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甫:文艺论·二 格调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8 次 更新时间:2018-09-09 23:4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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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甫  

   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

   诗贵性情,亦须论法。乱杂而无章,非诗也。然所谓法者,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而起伏照应、承接转换,自神明变化于其中。若泥定此处应如何,彼处应如何,不听意运法,转以意从法则死法矣。试看天地间,水流云在,月到风来,何处著得死法。(同上)   《鸱鸮》诗连下十“予”字,《蓼莪》诗连下九“我”字,《北山》诗连下十二“或”字,情至不觉音之繁、词之复也。后昌黎《南山》,用《北山》之体而张大之(下五十余“或”字),然情不深而侈其词,只是汉赋体段。(同上)

   《九歌》哀而艳,《九章》哀而切;《九歌》托事神以喻君,犹望君之感悟也;《九章》感悟无由,沉渊已决,不觉其激烈而悲怆也。(同上)

   《风》《骚》既息,汉人代兴,五言为标准矣。就五言中,较然两体:苏李赠答,无名氏十九首,是古诗体;庐江小吏妻、《羽林郎》、《陌上桑》之类,是乐府体。(同上)   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同上)

   提倡格调说的沈德潜,他不同意钱谦益对明朝前后七子的批评,认为“弘正之间,献吉(李梦阳)仲默(何景明)力追雅音”,“于鳞(李攀龙)元美(王世贞)”,“取其菁英,彬彬乎大雅之章也”。他认为“宋诗近腐,元诗近纤”,独推明前后七子的诗为“大雅”(《明诗别裁序》),这可以看出他的格调说是继承明前后七子的摹仿盛唐的格调来的。王士禛看到明前后七子模仿盛唐的流弊,用神韵来救格调,沈德潜看到神韵的空疏又用格调来补救,因此他讲的格调,跟前后七子的模仿稍稍不同,不像神韵的偏重一种风格,不像前后七子的认为诗必盛唐,是想通观历代的诗,探索各种风格的流变。因此,他的《说诗晬语》,从《诗经》讲起,讲《楚辞》、《乐府》、五言诗,一直到唐宋元明的诗,他选了《古诗源》《唐诗别裁》《明诗别裁》《清诗别裁》。他不选宋诗,认为“宋诗近腐”,推前后七子为大雅,说明他对诗的看法,还是继承明人的推崇盛唐,不过再吸取中晚唐罢了。他初选《唐诗别裁》,对于初唐的王、杨、卢、骆,白居易的讽谕诗,张籍、王建的乐府诗,李贺的楚骚苗裔,都不选,经过大家提意见后才补选,但对李商隐的《无题》诗还是不选,根据他的原选来看,那末他的格调说实际上还是跟着明代前后七子走。他对宋诗独推重苏轼、陆游,也显得偏,足见他对于诗论的见解不高。不过从他的选本看,《唐诗别裁》是比较好的,这不决定于他选得好,是他接受了大家的意见,补选了他原来没有选的诗,才成为较好的选本。他的诗论也是这样,倘只是推崇明代的前后七子诗,根据明代前后七子的模仿来立论,那就毫无可取了。但他的诗论也像他的《唐诗别裁》那样,吸取了别人各种较好的意见,虽其中推崇明代李、何、李、王的说法不够正确,但其中也包括了可取的议论。

   他讲格调,提出“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不过在这方面只是装门面,他没有什么发明。他注意的还是讲格调,讲韵律,讲抑扬抗坠,讲节拍,要从中体会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这就不局限于韵律节拍,要通过韵律节拍来体会情思,接触到风格,还是讲到格调。他讲诗法,讲起伏照应、承接转换,但又讲神明变化,既反对无法,又不要被法所拘束,还是讲格调,从格调归结到风格上去。要像水流云在,月到风来,根据各种情意形成各种风格,或动或静,或彼或此,唯意所适,这样讲格调,就不同于神韵派的侧重于一种风格。他讲《诗·豳风·鸱鸮》里连用十个“予”字,像“予羽谯谯(状零落),予尾翛翛(状坏)”等,用鸟来比自己在风雨飘摇中的处境。《诗·小雅·蓼莪》连用九个“我”字,像,“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等,来表达对父母的深厚感情。《诗·小雅·北山》连用十二个“或”字,像“或燕燕(安息貌)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止)于行”等写劳逸的不平均。韩愈的《南山》诗,用了五十多个“或”字,像“或连若相从,或蹙若相斗,或妥若弭伏,或竦若惊雊(雉鸣)”等,写南山各种石头的形状。这里讲用字,连用许多个“予”“我”“或”表达情词的迫切。有了这种迫切的感情,才需要连用重复的字来表达,这是内容决定形式。倘没有这种感情,只是卖弄知识广博而连用“或”字,像韩愈的《南山》诗,就只是铺叙罢了。

   他又讲到《九歌》和《九章》的风格,有哀艳和哀切的分别,是把风格的差别联系到内容来讲。又把汉乐府同五言诗分别,就是指叙事诗同抒情诗的不同,联系内容来讲体制。又就陶诗的影响说,讲到王维诗的清腴,孟浩然诗的闲远,储光羲诗的朴实,韦应物诗的冲和,柳宗元诗的峻洁。注意各家诗的不同风格,这也是格调说与神韵说、性灵说不同的地方。神韵说偏重于讲一种风格,性灵说偏重于讲表达性灵的诗,不像格调说比较注重各家各派的特色,更有利于多方借鉴,是注意到各种风格的。

   联系诗的演变,诗的内容、体制、风格来讲,所以讲得比较平实,可以纠正有些诗论的偏颇。像讲孟郊,他认为“孟东野诗,亦从《风》《骚》中出。特意象孤峻,元气不无斵削耳。以郊岛并称,铢两未敌也”。认为贾岛不如孟郊。元好问《论诗绝句》说:“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江山万古潮阳笔,合在元龙百尺楼。”认为“扬韩抑孟毋乃太过”。又指出“太白想落天外,局自变生,大江无风,涛浪自捅,白云卷舒,从风变灭”;“少陵歌行,如建章之宫,千门万户,如钜鹿之战,诸侯皆从壁上观,膝行而前,不敢仰视,如大海之水,长风鼓浪,扬泥沙而舞怪物,灵蠢毕集,与太白各不相似,而各造其极。(同上)。像这样,结合孟郊诗的思想感情和他独具的风格来评价,看得自然比元好问要全面些。对李白杜甫的评价,也能够看到两人在风格上形成的特点。杜甫比起李白来,更着意于“语不惊人死不休”,所以说李白是“大江无风”而“涛浪自涌”,杜甫是“长风鼓浪”。但注意格调的,对于思想内容方面,也都从格调的角度来看,所以还有注意得不够的地方。像李白的乐府诗,袭用乐府旧题而要别出新意,也似“长风鼓浪”而异于无风自涌,即有意为之;不如杜甫的新乐府因事命篇而不与古人争胜,而自胜于李白,这是讲格调的对于诗歌的反映生活之广度与思想之深度的认识有所不足。

   另一方面,他的论诗,有时不免有些迂腐气,如论张籍的《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说:“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赠珠者知有夫而故近之,更亵于罗敷之使君也,犹惑其意之缠绵耶?虽云寓言赠人,何妨圆融其辞。然君子立言,故自有则。”他明知这诗是寓言,一切比喻都是只能取其某一点来相比,而不能用比喻的全体来相比,这诗只借寓言来表示不能接受李司空之聘,不能因而把李司空看作勾引有夫之妇。《文心雕龙·比兴》说;“义取其贞,无从于夷禽”,用鸟来比淑女,只取其有贞一的德性,并不是骂这个淑女是禽兽。在这方面后起的袁枚就比他超脱多了。沈的《说诗晬语》写于1731年辛亥,那时袁枚只有十六岁,沈还没有接触到袁的性灵说。

   格调说虽有它的映点,但就它借鉴前人的作品,注意广泛地吸收历代作品的成就,探讨它们的不同风格和内容说,还是有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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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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