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鹏: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思想与战略布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05 次 更新时间:2019-03-01 00:2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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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鹏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从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到十九大的这五年,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思想理论理念倡议,搭建了一整套组织机制架构,丰富完善了对外战略布局,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抓手,攻克领土主权争端难题,创新元首外交等形式,形成了新时代的中国国际战略思想与布局,呈现出大国风格和大国气派,并因此产生三大历史性成就,为中国从地区性大国迈向全球性强国奠定了重要基础。但中国崛起的时空特殊性决定了一些结构性难题不可能轻易化解,一些新生的问题还在不断衍生。中国共产党十九大对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设定了更高目标任务,有待中国国际战略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关 键 词:十八大  十九大  国际战略  思想  布局

  

   从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布局新时期中国的大战略①,到十九大启动新时代中国发展新征程,中国从大国迈向强国的国际战略思想与战略布局不仅跃然纸上,而且正全面指导中国新的国际战略实践;不仅已产生若干具有重大历史性意义的战略成果,而且必将继续引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本文拟结合从十八大到十九大这五年中国的国际战略实践,全面梳理和总结新时代中国的国际战略思想与布局,以期从一个截面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新时代中国大战略的理解。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大体从以下六个方面思考和谋划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

   (一)提出了一系列既有历史继承性又有时代创新性的国际战略思想、理念、理论、倡议,从而为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的展开提供了重要思想指引。理论是实践的指导,思想是行动的指南。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历史阶段,中国领导人都曾提出并形成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国际战略思想,进而指导各时期中国的国际战略实践。如毛泽东的“一边倒”“两个中间地带”“三个世界划分”等战略思想;邓小平“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等形势判断,“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不当头,不扛旗”“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战略思想;江泽民关于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论述及“重要战略机遇期”等战略思想;胡锦涛关于推动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等战略思想,等等。上述战略思想虽各具特色且带有不同时代的印记,却也都贯穿着若干共同的思想理念,包括始终从国际大势和国际格局高度判断中国的战略环境,始终从维护中国的战略利益和国家安全角度塑造中国的战略环境,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始终强调不结盟、不称霸,始终大力拓展国际统一战线和深化同发展中国家关系,等等。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在思考和谋划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时,继承了新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的伟大成果,同时汲取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有益养分,借鉴国外战略理论和实践的丰富经验,将之与新时期中国的时空定位、国际角色、战略目标相结合,更加注重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系统联动及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动态平衡,从而形成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特色、中国气象和世界影响的国际战略新思想。

   其中最具特色和引领性的思想是“合作共赢”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前者是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的重要思想基础,后者则是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的愿景目标。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人新世纪以来,中国外交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大旗,强调和平发展,倡导“和合”理念,对“共赢”思想虽有提及,却鲜有系统性的阐发。正式将“合作共赢”纳入中国国际战略的核心理念,始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报告指出,“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而这一思想的源头,是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2012年7月7日在清华大学“世界和平论坛”开幕致辞中被国际社会广为关注的一段话:

   “一个国家要谋求自身发展,必须也让别人发展;要谋求自身安全,必须也让别人安全;要谋求自身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各国必须坚持以合作的胸怀、创新的精神、负责任的态度,同舟共济,合作共赢,共同应对各种问题和挑战,携手营造和谐稳定的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②

   合作共赢思想之所以一经提出即引起国内外高度重视,是因为它超越了社会制度差异、意识形态对立和价值观念分歧,尤其是西方战略界一再渲染的“文明冲突”,以更加宽广包容的胸怀看待世界、看待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的战略自信。此后,合作共赢几乎成为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各个方面的最重要思想指引和核心理念,比如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一带一路”倡议所确立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体现的也是合作共赢思想。

   如果说合作共赢是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的思想起点,那么,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追求的最终目标,二者互为支撑,实为一个体系的双核。从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来,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国际重大场合反复提及这一重要思想,从“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到建立“一个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从牢固树立“亚太命运共同体意识”到打造“中阿命运共同体”再到“中拉命运共同体”,及至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演讲中公开指出,“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③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题的重要演讲,进一步明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2月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进联合国决议。④至此,“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最响亮的口号和最鲜明的符号,成为中国对未来国际秩序的一种期许。在十九大报告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联系在一起,意味着中国首次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内涵做了全面阐述。

   在由合作共赢理念达致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之间,中国奉行的战略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阶段性目标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对于“和平发展道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在坚持强调中国“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的同时,基于国际局势的新变化和中外互动的新发展,对新时代中国如何走和平发展道路提出了一系列新见解。包括:

   “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能不能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⑤这里强调的是和平发展道路并非想当然,而是有条件的,即,既要科学把握中国面临的战略机遇,又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世界机遇与中国机遇的相互转换。

   习近平还指出,“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绝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绝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⑥这里强调的是不能为了和平发展而和平发展,而要始终把握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与捍卫国家核心利益之间的辩证关系。

   最后,习近平主席还强调,“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⑦这里强调的是,走和平发展道路并非一厢情愿的事,而是需要各国心心相印、遥相呼应,走共同和平发展之路,否则“一个巴掌拍不响”。在上述思想指导下,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作为中国的国际大战略,论述更全面,内涵更丰富,意义更重大,因而也更加落地生根,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对于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经过过去五年的具体实践和理论探索,在十九大报告中对其内涵给予了更加全面、准确的表述,由过去单纯讲“合作共赢”,变成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其中相互尊重是前提、公平正义是核心、合作共赢是目标,由此,新型国际关系的内涵更加丰富也更加具体,成为中国新时代国际战略可以为之努力的阶段性目标。

   由此,“合作共赢—和平发展道路—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四位一体,形成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其中,合作共赢是思想基础,和平发展是战略选择,新型国际关系是阶段性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终极追求,四者环环相扣、互为联系,体现的是中国特色,表达的是时代精神,传递的是世界意义。

   在这一思想体系之下,十八大以来还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国际战略思想、理念,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型大国关系,“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思想,“正确义利观”引领下的发展中国家外交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理性、协调、并进的核安全观,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网络安全观等等。由此,中国特色的安全观、发展观、合作观、文明观、全球治理观、国际秩序观等各自渐趋成型,且彼此联动、相辅相成,成为既系统全面又深入具体的思想体系,成为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在推动中国从大国迈向强国的伟大征程中提供了顶层的思想指引。

   (二)在完善优化既有机制基础上,搭建了一整套新的组织、机构,从而为统筹协调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实践提供了组织、体制、机制上的保障。体制机制、组织机构是确保顶层思想设计得以全面贯彻执行的关键。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央自上而下完善并创设了包括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内的多个领导小组,下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确保党的大政方针和改革方案在务实高效前提下得到全面落实。国际战略层面,中国对外面临异常复杂的国际环境,对内面对各种利益群体的不同诉求,现有组织机构已无法完全适应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环境的新变化。相应地,一系列新的组织机构应运而生,挑起了中国国际战略实践的大梁。

   一是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中共中央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决策和议事协调机构,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负责,主要职责和功能就是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整合对内对外两个事务,完善国家安全体制机制,制定国家安全战略。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可以更好适应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

   二是成立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建设网络强国。习近平主席提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51亿人,占全球网民总数的1/5,互联网普及率为54.3%,超过全球平均水平4.6个百分点;⑧当今世界十大互联网公司中,美国占6家,中国占4家。新设立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着眼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统筹协调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军事等各个领域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重大问题,研究制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战略、宏观规划和重大政策,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安全保障能力。

三是成立中央海洋权益工作领导小组,结束了“九龙治海海不治”的局面。过去,包括海军、海洋局、农业部、海警等17个部门都有管理海洋的职能,被称为“九龙治海”。当前我国的海洋维权斗争如此复杂,需要成立中央级的机构来统筹协调。中央海洋权益工作领导小组的中心工作就是统筹指导中国迈向海洋强国的发展战略。小组成立之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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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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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 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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