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锋:论宋诗的“以俗为雅”及其文化背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406 次 更新时间:2024-03-01 13:35

进入专题: 以俗为雅   苏轼   黄庭坚  

莫砺锋 (进入专栏)  

宋玉在《对楚王问》中编了一个寓言:“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下里巴人》,国中属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1]这个“曲高和寡”的故事在后代广为流传,而且不断被诗人们用激动的语气予以复述(如晋张协《杂诗》之五、唐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之二十一等)。《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两首歌曲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雅”和“俗”。在古代中国,无论是论人还是衡艺,都严于雅俗之辨,趋雅避俗是历代士人在为人和写作两方面的共同追求。可是到了北宋,诗人们却提出了“以俗为雅”的口号,对雅与俗的关系进行新的审视。本文拟对宋诗“以俗为雅”的现象及其文化背景做一些探索。

首先提出“以俗为雅”的是北宋的代表诗人苏轼和黄庭坚[2]。苏轼在《题柳子厚诗》中说:

诗须要有为而作,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柳子厚晚年诗极似陶渊明,知诗病者也。[3]

黄庭坚则在《再次韵(杨明叔)·引》中说:

庭坚老懒衰惰,多年不作诗,已忘其体律。因明叔有意于斯文,试举一纲,而张万目。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如孙吴之兵;棘端可以破镞,如甘蝇飞卫之射。此诗人之奇也。

黄庭坚此诗作于绍圣四年(1097),苏轼此跋无准确编年,但他喜好陶、柳二家诗是晚年南迁之后的事,所以此跋亦当作于绍圣年间。也就是说,苏、黄二人几乎是在同时提出了“以俗为雅”之说,这是他们的晚年定论。

众所周知,无论是论人还是谈艺,苏、黄二人都是极其反对“俗”的。苏轼有诗云:“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4]黄庭坚亦曾对子弟说:“士生于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5]至于他们评诗文、论书画时批判“俗”、“俗气”、“俗韵”的话更是多得不胜枚举。那么,反对“俗”又主张“以俗为雅”,是不是自相矛盾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以俗为雅”的确切内涵。

我们注意到,苏、黄所说的“以俗为雅”都是与“以故为新”相连的。“以故为新”的涵义比较明确,意谓在诗歌写作中学习、借鉴前代诗人在语言艺术(包括用字、造句、用典、设譬等各个方面)上的丰富积累。黄庭坚曾更加明确地将其归纳为“夺胎换骨、点铁成金”[6]之法。“以故为新”的手法在苏、黄诗中有大量的例证,其实质就是“化臭腐为神奇”,也就是通过奇妙的艺术构思使已经显得陈旧的某些艺术遗产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以故”是手段,“为新”是目的。“以俗为雅”既然是与“以故为新”并列的一个词组,它的语法结构和内在逻辑也应该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在“以俗为雅”这种手法中,“以俗”是手段,“为雅”是目的,即通过诗人的艺术构思使“俗”升华为“雅”。应该指出,广义的“以俗为雅”也包含有“以故为新”的意思。在文学史上,大至一种风格、一种意境,小至一个典故、一个比喻,总是在创始者获得成功之后,随即群相模仿,递相祖述。年代一久,新鲜、活泼的风格、意境、典故、比喻渐渐变成陈词滥调,即使凡庸之人也能脱口而吟、信手而书,这样的诗必然是平庸无奇、俗不可耐的。摆脱这种“俗”,使之恢复“雅”,正是“以俗为雅”的一种涵义。那么,除此之外,“以俗为雅”到底有哪些涵义呢?苏、黄没有明言,但我们从他们及其他宋代诗人的作品中可以发现下面两种涵义。

第一是诗歌语言的“以俗为雅”。从汉魏六朝到隋唐五代,除了杜甫等少数人之外,诗人是不允许俗字俚语进入诗歌殿堂的。唐人刘禹锡重阳日作诗不敢用俚俗的“糕”字[7],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但到了宋代,诗人们就不再受这种观点的束缚。宋祁虽是受西昆派影响很深的诗人,仍作诗嘲笑刘禹锡:“刘郎不敢题糕字,虚负诗中一世豪。”[8]王琪则公开主张:“诗家不妨间用俗语,尤见功……此点瓦砾为黄金手也。”[9]苏轼更认为:“街谈市语,皆可诗,但要人鎔化耳。”[10]所以在苏、黄手中,俗字俚语公然入诗。苏诗有句云:“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余。”[11]黄诗有句云:“闻道狸奴将数子,买鱼穿柳聘衔蝉。”[12]“软饱”指饮酒,“黑甜”指熟睡,“衔蝉”指猫,都是当时俗语,深受苏、黄影响的陈师道诗中也有大量的俚语俗字,仅宋人庄季裕《鸡肋编》卷下指出的就有二十一例。到了南宋的杨万里,俗字俚语更成为极重要的诗歌语言,以至后人批评他“满纸村气”[13]。

在用典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形。前人作诗用典,一般都局限于经史中的故事和诗文中的字句,偶然用及小说,也主要是《汉武帝故事》《西京杂记》等具有野史性质的较为“雅正”的书。苏、黄则不然。苏轼《东坡八首》中“古生亦好事,恐是押牙孙”用唐薛调《无双传》中故事,黄庭坚《戏赠彦深》中“上丁分一饱饭,藏神梦诉羊蹴蔬”用隋侯白《启颜录》中故事,《无双传》与《启颜录》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那些用典讲求典雅的诗人是不屑一顾的。从苏、黄开始,诗人用典不再有什么约束,无论是经史子集还是佛经道藏、稗官小说,都成了典故的渊薮。

宋人的这种做法,实际是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中那些被前代诗人所忽略或摒弃的部分引入诗歌。清人叶燮说:“苏诗包罗万象,鄙谚小说,无不可用。譬之铜铁铅锡,一经其陶铸,皆成精金。”[14]许多宋代诗人也有同样的特点,把“铜铁铅锡”等平凡之物陶铸成“精金”,正体现了苏、黄所倡的“以俗为雅”的精神,无疑,这种做法极大地补充了诗歌所需的语言材料,而且使之更加活泼、更加生气勃勃,这正是宋诗异于唐诗的特征之一。

第二是诗歌题材方面的“以俗为雅”。在六朝时代,诗歌几乎成了高门贵族的专利品,诗歌题材大体上被局限于以宫廷为中心的狭小范围之内。诗人即使把目光投向大自然,写出优美的山水诗,诗中体现的仍是高远玄妙的意趣和孤芳自赏的感情,即所谓“雅人深致”。至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则是诗人们不屑一顾的。经常写到鸡犬桑麻的陶诗在当时完全被诗坛所遗忘,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到了唐代,虽然诗国的疆域大大地扩展了,但整个诗坛仍未充分注意到生活中那些“俗”的题材。王维虽时时咏及樵夫牧童,孟浩然也写过“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15]的句子,但那只是作为诗人静谧心境的点缀和衬托,自身并不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白居易等人也常在诗中描写下层,人民的疾苦,但那是为了“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16],作诗的目的既然是功利性质的,题材当然也不会被当作审美的对象。所以说,除了杜甫、韩愈等少数人的少量作品外,唐代诗坛对那些平凡、琐屑的题材是不甚注意的。晚唐的贾岛、姚合等人虽多写细小题材,但他们偏爱阴冷破败之景,取径太窄,意境枯窘,未能树立诗坛新风。

入宋以后,诗坛风气有了很大的转变。从欧阳修、梅尧臣开始,诗人们把审美的目光投向生活的各个角落,欧阳修赞扬梅诗“长于本人情、状风物”[17]的确,梅尧臣诗中除了写时事、民生疾苦、山水、怀古等前人常写的题材外,还有《食荠》、《范饶州坐中客语食河豚鱼》、《深夏忽见柰树上犹存一颗实》、《孙曼叔暮行汴上见鹘击蝙蝠以去语于予》之类的诗,还有一首题作《师厚云虱古未有诗邀子赋之》。这些“古未有诗”的题材是蓦然闯入诗歌殿堂的,所以梅尧臣的尝试有时不很成功,例如《扪虱得蚤》、《八月九日晨兴如厕有鸦啄蛆》等,缺乏深情远韵,未能把凡庸之物升华到审美境界,也就是未能“以俗为雅”。但这种努力开始了拓展诗国疆域的运动,等到苏、黄主盟诗坛时,诗人们一方面继承了欧、梅“本人情、状风物”的传统,另一方面避免了梅尧臣写俗物而未能脱俗的缺点,从而最大程度地使平凡、琐屑的日常生活,上升入诗的境界。在苏、黄诗集中,数量最多的有两大类:

第一类是题咏亭台楼阁、书画、纸墨笔砚乃至茶酒等物的诗。诗人的目光常常投向前人绝少注意的“俗物”,例如黄诗中咏过莲子汤、豆粥蛤蜊、黄雀等食物。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诗中有许多佳作,达到了“以俗为雅”的目的,苏、黄的许多咏茶诗就是如此。茶是古人生活中的重要日用品,它在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早已超越了柴米油盐等物,成为文人高雅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具有一定的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唐人对饮茶已相当讲究,陆羽还写了《茶经》书,但是唐人咏茶的诗很少,除卢《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外几无名篇。而欧、梅二人写了《尝新茶杂言》、《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等四篇七古来咏茶,往复相和,乐此不疲,但诗歌本身尚非上乘。到苏、黄手中,咏茶诗成了重要的一类,而且佳作叠见,所以清人王士镇云:“黄集咏茶诗最多最工。”[18]我们在苏,黄集中各举一首篇幅较短的为例:

活水仍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苏轼《汲江煎茶》

人间风日不到处,天上玉堂森宝书。想见东坡旧居士,挥毫百斛泻明珠。我家江南摘云腴,落霏霏雪不如。为公唤起黄州梦,独载扁舟向五湖。(黄庭坚《双井茶送子瞻》)

一写烹茶之趣,一写赠茶友人,题材本身是平凡琐屑的,也可以说是俗的,然而前一首描绘了月明江清的清幽环境,后首则以远离尘俗的高雅之地为背景,它们又分别以“雪”、“松”、“云”等洁净之物来形容茶之清醇。更重要的是,前一首结以身居异乡的孤寂之感,后一首结以归隐江湖的高洁志趣。这样,全诗的意境、情趣就极高洁,没有丝毫俗气。也就是说,诗中的茶确已超越了实用性质而跃入了审美的境界,从而完成了“以俗为雅”的升华过程。

宋代诗人的目光甚至投向了从未入诗的一些事物:

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苏轼《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之一)

“牛矢”入诗,恐怕是唐人无法想象的。然而此诗写了生动活泼的农村生活情景和诗人乐观旷达的精神,志趣高洁,并无鄙俗之病。南宋的杨万里、范成大等人在这方面发展了苏轼的传统,从而使向来不被诗人注意的农村生活的许多细节成了绝妙的诗料。

第二类是赠别唱酬、纪行纪游之诗。这些题材前人也写,但宋人写得更多,而且叙事、抒情的角度更趋向世俗化。宋人虽然盛赞杜甫“一饭未尝忘君”[19],但他们写送别诗时极少有“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20]的勉励之言,在流落迁徙时也极少抒“周宣中兴望我皇,洒血江汉身衰疾”[21]的心怀魏阙之情。他们更注意的是私人的交情、自身的感受等等。例如苏轼先贬黄州,后谪岭南,留下了许多“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22]“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23]之类的诗。当然这里面也有北宋党争激烈、文网较严的影响,但苏轼作诗向来敢怒敢骂,作于惠州的《荔枝叹》中直斥丁谓、蔡襄之名就是一例。关键是他的审美视野的焦点在彼而不在此。宋人的纪游诗、山水诗也与唐人不同。唐诗中王、孟喜写宁静的世外桃源,李、杜爱写雄伟的奇山异水,都寄意于远离人寰尘嚣的境界。宋人则更喜欢写金山、西湖等游人熙攘的世间山水,苏轼有句云:“我虽爱山亦自笑,独往神伤后难继。不如西湖饮美酒,红杏碧桃香覆髻。”[24]虽为一时戏言,却说出了宋人山水诗的特点。后人或以此作为判断唐宋诗优劣的根据,认为唐诗多写重大题材,风格雄浑,故高雅;宋诗多写琐细题材,风格纤巧,故卑俗。其实这仅仅反映了两个时代不同的审美风尚,并无高下可言。而且宋诗在内容上由外扬转向内敛,减弱的仅仅是诗歌的社会功能、政治功能,对于艺术来说,这未必不是一种进步。所以说,宋诗在题材上的“以俗为雅”,实际上是把人类生活中被前代诗人所忽视或舍弃的部分引入了诗国。叶燮云:“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25]整个宋诗也有同样的特点,宋人开拓诗境的努力是功不可没的。

那么,宋人是如何实现“以俗为雅”的呢?从表面上看,有一些具体的手法,我们举苏、黄诗为例做些说明。

一是一篇之中雅俗相半,以雅化俗。叶梦得《石林诗话》评苏诗《白鹤峰新居欲成夜过西邻翟秀才》云:“苏子瞻“林行婆家初闭户,翟夫子舍尚留关’,始读殆未可测其意。盖下有‘连娟缺月黄昏后,缥缈新居紫翠间。系懑岂无罗带水,割愁还有剑铠山’四句,则人头不怕放行,宁伤于拙也。”此诗首二句不但拙,而且俗,但有了后面四句的清丽典雅,全诗也就雅而不俗了。类似的黄诗有《登快阁》,首句“痴儿了却公家事”辞意甚俗,但后面的“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等句却极其雅洁。

一是用典故等比较雅的手法来咏俚俗之物。例如苏诗《豆粥》,如果仅有“沙瓶煮豆软如酥”等句,则不免俚俗之讥。但此诗写了刘秀、石崇与豆粥有关的两个故事,从而使豆粥具有一层历史文化的意义,全诗也就化俗为雅了。类似的黄诗有《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通篇用典,极其雅饬。可惜此诗书卷气太浓了,招致后人不少批评。从本质上看,宋人实现“以俗为雅”的手段就是以更为宽广的审美视野和更为敏锐的审美趣味去审视世界。让我们看些例子:

苏轼和黄庭坚都写过《薄薄酒二章》,苏诗有引“胶西先生赵明叔,家贫好饮,不择酒而醉,常云:‘薄薄酒,胜茶汤。丑丑妇,胜空房’,其言虽俚而近乎达,故推广之,以补东州之乐府。”黄诗之二云:

薄酒终胜饮茶,丑妇不是无家。醇醪养牛等刀锯,深山大泽生龙蛇。秦时东陵千户食,何如青门五色瓜?传呼鼓吹拥部曲,何如春雨一池蛙?性刚太傅促和药,何如羊裘钓烟沙?绮席象床雕玉枕,重门夜鼓不停挝。何如一身无四壁,满船明月卧芦花?吾闻食人之肉,可随以鞭朴之戮。乘人之车,可加以铁钺之诛。不如薄酒醉眠牛背上,丑妇自能搔背痒。

陈师道黄庭坚都写过《陈留市隐》诗,黄诗是:

陈留江端礼季共:陈留市上有刀镊工,年四十余。无室家子姓,惟一女年七岁矣。日以刀镊所得钱与女子醉饱,则簪花吹长笛,肩女而归。无一朝之忧,而有终身之乐。疑以为有道者也。陈无已为赋诗,庭坚亦拟作。

市井怀珠玉,往来人未逢。乘肩娇小女,邂逅此生同。养性霜刀在,阅人清镜空。时时能举酒,弹镊送飞鸿。

 

赵明叔的话原很俚俗,但苏、黄却从中挖掘出很深的意蕴,将它提高到人生哲理的层次。并用优美的诗歌语言把这种哲理化为艺术意境。苏轼说这是“推而广之”,其实更是“拔而高之”,其结果就是“以俗为雅”,虽说这种哲理自身的思想价值不一定很高。至于陈留市的刀镊工,其实就是一位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这本来是“俗人”,即黄诗首句所说的“市井”。然而黄陈却从他的身上发现了“有道者”的品质,并写成了这两首有名的诗。其实这很可能是诗人用自己的观点去代替或塑造了刀镊工的形象,但对于作诗而言,这确是从俗中发现雅,即“以俗为雅”。

当然,诗人们注意得更多的是他们自身,“以俗为雅”的审美方式在他们写自己日常生活的诗中体现得更为普遍。上文中所举的咏茶诗等就体现了这一点,我们再看两个例子。

红尘席帽乌靴里,想见沧洲白鸟双。马枯萁喧午枕,梦成风雨浪翻江。(黄庭坚《六月十七日昼寝》)

这首写生活琐事的小诗曾引起后人议论纷纷,清人袁枚所说的“落笔太狠,便无意致”[26]便是较有代表性的批评,叶梦得则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黄庭坚辩解,且说这体现了“鲁直之好奇”[27]。其实此诗的好处已见于任渊注:“以言江湖之念深,兼想与因,遂成此梦”。我们认为此诗的特点之一正是“以俗为雅。”诗人当时身处“红尘”之俗境,面对着“马枯萁”之俗物,本无丝毫雅趣,但他以对“沧洲白鸟”的高洁意境的向往洗清了眼前的“红尘”,从而使俗景(枯萁)化成雅境(风雨江浪),这个转变过程的关键正是“以俗为雅”的审美观照。

山苍苍,水茫茫,大孤小孤江中央。崖崩路绝猿鸟去,惟有乔木搀天长。客舟何处来?棹歌中流声抑扬。沙平风软望不到,孤山久与船低昂。峨峨两烟鬟,晓镜开新妆。舟中贾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苏轼《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

尾句中“小姑”指小孤山,“彭郎”指澎浪矶,民间传说他们是一对夫妇。[28]清纪昀评此诗云:“绰有兴致,惟末二句佻而无味,遂似市井恶少语,殊非大雅所宜。”[29]其实此诗之所以“绰有兴致”,正在于写得新颖活泼,其关键即把民间俗传升华为诗歌雅趣。纪昀光看到其本于俗传,遂以为不雅,正暴露了这位馆阁学者审美意识的保守性。

总之,“以俗为雅”不但扩大了诗歌的表现对象,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功能,而且使诗歌的风格更加平易近人。宋调异于唐音,“以俗为雅”是一个重要因素。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宋诗的“以俗为雅”呢?丹纳《艺术哲学》中说:“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30]使宋诗产生“以俗为雅”现象的“气候”是宋代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由它制约的士人文化性格。

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势力最大的儒道、释三派在南朝时已出现互相吸收、互相融合的趋势,后来三派之间虽亦发生过激烈的斗争,但那主要是政治势力之争,而在教义、思想方面则继续互相吸收、融合。中唐的韩愈以辟佛著称,但他实际上从禅宗那儿吸取了不少思想养料。[31]韩门弟子李翱走得更远,以至于朱熹说他“只是从佛中来”[32]。到了宋代,三教合一的速度更快,终于产生了理学。理学家们虽然以醇儒自命,但其实他们的理论框架乃至思维模式都吸收了大量的佛、道思想,其中尤以禅宗思想为多。这种情形是宋代思想界的整体特色,理学家周、张、二程是如此,诗人欧、王、苏、黄也是如此,虽然他们有时不肯承认这一点。这种文化背景使宋代士人的文化性格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其中与本文有关的有以下两点。

首先,士人的生活态度世俗化了,人生理想则趋向内敛。在宋以前,儒、释两种思想的演变有一个共同的趋势,那就是越来越世俗化。儒家思想本来就是一种人世的思想,汉儒的天人感应说和繁琐章句一度干扰了儒家的人世精神,但到了韩愈写《原道》时,又把儒家思想更紧密地与日用人伦结合在一起,成了指导人们日常生活的道德、伦理准则。宋儒继承了韩愈思想中的这一部分,使儒家思想更加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从而提出了“民胞物与”的观点。佛教在印度本是主张出世的宗教,但自从它来到中国之后,橘变为枳,也渐渐地世俗化了,这个转变过程的关键人物是禅宗六祖惠能。自初祖达摩到五祖弘忍,均提倡“栖神山谷,远避嚣尘”[33]的修行方法,惠能却主张“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并声称“法元在世间,于世出世间。勿离世间上,外求出世间”[34]。晚唐时临济宗创始人义玄更把这种精神具体化:“道流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之事,屙屎送尿,著衣吃饭,困来即眠。”[35]及至宋代,禅师们在生活上与俗人已无大区别,例如与苏、黄交谊颇深的释惠洪虽然寄身丛林,但是“于禅门本分事,则无之也”[36]。禅宗与理学还有一个共同的趋势。即在人生的追求中由注重外部事功转向注重内心修养。禅宗既以内心顿悟为宗旨,势必轻视甚至否定行善、诵经等外部功德。而理学家虽然以修、齐、治、平相标榜,但他们最着力的却是诚意、正心。在这样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宋代士人不再如南朝士人那样矜持地自命清高,也不再如唐代士人那样热烈地追求功业,而是采取了和光同尘、与俗俯仰的生活态度与趋向内敛的人生理想。黄庭坚曾两次丧偶,四十岁时路经泗州在僧伽塔前作《发愿文》,誓断酒肉。苏轼还称赞他“丧妻绝嗜好,蔬食饮水,此最勇决”[37]。但黄庭坚“其后悉毁禁戒,无一能行之”[38]。其实这根本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宋人对出家的和尚食肉都恬不为怪[39],何况在家的“居士”!然而宋代的士人虽然在生活中比较随俗,内心却比前人更能保持高雅的志趣。我们把唐,宋两代的隐士事迹对比一下就可看清这一点。唐代的隐士大多隐于远离红尘的深山,但往往以之为终南捷径。宋代的隐士则与之相反。[40]例如林逋隐于西湖孤山,离杭州城仅一箭之遥,但他二十年不人城市。林逋在生活上并不矜持虚矫,曾两次接受朝廷所赐粟帛,且常对人说:“世间事皆能为之唯不能担粪与著棋。”[41]但他终生不仕,临终作诗云:“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42]苏轼《书林逋诗后》云:“不论世外隐君子,佣奴贩妇皆冰玉。先生可是绝俗人,神清骨冷无由俗。”正是对林逋居于人境而能绝俗的生活态度的赞扬。在宋人看来,生活中的雅俗之辨应该注重大节而不是小节,应该体现在内心而不是外表。所以黄庭坚说:“余尝为诸子弟言,士生于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或问不俗之状,余:难言也。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43]苏轼亦说:“古来真遁何曾遁,笑杀逾垣与闭门。”[44]苏轼少时仰慕东汉的范滂,人仕后,忠心为国,敢于直抒政见,虽屡遭打击而不改初衷。但他在生活中却能随遇而安,与俗俯仰,所以黄庭坚称赞他“逢世爱憎怡怡,立朝公忠炯炯”[45]。黄庭坚平时在政治上无大作为,富弼甚至说他“只是分宁一茶客”[46]。但他在绍圣元年(1094)因修《神宗实录》事遭到勘问,却能不畏强暴,据理力争。陈师道一生为衣食而奔走[47],最后却因不肯穿从人品不高的赵挺之处借来的绵衣而受冻致死,都是“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具体表现。

这样的生活态度和人生理想使宋人能在俗世中保持高雅的志趣,正如苏轼所说:“每于红尘中,常起青霞志”[48],黄庭坚则自赞云:“似僧有发,似俗无尘。”[49]这为宋诗的“以俗为雅”提供了价值观的基础。其次,士人的审美态度世俗化了。古代的道家曾认为道“无所不在”,甚至“在瓦甓”、“在屎溺”[50]。后来禅宗也认为佛法无处不在,“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51]宋代的禅师更常用极其粗俗鄙陋之物为喻来谈论佛法,如佛印曾写信给苏轼说:佛法“在行住坐卧处,著衣吃饭处,屙屎刺溺处,没理没会处,死活不得处”[52],宋代的理学家们也认为理是充斥于天地万物的,张载“视天下无一物非我”[53],朱熹认为“天理流行,触处皆是”[54],程门高足谢良佐甚至用“桃仁”、“杏仁”来解释“仁”[55]。宋人在论道说理时所用的语言也越来越世俗化,理学家留下的讲义、语录都用大白话写成,不再追求文字的典雅。禅师们更是满口粗话,鄙俗不堪。这种风气不能不对诗人们的创作产生影响。苏轼说:“一念清静,墙壁瓦砾皆说无上法”[56],又说:“凡物皆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57]前者或许仅具哲理认识的意义,而后者则显然带有审美观照的意味。所以宋人认为,审美活动中雅俗之辨的关键在于审美主体是否具有高雅的品质和情趣,而不在于审美客体是高雅还是卑俗之物。黄庭坚说:“俗里光尘合,胸中泾渭分”[58],“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若以世眼观,无真不俗”[59],就含有这层意思。黄庭坚赞扬刘禹锡的《竹枝词》“道风俗而不俚”[60],苏轼赞扬黄庭坚“以磊落人书细碎事”[61],都体现了这种观点。正由于具备了这种审美态度,宋人才能把生活中那些凡陋卑俗的内容纳人审美范围,苏轼才能把“牛矢”写入诗歌。所以说,审美态度的世俗化为宋诗的“以俗为雅”提供了审美观念的基础。

我们的结论是:宋代的文化氛围(主要是禅宗思想的流行)使士人能身处俗世而获得精神上的超越,这就是宋诗“以俗为雅”的文化背景,“以俗为雅”就是在审美活动中对于“俗”的超越。

 

[1]许多人怀疑《对楚王问》不是宋玉的作品,但这段故事见于西汉刘向《新序》,其后东晋习凿齿《襄阳者旧传》中也有记载,可证其产生的年代很早。

[2]按:《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六引《后山诗话》:“闽士有好诗者,不用陈语常谈,写投梅圣俞。答书‘子诗诚工,但未能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尔。”但梅尧臣是否真的说过这话,尚无坚证。

[3]《苏轼文集》卷六七,中华书局1986年版。按:原文“当以故为新”前有“用事”二字,此据《稗海》本《东坡志林》卷校改。因此条论柳宗元晚年诗及陶诗,不应专论“用事”。

[4]《于潜僧绿筠轩》,《苏轼诗集》卷九,中华书局1982年版。

[5]《书嵇叔夜诗与侄模》,《山谷题跋》补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6]参看拙文《黄庭坚夺胎换骨辨》,《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

[7]见唐·韦绚《刘宾客嘉话录》,《丛书集成初编》本。

[8]《九日食糕》,《景文集》卷二四,《丛书集成初编》本。

[9]见《西清诗话》,《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10]见周紫芝《竹坡诗话》,《历代诗话》本。

[11]《发广州》,《苏轼诗集》卷三八。

[12]《乞猫》,《山谷外集》卷七,《黄庭坚诗集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

[13]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光绪乙西十月初四日,《古学汇刊》本。

[14]《原诗》外篇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15]《过故人庄》,《孟浩然诗集笺注》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16]《寄唐生诗》,《白居易诗集笺校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17]《书梅圣俞稿后》,《欧阳修全集》卷七二,中华书局2001年版。

[18]《花草蒙拾》,《词话从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

[19]苏轼《王定国诗集叙》,《苏轼文集》卷六七,中华书局1986年版。

[20]《奉送严公人朝十韵》,《杜诗详注》卷一一,中华书局1979年版。

[21]《忆昔二首之二,《杜诗详注》卷一三。

[22]《初到黄州》,《苏轼诗集》卷二

[23]《食荔枝二首》之二,《苏轼诗集》卷四

[24]《自普照游二庵》,《苏轼诗集》卷九。

[25]《原诗》内篇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26]《随园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27]《石林诗话》卷上,《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

[28]欧阳修《归田录》卷二云:“世俗传讹,惟祠庙之名为甚,,江南有大、小孤山,在江水中,嶷然独立。而世俗转“孤’为‘姑’。江侧有一石矶,谓之澎浪矶,遂转为彭郎矶,云:彭郎者,小姑婿也。”

[29]纪批《苏文忠公诗集》卷一七,《宋集珍本丛刊》本。

[30]傅雷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9页。

[31]见陈寅恪《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32]《朱子语类》卷一三七,中华书局1986年版。

[33]弘忍语,见《楞伽师资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34]《坛经》第三十六节,中华书局1983年版。

[35]《临济慧照禅师语录》,《古尊宿语录》卷四,中华书局1994年版。

[36]《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7]《答李昭圮书》,《苏轼文集》卷四九。

[38]《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一。

[39]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七所记“蒸豚诗”事。又苏轼《赠上天竺辩才师》:“何必言法华,佯狂啖鱼肉。”(《苏轼诗集》卷九)

[40]参看罗联添《从两个观点试释唐宋文化精神的差异,载《唐代文学论集》上册,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版。

[41]见《梦溪笔谈》卷一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42]《书寿堂壁,《林和靖诗集》,《四部备要》本。

[43]《书嵇叔夜诗与侄板,《山谷题跋》补编。

[44]《监洞霄宫俞康直郎中所居四咏·遁轩》,《苏轼诗集》卷六。

[45]《东坡先生真赞三首之一,《豫章黄先生文集四,《四部丛刊初编本。

[46]《朱子语类》卷一三

[47]陈有句云:“老作诸侯客,贫为一饱谋”(《元符三年七月蒙恩复除学喜而成诗》)、“卧家还就道,自计岂苍生”(《宿合清口》),等等。

[48]《以屏山赠欧阳叔弼》,《苏轼诗集》卷三四。

[49]《写真自赞六首之六,《山谷集》卷一四,《黄庭坚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0]《庄子·知北游》,中华书局1987年版。

[51]《景德传灯录卷二八,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版。

[52]见钱世昭《钱氏私志》,《百川学海本。

[53]《正蒙·大心篇》,《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

[54]《朱子语类卷四

[55]《宋元学案》卷二四,中华书局1986年版。

[56]《跋王氏华严经解》。《东坡题跋卷一,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57]《超然台记》,《苏轼文集》卷三六。

[58]《次韵答王奋中》,黄庭坚诗集注》卷七。

[59]《题意可诗后》,《山谷题跋》卷二。

[60]《跋刘梦得竹枝歌》,《山谷题跋》卷二。

[61]《跋鲁直为王晋卿小书尔雅东坡题跋》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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