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鹏:“后后冷战时代”观的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8 次 更新时间:2015-05-29 18:0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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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鹏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本文就美国政要“9·11”后提出的所谓“后后冷战时代”观进行了评析,认为此一 提法既是美国政要对当前时代的一种概括,也包含潜在的战略意图,即借机整合世界, 塑造反恐新形势下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对于“后后冷战时代”观,各国虽认识 到其中的合理性,但也多少看清了美国背后的战略用心,因而并不积极呼应,致使这一 概念未广泛流行。对于中国,“后后冷战时代”观能否成为国际通用的“范式”并不重 要,关键在于体悟其背后的战略内涵,制定更为合理的对外战略。

  

   在“9·11事件”,尤其是美俄关系出现重大变化后,美国政要在不同场合多次声称, 长达十年的“后冷战时代”已宣告结束,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到来。(注:有关论述甚多 ,具代表性的言论可参阅:Remarks by Secretary Colin L.Powell at Business Even t,Shang-hai,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October 18,2001;Remarks by NationalSecurity Advisor Condoleezza Rice on Terrorism and Foreign Policy,SAIS,JohnHopkins University,Washington,D.C.April 29,2002;Donald H.Rumsfeld,“Transforming the Military”,Foreign Affairs,May/June 2002;Richard N.Haass,“Defining U.S.Foreign Policy in a Post-Post-Cold War”,Remarks to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New York,April 22,2002.)关于这个“新时代”,概括得较具理论性并逐渐流行开来的,是由国务卿鲍威尔首先提出,(注:Remarks by Secretary of State ColinL.Powell after the Ministerial Council of the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OSCE),Bucharest,Romania,December 4,2001.)经国务院政策 规划司司长理查德·哈斯全面包装的所谓“后后冷战时代”。(注:Richard N.Haass,“Defining U.S.Foreign Policy in a Post-Post-Cold War”,Remarks to ForeignPolicy Association,New York,April 22,2002;Richard N.Haass,“U.S.-RussianRelations in the Post-Post-Cold War World”,Remarks to Rand Business LeadersForum,Tenth Plenary Meeting,The Mark Hotel,New York,June 1,2001.)一时间,“后后冷战时代”的提法不胫而走,虽然在美官方重大报告(如新近出笼的《国家安全战略 报告》)中没有体现,但屡被美国政界、学界提及,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成为当前关于时代定性问题最具影响的新名词之一。

   实际上,“9·11”前后,已有学者探讨过“后后冷战时代”的概念,(注:美国太平 洋论坛主席科萨也就此发表过专文,参见:Ralph A.Cossa,“Toward a Post Post-ColdWar World”,PacNet Newsletter 41,October 12,2001.)但此番从美国政要口中说出,显然别具意义。世界真的已经进入“后后冷战时代”了吗?它与“后冷战时代”的区 别主要是什么?这种新的时代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着美国的对外战略?它是美国政要 头脑中炮制出的“幻念”,还是有可能成为某种“范式性”的东西被国际社会逐渐接受 ?认清“后后冷战时代”观的本质对于中国外交战略的意义何在?鉴于国内学者对此有不 同看法,本文试就此做些分析和思考。

  

   一、探讨时代问题的意义

   如何给所处的时代定性,一直是国际问题研究者们最为关切的“大战略”问题。冷战 结束后,围绕时代定性问题的讨论在国内外可以说从未中绝。不过,对于用“后冷战时 代”界说冷战后的十年,人们并未产生歧异。原因在于,冷战遗产之消失有个过程,以 美苏两大阵营对抗为主要特征的冷战虽然结束,但北约的去留问题、俄罗斯与西方的关 系问题、中东欧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问题等“冷战遗迹”仍随处可见,大国结盟对抗、 制衡外交泛滥等“冷战思维”也挥之不去。正因为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使“后冷战时 代”的提法未遭遇大的挑战,冷战后十年各国关于时代问题的讨论基本是在“后冷战时 代”这个框架内展开的。

   但是,随着新世纪(同时恰好也是新千年)的来临,特别是20世纪最后一场战争——科 索沃战争的打响及其深远影响,人们已不能满足于继续沿用“后冷战时代”这个明显带 有过渡性质的说法来界说或观察冷战结束十年后的现实。1999—2000年间,无独有偶, 中国与美国分别展开了一场关于时代问题的大讨论。由于“炸馆”阴影的笼罩,中国的 讨论主要围绕“和平与发展”是否仍是时代主题、国际战略格局究竟是“单极还是多极 ”、世界主要矛盾是否是“称霸与反霸”等传统命题展开,(注:关于这场大讨论的基 本观点,参见:安卫、李东燕:《十字路口上的世界:中国著名学者探讨21世纪的国际 焦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世界知识》,2000年第15、16、18、20 期相关文章。)其中关于“和平与发展”问题的论战,激烈程度几近剑拔弩张。值得一 提的是,这一时期一些中国学者曾提出过“新冷战”的概念,但昙花一现,未流行开来 。相较中国而言,美国人的讨论更为多元化,除纯学者外,大企业家、金融巨头、媒体 精英乃至政要也都参与其中,提出所谓“美国全球科技霸权时代”、“信息革命时代” 、“新中世纪时代”、“模糊和不确定的时代”、“资本主宰世界和平的时代”等不一 而足的观点。(注:美国方面大讨论的主要观点,参见Foreign Policy,Summer 2000.) 有意思的是,尽管中美双方是在不同的意境、背景中探讨问题,却都没能给“新的时代 ”一个为人普遍接受的“说法”。

   但这种讨论绝非学者们的庸人自扰,恰恰反映出特定的“时代观”具有的重大战略导 向和政策指针意义。对于时代的不同理解必然生成不同的世界观、战略观,进而直接影 响一国内外政策的制定。在学者们关于时代问题大讨论的基础上,各国政府显然也从不 同角度给时代定下对国家发展战略具指导意义的基调。仍以中美两国为例。中国官方的 经典定位是“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但出现了新的不稳定因素”,( 注:江泽民:“共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2002年新年贺辞”,《人民日报》,20 02年1月1日。)“进入新世纪,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注:江泽民:“共同 创造一个和平繁荣的新世纪——在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的演讲”,《人民日报》,2002年 4月11日。)对此更为具体的阐释是下面这段话:“从总体上看,国际格局和形势发展的 基本趋势并未因‘9·11事件’而改变。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 在曲折中继续发展,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依然是机遇大于挑战。总体和平、局部战争, 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形势发展的基 本态势。”(注:“纵论世界风云,畅谈中国外交——唐家璇外长接受人民日报记者专 访”,《人民日报》,2001年12月17日。)这种定位显然是对中国国家发展大战略及所 面临的国际形势进行综合评估后的一种高度概括,既是对国内主流意见的反映,也适应 着中国“利用战略机遇加快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国策。不过,上述提法更多是对时代性 质、内容或主题的说明,是一个具有跨越几十年意义的相对长期的战略判断,而不仅仅 是从国际政治角度对特定时代的界定。

   克林顿执政时期的美国,正好跨越所谓“后冷战时代”,因此克林顿的内外政策明显 带有某种过渡性质。但是,随着北约东扩、美日同盟关系调整、美与中俄关系逐步改善 等一系列重大“对外工程”的初步完结,特别是随着新世纪的迫近,克林顿政府也开始 思考如何给所谓“新时代”定性的问题。结果,克林顿选择用一个超越“冷战”观的“ 全球化”概括其所面临的时代,而不是继续纠缠于“冷战”概念。因此,“全球化”这 一时代观是世纪之交美国出笼的几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理论指导,也几乎就是信 奉新自由主义的克林顿政府外交理念的浓缩,即美国如何在全球化的新时代利用其独特 领先优势最大限度地维持“一超独霸”地位。(注:Samuel Berger,“Diplomacy in Gl obalization Age”,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2000.)体现在政策执行层面 ,即是更强调大国依存与国际合作、更看重经济安全和非传统威胁,更偏向国际组织和 多边主义,更爱用接触而非遏制,也更注重全球管理。受美国这种“全球化”时代观的 影响,世界主要国家也多从全球化相互依存角度思考国际政治、经济问题,整个世界似 乎呈现出某种“告别冷战”旧时代,迈向全球化新时代的气象。

  

   二、美国人头脑中的“后后冷战时代”

   新世纪初,国际政治的发展从多个方面呈现出更加鲜明的新面貌。一方面,中、俄、 欧(盟)等主张多极化的主要政治力量全力追求双赢、多赢的大国关系,为新世纪的开局 创造出一派新的气象;另一方面,俄、美两个冷战对手在世纪初年分别更换了最高领导 人,俄罗斯由更具新世纪眼光的普京取代带有冷战色彩的叶利钦,美国则由标榜新保守 主义、具冷战意识的布什取代新自由主义者克林顿。新人新政给全球政治带来新的面貌 ,预示着一个国际政治新时代已然到来。“9·11事件”的突然发生,则成为新旧时代 的转折点。

与克林顿执政理念不同、支撑力量不同、核心班子成员背景不同的布什新政府,显然 从另一个视角观察这个新时代,即所谓“后后冷战时代”。根据理查德·哈斯的解释, “后后冷战时代”是“以美国居主导地位、大国冲突的概率很低、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 得以扩展等一系列现实所定义的时代,也是一个区域冲突不断、贫困持续蔓延、全球化 的益处不能被广泛共享和跨国性挑战不断增加的时代,是一个越来越严峻的跨国性挑战 与仍然重要的传统性问题相互交错的时代”。(注:Richard N.Haass,“U.S.-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Post-Post-Cold War World”,Remarks to Rand Business Leaders Forum,Tenth Plenary Meeting,The Mark Hotel,New York,June 1,2001.)这段文字可 谓内涵丰富。综合布什政要的言论看,“后后冷战时代”的出笼主要基于两个标准:一 是“9·11事件”对美国对外战略及国际政治基本结构的撼动,二是美俄关系变化对国 际战略格局的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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