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彦修:文化发展方向要不要强调民主

——延安时期毛泽东、张闻天在这个问题上的歧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23 次 更新时间:2015-04-30 10:3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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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彦修  

  

   在59年前即1940年的延安,由党中央的两个领导人同时分别提出了两个不同的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问题。

   依时间先后,是张闻天与毛泽东,张提出的今后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道路,是沿着"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前进;毛提出的则是以向着"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前进。一个十分强调"民主",即使在解释"科学的、大众的"两个特点时,也是密切联系甚至是围绕着民主的发展而立论的;一个则几乎未涉及民主这个实际上是灵魂、核心的问题。59年后的今天来看这个问题,这似乎不是偶然行文的不同,而是两种原则上颇为不同的两个发展方向的问题。张闻天是继承和发展了"五四"的光辉道路与方向的杰出代言人。毛泽东对"民主"这个问题则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如果说因为文化是由马克思主义领导的,就可以不谈民主方向了,这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既要解放全人类,还要社会的各个人能得到全面发展,这是最大的真民主,怎么能因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便把它同马克思主义民主看成互不相容的呢?

   但是,在我党的政治生活中,一言堂早就存在了。以延安当时集中那么多党的领导人、干部、文化人于一小地而言,它恐怕是世界上文化思想水平最高的一个城市了,难道对这两个不同提法原则上的不同也看不出来么?当然不会。笔者当时正在延安,以笔者当时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也明显地看出了,我问过一些当时的青年同志,也都说看出了。但都是因为不愿或不敢提出这样敏感的问题,大家都不提就过去了。80年代初,笔者同"张闻天文集、传记编辑组"的程中原同志谈起这个问题,我颇为扼腕。程告诉我: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是始终支持张闻天的,到现在还是如此。找出《邓选》一看,果然如此!原来在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一年半以后,邓小平在今后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问题上,在太行山采用的是张闻天的提法,而不是毛泽东的提法,这不能不使人感到吃惊和佩服!

   下面介绍一下这件事情的经过。

   1940年1月初在延安开了一次文化盛会,名为"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张闻天在1月5日做了一个主题报告,毛泽东于1月9日到会作了新民主主义论的讲演。当时张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长,报告的题目叫做《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报告最精采与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提出了一个今后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与道路问题。历史虽然已过去了59年,但这个提法的光辉却并没有丝毫减弱。相反的,由于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强大的封建势力顽固而普遍的存在,历史就将愈来愈证明张闻天这个提法的重要性和它在今后持久的生命力。

   张闻天报告中这段精采的语言是:

   "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必须是为抗战建国服务的文化,要完成这个任务它必须是:民族的。

   民主的。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主张民主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

   科学的。即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拥护科学真理,把真理当成自己实践的指南……

   大众的。……主张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主张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大众。"(《张闻天选集》第252-256页)

   张闻天在这里响亮地提出了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反武断、反迷信、反愚昧等一连串战斗的、常新的口号,这是对"五四"传统的最好的继承和发展。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张闻天对科学的、大众的这两个口号,也决不是就科学解释科学,就大众化的表现形式解释大众化。他所解释的科学也是服从于民主要求的,所以他的科学化要求,就是反武断、反迷信、反盲从、反愚昧这些内容,是服从于全民族的思想解放和精神解放的总要求的。他对"大众化"的解释,更不同于很多人的解释,他没有把这个问题局限在或者把重点全放在表现形式上,而主要是把它解释成为代表人民大众利益和提出人民大众的真实要求的这些方面。由此,可以看出,张闻天提出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四大特征,从根本上说来,都是着重在阐明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问题,对形式问题他虽然也做了很好的解释,但在他的文章中,这终究是次要的,非决定性的。他着重谈的是内容,即文化发展方向的持久战略问题。当然,这是更远为重要的问题。

   从张闻天上述对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三个特点的说明来看,它们的核心其实大体上都是贯彻实现民主精神和民主自由的问题。因为,如果没有实现民主这根本重要的一条,那么,其他科学的、大众的两个要求就谈不到了。所以,张闻天提出的文化思想路线的根本精神或总精神是突出地强调民主精神和民主方向,是要把民主精神贯彻到各方面去的。这一点,张闻天的文章表达得很明白了,并不是今天替他做的新解释。

   在张闻天发表这个基调报告的四天以后,即1940年1月9日,毛泽东也到大会上讲了,后来以《新民主主义论》为题而闻名于世。毛提出中国文化思想发展的方向,是至今已为大家所熟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项。这里使人感到疑问的,是未提"民主的"这个重要特征。毛泽东仅仅是在解释"大众化"这个特点时才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页)而细读毛的"大众的"这个特点,包含的内容很多,颇不易抓住它的中心意思。例如,其中讲革命文化运动以至革命理论的重要性的要占一半的篇幅,讲进步文化人应当如何工作的又占去了很多。而这些又都不是同"大众化"这个问题有太大关系的。因此,对"大众的"这个特点颇难道出其中心意思。总的说来,毛在解释"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三个特征时,对张闻天所反复强调的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反武断、反迷信、反愚昧等号召,并没有怎么提到。同时,对上引的"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的解释,也颇不易理解。因为,宣扬封建伦理的、迷信的、反动的、色情的、各种宿命论的"文化",通俗的大众化的东西倒是多得不得了,因此,决不能保证大众化的东西就是民主的、反封建的,合于民主主义要求的。毛泽东在谈"大众化"时,确也似乎多是谈表现形式问题。他不是曾多次讽刺过作家们,"请你(大众)化一下"给我看么?所以,以"大众化"来包括文化发展的民主方向,是难于理解的,道理上也说不通的。事实上毛泽东在文化思想发展方向问题上,对"民主的"的这个要点的无视,是终其一生都未改变过的,尤其是最后的十年,他反复强调的,始终是专政。这是他个人的不幸,更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

   而且,毛的"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提法,显然带有解释他为什么不提"民主的"特征的意味。即"大众的"就包括"民主的"内容了,已经够了,用不着再提"民主的"这个方向了。更由于毛是在张之后几天讲的,因而毛的这两句话,又似乎有针对张强调"民主"方向的意味在内,即"民主的"不宜或不必作为一个重要的方向提出了,有个"大众的"就够了。

   从这里可以明白看出,张、毛的重大区别是很明显的,也是无法回避的。而且,从当时的事实经过上看,张是不可能没有发现这个明显的原则区别的。但是,张始终坚持他自己的观点,决不修改自己的观点来迁就毛。事情的经过是:毛著《新民主主义论》是首先在延安的《中国文化》杂志上发表(1940年2月15日),1940年2月20日在《解放》杂志上又第二次发表。张当时不可能不细读这篇文章,因为当时全延安的干部都是在仔细学习和讨论这篇文章。但张对他本人的报告仍照原样在同年4月10日的《解放》杂志上发表。即晚于毛文的50天以后发表,两个明显的分歧已十分明白,可见张对毛的提法是有很大的不同意见的。

   当时,我党正虎虎有生气,还能多少容忍某些不那么关系到紧张斗争的问题上某种不同看法的存在。上述史实就是一个例子。历史证明,只要有个"两家争鸣",真理也就会明显多了。

   这个问题怎么又会同邓小平联系起来了呢?

   原来1941年5月,邓小平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对我军作了一个题为《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明确而肯定地指出:"什么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呢?洛甫同志说(洛甫即张闻天--引者)。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邓小平文选》第1卷24页)这里,邓小平毅然采用了张闻天提出的战略性定义,而且至今不改。其实,这时毛的《新民主主义论》早已在各个抗日根据地学习一年多了,邓对毛的文章也不知已经读过多少遍了,他的报告又是专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的,就不可能不是经过仔细考虑的。但在仔细比较研究之后,邓毅然大胆地采用了或者说接受了张闻天的提法,这里恐怕很难用偶然性去解释的。毛的小册子早已人手一册,张的文章只在《解放》杂志上登过一回,要在太行山区里把一年几个月前的旧杂志找出来,倒是要费一番力气的。从这件重要事情上,就可以看出邓在当时就是如何具有过人的胆识和坚持真理的精神的。而大家都知道张闻天在30年代初,是曾经一度犯过严重左倾错误的领导人,1933年初他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不久,就协同博古等展开了反对本来是正确意见的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这场极其错误的斗争,在江西,开始阶段就是在张闻天直接领导下反对邓小平的面对面的斗争(张闻天早已真心承认过他过去的左倾错误,此处不赘)。于此也可见邓的胸怀之博大。如果这个问题仅仅是一个已经过去了的历史分歧,现在再拿出来讨论,意思也就不大了。但问题决不是如此。在我们党中央提出"科教兴国"的今后历史时期内,如果我们还是避开民主,仅在传统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原则的笼罩下,听不得文化学术上一点点民主要求和呼声,那么,"科教"本身的兴旺就会发生问题,要靠它去兴国就更难了。所以,我以为张闻天提出的文化工作(原本就是广义的,科学、教育自然包括在内)方向的四个原则即"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发展方向,在今天也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它永远不会成为历史古董。

   有人会说:你怕弄错时代了吧,那是对民主革命时期说的,而现在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了,你在向谁要民主?我回答说:不是向谁要民主,而是没有真正的、广泛的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应该肯定,有些文化学术口号,是没有时代阶级性限制的,其是否正确在各个时代、各个社会中都会起类似或相同的作用。例如,学术民主的口号,就是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中都应该是正确的。如果没有学术民主,那就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中都不会取得文化科学的大长进,甚至会引起大退步。在西方,"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二千几百年来就已被证明它是完全正确的;在中国,"百家争鸣"的口号,自春秋战国直至今日,也已被证明它是完全正确和绝对缺少不得的。同理,"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广义的)路线,也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正确的、必不可少的。这些口号里没有"国际性"字样,但民主的、科学的两句口号也可以包括此点了。因为科学真理是没有国界的。我国"五四"运动前后大大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时候,也正是文化科学大开国门的时候,就足以证明此点。

   张闻天提出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学术方向,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我国应遵循的文化道路的正确指引和总结。它既吸收了我国文化传统中最优秀的遗产,也吸收了西方文化科学传统中最优良的遗产。因此,它既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产,又是中国共产党珍贵的历史遗产。我们只应把它发扬光大,而绝不应该无视它,遗弃它;更不应该坚持个人迷信,一定要以不要或没有民主方向的文化路线为正确。

   (1998年5月4日)

   从"一纲四目"到"一国两制" 林雄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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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炎黄春秋》(京)1998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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