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彦修:有才无德的康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46 次 更新时间:2012-01-14 08:4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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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彦修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明、康生、陈云同机从苏联飞回延安。康生在苏联共产党代表团中是近似于王明的一个人,政治局委员,地位很高。一九三八年五六月在马列学院教过我们的课,党的理论这部分是他讲的。他会讲,有一句是一句,条理清楚,没有一个字重复,很有感情。他给我们讲课,举了一个人,饶漱石,新四军的政委,华东局的书记,外号叫“机关枪”,称赞得不得了,说他会做地下工作。

  康生知识广博,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几乎无所不通。特别有研究的是中国的戏曲史。书法,篆刻,他全通。他的字就很好,刻的章,很好,画的画,也很好,但他从不拿出来。他回到中国,用四川话来说就是很“知趣”,上面就是比较精通中国文化的,你在他的面前表现你有本事,你也懂得这些高级文艺,怎么可以?所以一些领导人写的诗,都不拿到《人民日报》发表。董老这些人偶尔写写,只在小报报屁股上发表发表。

  康生的知识展露出来,会引起很多麻烦。他精通的东西,有时候到了不能想象的程度。京戏他全懂,不但瞳,还会打小鼓。小鼓是京戏乐队指挥,我亲眼看见康生指挥过。一九三八年七月一号那天,大概延安第一次纪念建党十七周年,党校要开纪念大会,请马列学院的所有学员去参加,同时中午、晚上会餐。党校在延安城东十几二十里,马列学院在北门外七八里路。我们天不亮就出发,到那里杀猪宰羊,大吃一顿。中午开会时,还有几个美共青年参加。康生当主席,张闻天作报告,晚上演京戏《打渔杀家》。江青演女儿萧桂英,演得很好。那时江青很漂亮,二十七八岁吧。那个时候就知道,江青不但会演电影,还会演京戏。阿甲在《打渔杀家》中演父亲萧恩。后来江青把阿甲整得要命。江青当时跟毛还不是一家人,还是党校的学生。康生当时是党校的校长,动员江青出来演萧桂英这个角色,康生指挥乐队。一九八。年我有次到广西开会,遇到那时党校的人,也是马列学院的同学韩世富、李成铁。我问,那天是不是康生打鼓?他们说,确确实实是康生。说大概准备了个把月,他们早就看过了。

  康生一辈子工作紧张,什么时间去学这些东西呢?他在上海地下党,管“特科”,更紧张。在苏联住了几年,估计关于中国的书看得多一点,可以在莫斯科看中文古籍。但一九三八年能打小鼓,哪里学的?说明他是何等聪明。领导我们土改的时候,他还给我们讲京戏。他问我们,你们懂不懂什么叫“水袖功夫”?他说,看一个人会不会演戏,戏的水平怎么样,看出门水袖几摆就行了。旧社会,“水袖功夫”这个说法很流行,比如说某某人的水平达到了“水袖功夫”,就是说好得不得了。我们青年中没有一个懂。他给我们解释,一个演员出来有没有本事,水袖甩几下就知道了。水袖不容易,你们不要小看,这个功夫能看出一个演员的修养,特别是青衣,虽然是甩几下,但这个人的各种苦楚,各种悲愁都表现出来了。所以康生这个人对中国文化,不是知道一点点,而是知道得很多。他给我们分析《西厢记》时说,你们只知道王实甫的《西厢记》,其实董解元的《西厢记》比王实甫的好,一般人不知道。他说一点,就哇哇背出一篇,让我们听哪个好。他对中国这一套的了解,怎么来的?当然是自学的。他在苏联几年,在延安那么多年,他是用功的。这个人聪明得很,记忆力好。他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五年就在上海大学搞革命,哪有那么多时间来学这些东西,不能不佩服他。

  康生的知识技艺如此高明,有些还具有相当难度,一般人甚至费一生之力也不一定能比得上他。在上层,在背后,都知道他不佩服齐白石,他还另外刻一闲章“鲁赤水”与之相对,并盖在自己消遣的画作上。问题是他的这种情趣看似高雅独行,其实仅是表面,想以此博名。而他日夜梦求从公私两方面夺取高级文物的卑鄙劫掠行为,实在是太令人吃惊和可怕了。大约一九八。年或一九八一年夏天,我得到一张到故宫内某处秘密参观的票。我去了,地址似乎是故宫东北部一个较小的院落,很旧。整个下午参观的人大概只有二三十个,由一女专家介绍。女专家说,今天是看“四人帮”个人盗窃的国家文物。女专家的介绍很详细,说被盗窃的文物,就是直接从故宫调出的,数量质量均以康生为第一,陈伯达为第二,江青为第三,姚文元为第四,张春桥没有。这里面没有一件张春桥盗窃的东西,这说明张春桥头脑里只有整人害人的坏脑筋,他什么文化也顾不得要了。江青干的有些事最令人激愤和耻笑,她虽欲学“老佛爷”,但又上不得厅堂,谁也想不到她会干出如此小家子的恶霸事。她从故宫要了些毛笔,有的是象牙笔杆的,但这是“公平交易”,她是用每支四五元从故宫正式买去的。我记得好像还看见过故宫打给她的收条存根。看到这里,大家都骂:像个什么样子!

  康生这部分,我们也不过看看百分之一罢了。这部分是精品:康生是不会闹江青这种笑话的。康生名下陈列出来的书籍是知名的中国戏曲专家傅惜华的藏品,应是全国第一了吧。康生他们把国家的、民间的“帝、封、资”文化积累都烧毁个干尽,他却用国家权力把人家的文化精品抢过手去。我现在谈到这件事,自己都说不出口。你康生是个什么身份啊!

  康生抢的东西中,有一块精美瓦砚,据女专家介绍,中国此种瓦砚,现存数只,均已外流,在境内就可能只有康生要去的这一只了。还有半只虎符,女专家说,是解放后在京郊发掘出来的,是玉质的,据说,一般是铜质的,玉质的至今仍只发现这一个。这些说明:康生要的是唯一的或罕有的。

  康生的博识、广学,懂得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恐怕是知道得最广阔的。陈独秀知道古学,但不精通这些东西。瞿秋白懂一点,似乎也不精通那么多东西。

  

  他是个害人狂

  

  根本不用说,他是个害人狂。

  一九四八年我还是在搞土改。春节前几天,我们到了黄河北面离黄河不远的阳信,再到何家湾村,渤海区党委就住在这里。过春节的时候,不好下乡,我们继续住在何家湾。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康生给我们讲了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是怎么出狱的,清楚得很。六十一个人出狱大概填了什么表。登了什么报,办理了出狱手续。但“文革”时康生说他们全部是“叛徒”。

  我们去山东土改之前,康生已经在山东一两个月了。原来是邓子恢在那里管渤海区党委的整党(土地改革前,一般第一个步骤是整党)。邓老没有康生那么厉害,有些下不了手。那就换,换指挥,换成了康生,叫康生去,康生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康生在山东扫荡了两个区党委。一个是渤海区党委书记,叫景晓村,当时比较年轻,三十几岁,在当地威信很高。康生把景晓村斗下来,也把渤海区的行署主任斗下来了。另外一个是胶东区党委书记,叫林浩。我们到阳信几天,康生为整林浩从胶东回到何家湾,把林浩斗下来了。

  整这两个人的详细情况我们丝毫不知道。但是,通过毛岸英,我们感觉到一些。我们四个人挤在一个小房子,在一个炕上。我们三青年,于光远史敬棠,我,加上毛岸英,四个个子都不小。毛岸英从苏联回来不久,比较随便讲。当时我们叫康生为康老。毛岸英说,康老整林浩太粗暴了。“粗暴”两个字,是我现在用的,因为我们习惯用这两个字,毛岸英刚从苏联回来,用不用这两个字,我记不清了。他的意思是太粗暴了。一个政治局委员,怎么能这样整人呢?!

  “文革”中,康生整人就更不用说了,他开了一堆名单,党的中央委员会、民主党派的人物,他把这些人害得很惨。不说别的,我举一个例子,他的秘书凌云。他在延安枣园社会部的时候,凌云就是他的秘书,这个秘书不是一般的秘书,是很重要的秘书。一九四七到一九四八年,他到山东去,凌云也是整个工作团的秘书。他很相信凌云,但他把凌云抓起来了。大概七八年前我见到凌云。我说,你“文革”期间被关了十多年,你怎么会被关呢,康生还不知道你?凌云说,就是康生干的。我奇怪,问,康生要抓你干啥?他说,我也不知道,我确实觉得于公于私,康生都没有抓我的理由和必要。凌云举了一个例子。解放初,康生和夫人曹轶欧,我们叫曹大姐,两个人在济南不知道什么原因闹得非常紧张,康生得了神经病。他把曹大姐请到他家,把好房子让给曹大姐住,避免他们闹得太僵,影响康生的工作。康生当时是山东中央分局的书记。凌云说,我个人不仅为他服务很多年,他家庭的矛盾我也在调解,结果不知道为什么,我进秦城也是他提出来的。凌云没有详细讲。我说,他把你捉起来干什么呢?你又不是老资格,你也是个三八式,在党内无足轻重(虽然后来凌云当了安全部长)。迫害人,迫害到了凌云身上,实在不太好理解。康生迫害人太普遍,要不然就不会被永远开除党籍了。

  为什么他要迫害人,目的是什么?是从苏联学来的,这是一方面。但在中国,好像要不断地迫害人,才能生存似的。所以,他始终采取这个办法,硬是把自己保护到底了。

  

  这个人头脑清楚得很,绝不糊涂

  

  这个人的头脑是很清楚的,绝不是个糊涂人。在个别的情况下,他能够听人家反映真实情况,而且能够容忍。这就是我本人。这件事,凌云现在还在,他可以侧面证明。

  一九四七年大概六七月,在晋西北土改,康生是团长,我是团员,我们一共才七八个团员。七月间康生在晋西北临县郝家坡开土改工作会议,我们的大组长张邦英与张琴秋不愿在大热天跑八天去参加,就叫我去听会。在到兴县郝家坡的路上,我已经听说康生那里的情况了,是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几个人给我讲的。那天晚上,我住在他们村。他们村庄住有什么人呢?吴玉章、王明,还有几个民主人士,都是些老人,地位特别高的,要特别照顾,所以,他们办公厅行政处在这里。这些同志,虽然平时没有往来,但经常见面,都比较熟悉,从二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六年,都是老熟人,彼此信任。他们给我讲,康生那个地方,情况非常特别,各个机关的干部,意见多得很。土改工作团的名气大,别人都知道。他们说,到处吊打,到处挖地财,特别严重的是挖祖坟。康生当时是中央土改团的团长,政治局委员,长期的社会部长,因此,谁也不敢惹他。这么多人住在这里(河东),还包括后方工作委员会,还有叶剑英、杨尚昆,这些情况,他们都知道,他们也不满意,但不敢说,怕戴上右倾帽子。办公厅行政处的这几个人说,你是不是去见见吴老,然后再跟康生反映反映?老实说,我也怕。我说,吴老这么大的年纪了,这么晚了,已经七八点钟,说不定已经休息了,让他好好休息。我知道,吴玉章的话也起不了作用,康生也不会听。我去讲,更起不了作用。

  到了郝家坡,我就听会。我确实是听会,听晋绥分局召开土改工作会议。这个会要求各地把土改工作团搞土改的情况汇报一下。晋绥这个地方,地方不大,也比较穷,但地委有八个之多。参加会议的人,有晋绥分局的书记李井泉,还有几个部长,几个参加试点的县委书记。这时,陈伯达已经走了,没有参加,因为刘少奇要到西柏坡建立中央工委,路过时,把陈伯达带走了。陈伯达又带走了田家英,所以,他们那个组等于撤销了。保德那个组,廖鲁言来参加了,于光远也来了。但于光远因为手指严重化脓,在兴县住院,从始至终没有参加。所以,康生带的工作团,两个人参加,我是旁听。

  这个会议,名义上由李井泉主持,实际上是康生。发生了什么问题呢,康生有个非常片面的规定:满足贫苦雇农的要求。大家都穷,整个农村都穷,只有在穷里边想办法,把不应该没收的没收,这样去满足贫苦雇农的要求。整个会,在康生的领导下,在康生讲话的精神中,强调发动群众,进行斗争。要斗地主,彻底斗倒地主。而且康生还引用了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主席的这个文章,现在是彻底修改过的。

  康生在晋西北搞了些什么东西呢?第一,同意并发展了“化形地主”一说。“化形地主”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家虽然已经穷了,实际上是装穷。这一来就把很多人的家庭出身查三代。只要你祖父是地主,第三代后还算地主,叫“破落地主”、“化形地主”。第二,挖地,叫查“地财”。本来农村穷,斗来斗去,没有好多东西分,就挖地,说元宝、银元都藏在地下,到处挖。一般老实的农民,即使贫苦,不愿意做这样的事。做这种事,中国人觉得违背良心。过去中国厚葬,稍为好一点的,有什么银器,元宝。晋西北那个地方,有金器的少。在临县,挖得相当普遍。试点的多少个村,都在挖坟。这个错误就不可收拾了,社会道德良心都无法维持了。这种事,什么人愿意干?只有地痞流氓愿意干。他们没有道德标准。第三,郝家坡也死了人。特别是妇女被吊打。因为要追问家里的东西埋在什么地方。郝家坡究竟死了几个,我听说两三个。就是逼要人家的银元、元宝,没有办法,自杀了。

  康生当然在会上不会讲这些事,不会公开提倡,但允许这些事与不允许这些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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