂渺,寄慨者亢率而近于伦武,谐俗者鄙浅而入于优伶。”云间派的另一位词家宋征璧也说“词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蔽”(注:《词苑丛谈》卷四引,上海古籍出版社。)。云间词派的主张得到了广泛的赞同,西泠、扬州、柳州、常州等地的词家纷纷步其后尘。学词者取径唐五代北宋,而置南宋于不屑。云间派提倡学习南唐北宋自然流畅风格的主张对萧清明代以来词坛颓靡风气有积极意义,但由于云间派所提倡的南唐、北宋词的婉丽浓艳在时代和风格等方面易与明人的风气相混淆,因而没有起到彻底改变词坛面貌的作用。

   继云间词派而起的浙西词派,同样以振衰起弊为目的,其与云间派不同的是提出了取法南宋的主张。朱彝尊云:“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注:《词综•发凡》,上海古籍出版社。)朱氏又反复指出“小令宜师北宋,慢词宜师南宋”(注:见《水村琴趣序》《鱼计庄词序》等文,《曝书亭集》卷四十。),以引起人们对南宋词的注意。朱彝尊意在用以南宋姜夔、张炎为代表的清雅词风改变词坛柔靡的风气。朱彝尊的主张先后经浙西词派成员如汪森、厉鹗、王昶、吴锡麒、郭麟等人的鼓吹,在适宜的政治气候助动下,很快风靡大江南北,取得了词坛盟主的地位,并历康、雍、乾、嘉数朝而不衰。词坛几于“家祝姜、张,户尸朱、厉”(注:彭兆荪《小谟觞馆诗余序》,《清名家词》。)。谢章铤曾评述清代前中期词坛风气的变化云:“昔陈大樽以温、李为宗,自吴梅村以逮王阮亭,翕然从之,当其时无人不晚唐。至朱竹垞以姜、史为的,自李武曾以逮厉樊榭,群然和之,当其时亦无人不南宋。”(注:《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陈廷焯亦云:“国初多宗北宋,竹垞独取南宋,分虎、符曾佐之,而风气一变。(注:《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卷三,齐鲁书社。)

   嘉、道以后,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内忧外患,朝政动荡。词学领域内的反映集中表现在词家逐渐摒弃已走入追求形式技巧的浙派末流,而寻找能够抒发郁结心胸的方式和途径,常州词派应运而生。张惠言大张“意内言外”之帜,在《词选序》中将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张炎等七家作为“渊渊乎文有其质”的典范加以推崇。虽然张惠言并未否定浙西派所标榜的姜、张,但他将张、苏、秦、周等北宋词人特意推出,已是对浙西词派独尊南宋的一大反拨。谭献说“(张惠言、张琦)振北宋名家之绪”(注:《复堂词话》。),即是指的这层意思。张惠言之后,周济对南北宋词作了细致的分析,分别指出了南北宋词各自的长短。他对南北宋词有一番著名的评论:“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南宋则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注:《介存斋论词杂著》。)周氏之论实际上肯定了北宋词的最高地位。因而蔡嵩云说“常州词派倡自张皋文,董晋卿、周介存等继之,振北宋名家之绪”(注:《柯亭词论》。),也是从这一点上着眼的。

   晚清词坛南北宋的争论出现了新局面。有坚持南宋或坚持北宋者,亦有兼容并蓄各取所需者。固守南宋者如浙西词派的后劲“戈顺卿(戈载)《宋七家词选》,标举词家准的,详于南宋者,以词至南宋始极其精也”(注:蒋兆兰《词说》。)。但其影响已如强弩之末。王国维论词不入派别,独树一帜,以境界论词。《人间词话》云:“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他力倡北宋,排斥南宋,但已与云间、常州诸派鼓吹北宋的内涵不同。其时影响最大的“清季四大家”,则以北宋为主,兼取南宋,并以不立门户、不泥时代为号召。谭献论及晚清王鹏运、况周颐的词学特色云:“幼霞洁精,夔生隐秀,将治南北宋而一之,正恐前贤畏后生也。”(注:《复堂词话》。)王鹏运、朱祖谋广泛搜集、校勘、刊刻两宋诸家词集,先后成《四印斋所刻词》和《彊村丛书》,对南北宋并无轩轾。况周颐等人亦能对两宋词人客观分析,无前人意气用事之弊。

     二

   清代词学理论关于南北宋词的论争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

   第一,南北宋之争与词坛现实的关系。争论不仅缘于治词者的个人好恶和对南北宋词的不同认识,词学家对现实词坛关注的态度和理论批评意识是争论的主要原因。南北宋之争与清代词风的变化密切相关。清代词学理论与明以前词论多记事闲谈,印象式、随感式的批评不同,理论色彩加重,尤其是理论的针对性加强,有的放矢,有为而发。有关南北宋词的争论成为批评现实的重要手段。话题虽在南北宋,而矛头指向,意在现实词坛。

   清初各派无论倡北宋还是主南宋,其主要意图都是为了扭转明代以来的颓靡词风。如朱彝尊大力倡导南宋词,正是针对明以来的词坛现实。朱彝尊《水村琴趣序》云:“词自宋元以后,明三百年无擅场者,排之以硬语,每与调乖;窜之以新腔,难与谱合。”朱彝尊意图用南宋姜夔、张炎的清空、骚雅来医治明代以来的淫亵和颓靡。朱氏还编编了《词综》以取代对明代影响最大的《草堂诗余》,为习词者提供范本。当《词综》编成后,朱彝尊“喜而作词曰:‘从今不按、旧日《草堂》句。’”(注:《灵芬馆词话》卷一。朱词见《江湖载酒集》《摸鱼子•同青士重访晋贤,时书楼落成,订〈词综〉付雕科,有怀周士季青在吴兴》。)朱氏改变词坛风气的意图由此可见。正如吴衡照《莲子居词话》所云:“词至南宋始极其工,秀水创此论,为明人孟浪言词者示刀圭,意非不足夫北宋也。”朱彝尊推崇南宋意在医治明词余风,并非小视北宋词。这一点朱彝尊与其追随者是有根本不同的。陈匪石也指出了这一点:

   竹垞有言:“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始极其变。”此在竹垞当时,自有两种道理:一则词至明季尽成浮响,皆由高谈《花间》、《尊前》,鄙南宋而不观之过,故以此语矫之;二则竹垞专宗乐笑翁,遂开二百年浙西词派,其得力正在宋季,自言其所致力也。……竹垞此语,实为宗南宋而桃北宋者开其端。(注:《旧时月色斋词谭》,转引自屈兴国《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

   此言甚是。事实上朱彝尊尊南宋的主张确曾使词坛发生了很大变化,词家言时代必称南宋,论词人必举姜、张,随之产生了独尊南宋,轻视北宋的风气。一时间北宋词人竟为治词者所不屑一顾。矫枉过正,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在浙西词派的影响下,人们的词学观念中,南宋即特指姜夔、张炎为代表的清空、醇雅的风格,并不包括南宋辛弃疾所代表的豪放词风。如杜文澜谈及黄之驯的词学经历是:“初学苏、辛,后改而致力于南宋”(注:《憩园词话》。)。语中透出辛弃疾并不在南宋之列。由此种观念可见浙派之影响之深。谢章铤对浙西派推崇南宋词所带来的弊端有一番评论:

   大抵今之揣摩南宋,只求清雅而已,故专以委夷妥帖为上乘。而不知南宋之所以胜人者,清矣而尤贵乎真,真则有至情;雅矣而尤贵乎醇,醇则耐寻味。若徒宇句修洁,声韵圆转,而置立意于不讲,则亦姜、史之皮毛,周、张之枝叶已。虽不纤靡,亦且浮腻,虽不叫嚣,亦且薄弱。(注:《赌棋山庄词话》卷十一。)

   谢氏的分析是十分深刻的。浙派学南宋词只是取清空醇雅皮毛,而不讲立意,可谓本末倒置。再者,明代及清初轻视南宋,已成弊端;反其道而无视北宋,亦不可取。只要对北宋词人的作品有一定认识,就不会盲从浙派末流极端的崇南宋之论。生活在康熙年间,并已接受浙西派词学的先著针对盲目鼓吹南宋的风气亦表示了不满;“南宋小词,仅能细碎,不能浑化融洽。即工到极处,只是用笔轻耳,于前人一种耀艳深华,失之远矣。读以上诸词(按:指张先、秦观、贺铸之词)自见。今多谓北不逮南,非通论也。”(注:《词洁集评》续编卷一。)上引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在肯定了浙派的积极作用后又说:“苏之大,张之秀,柳之艳,秦之韵,周之圆融,南宋诸老何以尚兹。”苏轼、张先、柳永、秦观、周邦彦等北宋词人各具特色,甚至可以说已是词史上的高峰,浙派执意要以南宋词人掩其光辉,实难以服人。由此可见浙派末流尚南宋之论的缺陷已日趋明显。

   张惠言的《词选》问世,标志着一个词学新时期的到来。张氏之学生金应珪在《词选后序》中将“逝世为词”的弊端概括为“三蔽”:“淫词”、“鄙词”、“游词”。谢章铤进一步分析“三蔽”所指:“一蔽是学周、柳之末派也,二蔽是学苏、辛之末派也,三蔽是学姜、史之末派也”(注:《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一)。王国维《人间词话》亦云:“金朗甫作《词选后序》,分词为‘淫词’、‘鄙词’、‘游词’三种,词之弊尽是矣。五代北宋之词,其失也淫;辛、刘之词,其失也鄙;姜、张之词,其失也游。”所谓“游词”,金应珪分析其表现是“规模物类,依托歌舞,哀乐不衷其性,虑叹无与乎情;连章累篇,义不出乎花鸟;感物指事,理不外乎酬应。虽既雅而不艳,斯有句而无章,是谓游词。”即貌似清雅,实无真情。“学姜、史之末派”、习“姜、张之词”的“游词”,正指浙西词派。陈廷焯进一步明确地说:“今之假托南宋者,皆游词也。”(注:《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卷九。)学南宋而堕入“游词”,可见浙派积弊之重。常州词派正是针对浙派积弊,才又重新提出认识北宋词。常州派论词主意格,尊词体。张惠言首开以意内言外说词、讲求词中微言大义的先河,所举之词多为唐五代北宋词,因其合乎意内言外之旨。如将温庭筠的《菩萨蛮》词解为有“《离骚》初服之意”,说苏轼的《卜算子》“与考槃诗极相似”。郑文焯的说法可作为常州派对北宋词认识的概括:

   北宋词之深美,其高健在骨,空灵在神。而意内言外,仍出以幽窈咏叹之情。故耆卿、美成,并以苍浑造端,莫究其托谕之旨。卒令人读之,歌哭出地,如怨如慕,可兴可观。有触之当前即是者,正以委曲形容所得感人深也。(注:《大鹤山人词话附录》。)

   以意内言外、托喻比兴论北宋词已与云间词派论北宋词为婉丽含蓄不同,因其针对的已不是明末的颓靡,而是浙派的空疏了。

第二,随着争论的深入,各派所说的南北宋词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如云间词派的陈子龙持论推崇南唐、北宋,心仪所在是情景交融、意辞并茂、自然流畅、高澹浑厚的特色。到了后期的蒋平阶则独重五代,竟连北宋也否定了:“五季犹有唐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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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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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1998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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