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礼宁:货币财产权、立法与自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3 次 更新时间:2015-06-01 23:5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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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礼宁  

   【摘要】财产是自由的保障,货币财产权是各种财产权类型中最根本、最重要的一项权利。随着金本位制的废除和信用货币的扩张,货币当局不再受任何外在规则的纪律约束,纸币发行日益泛滥,每每诱发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造成人民财富的流失。这种灾难性后果的出现,使得现行货币体制不断遭受来自法律和道德的多重质疑。而修正现行货币体制的首要途径则是通过货币立宪,确认公民的货币财产权和选择自由,并依靠不断勃兴的货币财产权抑制当局的货币公权。

   【关键词】货币财产权;货币选择权;通货膨胀;货币宪法

  

   自由是人类孜孜追求的崇高价值,财产则是自由的保证,[1]财产权对于自由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也可以说财产权本身便是一种自由权。缺少了财产权,自由便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自由的空间被严格限缩于“在我自身中是自由的”[2]这样一种状态。在众多的财产权类型中,最为重要且最容易被忽视的无疑是货币财产权,尤其是在当代社会。然而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金本位的废除以及不兑换货币的大行其道,有关货币财产的实体性权利从公众手中剥离出来,而对于货币财产的认知对象也随之消灭,以至于在人们的生活、习惯和观念中都不再有这种权利形态出现,即便专事研究财产权的学者也忽略了它的存在。然而该权利的丧失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因为这项权利是用以防范利维坦怪兽侵犯人民财产的至关重要的基础性权利,它可以用来约束和降低货币当局的恣性与妄为。缺少了这项权利,货币当局便可以不断地通过印钞机以近于零的成本向人民征税,[3]并且不受任何立法限制。不仅如此,定期而来的金融危机会使公众变得一贫如洗,当他们一觉醒来,“发现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和父辈曾经开拓过的土地”。[4]随着货币财产权的丧失,有太多的利益和自由远离了人民。对这种灾难性后果的反思,使得现行货币体制不断遭受来自法律和道德的多重质疑,我们有必要从法理的角度对现行货币体制进行深刻的剖析,并探求货币财产权与货币自由得以回归的立法路径。

  

   一、货币财产权与自由的保障

   在康德以前,近代哲学主要致力于探讨两个问题:一个是知识得以生发的基础,一个是人的自由和平等。[5]康德试图将两者协调起来。在他的世界里,自由是属于元价值的概念,具有绝对性,它“必须被设定为一切有理性东西的意志所固有的性质”。[6]他关于道德和法律的思考基本上是围绕关于自由的预设展开的,自由甚至被看成理解宇宙普遍性的钥匙。对于人类理性而言,自由的价值更加无可替代,它是“政治的真正目的”,[7]构成了“法的实体和规定性”。[8]黑格尔认为自由是人的本质,“人就是自由意志”。[9]洛克也说,人类天生是自由的,“人的自由和依照他自己的意志来行动的自由,是以他具有理性为基础的”。[10]

   当然,自由的实现与发展取决于一些先在条件,其中最核心的便是财产权。在人类权利的诸多具体表现上,其他任何一项权利的实现,都要以财产权为基础。如果没有财产,生存将受到威胁,人的各项自由将无法实现,没有财产,人的尊严也难获保障。所以布坎南将私人的或独立的财产权看作自由的保证。[11]理查德·帕普斯教授也说:“没有自由,财产权仍会以某种形式存在,而没有财产权,自由却是不可想象的”,“财产是自由的必要非充分条件”。[12]黑格尔更是将财产权视为自由意志的最初定在,是自由获得实在性的前提,“人唯有在所有权中才是作为理性而存在的”,“除了在直接性的规定中的定在以外不可能具有任何其他定在”,也只有在所有权中,人格的独立和人的自由意志才会得以实现。[13]

   在作为自由实现之基础的财产权的各种实存形态中,货币财产权是最为重要的一种财产权,它对于自由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货币首先便表现为一种最重要的财产形式,或者像迈尔希埃所言,“货币财富无非是……已经转化为货币的产品财富”。[14]卢梭则说,“我们手中的金钱是我们保持自由的一种工具”。[15]当然,对我们而言货币并非绝对必不可少,但它存在的意义重大:它可以促进经济的繁荣,增加财富的积累,提升人们的幸福,而在诸多功能之中,其最大的价值还在于能够保证人们获得更多的自由。

   作为自由的保障,货币财产权同其他形式的财产权一样,首先是一种个人对国家的消极权利,是“防御国家的自由”,“直接体现着自由主义的国家理念和政府权力有限性的立宪精神”。“只有当人们对其财产的支配可以排斥其他任何外在力量,包括公权力的干涉时,才能使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形成与发展成为可能,各种各样的人身依附关系、政治依附关系、精神依附关系也才会随之崩溃”。[16]货币财产是财产首要和主要的存在形式,当公权力试图染指个人财产之时,货币及其所表征的财产是最先遭殃的一部分。税收、非税收入、公债、通胀税,无不指向货币财产。如果货币财产得不到有效保障,公民的大部分财产将被征收和剥夺。因此,要想使公民的财产和自由得到最充分的发展,必然要求最大限度地减少公权力对货币财产权的介入,而这种限制则主要来自国家的立法。

   其次,货币财产权的充分发展,可以促进自由市场的繁荣,进而使个人的自由空间得以拓展。一方面,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是市场繁荣的前提,如果没有货币带来的便捷交换方式,发达的市场是不可想象的。市场经济本质上是自由经济,它建立在财产权和契约自由的基础之上,并要求市场主体能够以独立的经济人格和自由、平等的身份进入市场。由此可见,自由市场的繁荣,为个人财产和自由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也正是借助市场这一媒介,货币财产权促进了自由的发展。

   再次,货币财产权的发展,可以促进财富的积累,进而帮助人们提高自由行动的能力,减少对他人决策的依赖,成为自在自为的主体。相反,对财产的限制必然会妨害人们的自由。[17]黑格尔曾说,人自由处分自己财产的过程便是自由的实现过程,“自由意味着一个使他自己达到最高和最佳境界的权力……私有财产则是自由的实现”。[18]只有当一个人对外部世界的一部分享有绝对的支配权时,他才是自由的,而货币财产权的存在使得这种绝对支配权成为可能。随着货币财产权的发展,人们可支配的外部世界的范围也随之扩展。换句话说,货币财产权的发展,可以拓展人们的自由空间。

   最后,货币财产权本身便是一项自由权,它包括占有、使用、处分其货币财产的自由,甚至还包括了选择使用与不使用货币的自由,是人之自由权利的一部分。虽然现代政治文明对于财产和自由的重视程度要远远高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我国也在2004年将私有财产权保障的字眼写进宪法。然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货币财产权和货币自由的不完满的状态,随着金本位的废除,人们占有和使用货币的权利以及选择的自由都被限制甚至被剥夺。既然货币财产是财产的首要形式和表征,其权能的削弱使得人们几乎丧失了防御货币公权的能力,这是我们不得不深刻反思的法律命题。

  

   二、源自货币财产与自由的国家责任

   普遍存在于经验层面的悲观事实,并不曾消解纯粹理性层面的先验论证,自证于宪法基础之上的现代国家,从其产生的那一刻起,便担负着保障生命、财产和自由、帮助人们过上幸福生活的政治使命,且这种关于政府责任的预设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认知。启蒙思想家和自然法学派的基本立场也为国家和政府的职能设定了基调,即认为国家或政府旨在防卫和保护公民的自然权利,促进人们生命、财产、自由、平等诸项权利的充分实现。如果政府违反了它和人民订立的契约,或者是限缩了人民的自然权利空间,人民就获得了解除原始契约的充分、合法的理由。

   就经验层面来看,近代国家之所以产生,同样源自防卫财产自由的使命。在英国,国王和贵族围绕征税权的斗争促成了议会制度的建立以及《大宪章》的诞生。《大宪章》旨在通过赋予议会课税权的方式约束王室的征税行为,进而使公民的私人财产权有所保障,由此证明了议会乃是纳税人的权力机构,并进而验证了英国的一句法谚:税收是代议制之母。至于后来的1640年战争,同样是人民反抗英王滥用税权的结果,革命催生了《权利法案》,在其中,非经国会同意不得提高税收的条款成为一项最基本的原则。法国革命虽然沿着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径进行着,但促成这场革命的诱因同样是围绕财产权和税权之间的斗争。革命中诞生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阐明了自由、财产和安全的基本原则,提出“人人生而自由、平等”、“法律是公众意志的表达”、“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等脍炙人口的法律思想,[19]并对整个世界的近代历史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至于美国,通常认为,对宗主国增税行为的反抗,是引发革命的导火线之一,而“无代表不纳税”则是北美人民坚信的一条基本原则。事实上,相对于税权之争,围绕货币发行权展开的斗争对美国历史的影响更为深远。引发美国独立战争的首要原因,乃是英国议会于1764年通过的《货币法》(Currency Act),该法案禁止殖民地自己发行纸币,[20]导致殖民地经济严重衰退,从而引起北美人民的反抗。当然,包括独立战争之后围绕货币发行权所展开的一系列宪法博弈,事实上均与人民的财产权密切相关。

   无论经验层面的客观经历,还是先验层面的理论预设,都一再说明,政府的元使命乃是保护生命、财产和自由免受不法侵害。保障财产和自由的使命带给国家三种责任:其一,政府应当节俭,面对公民的财产应秉持消极的态度,其本身不能成为侵吞公民财产的利维坦;其二,政府应为公民财产权的有效保障提供必要条件,并在财产权受到侵害时为公民提供必要的救济手段,如警察、法庭等;其三,政府应在节俭的前提下提供尽可能多的公共服务,使公民获得尽可能多的物质帮助。

   国家的第一种责任引出了有限政府理论和不侵犯的主张,人们还设计出宪法来规范政府的权力。然而有限政府的限度是什么呢?那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夜警国家,即政府要扮演好守夜人的角色,维护秩序和安全,并维持一定的公共工程,这也是政府的第二项责任。当然,随着新宪法命题的提出,人们认识到政府还应担负起第三种责任,即提供财产和自由得以充分实现的外部条件——公共服务,从而使公民行使财产权和自由的空间得以拓展。

   国家的上述责任在货币财产权保障领域同样重要。首先,第一种货币责任乃是消极的不侵犯的责任,其要求:(1)当局不得滥用货币发行权、不得发行面额超过其自身价值的货币;(2)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金属货币难免不被信用货币所取代,但当局发行的信用货币量不应超过国民经济的增幅,也就是将政府所征之通胀税降到最低;(3)信用货币应受金本位制的约束,以克服当局在发行信用货币时的恣意性;(4)政府征税行为直接导致公民货币财产或以货币表征之财产权的流失,所以应严格规范政府的征税权;(5)尤其在政府和货币当局过量发行信用货币时,公民应能对政府的行为提起诉讼,或者行使保留权利,消除其利维坦倾向。

   国家的第二种货币责任乃是保护公民货币财产权免受侵犯和维护国家货币安全:(1)即便是最小的政府,也必须担负提供国防、外交、治安、司法等纯公共物品以及维护国家和社会安全的职责,既然货币权力是国家主权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所以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保证国家货币主权的完整,而不能使之为外国人和私人所窃取;[21](2)规范金融市场秩序,防范金融风险;(3)当公民的货币财产遭受侵害时,如同对待其他财产一样,政府应为其提供必要的救济,公民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或寻求保护。很显然,政府的第二种货币责任同古典宪法理论仍然是相呼应的,意在塑造最小政府的同时,给政府设定必不可少的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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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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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方法学》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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