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步云:“五个主义”的摒弃与中国法学未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3 次 更新时间:2015-05-26 22: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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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步云 (进入专栏)  

   【摘要】中国法学60年,以1978年为界,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就其指导思想即法学认识论和价值论而言,前30年主要是“法学教条主义”、“法律经验主义”、“法律虚无主义”、“法律工具主义”、“法学实用主义”。后30年的进步,主要是摒弃这“五个主义”的结果。经30年的努力,“五个主义”远未彻底摒弃,有些问题仍还比较严重地存在。中国法学如果要起到它指导中国法治建设实践所应当起的作用,只有继续反对和彻底拼弃这“五个主义”。

   【关键词】中国法学;法制建设;“五个主义”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又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30周年。在这半个多世纪里,我们的国家曾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甚至出现过十年“文革”的悲剧;但是也取得了光辉的成就,甚至是令世界震惊的经济发展奇迹。反思这60年中国法学及与之相适应的法制建设进程,可明显地划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前30年的头8年,中国的法制建设基本上是健康的,中间的10年是处于停泄不前的状态,后10年则是那场“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浩劫。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受当时国内外各种复杂因素和条件的影响,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和否定客观规律的“唯意志论”的思想路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中“五个主义”盛行。它们是“法学教条主义”、“法律经验主义”、“法律虚无主义”、“法律工具主义”和“法学实用主义”。由于这“五个主义”作怪,结果形成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治。而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能够走上依法治国的道路,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其直接的原因,就是经过艰巨努力摒弃了这“五个主义”。当然,直到现在在极少数学者或官员中它们仍然经常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顽固地表现出来,成为加快建设法治国家进程的阻力;因此,从认识论和价值论的高度认真反思中国法学60年的基本经验与教训,深入剖析这“五个主义”的本质及其危害,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将分别就这“五个主义”的基本内涵与特征作一探究。

一、“法学教条主义”的基本内涵与特征

   “法学教条主义”有“土教条”和“洋教条”之分。前30年的主要危害是前者,即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言论当作“教条”,认为句句是真理,无论时间、地点和条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都得照办。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法学与法律的一些言论汇编在一起加以注解,认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法学。如果有人对马克思的法学见解稍有不同看法,就会被视为异端而横遭讨伐。这是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存在的普遍现象。其实,这种立场和态度是完全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背道而驰的。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和地下冒出来的,也不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和凭空想象出来的,而只能来源于人们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实践,是外部世界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已经创造出来的各种文化现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在人们头脑中的“映象”。人们的各种理论、观念、都不能不受他所生活的那个国度和时代现实生活及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世界上没有万古不变的“教条”。生活在一百多年前的德国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各种著述和言论,有的具体结论在当时可能就是不正确的;有的正确,但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改变,就会变得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有的具有普遍性,但随着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社会现实的变迁,它们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都会不断发生变化。法学教条主义却与此相背离,把马克思等革命领袖的话当作金科玉律,而不顾社会的发展。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在中国现时代,一些人曾长期坚持马列的某些观点,认为法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今后必然“消亡”。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与现实状况的。这种对法的产生、本质、作用与未来发展的看法,在1978年以后已经被我国的绝大多学者所摒弃。我个人认为,法应当是人类社会自始至终都存在的三个基本矛盾的必然产物。它们是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的矛盾,人在物质与精神利益需求上彼此之间的矛盾,社会管理与被管理、权威与服从的矛盾。如果没有法律这一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去规范这些社会关系和矛盾冲突,社会文明就将不复存在,社会亦难以存续与发展。“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阶级和阶层存在根本对立的条件下有其合理性,但在当代中国,已经没有什么“被统治阶级”;既然如此,当然也就没有了所谓的“统治阶级”。因而说社会主义的法仍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就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逻辑。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里,立法和司法工作中的“阶级分析”曾盛行一时。如果一个刑事被告人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或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就很有可能将原本是“无意”说成“有意”,把技术事故定性为政治事故。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现象是完全没有了。已经没有哪个立法或司法工作者会把法律还当成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根据差异、矛盾永远存在的原理和社会三个基本矛盾将永远存在的事实,国家和法律的性质与特点、内容与形式将不断发生变化,但它们将永远存在而不会“消亡”。这一点,毛泽东主席说得很正确:“一万年以后还会有法庭”。当然,今天我们在反对“土教条”的同时,也要反对“洋教条”,即把西方一些著名法学家的理论当作永恒真理,不顾中国的具体国情而生搬硬套。这种现象是确实存在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坚持,不能用“土教条”去反“洋教条”,或者相反,而是一切应当从中国和世界的现实出发,来提出新理论、新观念,设计新制度或完善现有制度中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新条件的部分内容。

二、“法律经验主义”的基本内涵与特征

   “法律经验主义”同“法学教条主义”正好相反,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上,走向了另一极端。它的基本特点是否定理论对法治建设实践的指导意义,或否认理论的普世价值。这种“主义”曾经在一些官员和司法实务工作者中盛行,还美其名曰“摸着石头过河”。1957年“反右”时,“法的继承性”理论遭到批判,这是一种对全人类共同创造的法律文化的否定态度。拒绝借鉴他国有益经验,也同这种否定态度密不可分。其极端表现,就是曾流行一时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视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同“西方的”其他各种法律观绝对对立,水火不能相容。在一个时期里,中国的法学理论,除了照搬前苏联的理论,剩下来属于自己的“创造”,一是“党的领导”,二是“群众路线”。其后果,不仅法学理论极其贫乏,法学家的地位和作用得不到应有的承认与尊重,法制建设实践则处于可有可无与停泄不前的状态。其极端的恶果,就是仅有一点点的法律思想,都被当成“封资修的黑货”,“公检法”也都被砸烂。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这种轻视法学理论的状况很快就得到改变,法学理论开始繁荣起来,各种法学著述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法学理论的指导作用得到了执政党和政府的充分肯定,法学家的地位得到了应有的尊重。这方面近来有两个最生动的例子,一是党中央和全国人大的领导带头学法,并已形成制度;二是最近召开的中国法学会第六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五位常委都出席了开幕式。这30年来我国法治建设所取得的飞速进步和举世公认的成就,同广大法学家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同正确的法学理论的指导也是分不开的。

三、“法律虚无主义”的基本内涵与特征

   “法律虚无主义”是现代中国前30年里为害最烈的一种思潮,其表现形式就是把法律看成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其直接的危害则是人治主义。也可以这样讲,法律虚无主义不过是人治主义的代名词。它开端于1956年末和1957年春。党的创始人之一董必武同志在中共第八次党代会上的发言是坚持要走法治道路的,但国外的“波匈事件”和国内积聚已久的个人迷信和“唯意志论”彻底打断了这一进程。随后开始的“反右”斗争则正式揭开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序幕。法律虚无主义或人治主义在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一段话里有集中而生动的表述,这就是1958年8月21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那段著名谈话:“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韩非子是讲法制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的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1]实际上,这里涉及到的是中外两千多年历史上,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所反复争论的究竟法治好还是人治好的一个核心理论认识问题,即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关键的决定性因素和条件,是应当寄希望于一两个圣主贤君,还是良好的和有权威的法律和制度?邓小平正是凭借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深厚的理论功底,总结了国际国内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作出了科学的回答。他认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致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他还指出,“由于毛泽东同志没有在实际上解决好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它一些原因,才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2]他还认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3]这一重要思想,他还在其他场合反复讲过,并且成了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的灵魂和精髓,为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而就结束了法律虚无主义和人治主义的历史。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个重大创新和杰出贡献。当然,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法学家们广泛而深入开展的关于法治与人治问题的“三大派”论争,其重大作用也不应低估。

四、“法律工具主义”的基本内涵与特征

   法律工具主义的特点是,只看到或仅承认法律的工具性价值,而看不到或不尊重法的伦理性价值。新中国成立后的前20年,也不是一点法律都没有。但即使有一点,也只是将其视为纯粹的工具。值得注意的是,董必武曾讲过:“说到现代文明,法制要算一项”。但是人们并没有重视这个思想,因为他讲话不久就开始了“反右”运动,他自己也遭到内部“批评”。当时,视法制为手段同视民主为手段有着同样的理论根源。毛泽东曾说过:“民主表面看来似乎是目的,其实是一种手段。归根到底,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而这种片面认识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其消极的破坏性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既然法律只是手段和工具,那便是可以用也可以不用的。讲法制和法治是必须讲民主、讲程序的。讲法制使工作“束手束脚”;讲民主、讲程序导致“效率不高”。这正是在一个很长时期里,以长官意志代替法律,以党的政策代替法律的主要认识根源。同时,否认法律的伦理价值,不将其视为人类社会文明的一大标志,就势必视其为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且将法律所体现的公平正义与人权保障等价值追求在立法、司法、执法活动中置于不顾。这也正是建国后前20年有“法制”而无“法治”的重要表现和思想根源。

彻底克服法律工具主义,强调和重视法律的伦理价值,经历了一个长久的过程。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人治与法治的讨论上,只是到了争论的后期,这个问题才凸现出来。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只强调“两大文明”一起抓就是证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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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法学》2009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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