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从西潮到东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790 次 更新时间:2024-02-25 23:15

林毅夫 (进入专栏)  

 

【编者按】2012年6月,林毅夫在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任满回国,同年8月在中信出版社出版了《从西潮到东风:我在世行四年对世界重大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见解》。2013年5月9日,北京大学才斋讲堂根据此书做了题为“从西潮到东风”的讲座,本文根据讲座整理,收录在即将由王博主编、北大出版社出版的《北大才斋讲堂精选:经济与管理》一书,文章对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和应对方法的主流观点进行了辩驳,并提出了新观点新举措,十年后再来看,当时的见解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内容简介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这场危机的爆发标志着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它对全球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本节课中,林毅夫教授从自己在世界银行做首席经济学家的经历出发,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学界中相当多的人认为国际金融危机主要与中国的国际收支不平衡有关,而林毅夫教授认为此次危机主要与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开始推行金融自由化和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美联储的货币应对政策失误有关。各国如何应对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林毅夫教授认为短期的援助只是止痛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各国可以通过实行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复苏计划来应对此次危机。

很高兴有机会跟北大的同学和老师们交流。我从美国回来以后写了一本书,书名是《从西潮到东风:我在世行四年对世界重大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见解》,我想利用这次机会跟各位谈谈书中的一些主要观点。

2008年6月1日,我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极高的荣誉。世界银行自1945年成立以来一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经济发展机构之一。在我任职之前,世界银行已有八位首席经济学家,他们在国际上都是大师级的学者,其中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他们不仅在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望,而且还拥有丰富的从政经验。他们中有的人曾担任过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美国财政部部长。他们不仅从政经验丰富,而且在大学里也是非常知名的教授。

我从未想过自己有机会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因为这八位经济学家都是我仰慕已久的学者。在上大学时,我读的基本上都是他们的著作。我认为自己是比较幸运的,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世界银行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摆脱贫困。当我在2008年初接到世界银行的任职邀请时,我感到非常幸运,同时我也觉得既然得到了这样了机会,就要做出一些贡献。我想做的贡献当然是实现世界银行成立之初的目的,也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减少贫困。事实上,这也是我一直在研究的领域。我曾在美国读书,然后回到国内工作并在北大教书,我一直都在研究这个问题。可以说,这是我从小就关心的问题。我曾在国内参与过改革开放政策方面的讨论,进行了不少研究,也撰写了不少文章,这些工作使我有了一些心得。2007年我应邀到剑桥大学做一年一度的马歇尔讲座,我在讲座上对这些心得体会进行了比较细致的梳理。我回顾了发展中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和政府各界都在努力,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实际上各国都普遍失败了。因此,我想分析其中的原因,并试图找出一种新的方法性、方式性的理论,希望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变它们的命运。

我在世界银行工作时想沿着这个思路去开展工作。然而,我到世界银行后遇到的问题与我之前的预期有很大的差距。在世界银行任职后,当时的我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世界粮食价格高涨、石油价格高涨,各国都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压力。粮食价格高涨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非常大。有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是粮食进口国,粮食价格高涨会导致粮食进口成本上升,从而推动国内粮食价格上涨。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有一大批没有土地的低收入人群,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没有工作,粮食价格高涨会直接威胁到他们的生存。2008年的时候,全世界有三十多个国家因为粮食价格高涨而爆发社会动乱。因此,在到世界银行任职后,我要处理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渡过当时的难关。面对粮食价格的高涨,世界银行当然有一些成熟的解决方案,那就是要求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给贫困人口提供必要的帮助,至少帮助他们解决温饱问题。

在讨论如何解决粮食价格高涨带来的挑战时,我向同事提出了一个问题——解决了通货膨胀问题后是否会出现通货紧缩。我提出这个问题后同事们哈哈一笑,认为不可能出现通货紧缩。因为他们相信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已经非常成熟,他们认为政府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如果出现持续性通货膨胀,只要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的问题就会得到解决。同样地,通货紧缩也可以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解决。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了将近二十年的经济波动特别小的时期,这段时期在经济学上被称为“great moderation”,也就是“大缓和”的二十年。因此,他们当时相信通货紧缩的问题是不会出现的。

为什么我当时担心通货紧缩?不仅是因为对经济学家来说通货膨胀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更是因为如果出现了通货紧缩,经济很容易陷入恶性循环。我当时认为这种可能性是不能被排除的,因为全面的通货膨胀意味着在过去的六七年中世界各国的投资增长得非常快,需求增加得非常多。如果在解决了通货膨胀问题的同时需求下降了,就可能出现生产能力过剩,这样就有可能出现通货紧缩,而且一旦出现通货紧缩,我们的经济就很容易陷入恶性循环。

可是当时我的很多同事认为这种情况不可能出现,因为已经二三十年没有出现过这个现象了。但不幸的是,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后,全世界面临的挑战就是通货紧缩。也就是说,大家在6月讨论通货膨胀的时候对于9月即将出现的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是毫无准备的。即使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一直到2009年年初,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认为这场危机是短期,半年到一年就会过去,经济很快就会恢复正常,我的世界银行的同事也是这么认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家对当时这场金融危机的认识是非常不足的。

2008年8月底,我参加了一场由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召开的高级金融经济会议。会议邀请了包括美联储主席和美国财政部部长在内的众多国际金融界重要人物,还邀请了一些学者和银行家。会议在美国黄石公园旁边的一个叫杰克逊霍尔的风景区举行,这场会议又被称为“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作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我第一次应邀参加这场会议,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并不是会议本身,而是在世界银行前行长沃尔芬森的庄园里举行的一场晚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是一个相当高端的学术研讨会,会议所探讨的是当前最重要的财经问题。我参加的那场会议主要讨论了当时备受关注的次债危机及其发展趋势。次债危机爆发于2007年,它给金融市场带来了一定的冲击。沃尔芬森邀请了不到十个人,这些人都是他的好友,其中包括美联储主席、即将成为奥巴马政府财政部部长的拉里·萨默斯、以色列央行银行行长等。大家在晚宴上讨论了一个命题——次债危机在三十年后是否会被人们遗忘?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大家认为虽然次债危机对金融市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其规模相对较小,其所牵涉的资金仅为7000亿美元。与整个金融市场相比,这只是九牛一毛,因此他们认为次债危机能够被很容易地摆平。当时我在这个小规模的晚宴上向旁边的一位重要人物提问,我问他为什么有信心认为次债危机在三十年后会被人们遗忘。他回答说,人们对次债危机的产生原因非常熟悉,不会重蹈覆辙。他提到,过去发生的金融危机的原因人们都是非常清楚的,如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墨西哥危机、东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等,因此人们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但我对他的回答感到诧异,我问他,既然每一次危机的触发原因都各不相同,那我们如何保证这一次不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原因,导致危机失控。当我问完这个问题,大家哈哈一笑,大家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所不了解的。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三个星期后果然出现了大家意想不到的事情——雷曼兄弟破产了。雷曼兄弟的破产跟次债危机是有关系的,这场次债危机最后演变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在那段时间,各种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而人们也很难弄清楚这7000亿美元与各种金融衍生品之间的复杂纠葛。众所周知,信心对金融行业是最重要的。如果信心崩塌,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收紧资金,这会导致经济体系中的血液迅速被抽干,从而引发全面危机。回想起来,在这场危机发生之前不到一个月,决定世界经济命脉的官员、宏观经济学界大师级的人物都没有意识到危机的到来,他们有着十分丰富的政策经验,并且认为一切都在掌控之中。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所带来的冲击比1929年纽约股市崩盘所引发的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冲击还要严重。当时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和金融市场出现了崩盘,这对发展中国家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当时我在世界银行任职,这些问题需要我尽快处理。当时发达国家的股票下跌了40%,发展中国家的股票普遍下跌50%以上。由于发达国家的需求下降,进口需求减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也减少了。因此,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危机,失业率大幅上升。

作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我的工作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危机。想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危机,我首先需要判断这次危机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如果这次危机是短期的,那么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以像应对通货膨胀和粮食价格上涨一样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帮助那些暂时失去工作和没有收入的人渡过难关。如果这次危机是长期的,仅仅依靠社会保障可能并不足够,因为失业率可能会一直维持在高位。如果政府只是在不断发放救济金,财政赤字会迅速加剧。当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这只是一场短期危机。他们根据历史经验认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通常会在三至七个季度内过去。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出现了所谓的“大缓和”时期,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在宏观政策的应用方面已经非常成熟了。因此,他们认为,即使这场危机来势汹汹,只要发达国家的政府出手解决问题,危机最多也只会持续七个季度。在政策措施方面,它们的主要措施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当时我开玩笑似地问他们是否看过《圣经》。《圣经》中有一个故事,七年丰收之后可能会接着出现七年饥荒。我认为这次危机可能不是七个季度的短期危机,而是七年的长期危机,我做出这个判断是有原因的。在过去的六七年中,全世界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阶段,这背后有消费增长和大量投资的支撑。如果全球危机来势汹汹,需求萎缩得非常严重,可能会导致全球通货紧缩,全球经济会进而陷入恶性循环。

其他人普遍认为我太悲观了,当时他们都不相信我的观点,他们认为这次危机并不是长期的经济危机。如果这场是经济危机长期的,失业率会一直维持在非常高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持社会稳定,政府必须增加支出,重视社会救济,但这会使政府的财政赤字积累得非常快。如果政府的财政赤字积累得非常快,政府会为了偿还债务增加税收,而税收的增加可能通过通货膨胀或提高税率的方式实现。不管采用哪种方式,如果政府大量增加税收,会导致大家对未来的预期悲观,从而影响消费和投资。因此,当时的我认为这将是一场长期的危机。

既然政府的财政赤字一定会增加,那为什么不将增加的财政赤字用于投资呢?尤其是那些能够有效解决经济增长瓶颈的投资。在短期内,投资的效果和发放社会救济金的效果是一样的,因为投资也会创造就业机会并扩大需求。就业增加了,工资就会增加,政府也就不需要再发放社会救济金了。同时,它还有两个替代效应。一方面,这些项目建成后可以提高生产率,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率;另一方面,在经济危机过去后,社会的经济发展速度会加快,政府的财政税收就会增加,然后政府就可以用增加的财政税收偿还赤字。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会因为政府在短期内财政赤字增加而导致对未来悲观。这种干预是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干预。凯恩斯主义认为,只要政府花钱,不管是用于社会救济,还是用于其他方面,都属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如果这些钱只是用于社会救济或其他方面,短期内当然可以创造需求、创造就业。但如果生产力水平没有得到提高,政府未来还是会增加税收,这可能会导致大家对未来的预期变得悲观。然而,如果我们将增加的财政赤字用于有效投资,就可以起到一石二鸟的效果。

当时,我认为在应对2008年的这场突如其来的冲击时,发展中国家需要快速为失业人员提供必要的保护措施,但政府也应当想办法将具体政策作为投资性政策来实施,这两方面应该双管齐下。世界银行的同事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们更倾向于采取短期措施,因此他们不太赞成我提出的投资计划。不过幸运的是,当时担任世界银行行长的罗伯特·佐利克最终还是听取了我的建议,并将加强社会救济和加强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作为世界银行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渡过难关的重要政策措施。面对这场来势汹汹的危机,G20峰会于2008年在华盛顿召开了,各国在这场会议上达成了一个共识,各国决定采取三个政策措施来共同应对危机。

第一个政策是如果一个国家出现了金融危机,那么政府应当出手解救本国的金融机构,这是我们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当时纽约股票市场出现了崩盘,大家都对金融机构失去了信心,但是政府没有出手去帮助金融机构,这就导致大量的银行倒闭,一些好的企业也无法得到流动资金,所以这次我们要吸取当时的经验和教训。第二个政策就是政府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社会保障。第三个政策就是坚持自由贸易主义。在金融危机发生时,各国会普遍出现失业率上升的情况。大多数人会觉得如果国内的失业率增加,那就要减少进口,只要满足了国内的需求,就有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如果各个国家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出口国会就会减少出口,失业率就会上升,出口的需求就会减少,其所导致的结果是各国的失业率都会上升,这就是所谓的“囚徒困境”。这也是我们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中得到的经验教训。总的来说,不管国内的状况如何,政府还是应当继续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采取自由贸易主义。这些政策的联合实施的确避免了20世纪30年代的糟糕情况再次出现。我们国家也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我们出手非常快,效果也非常显著。2009年第一季度我们国家的经济就率先表现出了质的回升,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情况也普遍在第二季度有所回升。发达国家普遍在2009年的下半年出现了经济的回升。

随着经济的回升和复苏,不少人提到了“绿芽论”,这涉及2010年我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场争论。每年10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会召开一场年会,这是全球最重要的金融经济会议之一。一般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成员国的财政部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都会参加。在会议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会发布一份报告,对全球的经济形势进行展望,分析当前的挑战和未来的发展前景,并提出宏观的经济政策方面的建议。2010年10月的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都已止跌回升,因此发达国家应当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发展中国家也应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世界经济已出现质的回升,如果继续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的财政赤字会继续累积,如果财政赤字继续累积,就会使私营经济、民营经济和所有家庭失去对未来的信心。如果企业跟家庭对未来的预期发生了变化,即使政府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去启动投资和消费,企业和家庭也会减少投资和消费。其造成的结果是政府的财政支持增加,但总需求不增加。他们认为,想要加强私营经济、民营经济和家庭对未来的信心,政府应该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

如果大家关注世界经济,就会发现当时国内有很多对这个话题的讨论。我和一位首席经济学家就曾进行过一场公开的争论。我认为,虽然全球经济确实出现了质的回升,但还没有恢复到2008年以前的水平。实际上,发达国家的经济在2013年才恢复到2008年以前的水平,那时实体经济还没有恢复到2008年的水平,这意味着这些国家还存在相当大的过剩产能。如果存在过剩产能,政府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减少了对消费和投资的支持,通货紧缩就会重新出现,消费和投资就会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民营经济会不会投资?不会。此外,如果在失业率仍然相当高的情况下政府退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需求就会减少,失业率就会继续上升。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会放缓,失业率会增加,大家对未来的预期也将是悲观的。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目的是什么?是减少财政赤字。但是如果经济发展速度因政府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而放缓,失业率增加,那么政府一定会在社会保障上投入更多的钱。政府的支出在增加,而经济放缓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减少,赤字同样会增加。所以我的观点是,无论政府是否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只要存在大量的过剩产能,政府的财政赤字都会增加。

我并不同意在当时的条件下退出财政政策的观点,我认为重要的不是讨论政府是否要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而是讨论政府如何提高积极财政政策的质量。如果财政赤字增加得太多,大家会对未来失去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应该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而应该将其用于有效的投资,以在短期内创造就业机会,这样政府就可以减少社会救济方面的支出。此外,从长期来看,这也可以提高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率。当时我在国内和国际上从未被认为是宏观经济学家,因为我最早发表的文章主要与农业经济有关,后来我发表的文章主要与中国改革有关。我们可以看到, 2010年很多发达国家退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如我的预期和担忧的,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了,失业率上升了,政府的财政赤字也增加了。2011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重新推荐的政策正是我前面提到的政策。

上个月我参加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春季会议。他们每年召开两次会议,一次在春季,一次在秋季。我发现他们提出的政策建议仍然与我在2008年金融危机刚发生时提出的建议相同。具体来说,在存在过剩产能且经济处于困境的情况下,为了维持社会稳定,政府应当采取反周期的积极的财政政策。采取反周期的财政政策的关键在于提高其质量。也就是说,我们要将短期的反周期措施与长期的经济增长相结合。

在世界银行工作的这四年中,这些争论并不是我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我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理解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全世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出现了所谓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即全球盈余不平衡。一方面,美国的对外贸易赤字急剧增加;另一方面,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顺差急剧增加,尤其是中国。当时学界和媒体的主流观点是,由于国际收支不平衡,那些账户经常有剩余的国家积累了大量的外汇,这些国家用外汇购买美国国债,从而压低了美国的利率。在低利率的政策环境下,房地产投机行为大量增加,这就导致房地产泡沫出现,而泡沫的破灭引发了这场金融危机,并最终发展为国际金融危机。这种说法在学界非常流行,提出这种观点的都是国际的知名学者。实际上,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理论模型来解释这种情况。如果发展中国家或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有大量的外汇积累并购买美国的国债,美元的利率就会下降,利率下降当然会使投机行为增加。理论模型似乎与人们所观察到的现象一致,因此,国际收支不平衡被认为是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

什么导致了国际收支不平衡?国际上存在三种主流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东亚经济体采取了出口导向型政策,出口量增加导致贸易顺差增加,进而使这些国家积累了更多的外汇。第二种观点认为东亚经济体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吸取了经验教训,这些亚洲国家认为如果外汇储备不足,即使经济发展形势良好,也可能遭受国际金融炒家的攻击,导致货币崩盘并造成金融危机。因此,东亚经济体为了自保而开始积累外汇储备,它们主要通过增加出口的方式来积累外汇储备。第三种观点认为国际收支不平衡是因为中国压低了人民币汇率,并且加大了外汇储备。这三种观点在国外非常流行,国内也有很多学者支持这些观点。我仔细研究了这些观点,虽然从局部上看每个观点似乎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整体上看这些观点并不完全准确。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观点。第一个观点认为东亚经济体实行了出口导向型政策,从而导致国际收支不平衡。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实行出口导向型政策,而中国是在改革开放后才开始实行这种政策的。但是在2000年之前,东亚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基本上是均衡的,即使有盈余,也只盈余了一点,而且有不少经济体还经常出现贸易赤字,比如韩国。中国在1995年之前也存在贸易赤字,1995年之后才开始出现贸易顺差。因此,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是在2000年之后才变得越来越严重的,但出口导向型政策在东亚经济体已经实行了半个多世纪了,该政策在中国也已经实行了将近三十年了。那么为什么以前没有出现这些问题,现在却出现了呢?想要解释这一问题,就必须要有新的政策原因,我们不能总是用老的原因来解释最新的变化。因此,我认为这个观点基本上是不成立的。

第二个观点认为东亚经济体从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吸取了经验教训,所以在危机复苏后开始通过增加出口的方式积累外汇。2002年以后,东亚经济体的贸易盈余确实在不断增加,外汇积累也在不断增加。但东亚经济体的贸易盈余是外汇积累增加的主要原因吗?我觉得可能不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看世界的其他经济体,比如日本、德国。这些国家的货币都是国际储备货币。什么是国际储备货币?这种货币可以在国际上通行,有债务的时候可以通过印钞票还债,想买东西就可以通过印钞票买东西,它们并不担心国际炒家去攻击自己国家的货币,因为它们可以无限多地给那些国际炒家印钞票。但是我们再看看东亚经济体,在2002年以后,中国、韩国等东亚经济体的贸易盈余确实增加了,可是日本、德国的贸易盈余也在以同样的速度增加。但是,日本、德国根本就没有必要通过增加贸易盈余的方式来积累外汇。此外,如果东亚经济体用扭曲政策、政府干预的方式去积累外汇储备、增加贸易盈余,那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就基本上就属于零和博弈。按照第二种观点,和东亚经济体竞争的国家的贸易盈余应该减少,它们的外汇积累也应该减少,因为这些发展中国家不能印美元,可是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的。2002年以后,东亚经济体的外贸盈余在增加,但世界上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外贸盈余也同样在增加,它们的外汇积累也同样在增加。比如,2000年全世界的外汇积累是1万亿美元,2007年全世界的外汇积累增加到6万亿美元,全世界共增加了5万亿美元。中国增加得多一些,东亚经济体也增加得多一些,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外汇积累同样在增加,所以我认为第二个观点是与实际情况不符的。

第三个观点认为我们国家压低了人民币汇率是造成国际收支不平衡的主要原因。这种观点比前两种观点更盛行,支持这种观点的人更多。这一观点最早是日本在2003年的春天提出的,他们认为我们国家压低了人民币汇率,从而使我们国家的出口竞争力变强。2003年的秋天,支持这一观点的人就更多了。那时候我在北大教书,我也参与了这场讨论。我们可以仔细分析一下,2003年中国的贸易盈余是255亿美元,1998年的时候中国的贸易盈余是470亿美元,也就是说,我们国家2003年的贸易盈余比1998年少。1998年,东亚出现了金融危机,当时人民币没有贬值,所以当时国际的主流观点是人民币的币值是被高估了的。但是到了2002年,国际的主流看法突然变为人民币币值被严重低估。如果人民币的币值被严重低估,中国2003年的外贸盈余应该比1998年多很多,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可以看到,从2003年到2005年,中国的贸易盈余增加了很多,但是我们国家的贸易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我们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盈余非常多,但我们对其他国家和经济体的贸易盈余却并不多。所以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人民币币值是被低估的,但是对于其他东亚经济体和欧洲的一些国家来说,我们的贸易赤字是在不断增加的。如果我们想用人民币币值被严重低估这个理由来解释,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盈余是增加的,那中国对其他经济体的贸易盈余也应该增加的,但是这种现象并没有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应当认为人民币的币值是被低估的。

第三个观点的支持者认为,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顺差非常大,尤其是中国。他们认为这使中国积累了很多外汇,压低了美国的利率,从而导致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随后房地产泡沫破灭并引发了国际金融危机。他们的逻辑似乎是自洽的,但我们可以看看实际情况。2001年美国的利率为6.5%,2003年6月利率下降到1%,而2003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比1998年要少,我们的贸易顺差从2003年开始不断上升,2005年我们的贸易顺差超过了1000亿。然而,美国的利率已经从1%提升到了5.5%,因此2001年至2003年美国利率的下降并不是由中国的贸易顺差导致的。如果一个理论的逻辑是自洽的,那么它的推论应当与人们所观察到的现象一致,并且不能仅与一个现象一致,还必须与所有已知的现象一致。如果一个理论达到了这些要求,那么它就可能是解释世界上的某个现象的根本原因。

前面我提到,解释国际收支不平衡的三个观点都可以分别构建内部逻辑自洽的理论模型,而且如果不作其他推论,这些理论与它们所解释的现象也是一致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要简单地认同,我们可以多作几个推论,看看理论与现实究竟是否一致。

这三个观点的共同特点是什么?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认为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源于国际收支不平衡,而国际收支不平衡都是由东亚经济体的政策造成的。因为不管是出口导向型政策,还是人民币的币值被严重低估,这些观点都是在讨论东亚经济体。其实,国际收支不平衡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东亚经济体和世界上的其他经济体的外汇积累、贸易盈余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美国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国际收支不平衡实际上是美国跟世界其他国家的不平衡。

这三个理论基本上都提到了东亚经济体,但是我们知道,美国和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逆差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一直存在,这种现象并不是2000年以后才出现的。20世纪90年代,美国与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逆差占美国总体对外贸易逆差的51%,也就是说,美国对外的赤字中有一半来自东亚经济体,其中包括日本、韩国等国家。2000年以后,美国的贸易逆差增加了,但是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逆差的比重却从51%下降到了38%。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东亚经济体对美国贸易逆差的影响在减小。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想了解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我们就应当找到一个新的能够解释所有现象的理论。为什么美国的贸易逆差增加了?为什么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顺差增加了?为什么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顺差增加了?为什么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外汇积累增加了?为什么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贸易顺差也在增加?如果一个理论是有效的,它应该能够同时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所有现象,而不只是某个局部的现象。到了世界银行以后,我常常跟大家讨论问题,只要一讨论问题,大家就会说我在替中国政府辩护,所以他们基本上不和我严肃地讨论问题。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大家都不能质疑美国的政策,大家认为美国的政策都是对的。

我认为,导致上述所有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美国自身消费需求的突然增加和美国财政赤字的增加。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知道,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推行里根主义,倡导各种自由化,其中也包括金融自由化。当然,欧洲也同样追求各种自由化,这种自由化主要表现为金融自由化,即减少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允许金融机构跨领域经营。减少监管有什么好处呢?减少监管就使金融机构有了更多创新的机会,它们的积极性也更高,这也导致金融的高杠杆运行。什么是高杠杆运行?高杠杆运行是指银行机构通过减少准备金来增加贷款的方式将储户的储蓄资金以更高的倍数放贷,从而获取更多的收益。在放松监管前,一块钱的储蓄要求有20%的准备进,一块钱的储蓄最多只能有五块钱的乘数效应;20世纪80年代,金融自由化使政府的监管更为宽松,政府允许金融机构减少准备金,一块钱的乘数效应增加到十块钱。在这种状况下,银行可贷款的资金就大量增加,这些增加的资金被用于各种投资活动,包括房地产投资和股票市场投资等。

更为重要的是,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从理论上看,泡沫破灭会导致财富消失,进而导致美国家庭需求减少,这可能会引发一段时间的经济萧条。当时,艾伦·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为了防止美国因泡沫破灭而陷入经济萧条,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连续降息27次,一年半后,美元的利率从6.5%降至1%。低利率加上高杠杆运作意味着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流动性资金。这使更多人从事短期的投机套利活动,于是大量资金涌入股票市场。20世纪80年代以后,房价开始上涨,但涨幅较为稳定,但房价在2002至2003年急剧上涨。此外,金融创新活动还使更多普通家庭将因房价上涨而产生的财富套现。在美国,大多数人通过按揭购买房产。之前的规定是,如果要购买房地产,购买者必须将30%的自有资金用于支付首付,然后向银行贷款70%。然而,在房价急剧上涨的那几年,原本价值100万美元的房产可能涨到了200万美元。在房价上涨和银行利率下降的背景下,艾伦·格林斯潘鼓励普通家庭按照新的房价去银行办理按揭贷款。如果一个家庭的房产原本价值100万美元,现在涨到了200万美元,他们就可以借到更多的钱。假设他们交30%的首付,就可以借到140万美元。由于当时的利率较低,他们可以选择提前偿还之前的70万美元的贷款,这样他们的手头上会多出70万美元的现金。这种金融创新鼓励家庭进行各种投资和消费活动,这导致普通家庭的负债急剧增加。20世纪90年代,美国家庭的平均债务约占可支配收入的70%,而到了2006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130%。这一增长主要来自房地产按揭贷款,因为人们在拿到现金后会进行大量的消费。此外,“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战争使政府支出大幅增加,美国政府的财政刺激也大大增加。因此,美国家庭的赤字和美国政府的赤字都大幅增加。

为了满足增加的消费需求,美国必须大量进口商品。东亚经济体生产了大量满足美国消费需求的产品,特别是中国,因此我们对美国的贸易盈余大幅增加。然而,我们对美国的贸易主要是加工贸易,这些贸易大部分是从新加坡、日本、韩国、我国香港、台湾等经济体转移过来的。之前,日本等经济体将最终产品卖给美国,但随着其工资水平的提高,大部分加工贸易转移到了中国大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大部分是加工贸易,而所需的中间原材料和关键机器设备主要来自东亚其他经济体或发达国家。因此,我们与这些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不断加大。低利率政策会造成美国国内的房地产泡沫并使消费激增。这种低利率政策导致美国金融炒家更加活跃,因为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它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流通。这些金融炒家进行房地产、股市投机,这使得大量低息的美国资金流入了国际市场。

2000年,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为每年2000亿美元,这一数字在2007年增加到了1.2万亿美元。为什么会有大量美元资金流向国外?这是由低利率和高杠杆造成的。除了流向美国国内的投机活动外,这些资金还流向了资金价格较高的发展中国家。这些资金一部分进入了具有投机性质的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另一部分则进入了投资领域。无论是短期的投机还是投资,它们都会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更加繁荣,并使其需求增加。这些需求的增加导致发展中国家对粮食、原材料和石油的需求增加。因此,从2000年开始,国际粮食价格、石油价格及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同时,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机器设备来自发达国家,如日本和德国,这也导致了这些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盈余不断增加。此外,生产原材料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因为原材料出口价格上涨而增加了出口,进而增加了贸易顺差和贸易盈余,如巴西、澳大利亚、加拿大和非洲国家。可以说,在那段时间内,除了美国的贸易逆差在不断增加,其他国家的贸易顺差和贸易盈余都在增加。

在其他国家,不管是由经常账户的顺差积累的外汇,还是从资本账户流入的资金,不管是用于投资还是消费,人们都必须使用当地的货币,也就是说,在中国就必须使用人民币。无论这些外汇是由外国投资带来的,还是出口企业赚取的,在国内使用时都必须兑换成当地货币。如果想要在我们国内使用,人们就必须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将外汇换成人民币,其他国家也是这样的。然而,将外汇简单地存放在中央银行的保险库里是没有任何收益的。如果想要获得一些收益,中央银行可以购买美国国债或其他相对安全的金融产品,如一些美国房地产公司的债券。这些公司由政府担保,其投资风险与美国国债相当。发展中国家积累的大量外汇储备实际上是由美国所采取的政策导致的。美国通过低利率政策和允许高杠杆操作的金融政策创造了大量的资金。这些资金中的一部分支撑了美国国内的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另一部分则通过贸易逆差或资本账户流入了发展中国家。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在国内,这些外汇储备无法在国内使用,因此只能流回美国。实际上,美国的这个政策不仅影响了美国的金融自由化政策,也影响了欧洲国家的金融自由化进程。欧洲金融机构在20世纪80年代增加了金融杠杆,高杠杆使这些金融机构积极寻求盈利。

从上述分析来看,美国的这种现象之所以维持了很长时间,主要是因为美元是国际外汇储备,他们可以印制钞票并进行购买和投资,这就造成了贸易逆差和资本账户输出。然而,无论是金融账户还是资本账户,资金都会回流到美国。国际学术界只关注到了整个循环的上半部分,而美国学术界则更关注循环的下半部分。这些学术界的专家都非常有名,所以人们普遍接受了他们的观点。但是,从上述分析可见,国际金融危机与美国的贸易逆差、外汇流出有关,而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顺差和外汇积累的增加也可以通过美国的金融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解释。2009年的时候我在世界银行和大家讨论这个问题,当时我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一旦提出问题,人们就会觉得我在为中国政府辩护,他们认为我的观点是不符合主流理论是不科学的。

20世纪80年代,整个国际金融界都想推动发展中国家实行金融自由化,而背后的推动力量主要是华尔街的各大金融机构。只有实行金融自由化,这些金融机构才能将由高杠杆创造的大量廉价的资金流入发展中国家套利。在欧洲,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它们借助高杠杆创造了大量的资金,这些资金通过金融自由化流入了东欧国家。在南欧国家加入欧元区后,大量资金也涌入了南欧国家,这些资金流入了房地产和股票市场,房地产热也在一段时间内拉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在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环境下,人们自然会感到欣喜和乐观,因为经济增长加速使劳动力需求增加,劳动者的工资也在迅速上涨。在那段时间,经济发展得非常快,财政税收也大幅增加。按照规定,南欧国家在加入欧元区后,政府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GDP的3%。然而,在泡沫破灭后,失业率迅速上升,经济增长率下滑,政府的税收减少,政府的赤字增加,这最终导致了欧洲的债务危机。

我认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主要与储备货币国家的国际货币体系有关,特别是美国。美国利用其储备货币地位在国内推行金融自由化,同时为缓解国内经济萧条实施低利率政策,并最终造成了此次危机。当前,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南欧国家,如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人们关注的是,这些国家如果出现了主权债务危机或主权债务到期,它们能否得到欧洲中央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短期援助。若不能获得援助,这些主权国家所面临的危机可能比雷曼兄弟破产所引发的危机更为严重,危机波及的范围也会更广。为了避免危机的产生,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概率还是会伸出援手,帮助这些国家渡过难关,这也是过去几年我们所看到的情形。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对于这些出现危机的国家来说,如果它们不进行结构性改革并提高其经济体的竞争力和获利能力,任何短期援助都只能像止痛药一样,它们只能维持一段时间,长则9个月,短则3个月,如果不采取结构性改革的措施,同样的问题仍会发生。因为当它们再次要求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援助时,问题的严重程度可能比上一轮还要高。因此,这些出现危机的国家必须采取行动,提高其竞争力和生产力。

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已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欧洲中央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学术界都认识到了结构性改革对解决金融危机的重要性。然而,尽管大家都认为进行结构性改革是有必要的,但实际上,很多国家在获得援助后往往未能履行改革的承诺。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结构性改革的本质是减少工资、降低福利、金融机构去杠杆化。如果这些国家减少工资、减少福利,国家的生产成本就会降低,出口竞争力就会增强。如果金融机构能够去杠杆,它承受外部冲击的能力就会增强,风险就会减少。结构性改革的好处大家都很清楚,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实施这些改革会在短期内造成需求急剧萎缩。减少工资和福利将直接导致消费需求减少。金融机构去杠杆化则会导致贷款减少,从而进一步抑制消费和投资。这些改革措施共同造成的结果是需求急剧萎缩,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上升。希腊的失业率已高达23%,而年轻人的失业率更是超过50%。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推行结构性改革将立即引发社会的群体性抗议,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因此,尽管结构性改革至关重要,但这些深陷债务危机的国家却难以真正推行结构性改革。

发生金融危机后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之前每个出现金融危机的国家都会尝试进行结构性改革,从而增加其竞争力,重新创造收入、偿还债务并积累财富。过去的时候,如果一个国家或经济体遭遇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常会为其开出三个药方,即三个解决方案。第一个解决方案是进行结构性改革,第二个解决方案是货币贬值。我们知道,结构性改革有收缩性的,如果货币贬值,该国的出口竞争力和出口需求就增加了,这就能够对冲结构性改革所造成的需求萎缩,这就能够为结构性改革的实行提供空间。当然,推行这些政策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给出现危机的国家发放一笔贷款,帮助它们渡过难关,这是第三个解决方案。然而,目前的关键问题是这些深陷债务危机的国家无法实施这三个解决方案。为什么?一些南欧国家在欧元区内,它们没有独立的货币,因此无法通过货币贬值增加出口,这就无法为结构性改革的实行提供空间。那欧元区是否能够整体进行货币贬值呢?其实,如果欧元区可以整体贬值,南欧国家就能够增加出口,这就能够为结构性改革的实行提供空间。

当前的困难在于这次危机同时在所有发达国家爆发,不仅限于南欧国家。这些国家的失业率普遍较高,它们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美国同样有着较高的失业率,因此美国也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发达国家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属于同一类型,这些产品在国际上是相互竞争的。如果欧元区通过欧元的贬值来增加南欧国家的出口,以创造结构性改革的空间,那么这些国家的出口就会增加,它们就会抢占美国市场。如果欧元区采取这样的措施,美国的失业率将会进一步上升。美国目前的失业率也非常高,从表面上看,美国的失业率似乎在下降,但是如果一个人连续领六个月失业金,就会被认为退出了劳动力市场,统计失业率时就不会将其纳入统计范围。如果我们把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那些人也加进来,美国的失业率是百分之十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欧元区试图通过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抢占美国的市场,就会引发美元的竞争性贬值。日本和美国有着相同的情况。自1991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一直未能进行结构性改革。日本的产品和欧洲的产品是存在竞争关系的,如果欧元区采取货币贬值的措施,日本也可能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对冲,这就会造成竞争性贬值。

2012年年初,欧洲中央银行宣布将无限制地收购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的政府债务,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此后,美国、日本和英国也相继宣布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进行对冲。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国家都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试图通过货币贬值来为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其带来的结果是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这意味着这些发达国家实际上无法通过货币贬值的方式为其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如果发达国家不通过结构性改革提高其竞争力,就会出现和日本一样的情况。自1991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以来,由于未进行结构性改革,日本的经济增长一直维持着疲软的状态,失业率居高不下,政府通过财政支持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这就使政府的财政收入不断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迅速上升。在1991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前,日本政府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60%,这一数字在发达国家中是相对较低的。二十几年后,这一比重已高达230%,其占比在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这很可能就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未来几年会出现的问题。

当前,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超过100%是比较普遍的。如果这些国家无法通过结构性改革提升竞争力,失业率将维持在高位,经济增长率将放缓,财政赤字的比重也将逐渐增加,其占比可能从100%升至150%,甚至接近200%。当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积累数额巨大,为了降低举借新债的成本,减少偿还旧债的利息,这些国家的货币当局通常会推行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利率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以日本为例,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其利率基本上维持在0%的水平。现在发达国家的利率通常为1%,但其利率也可能逐渐降至1%或接近0%。这种低利率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结合会导致金融机构出现大量的短期投机行为,大量资金会流入股票市场,而不是房地产市场,因为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刚刚破灭,还有大量存量未消化。资金流入股票市场就会将股票市场价格炒高。美国道琼斯指数已经超过2007年的最高水平,2007年的时候市场是有泡沫的,大家都清楚,而实体经济尚未恢复到2008年的水平。这难道不意味着现在的泡沫更大吗?金融投机者明白,在利率如此之低的情况下,他们可以进行短期炒作。他们知道股票市场存在泡沫,因此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价格就会大幅度地波动,风险也极高。因此,这种政策不仅会导致大量资金流入股票市场,还会造成股票泡沫和价格波动。

美国金融领域的投资家将这种情况称为“新常态”。这个“新常态”指的是投资的回报率非常低,风险却非常大,而且这种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环境可能会长期存在。这不仅会影响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还会导致大量资金流向国外的大宗商品市场,包括黄金、粮食和石油等。这些商品的价格会被炒高,超出实体经济应有的水平,并出现大量泡沫。一旦市场出现任何微小的波动,这些存在泡沫的地方就会出现价格的大幅波动。例如,前几天国际的粮食价格和黄金价格突然大幅下跌且下跌超过10%,触发这一波动的因素是塞浦路斯中央银行宣布要出售黄金以偿还外债。塞浦路斯是一个很小的国家,这么小的国家会有多少黄金呢?但这一消息使国际黄金价格大幅下跌。这种情形未来在大宗商品市场可能会经常发生,而且大量的资金不仅会流入大宗商品市场,还会流向实体经济表现较好的发展中国家。那些实体经济表现较好、相对健康且回报率较高的发展中国家会成为国际炒家的目标。这些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普遍会停留在短期投机领域,如房地产和股票市场,这会导致房地产和股票的价格被炒高并出现泡沫。大量资金的流入还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升值,这会降低其出口竞争力并影响实体经济。一旦实体经济发生变化,国际炒家可能会认为这些国家实体经济的发展状况不佳,房地产和股票价格过高并存在泡沫。这可能导致大量资金流出,这种资金的大进大出给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管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我认为,如果发达国家无法进行结构性改革,这种局面在未来会持续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有没有解决的办法?我觉得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为发达国家创造结构性改革的空间。前面我提到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应对危机时给出了三个解决方案,其中包括结构性改革和货币贬值。货币贬值可以增加出口和需求,为其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还有一种解决方案是短期援助,当发达国家同时发生危机时,国际社会需要为发达国家创造足够的需求,以便它们能够在国内进行结构性改革。我觉得我们是有可能解决这一问题的,这一解决方案与2008年危机发生时提出的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反周期政策有关。发达国家所面临的困境是,它们如果不能进行结构性改革,将出现高失业率,政府债务也将不断积累。既然政府的财政赤字会增加,为什么不将这些增加的财政赤字用于有利于提高国家经济增长率、消除增长瓶颈的投资?在短期内,如果将这些增加的财政赤字用于消除增长瓶颈的投资,将产生与发放失业救济金相同的作用,因为它们都能创造就业机会并增加需求。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是有益的,因为它可以提高生产率。随着生产率的提高,经济增长率将提高,财政税收也将增加,政府就可以偿还债务了。政府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将危机转化为机遇,一些增长瓶颈将被消除,经济素质也将得到改善。

许多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已经出现了老化,需要进行升级和改造。世界银行在华盛顿,我在世界银行工作的时候经常乘坐火车去纽约开会。如果坐火车的话,从华盛顿到纽约的距离是220英里,乘坐最快的火车去纽约需要两个小时四十五分钟,坐慢一些的火车则需要三个多小时。如果能乘坐我们中国的高铁的话,估计一个小时就够了。美国的铁路是19世纪建的,这些交通方面的基础设施已经太老旧了,需要重新升级了。需要更新的不只是铁路,美国的电力设施也需要升级。在华盛顿的时候,我发现只要一刮大风、下大雨就会停电,而且只要停电就会停很多天。因为美国的发电厂基本上都是露天的,而且非常老旧。美国大部分的发电厂都是火力发电的,大部分发电厂的运行时间都超过了四十年,所以它们的发电效率是非常低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是非常高的,这些其实都是值得改造的。如果美国在这些方面进行了改造,在短期内能够创造很多就业机会。从长期来看,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和生产力水平也会提升。很多欧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也需要升级和完善,它们的情况和美国相同。

实际上,重要的不是政府是否退出积极财政政策,也不是是否采取反周期政策,而是只要失业率居高不下,政府即使不愿意也必须增加支出以维持社会稳定,这就会导致财政赤字。既然如此,政府为什么不主动将财政赤字进行更为有效的应用呢?这就是我所说的超越凯恩斯主义的观点。此外,我认为超越凯恩斯主义还有另一层含义。当前,发达国家同时出现危机,仅仅依靠发达国家自身的基础设施投资可能不足以创造足够的结构性改革的空间,因为发达国家的整体基础设施还是相对比较完善的。以日本为例,自1991年发生金融危机以来,日本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我的一位同事在驻日的私人银行工作了五年,他说他公寓前的道路在五年内挖了又填、填了又挖,进行了四次翻修,这表明发达国家基础设施的提升空间是非常有限的。其实,发展中国家的机会非常多。发展中国家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时建设了许多基础设施,如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机场、港口等。我们去发展中国家的时候会发现,它们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电力供应短缺,基本没有高速公路,更不用说高速铁路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回报率非常高。

投资基础设施当然对发展中国家有好处,因为这可以消除其经济增长的瓶颈,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和速度。然而,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基础设施投资通常面临两个方面的制约,这在发展经济学种被称为“双缺口”。第一个限制是国内缺乏资金。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的财政状况通常并不是太好,因此它们没有足够的钱来投资基础设施。第二个限制是外汇相对不足。如果要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基础设施,需要大量从国外进口机器设备和原材料。这对发达国家是有利的,因为这可以使发达国家的出口增加,为其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但发展中国家的外汇相对不足,如果没有外汇,它们就很难进口所需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

发展中国家普遍受到“双缺口”的影响,那这一问题该怎样解决?对于日本、美国和欧洲国家来说,它们的货币都是国际储备货币。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可以通过印钞票的方式来买东西,并且它们的货币在国际上通行无阻。因此,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钱不是问题,投资机会才是限制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合作就变得很重要。我在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一个瘸腿的人和一个盲人在火灾中合作逃生。盲人的腿没有问题,但他看不清方向;瘸腿的人能看清方向,但他跑不快。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盲人背着瘸腿的人,两个人就可以快速逃离危机。现在我们也应该采取类似的方法。我们可以像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一样成立一个国际附属基金,支持消除经济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投资。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投资都可以为发达国家创造需求,为其结构性改革的空间,这有助于帮助它们走出危机。同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也可以发展得更好,这样大家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我认为,如果国际社会想要走出这场危机,这也许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我在世界银行讨论这个问题时,认同的人非常少,因为大家都认为这只是一场短期危机。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个问题,相关的讨论在国际场合也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这一观点。然而,在接受的过程中,大家经常会提到一个问题,即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率是高还是低。这取决于项目的选择和执行情况,也取决于发展中国家是否有增长的前景。在基础设施得到改善的情况下,如果它的经济增长率只维持在2%~3%,那么道路、电力和港口等基础设施可能会被闲置,基础设施的利用率会很低。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发展中国家似乎很难实现高增长。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仅有23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仅有28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与美国人均收入的差距缩小了超过10个百分点。全世界有200多个经济体,将近180个经济体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或低收入陷阱。

在上述情况下,如果大部分优质的投资机会集中在发展中国家,那么如何确保这些国家能够实现高速增长,以获得足够的回报来偿还债务呢?我曾撰写过一本名为《新结构经济学》的书。实际上,我认为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有机会维持高速增长,因为经济增长的本质在于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持续升级。要想提高收入,劳动生产率必须得到提升,而这一提升正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结果。这一规律同时适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拥有后发优势,发达国家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而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模仿和学习发达国家,其技术创新成本和产业升级的风险相对较低。自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率约为2%,考虑到1%的人口增长率,其总体增长率约为3%。然而,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其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是发达国家的两倍或三倍。这种增速可以维持十年、二十年,甚至延续至一代人或两代人的时间,这正是这些国家所具备的潜力。

然而,除了前面我提到的少数几个发展较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渐缩小的发展中国家,现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利用好机会。实际上,它们并非不想利用好这一机会。我在世界银行工作的时候走访了许多国家,包括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南亚国家和中亚国家。我发现,无论是哪个发展中国家,其政府、知识精英、农民、工人的追求都是相同的。他们的共同追求都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和下一代生活得更好。知识精英希望通过自己的贡献实现本国的现代化,让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得到尊重。政府也希望能通过自己的领导改变国家的面貌。

我们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是发达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国家在政治上纷纷取得独立,并开始追求国家的现代化。现在,两代人的时间过去了,为什么成功的国家很少?思路决定出路。虽然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摆脱了殖民统治,但它们在思想理念上仍然受到西方殖民统治的影响。我们可以看看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如何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的。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其政策也受到了现代发展经济学的影响。世界银行领导了世界发展经济学的思潮,其政策也反映了现代发展经济学的思潮,其他国际机构也是如此。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基本上也反映了当时的发展经济学思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无论是国际机构,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知识精英,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实现现代化,从而使自己的国家与发达国家并立于世界之林。

后记:

本文倡导的以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逆周期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措施,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受,在其2014年10月出版的《国际经济展望2014》中建议各国在遭遇经济危机时采用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逆周期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举措。

本文倡导的有需要改变“西天取经”的心态,总结中国经验和针对中国自己的问题,提出新的理论,以指导中国的实践,并和其他国家分享中国的智慧,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所倡导的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理论体系的体现,国内经济学界现在正在往这方面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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