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认识中国经济存在三大误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9 次 更新时间:2015-05-03 22:5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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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进入专栏)  

   第一,雾霾是经济增长快引起的吗?第二,产能过剩是投资造成的吗?第三,政府不该在经济下行时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吗?

   日前,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在一次学术报告中提出,实现7.0%左右的经济增长真正要落实起来,需要廓清几个思路性的问题,因为现在的有一些思路不利于增长。他直言,目前对中国经济认识存在三大误区。

   用牺牲速度来解决雾霾问题,可能导致的结果是我们对环境恶化所要忍受的时间更长

   雾霾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现在很多人都持有这样一种看法:雾霾是因为发展快造成的。但是不是这样呢?

   拿印度来对比。1979年印度人均GDP是227美元,我们的人均GDP是182美元,印度比我们高出15%。2014年印度人均GDP是1626美元,我们是7572美元,它不到我们的四分之一。这就代表印度在过去这36年里,每年的增长速度比我国低将近4个百分点。但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2012年印度的雾霾问题比我们要严重。这样一对比,马上就发现并不是我们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三四个百分点,雾霾就会减轻。

   雾霾确实严重,林毅夫也不喜欢。但仔细分析一下是怎么造成的,林毅夫认为主要有三点原因。

   第一个跟发展阶段有关。因为中国和印度都处在中等发展中国家水平,都处在以制造业为主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制造业的能源使用密度高,排放密度也高,这时候相对于农业社会,或者是相对于高收入、以服务业为主的社会,环境问题要更严重。中国是这样,老工业化国家,英国、德国、美国,和新工业化国家日本、韩国,在制造业阶段也都是这样。这是共同的问题,除非你不经过制造业阶段。

   第二个原因,我们的能源结构是以煤炭为主,这跟以天然气和石油为主的能源结构社会来比,污染更大。

   第三个原因,跟环境执法有关。加强执法环境会改善一些,但能源结构从以煤炭为主,变成以清洁能源为主,需要一个相当缓慢而且代价很高的发展过程。

   那是不是把经济放缓雾霾就好一点呢?如果像APEC会议期间那样把工厂关掉,一段时间可以,但如果一直关掉的话,我们就回到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了,那大家都不会接受。

   实际上,放缓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放缓进入到以服务业为主的高收入阶段,那就会使我们停留在制造业的阶段更长。这样做实际上环境污染、民众受霾的时间就越长。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30多年,让我们知道了雾霾的问题。欧洲在快速发展的时候也就是3%的增长,他们的环境恶化都持续了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

   林毅夫觉得用牺牲速度来解决雾霾的问题,这是一个初衷非常好、但不针对问题本质的方法,可能导致的结果是我们对环境恶化所要忍受的时间会变得更长。

   投资产业升级、基础设施不足、环境改善、城镇化等领域,不会导致过剩产能,反而是在补短板

   我们现在有很多产业产能过剩。有一种观点认为,产生过剩都是投资造成的,所以认为应该降低投资,转变成以消费拉动经济的增长。

   林毅夫觉得这个看法也是似是而非的。因为我们现在过剩的产能是什么,是在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上面,这些都是建材,都是不能直接消费掉的。如果投资降低,对这些建材的需求就少了,就会造成产能更过剩。所以并不是说增加消费、减少投资就能解决产能过剩,这个说法不正确,没有分析我们产能过剩的地方在哪儿。

   比如你说,现在的钢材、水泥很多了,再去投资这些产业,可能让产能过剩更严重,这我同意。但如果你去投资向中高端产业升级的部分,或者是基础设施不足的部分、环境改善的部分、城镇化的部分,这些方面并没有产能过剩,投资怎么会导致过剩产能呢?反而是在补我们的短板。所以观念上面要纠正。

   实际上并不是说改善投资不需要。主张“投资”当然是指有效的投资,能够提高我们生产力水平的、能够让我们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有效投资。如果能够有效投资的话,就业和收入就能够增长。这种情况下,投资会拉动消费,经济会保持比较高速的增长。

   经济好的时候政府做基础设施建设,可能是火上加油;经济下滑,民营投资不足的时候,政府来做是最好的

   第三个似是而非的观点,就是政府现在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不该采用一些反周期的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不该降息,不该降准,这些措施可能会增加信贷的风险,或者不该用更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支持一些项目的投资。很多人持有这样的观点。

   有一些很严肃的学者,林毅夫很尊敬他们,他们做宏观分析,发现2008年到2012年,我们的财政政策最多的时候,那段时间政府投资项目的回报率比企业的回报率低,所以我们应该支持企业的投资,政府不应该采用更积极的财政政策。林毅夫觉得这样的分析并不完全正确。

   第一,你要问问,为什么2008年、2009年政府积极用财政政策?如果企业有投资积极性,政府就不会去投资,因为企业不愿意做,政府才做。

   第二,计算基础设施回报的时候,它的投资周期可能是三四年,是比较长的。而一般企业投资的周期比较短。另外,基础设施投资很多是有外部性的。你把路修好了,对民营经济有很多外部性:汽车轮胎的损耗少了,成本低了;排队和交通拥挤少了,节省交通时间和成本。但一般在分析里面是不包括这些回报的,所以,计算的回报率就比民营经济的投资回报率低。

   第三,即使你把这些都算进去,到最后你发现政府的投资回报率比较低,那这些基础设施你要不要做?如果政府来做回报率低,企业来做基础设施,除了少数几个有垄断的项目之外,大部分基础设施长期回报是比较低的。这种情况下企业是不会去做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到前几年,国际上一个盛行的观点是基础设施如果有回报,让企业来做就好,政府不要做。导致的结果,到2000年左右,他们发现过去30年里,只有一项基础设施,民营经济非常积极,就是移动通信。除了移动通信以外的基础设施,谈了30年基本没人做。

   所以你今天到发展中国家去看,到处是基础设施的瓶颈,那就增加了民营经济的成本,经济发展就不好。所以政府应该对基础设施建设有责任,即使是投资回报可能低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必须政府来做,就要考虑是什么时候做,是在整个经济下滑的时候做好,因为这时候民间投资不足;还是经济已经非常热了,政府再去做?如果在经济很正常、很热的时候,政府再去做基础设施建设,就是火上加油,经济过热。所以当经济下滑,各种建材的成本比较低,民营投资不足的时候,政府来做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活动是最好的。

   2009年,林毅夫在世界银行当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一直在提倡这个观念。当时呼应的人非常少。林毅夫很高兴看到去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出的《世界经济展望》里,提出在经济下滑时,是政府来做基础设施建设最好的时机。现在国际上已经开始对此形成一个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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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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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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