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形势下，应对和驾驭变局有赖于中国的继续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发挥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同时，中国要用好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的三大优势——后来者优势、新经济换道超车优势和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全面挖掘发展潜力。而发展潜力的激发，则需要推动自主理论创新。新结构经济学提出，经济发展必须依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而决定产业和技术水平的是内生于不同发展程度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生产结构。因此，技术和产业创新的依据应该是现有要素禀赋结构下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这些产业所用技术及其与世界前沿的差距的特性。新结构经济学把结构引入现代经济学的分析，以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总结中国发展转型经验并进行理论创新，为应对变局与考验、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

2017年，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他进一步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党从现在起的中心任务，而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在报告中，他就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明确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我们需要准备接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那么，应当如何应对变局与考验并努力为落实“中心任务”和“首要任务”贡献智慧？笔者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由来和应对思路，新发展格局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原因及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路径，中国的发展潜力和未来发展的前景出发，讨论推动自主理论创新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笔者从新结构经济学自主理论创新的视角，探讨如何在驾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

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成和发展

2017年12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回国参加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全体使节时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首次在公开场合提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

经济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因此，我们可以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来分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生和发展的原因。20世纪初，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当时八国的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50.4%。经济强，军事就强，进而就能左右国际格局。到了100年后的21世纪初，世界上形成了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意大利、加拿大组成的联盟——八国集团（Group of Eight）。原来的奥匈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分裂为奥地利和匈牙利两个国家，退出了世界列强的行列。加拿大取而代之成为新的八国集团的一员。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八国集团2000年的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47%。在20世纪的100年中，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基本占全世界经济总量的一半左右，所以世界经济格局基本没有变化。

世界经济格局决定了政治格局。20世纪的世界是和平还是战乱，实际上取决于这八个国家的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德国和奥匈帝国组成的同盟国与其他六国组成的协约国之间的矛盾引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由德国、日本、意大利组成的轴心国与其他五国组成的同盟国之间的矛盾导致的。而在和平时期，一旦出现世界性金融、经济或其他危机，通常由这八个国家的领导人共同商讨应对措施。

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格局开始发生巨变，主要原因在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200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在全世界的占比为6.9%， 2018年提升至16.8%，增加了9.9%；八国集团则从47%下降至34.7%，下降了12.3%，其中80%是由于中国占比的增加。伴随着经济比重的下滑，八个强国主导世界事务的能力也随之下降。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八国集团束手无策，于是在2008年11月举行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G-20 Leaders Summit on 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 World Economy）。从此，主导世界事务的国际治理机构，从原来的八国集团变为现在的二十国集团（Group of Twenty）。

在世界经济与治理格局的巨变中，美国应是失落感最大的国家。整个20世纪可以说是美国的世纪，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在美国参战后，以源源不断的资源投入战场而结束。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估计，按照购买力平价的计算方式，中国的经济规模在2014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随着经济规模在世界占比的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在不断上升。不过，按照市场汇率计算，美国依然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人均收入水平比中国高很多，在科技、军事、金融等领域具有优势，依然掌控着国际话语权。

自2014年起，美国决策当局希望利用其现有优势遏制中国的发展，并不断提出相关政策。如奥巴马提出了“重返亚太”，把美国部署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中的部分航母抽调到太平洋的第七舰队，增强围堵中国的军事力量；特朗普用莫须有的罪名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科技战，打压中国；拜登更是变本加厉，试图利用意识形态和全球话语霸权组成民主国家同盟进而压制中国发展。当前，遏制中国是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共识，不论哪个政党执政都会延续这一政策。这就给中美关系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摩擦，涉及面也越来越广，给中国和全世界的发展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这些表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加速演进。

驾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根本上有赖于中国的继续发展。笔者基于以下三个事实，认为当中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50%时，美国就会适应中国的崛起，世界将形成一个新的、稳定的格局：一是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当中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50%时，经济规模会是美国的两倍。二是中国相对发达的地区——北京、天津、上海以及东部沿海的山东省、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总人口4亿多，人均GDP和美国相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越高，通常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产业和技术水平越高。目前，美国人口是3.4亿，会逐渐增加到4亿。这意味着中国这八个地区的总体经济总量、产业和技术水平将与美国相当，美国会逐渐失去“卡中国脖子”的技术优势。三是中国是两倍于美国的世界最大市场。美国在国际上领先的大企业如果没有中国市场，很可能从高盈利变成低盈利甚至不盈利，从而无法维持高额的研发投入，进而失掉领先地位；美国的就业和人民的日常生活也离不开与中国的贸易。就此而言，美国为了自身的经济发展、就业和社会稳定必须和中国搞好关系。因此，发展是解决中国国内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也是驾驭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础和关键。

二、新发展格局的主体结构及其构建路径

以往，中国在发展方面强调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这有时候被误读为中国是一个出口导向型的国家。2020年5月，习近平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鲜明地阐述了新发展格局的主体结构。笔者认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发展格局，深刻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国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最高的年份是2006年，达到35.4%，到2019年降为17.4%。这也就是说，2019年中国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82.6%已经在国内消化了，国内循环已占主体地位。

中国国内循环比重的提高，实际上反映的是经济学的基本规律。首先，现代制造业的规模经济很大。国家的经济规模越大，国内循环的比重就会越高；经济规模越小，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就越高。以新加坡为例，2019年，新加坡出口占GDP的比重是104.9%，是中国占比最高的2006年的3倍。新加坡出口占比之所以高于GDP的100%，是因为出口产品的价值中包含了进口的中间产品价值。而新加坡出口占比为中国的3倍，则是因为新加坡是小规模经济体，只能大量依赖国际市场消化其达到规模经济的制造业产品。

其次，服务业提供的服务大多不可参与对外贸易，服务业占经济总量比重越大的国家，其出口比重一定越低，国内循环的比重会越高。以美国为例，其2019年的出口占GDP的比重只有7.6%，国内消化了92.4%。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高达80%。

由此不难理解，当2006年中国的人均GDP为2090美元时，其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比重为5.7%，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为39.8%。到2019年，当中国的人均GDP达到10276美元时，其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比重上升至16.4%，同时服务业占比提高到了53.9%。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也从2006年的35.4%降到2019年的17.4%，国内循环比重从64.6%升高到82.6%。

展望未来，中国的经济还会继续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也会继续提高。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比重，会从现在的16.4%增加到18%、20%，并向25%逼进；服务业占中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会从现在的53.6%，逐渐提高到70%、80%；中国的出口占GDP的比重则会从现在的17.4%，逐渐降到12%、10%。也就是说，国内循环的比重会从现在的82.6%，逐渐向90%逼近，甚至超过90%。所以，中国的经济发展格局现在已经是、将来更会是以国内循环为主体。

笔者认为，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会使生产成本降到最低，有利于发展好自身经济，提高国内循环的比重。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也是国内市场在全球市场中的占比。从2019年的数据来看，中国GDP按照年平均汇率折算达到14.4万亿美元，国内市场在全球市场中的占比为16.4%，国际市场则为83.6%，是国内市场的5倍。这就要求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利用好国内市场的同时，也要利用好国际市场。在不具有比较优势的方面，如自然资源、资本等，中国要用好国际资源，降低发展成本。这也就是为何构建新发展格局既要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又要使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三、发挥比较优势，驾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驾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赖于中国的人均GDP从现在不到美国的四分之一增加到美国的一半。而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也有赖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由此可见，发展是硬道理。

发展的本质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带来生产力发展、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中国在未来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具有三大优势：后来者优势、新经济换道超车优势和以新型举国体制应对 “卡脖子”难题的优势。

一是后来者优势。2021年统计数据表明，中国人均GDP为1.2万美元，美国接近7万美元。按照市场汇率计算，美国人均GDP约为中国的6倍；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国约为中国的4倍。人均收入水平代表着平均生产力、产业和技术水平。如此看来，中国与高收入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里就有许多机会实现成本相对低、风险相对小的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孵化新技术和新产业。

具体来说，2019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GDP，中国只有美国的22.6%，这相当于1946年的德国、1956年的日本、1985年的韩国与美国的差距。这三个国家在此后16年的年均GDP增长率都超过了9%：德国1946—1962年是9.4%，日本1956—1972年是9.6%，韩国1985—2001年是9.1%。

GDP的增长率由代表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人均GDP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两部分组成。在上述16年间，德国年均人口增长率为0.8%，日本年均人口增长率为1%，韩国年均人口增长率为0.9%。所以，扣除人口增长因素，上述三国人均GDP的年均增速分别是8.6%、8.6%和8.1%。当然，中国现在还面临着这三个国家当年没有的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基本不再增长的问题。即使如此，根据这三个国家的经验，从后来者优势来看，在2019—2035年新征程的第一个阶段，中国依靠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仍将有年均8%的增长潜力。

二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换道超车优势。当前，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经济出现，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涌现方兴未艾。新科技革命不仅使中国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步线上，而且中国还具有以下三个优势：首先，这类技术研发周期短，主要依靠人力资本投入。人力资本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天生的聪明才智，另一个是后天的教育。“天才”在每个国家总人口中的占比大致相同，作为人口大国，中国拥有天才的数量也非常多。中国在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本科和研究生各个阶段的教育水平提升都很快，后天的教育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实际上已经很小。其次，中国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新技术研发成功以后，可以依靠国内市场迅速达到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进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再次，中国有全世界最齐全的硬件技术产业配套。从想法到产品生产，中国所需的时间和成本均会比其他国家少。

三是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如前所述的后来者优势，是指通过引进、消化和吸收先进技术，提高其为己所用的可能性。在美国竭力想和中国脱钩的形势下，我们需要具体分析何种技术难以获取。就中国没有的先进技术而言，大部分并不是美国所独有的技术，欧洲的德国、法国和瑞士，亚洲的日本和韩国也掌握相关技术。对这些国家的企业来说，高技术研发投入非常大，如果产品不卖给中国，公司可能从高盈利变成低盈利状态。对中国来说，遭遇“卡脖子”确实很难受，但是，那些被禁止向中国出售先进技术及其产品的企业也非常难受。美国企业不得不服从美国政府的政策，欧洲和亚洲的企业以损失自身利益达到帮助美国维持霸权的目的，却没有任何好处。所以，从经济理性的角度分析，只要是美国以外的国家也掌握的先进技术，中国还是有机会从国际上购买。真正卡中国脖子的是美国独有的技术，这样的技术其实不多。只要认准技术方向，发挥好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中力量研发和攻关，早晚都能突破。

所以，从后来者优势的角度看，中国具有年均8%的经济增长潜力，而且具备德、日、韩在追赶美国时所没有的换道超车优势，就此而言，中国的发展固然会受美国“卡脖子”，但“卡脖子”的领域不多且有办法集中力量进行攻关解决。

从供给侧技术创新的可能性出发，可以推测经济增长潜力。但是，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则需要考虑其他因素。中国2019—2035年的年均实际经济增长表现还需考虑“卡脖子”问题、“双碳”战略目标和缩小城乡地区差距等因素。笔者认为，只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在具备年均8%的增长潜力的前提下，中国2019—2035年有可能实现年均6%的经济增长。同样，2036—2050年预期有年均6%的增长潜力，实际可能有年均4%的增长表现。

如果实现了上述增长目标，那么到2049年即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人均GDP将达到美国的一半。这是因为2019年中国人均GDP为美国的22.6%，美国在过去50年的人均GDP的年均增速是1.8%，未来很可能继续维持这一速度。那么，到2049年中国人均GDP要达到美国的一半，在2019—2049年间，中国人均GDP的年均增速要比美国高2.7个百分点，也就是年均增长率应为4.5%。中国若在2019—2035年间实现年均6%左右的增长，2036—2050年间实现年均4%左右的增长，那么2019—2049年间的增长率就会到达4.5%。届时中国将会是比美国大两倍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国内循环的主体地位就会更为稳固。同时，中国就会驾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将会有一个新的稳定的格局。

四、推进自主知识体系创新，全面发掘中国发展潜力

发展中国家自身产业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都有后来者优势，都应有比发达国家增长快、逐步缩小和发达国家差距的可能性。但是，放眼整个20世纪，能够追赶上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凤毛麟角。在20世纪，前述8个发达的工业化经济体在世界经济的比重只下降了3.4个百分点。从人均GDP增长来看，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速度比发达国家快，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赶上发达国家，反而拉大了相对差距。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摆脱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地位，相继获得政治独立，在各自领导人的带领下探索工业化、现代化之路，希望赶上发达国家。抱着“取经”的心态，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按照发达国家盛行的经济学理论制定其发展政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盛行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原因是没有发达国家所拥有的资本密集型的大规模现代化制造业，且这类制造业在市场中不能自发建立起来，所以建议发展中国家施行“进口替代战略”，由政府主导，直接动员和配置资源，建立资本密集型的大规模现代化制造业。可是，在实践中，按照这个思路建立起来的产业却缺乏竞争力，最后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停滞、危机不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加大。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取代结构主义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主流思想，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之所以发展不好，是因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太多，进而造成资源错误配置和寻租性腐败等问题，建议以一次到位的“休克疗法”实施以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华盛顿共识”，建立和发达国家一样的市场制度。但是，20世纪80—90年代按这种方式进行改革的前苏联、东欧国家以及一些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却遭遇了经济崩溃停滞和剧烈的政治动荡及社会动乱，进一步扩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只有少数几个东亚的发展中经济体成功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没有遵循西方的主流理论制定政策。20世纪50—70年代，东亚“四小龙”并没有采取结构主义的“进口替代战略”去发展大规模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是从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小规模加工业着手，推行出口导向战略。当时，这种产业被认为生产力水平太低，永远赶不上发达国家先进的现代化制造业。但是，他们却以这种“小步快跑”的方式实现了对发达国家的追赶。20世纪80—90年代，在转型中实现稳定和快速发展的中国、越南和柬埔寨等国都没有选择“休克疗法”，推行的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渐进式双轨转型方式：原有的国有企业继续保持其国有性质，给予保护补贴；对于传统上受到抑制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等，放开准入，因势利导，积极招商引资，建立工业园和开发区，改善基础设施，设立“一站式”服务，改善营商环境。当时主流经济学界认为，这种政府干预和市场放开并存的体制比计划经济体制还差，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

在政治制度上，当时实现发展和转型的东亚经济体基本是一党执政，建立了权威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经济体的成功转型均不符合西方主流理论对现代化的定义。

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它可以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但按照相关理论去制定和实施政策，却不能实现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的愿望。这主要是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是学者根据观察到的现象,从成千上万的社会经济变量中找出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并保留在理论中作为因变量，用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或解决社会经济问题，这是抽象的过程；同时，对其他被认为是非决定性的变量存而不论，这是舍象的过程。被舍象的社会经济变量，就成了该理论的暗含前提或控制论中的状态变量。

从西方盛行的主流理论的产生方式可知，这些理论都内嵌于产生这些理论的西方国家当时的发展阶段、产业、社会、政治和文化价值理念中，这些理念，就是马克思所称的“结构”的变量。当被舍象的变量由量变积累发生质变，从非决定性因素变为决定性因素时，原来的理论在发达国家就失掉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功能，新的理论就会应运而生，并取而代之成为新的主流理论。所以，这些西方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并非“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实际上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政治、社会、文化条件与发达国家有许多差异，即暗含前提不同，如果直接简单地将发达国家的理论套用到发展中国家，势必出现“南橘北枳”的结果。所以，发展中国家需要根据自身成功与失败的发展经验去总结背后的道理、学理和哲理，进行理论创新，这样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才有可能实现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功能的统一。这正是新结构经济学的努力方向。

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高，是因为其拥有资本密集型、技术先进型产业。而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后，是因为其拥有的都是生产力水平低的土地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辩证唯物主义物质第一性的角度来看，背后的主要原因在于，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结构。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的资本由于长期积累必然相对丰厚，而劳动力却相对较少。相形之下，发展中国家却资本相对短缺，劳动力或是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用于解释各种要素相对丰富程度的禀赋结构，决定了什么样的产业和技术具有比较优势。在资本相对丰富的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和技术；在土地或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是土地密集或劳动密集的产业和技术。要把由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生产结构（即产业和产业所用的技术）所蕴含的生产力水平发挥出来，还需要有与生产结构的规模经济、风险特征和交易特性等技术属性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及上层建筑制度安排，即一个经济体在每一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于该时点的生产结构，进而决定其基础设施结构和上层建筑制度结构。

由于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内生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如果发展中国家要从生产力水平低的土地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为生产力水平高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则需要先改变其资本相对短缺的要素禀赋结构为资本相对丰富的要素禀赋结构。

那么，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改变其要素禀赋结构？资本积累来源于“剩余价值”。一个经济体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所内生决定的生产结构发展产业、选择技术，生产的成本会是最低；如果同时具有与生产结构相适应的基础设施结构和上层建筑制度结构，交易费用也会是最低。这样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服务在市场中也最具有竞争力，能够创造最大的剩余价值，积累最多的资本。如此一来，这个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就向资本更密集的产业和技术转变，就能为生产结构升级和生产力水平提高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

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和技术具有后来者优势，可从发达国家引进、消化并吸收先进技术，将其作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来源。而处于世界产业和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往往只能靠自主研发。

在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决定因素后，我们可以将要素禀赋结构作为分析起点，构建一个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就可以利用后来者优势，实现比发达国家速度更快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如果不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而是直接发展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就不能发挥后来者优势，而且企业没有自生能力，需要国家的保护补贴才能生存，这就会带来资源配置错误、寻租腐败和经济发展效率低下等问题。

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是经济学家的语言，要让企业家自发地按照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必须使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能够反映其相对稀缺性，而这样的价格体系只有在竞争性市场中才能够存在。所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制度前提，就是建立一个有效市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经济发展不是静态的资源配置，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的过程，需要解决先行者的外部性问题，同时使产业升级后的企业具备竞争力。这就必须完善基础设施结构和上层建筑制度结构，并解决两者的协调问题。“外部性”和“协调”是政府帮助纠正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所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既要有有效市场，也要有有为政府。

基于以上分析可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现代化制造业的出发点具有理想化的特点，这样的建议没有意识到产业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资本密集型的现代化制造业违反了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所以，这些建议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后，往往事倍功半甚至徒劳无功。新自由主义没有认识到制度结构是内生的，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的许多扭曲，内生于保护补贴、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一旦取消了政府补贴，这些产业就会崩溃；同时，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需要政府因势利导解决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的瓶颈。新自由主义认为政府管的越少越好，但如此一来，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老产业垮了，具有比较优势的新产业却无法形成和涌现。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有限政府，没有意识到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基础设施和制度瓶颈出现的地方、重点和强度不同，政府克服市场失灵而必须发挥的有为作用也不同。新自由主义误以为发达国家的政府所实施的发展战略放诸四海而皆准。东亚成功的经济体在快速发展阶段均有一个一党执政的政府，通过发挥政府的有为作用，解决发展中不断出现的基础设施和制度结构的瓶颈限制问题，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完善政府治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认为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变化推动上层建筑的变革。

总体来说，新结构经济学所做的努力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引入现代经济学，让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唯一的、暗含结构的二维理论体系，变成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有内生的不同结构的三维体系。这是现代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化，同时，以这样的结构分析视角总结中国的发展经验，提出新的理论，也是现代经济学的中国化。这样的理论不仅能够帮助人们认识世界，同时也能够更好地帮助人们改造世界。

五、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结构经济学分析

高质量发展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也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同时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理念中的“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处于“牛鼻子”的地位，此项做好了，其他几项就会水到渠成，并且也会为市场化改革、高水平开放和新发展格局的实现创造条件。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创新包括现有产业利用新的更好的技术、从现有的低附加值的产业向新的高附加值产业的升级等。技术和产业创新须根据具有比较优势的现有产业和其所用技术与世界前沿的差距的特性进行，这样才能以最低的成本进行创新，进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对于处于追赶阶段的产业，可以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方式实现创新。对于已经处于世界前沿以及和发达国家处于同一起跑线的产业，创新的方式则是自主研发。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国出于遏制打压中国发展的目的，对中国断供一些关键技术和产品，这会影响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对此，必须充分运用新型举国体制进行科技创新和自主研发。笔者认为，创新都应遵循比较优势原则，这样创新后的产业和产品才会具有最大的竞争力，经济发展速度、资本积累和可用资源的扩大速度才会最快。

如此一来，不仅政府的税收增加得最快，而且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不需要政府保护补贴，政府就会有更多的可用资源用来解决协调发展问题。如增加对农村地区的资源投入，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资源投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增加对可能被“卡脖子”的技术的研发投入，统筹发展和安全。同时，按照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特性进行创新，企业具有自生能力，采取绿色技术的意愿和能力都会提高，人与自然就能和谐共生。如果违反比较优势原则，企业处于“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的状态，就没有能力也不会关心外部性的绿色发展问题。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进行创新，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充分利用国内国际市场，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随着资本的积累、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随时进行调整。由此，一方面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高水平开放；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发展和经济规模的扩大，也给世界其他国家提供发展的机会，通过贸易实现互利共赢，有利于坚持走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按照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也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穷人主要依靠劳动获得收入，富人主要依靠资本获取收益。在早期发展阶段，一般是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短缺，具有比较优势的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这样的产业，能够创造最多的就业机会，让低收入群体获得收入来源，分享经济增长果实。根据比较优势发展的经济体，其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的速度最快，资本也会由相对短缺变为相对丰富，劳动力则由相对丰富变为相对短缺。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力回报率的增长速度加快，资本的回报速度相对下降。因此，穷人具有比较优势的资产在不断增值，富人具有比较优势的资产相对贬值，两者的收入差距逐渐缩小，以初次分配就能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快速的经济发展，一方面带来政府税收的增加，另一方面，企业具有自生能力而无须政府补贴，政府就会有更多的资源进行二次分配，照顾“鳏寡孤独”等社会弱势群体，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在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的变迁中，也会有独具慧眼的企业家抓住机遇先富起来。对此，一方面要弘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另一方面，要制定和实施合理的税收政策，提高高收入群体为社会做贡献的积极性。由此来实现共享的经济发展模式。

总之，新结构经济学倡导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物质第一性原则，按照这一原则所揭示的生产结构、经济基础结构和上层建筑制度结构相互关系来推动创新。这有利于完整、准确、全面地贯彻新发展理念，有利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促进高水平开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贡献。

本文刊登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