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甫:唐宋八大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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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甫  

  

   一 唐宋八大家定名与背景

   《四库全书总目》明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称:"《明史·文苑传》:'坤善古文,最心折唐顺之。顺之所著《文编》,唐宋人自韩、柳、欧、三苏、曾、王八家外,无所取,故坤选《八大家文钞》。'考明初朱右,已采录韩、柳、欧阳、曾、王、三苏之作为《八先生文集》,实远在坤前。右书今不传,惟坤此集为世所传习。"接《文编》所选,自周迄宋,不限于唐宋。其所选唐宋文,虽限于八家,而无"唐宋八大家"之名。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实本于《文编》所选八家,而"唐宋八大家"之名,则为茅坤所定。《文编》所选唐宋八家,又当推本于明初朱右所选之《八先生文集》。《八先生文集》虽不传,但明贝琼有朱右《唐宋六家文衡序》,称"六家",以"蜀苏氏父子"三家为一,实即八家。贝琼序称朱右之选:"降于六朝之浮华,不论也。昌黎韩子倡于唐,而河东柳氏次之。五季之败腐,不论也。庐陵欧阳子倡于宋,而南丰曾氏,临川王氏,及蜀苏氏父子次之。"是朱右所选,以唐代韩愈起来反对六朝浮华的文风,倡导古文运动,柳宗元和之,因选韩柳两家。以五代文风败腐,欧阳修起来倡导古文革新运动,曾、王、三苏和之,因选宋代六家文,唐顺之选《文编》,自周迄宋,于唐宋两代取于朱右所选之八家,以上窥秦汉。《四库全书总目》于《文编》称:"学秦汉者当于唐宋求门径,学唐宋者固当以此编为门径矣。自正、嘉(正德、嘉靖)之后,北地、信阳(李梦阳、何景明)声价,奔走一世。太仓、历下(王世贞、李攀龙)流派弥长。而日久论定,言古文者终以顺之及归有光、王慎中三家为归。"是唐顺之的《文编》以唐宋八家,上继秦汉,反对明代复古派的摹仿秦汉文的字汇句法。朱右(?-1376)字伯贤,明初临海(在浙江)人。明朝征右编《元史》,史成归里。又征右编《日历》、《宝训》,授翰林编修,迁晋府长史。唐顺之(1507-1560),字应德,明武进人。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淮扬。工古文,人称荆川先生,著有《荆川先生文集》。茅坤(1512-1601),字顺甫,号鹿门。明归安(今浙江吴兴县)人。官至大名兵备副使,著有《白华楼藏稿》等书。

   朱右选唐宋八家,有见于唐代的韩柳两家,反对六代的浮华而发动古文运动来的;宋代的欧阳、曾、王、三苏六家,反对五代的腐恶,发动古文革新运动来的,是有所见的。唐顺之选唐宋八家,是有见于八家之文,有经纬错综之妙,而神明变化,可以上继秦汉,以救明代复古派之弊,茅坤选唐宋八家,所得较浅,欲从抑扬开阖、起伏照应以求八家之法,不免落入学唐宋文的窠臼。

   再看唐代韩、柳两家,《新唐书·文艺传》称:"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始则唐高祖、太宗"沿江左余风,絺句绘章,故王、杨(王勃、杨炯)为之伯",次则"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张说、苏颋)擅其宗",三则"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遂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这就是韩愈倡导,柳宗元和之的唐代古文运动。

   从东汉末年,经过魏晋六朝到初唐,骈文盛极一时,骈文讲究形式,讲对偶、声律、辞藻,它的流弊忽视内容,构成一种形式主义文风。韩愈起来倡导古文运动,即用唐代文辞仿古代的散文写法,称为古文,反对骈文。用古文来代替骈文,有两方面的要求:一是要创作成功的古文作范例,一要提出创作古文的理论来使人信服。韩愈、柳宗元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古文运动兴盛起来,这就是唐代的古文两大家。从唐末经过五代到宋初,骈文又兴盛起来,到宋初的杨亿,提倡西昆体,用骈文来作文,盛极一时。石介起来反对杨亿,又兴起一种怪异的文风。欧阳修起来倡导古文革新运动,继承韩愈的古文运动,曾巩、王安石、苏洵和他的儿子轼、辙和之。他们的古文创作和创作古文的理论,也获得大成功,成为宋代的六大家。唐代两大家和宋代六大家合为唐宋八大家。唐宋八大家倡导古文运动的成功,依靠古文创作和创作古文理论的成功。先看唐代韩愈、柳宗元在这两方面的成就。

   二 韩柳在创作古文上的成就

   《旧唐书·韩愈传》称他创作的古文为"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经诰指儒家的经书,即用儒家的理论来写古文,又推重他的古文,说有司马迁、扬雄的气势格调。韩愈的学生李汉,替韩愈的文集写序,称韩愈的文章:"日光玉洁,周情孔思,千态万貌,卒泽于道德仁义,炳然也。洞视万古,愍恻当世,遂大拯颓风。""先生于文,摧陷廓清之功,比于武事,可谓雄伟不常者矣。"赞美他的古文,宣扬儒家的仁义道德,与日月争光,与宝玉比洁。他的古文,还写出了各种形态。在反对骈文上,具有摧陷廓清的功效。宋代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赞他的古文:"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称"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即指从东汉到隋的八代中骈文极盛,思想上异端并起,包括佛道思想盛行,称"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指韩愈的提倡古文,倡导儒家思想,作《原道》来排斥佛老,称为"道济天下之溺"。

   宋苏洵《上欧阳内翰(修)书》,称:"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这里指出韩愈文的风格特点,也说明韩文的杰出成就。

   宋林光朝《读韩柳苏黄集》论韩愈诗:"退之诗,大抵才气有余,故能擒能纵,颠倒崛奇,无施不可。放之则如长江大河,澜翻汹涌,滚滚不穷;收之则藏形匿影,乍出乍没,姿态横生,变化百出,可喜可愕也。"赞美韩愈的诗,也像韩愈的文章,有大力奔放的,有藏形匿影的,变化无穷。

   再看柳宗元的创作,韩愈称柳宗元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刘禹锡《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引)。又在《柳子厚墓志铭》,称柳宗元的文章:"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家,卓厉风发。"如《封建论》。又称他贬为永州司马时:"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刻画山水,有杰出成就。柳宗元的寓言小品,如《黔之驴》等,形象生动,含意深刻;他的《段太尉逸事状》,工于塑造人物。在文章的各种体裁上,也作出突出贡献。柳宗元的诗语言峻洁,情意幽深,苏轼在《书黄子思诗集后》,评他的诗"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有骚人之韵。

   三 韩柳的文论

   韩愈在《进学解》中,除推重经书外,称"下逮《庄》《骚》,太史所录。"于诸子中推《庄子》,于史部中推《史记》。他的认识,有超过刘勰处。因刘勰在《文心雕龙·诸子》中不突出《庄子》,于《史传》中不突出《史记》。韩愈之识见,也超过刘知几,因刘知几在《史是》中尊《汉书》而抑《史记》。

   韩愈的文论,有《答李翊书》,提出学道与养气说。

   他讲学道为文:"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光明)。仁义之人,其言蔼如(状美盛)也。"指学到儒家之道,成为仁义之人,其文自然美好。

   讲学道为文的进程:"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状端庄)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然后识古书之真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这里讲学道,要"行之乎仁义之途,求之乎诗书之源",即从诗书的书本上学道,学成为仁义之人,才能写好古文。

   再看养气。韩愈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这是说明古文与骈文不同,骈文要讲声律,调平仄;古文讲气势旺盛,所以要养气。

   韩愈讲古文,先要学道,学习儒家讲的道理。所以他在《答刘正夫书》说"师古圣贤人","师其意不师其辞"。效法古代的圣人贤人,学习他们讲的道理,不学习他们的文辞。因为古代的圣人贤人写的文辞,跟唐代的文辞不完全一样,所以不学习古代的文辞。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他在《答尉迟生书》里说:"古之道不足以取于今,吾子何其爱之异也。"古道有两方面,一方面对唐朝还适用,一方面适应古代的需要,对唐朝已不适用。他在《读仪礼》里说:"考于今,诚无所用之。"所以他在《原道》里说:"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他讲儒家的道理,就讲合乎仁义的道理。道家佛家讲的,不合乎儒家仁义的道理,他要起来反对,这就是他写的《原道》。儒家以外,别的诸子百家讲的道理,他认为对唐朝有用的,他也讲。儒家讲的道理,他认为已经过时的,他不讲。他《读鹖冠子》里说:"使其人遇时,援其道而施于国家,功德岂少哉!"《鹖冠子》是道家,不同于儒家,他却赞美它。他在《读墨子》里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那他讲的古道,也包括墨子之道。但他对于儒家的《仪礼》,却认为已经过时,没有用了。这说明他的学古道,还是比较通达的。但是他的学古道,不论是主要学儒家的道,或学诸子百家的道,都是从书本中学。但柳宗元的学道,就跟他不完全相同了。

   再看柳宗元的文论。他在《与友人论为文书》里说:"古今号文章为难,足下知其所以难乎?非为比兴之不足,恢拓之不远,钻砺之不工,颇颣之不除也。得之为难,知之愈难耳。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颐,虽有芜败,则为日月之蚀也,大圭之瑕也,曷足伤其明、黜其宝哉!……嗟乎!道之显晦,幸不幸系焉;谈之辩讷,升降系焉;鉴之颇正,好恶系焉;交之广狭,屈伸系焉;则彼卓然自得,以奋其间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这是说,文章难以写好,不是因为比兴不足,开拓不广,钻研不深,毛病不去,是得到道为难。得到道,文章即使有缺点,也像日月的有日蚀月蚀,宝玉上的有斑点,还是日月,还是宝玉,哪能伤害它的光明,废黜它是宝玉呢?主要是对道的认识,对道有明显的认识,或不明显,这跟幸或不幸有关,跟辩明或说不明有关,跟文章上升或下降有关,跟观察的正确或不正确有关,跟人家的爱好或厌恶有关,跟交接的广阔或狭隘有关,跟文章屈辱或申展有关。那些自以为得道奋笔写作的,得呢不得呢?还不可知。这是说,对文章的题目作了研究,有了认识,即使文章有毛病,还是日月之蚀,宝玉之瑕,还是好的。对文章的题目,没有研究,没有认识,写出来的文章,就是不幸的,说不清楚的,不好的,不正确的,被人讨厌的,看得不广的,屈辱的。他讲的得道,就是对文章的题目,有研究,有正确认识。这个道不是圣人的仁义之道,是这个题目的道理,这是他与韩愈的不同处。他在《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里说:"近世之言理道者众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无焉。其言本儒术,则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适。其或切于事,则苛峭刻覈,不能从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恍惚若化,而终不可逐。故道不明于天下,而学者之至少也。"这是说,当时讲道理的有三种:一种是儒家,讲得迂腐迷蒙而不合;一种是切于事实,又讲得苛刻而不合理;一种是好怪而妄言,不可信赖。

再看他的所谓道,他在《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里说:"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内者也。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之,遒密以为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以言道,匪辞而书,其所望于仆,亦匪辞而书,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远乎?"他认为"道之及,及乎物",这是"取道之内";一种是"贵辞而矜书","不亦外乎"。他认为要取道,要"及乎物",这叫"取道之内",就是要从事物本身去求道,这是"取道之内";从书本上去求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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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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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遗产》(京)1996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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