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鹏:从东北亚文化地志看中俄东部边疆地带文化交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7 次 更新时间:2015-05-29 17: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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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鹏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本文从东北亚文化地志的角度,探讨了中俄东部边疆地带文化交流的理论基础、历史脉胳及现实意义诸问题。指出,中俄东部边疆地带的文化交流从理论上讲理应大有可为,然而既往的历史则表明双方在此地带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新的时代要求中俄双方就其东部边疆地带的文化交流作积极主动的努力。文化交流既是政治经济交流的前提,也是其最终追求的结果。中俄东部边疆地带的文化交流对东北亚地区的繁荣与稳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冷战结束后的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由两极走向了多极。以世界政治形势而论,由对抗趋缓和、求和平而发展已成为全球政治的主旋律,各国之间双边与多边关系都在力求完善,就世界经济形势而言,经济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正构成国际经贸的一大趋势,各国、各地区间的经济往来日益频繁,市场竞争更趋激烈。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东北亚这个自近代以来一直为世界瞩目的热点地区,正以前所未有之势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进行着广泛的交流并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与此同时,学者们对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研究,对该地区经济区域化问题的探讨也日渐深入。相对而言,除散见于各处的零星论述外,就东北亚地区文化交流特别是中俄文化交流作系统考察的文章著述尚不多见。事实上,文化交流是政治经济交流的前提和基础,而从更广义的层面讲,政治经济上的一切交流实则就是一种文化的交流。据此,本文拟从东北亚地区文化地志这一视角,就中俄东部边疆地带文化交流的理论基础、历史脉络及现实意义等问题作一粗步探讨。其中浅陋谬误之处,尚祈批评指正。

  

  

   “东北亚”这个概念,最初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国际政治区域出现的。就地域范围而言,它包括朝鲜半岛、中国东北、东西伯利亚、阿留申群岛、堪察加半岛和千岛群岛,即整个环北太平洋地区。这一区域,在经济上有着巨大的价值;在战略上则是前往中国腹里内陆或日本本土、欧俄乃至美洲的通衢或跳板,具有极重要的地位。[①]正因如此,自17世纪中叶东北亚地区被纳入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体系以来,它对中国、朝鲜、日本、俄国、美国、英国等国的社会发展和国际政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用国际关系理论阐释东北亚地区的重要性只是一种视角。依笔者所见,东北亚地区所以价值巨大,关键在于该地区独特的文化地志。

   “地志”一词一般用于诸如“军事地志”、“兵要地志”等军事术语中,用以概括某一区域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总体状貌及其具体历史发展情况和空间分布情况,以备制定军事战略所用。日本学者杉田一次的《从兵要地志看中苏战争》一书即是这方面的研究佳作。该书系统考察了中苏边境地带军事、经济、民族、地形、交通、水文、气象等现实和历史的情况;具体介绍了双方兵力部署、武器装备及教育训练等情况;还分析了各自的强点和弱点以及交战后所可能采取的形式等。[②]由此可见“地志”一词涵盖面广、包容性强,兼有简洁性和科学性的特点。本文将“地志”一词引入文化学领域,复合而成“文化地志”概念,用来表示将某一地区自然的和人文的现象作文化上的诠释和总体把握,以更清晰地揭示该地区各种文化形态的生存土壤、分布状况、各自特点、运势走向及其交互关系,从而对该地区作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考察。

   那么,东北亚地区究竟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地志呢?我们可以将之简要概括为:自然资原极为丰富、民族构成十分复杂、社会制度形态各异、经济发展很不均衡等几个方面,而从总体观之,这几个方面都融铸于在东北亚地区共存且特色鲜明的世界之大文化形态中:

   其一、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涵盖中国东北及朝鲜半岛。其总体特征是:以小农经济和小手工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以封建大一统政权和宗法等级制度为支柱的社会结构,以勤劳勇敢、俭朴淳厚、崇尚礼仪为主要特征的民族精神;以重视传统、追求和平安定、人寿年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为主要内容的价值取向。

   其二、以斯拉夫东正教为核心的俄罗斯文化。其基本要素是“源于拜占廷的精神和艺术以及源于蒙古征服者的结构和制度。”[③]它和西方基督教文明同宗又带有浓厚的东方斯拉夫文化的遗产,热衷集权、崇尚武力、坚韧不拔。

   其三、揉“东洋道德西洋艺”于一炉的日本文化。有学者认为日本文化呈现出一种矛盾并存、兼容并蓄的“杂交优势”,从而形成杂交并存的多元文化复合结构。[④]著名学者周一良先生将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为:注重朴素、简单、纤细;家族观念强;“包容性”;重实际而不注抽象思维;注模仿并在模仿中有所创造。[⑤]

   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历经衍生、定型、发展等阶段。以上所述三种文化形态的基本特质都是其定型阶段表现最为突出的,具有文化内核的性质,以后虽经发展而增添了现代意蕴,然其内核依旧,所谓万变不离其宗。这样三种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态在东北亚地区冲突、碰撞、交流、融汇,使东北亚呈现出既复杂又独特的文化地志。其中从经济现代化的角度讲,日本文化独领风骚,树立了成功的典范;而中国文化和俄罗斯文化则都尚未找到通往现代化的最佳途径。日本文化的成功得力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历史环境和国际环境,中俄两种文化的新生无法走日本文化模式的老路。

   文化形态的整合是文化新生的必由之路。文化学原理告诉我们,不同的文化形态中具有许多普同性的成份,这种普同性既体现在不同类型的文化都具有相同的结构,也表现在它们都具有选择、吸收、消化外来文化的功能。正是基于这种相同或相似的功能,各种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才有可能,某一种文化所发明创造的一些文化特质才有可能传播到其他文化中去,从而成为各种文化的普同性的新成分。[⑥]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史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但是,从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产生的效果看,其对日本产生的积极影响远远超过对中国;一个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泱泱大国对于一个资源贫乏的弹丸小国,其文化交流自然只能奉献的多索取的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日本正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按理在中日文化交流中会对中国大有裨益,然其岛国经济结构决定它只能把中国作为巨大的经济渗透市场;而其在二战期间留给中国及整个亚洲人民的群体记忆也影响着双方全面的文化交流。尽管如此,中日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

   反观中俄间的文化交流,则相形逊色得多。其实,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现实意义上,中俄文化交流理应大有可为;而其东部边疆地带之文化交流则不仅有地缘上的优势、历史上的基础,更有内外因素的相互促动,因之更具其特殊的现实意义。

  

  

   从理论上看,尽管中俄两种文化形态是不同质的,但在这两种文化形态背后,却不乏相同或相似之处。

   首先,就文化的生存土壤——地理环境而言,中俄文化均生长于陆地。丹纳说过:“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共同的生长环境缔造出某些相似的民族性格,诸如坚韧、保守等;同时也使得双方在迈向近代化的道路中显得比那些濒海国家步履艰难得多。当然,不同的文化渊源也造成这两种陆地文化差异巨大,如中国文化憨厚平和,俄罗斯文化则颇具扩张本性。

   其次,两种文化都长期与封建(农奴)极权政体相伴随;

   第三、两种文化都经历了社会主义阶段,都深深带有马克思主义的印迹;

   第四、两种文化都曾在西化道路中历经坎坷。中华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冲突、融合道路已为人熟知,俄罗斯文化亦复如是。近代俄罗斯新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就是在西方文化与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冲突和融合过程中实现的。可以说几百年来—从彼得一世的争取西化到叶利钦的西化冲动,俄罗斯近现代历程中的艰难曲折一直是伴随着西化运动的坎坎坷坷,这一切既为俄罗斯民族的成长注入了生机,也使它形成了更为独特的民族个性,并在这个民族的发展史中凝结了深刻的悲剧。同中国一样,俄国从它面对外部世界的那一天就有一种极强的民族使命感,并因此在民族求存图强的道路上形成了一种坚韧不拔的民族性。

   如果说,中俄两种异质文化从整体而言具备这些普同性因素,那么其在东部边疆地带则相通之处更加明显。文化传播学理论认为,两种文化形态的中心区往往具有强烈的文化差异,而其边界处则往往是模糊的、重叠的、中俄东部边疆地带正是如此。就中国东北地区而言,它虽属中华文化圈的一分子,但同时带有鲜明的关东文化特色。按照中华文化区的划分,它属胡文化区;而依据经济文化类型说它则属渔猎、采集、狩猎三位一体的北方新型文化复合体。因此关东文化是中华文化的边缘文化类型。一些学者对关东文化的概念、内涵及其历史地位进行了有益的探讨,[⑦]笔者不同意有人将其历史地位拔高到“除中原以外,其它任何地区都不能超越她”的程度,但毫无疑问,作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身独具有北方边缘地区文化特质也十分明显。这既体现在农业、游牧、渔猎以及农牧相结合的多种经济形态并存,也体现在农业文化、草原文化及渔猎文化等诸种文化形态混杂。地理上的阻隔造成的关东地区的塞垣文化意识,给关东文化精神打上了封闭性、保守性与趋附性的印迹;连绵不断的战争和人口迁徙所赋予关东地区的多元文化意识,则同时给关东文化以强悍、旷达和包容的精神特质;而平川沃野与寒天冻土的地理环境也赋予关东文化质朴、厚重、务实、求真等相应的文化品格。总之,与中原文化相比,以“礼”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在关东文化中淡薄得多,而萨满教的广泛信仰也表明关东文化对宗教的疏离态度较之中原文化更甚。

   与之相应,俄国的东西伯利亚(远东)地区同样也是斯拉夫东正教文明的边缘地带。本来,俄国便“不是我们西方文明的成员”,[⑧]其远东地区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就更小了。相反,在明清之际,汉文化圈曾幅射至此。只是到了1860年代,西方工业文明的逐渐渗入才使得这里形成东西两种文化形态对峙的局面,这种状况使得该地区的文化特征较多地保持住了其游牧民族的本色。这一点与中国关东文化十分接近。另外,在地理环境、民族构成及信仰萨满教[⑨]等方面,二者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文化特征。而“文化特征的某一方面比较接近的民族间的融合或地域性融合显然相对要容易得多。”[⑩]

   边陲地带、过渡地带往往是文化相互激荡,从而创造的地方。中俄东部边疆地带是人口、民族、资源、经济乃至社会结构出现剧变的地区,边界以内的同质性与边界以外的异质性在边界上造成强大的“地理梯度和地理势能”[(11)]二者可以转化为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巨大效益。因此从理论上讲,中俄东部边疆地带之文化交流大有可为。“一个大文化的边缘地区,往往是容易造成对本文化最大的影响的地区。”[(12)]东部边疆地带的文化交流无疑将会对中俄双方全面的交流带来深刻的影响。

  

  

   然而,从既往历史来看,中俄东部边疆地带文化交流却远远未能达到其应有的水平。

古代斯拉夫民族与中国相距遥远,难以接触;即使有所接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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