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艳红:人工智能法学研究的反智化批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0 次 更新时间:2020-08-27 18:2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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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艳红  

   作者简介:刘艳红,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内容提要:人工智能技术热潮的再度兴起,使得人工智能法学研究空前繁盛,但当前研究出现了违反人类智力常识的反智化现象。概念附会现象严重,不少成果只是基于“AI+法律”的任意性组合,“泛人工智能化”研究正在产生大量学术泡沫;制造人工智能研究中的“假问题”或误将司法适用问题当作人工智能法学研究中的元问题,理论创新方向值得怀疑;将对策与科技问题当作理论与学术问题,离开法教义学的基本立场与方法,使得人工智能的研究日益滑向不可知论。人工智能并未对法律基础理论、法学基本教义提出挑战,受到挑战的只是如何将传统知识适用于新的场景。法学研究应该避免盲目跟风,走出对人工智能体的崇拜,回归学术研究的理性轨道。

   关 键 词:人工智能法学/反智化/法教义学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大数据与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研究”(项目批准号:17ZDA131)、东南大学人民法院司法大数据研究基地暨江苏高校“青蓝工程”以及东南大学2019年中央基本科研业务费课题“大数据时代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展开”(项目批准号:2242019S10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曾一度对人工智能的研究充满热情,但随着真正有用的AI法律程序未能面世,这种热情被漫长的挫败感冲淡。而如今人工智能技术再次“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兴奋和焦虑……涉及人工智能的未来图像在大众媒体中日益流行”。①在这种氛围的笼罩下,我国法学理论和实务界也对人工智能(机器人)保持着巨大的好奇,对法律引导人工智能发展的技艺充满着强烈的自信。不可否认,为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一切技术问题设计法律规则,是法律人不可推卸的时代使命,因而这种研究风潮是“法学作为致用之学”的当然表现,一切“热衷”似无可厚非。但也正因为法学研究本应具有观照现实的特性,这要求我们时刻注意合理选择参与前沿技术讨论的现实契入点,在正确理解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场景的前提下确定法学研究的问题意识,避免盲目追求“时髦”的学术虚假繁荣。以刑法学为例,或许得益于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政策信号,本领域内的研究成果从2017年开始呈现爆炸式增长,“人工智能刑事责任论”等俨然成为最为耀眼的知识增长点。面对席卷而来的人工智能法律问题的法学研究,面对“定分止争”的法律本性,不得不让人产生怀疑:法律学者们是否已经找到了规制AI技术发展的理性方向?当前的热烈研究究竟能走多远,它究竟只是“先一哄而上再一哄而散”还是能够持续到强人工智能到来之日?空前兴盛的人工智能法学是否积累了有助于学科发展的智识,抑或仅仅是法学理论工作者们为了追踪热点并出于各自目的比如引用率高低等而亦步亦趋的“学术秀”?对此,笔者将审视当下人工智能法学研究的格局及其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就其发展进路谈几点看法。

  

   一、人工智能法学研究中的概念附会

   当前法学界存在无处不在的“人工智能+”,在人工智能的大招牌之下开启了各个论域的话题研讨新模式。究竟什么才是人工智能?学者们所言的人工智能只是借用了一个似是而非的流行语以吸引阅读兴趣,还是它确实挑战了千百年形成的法律知识体系?通过观察可以发现,人工智能其实并没有取得如此巨大的飞跃,一些所谓的“人工智能法学”研究题目仅仅是在“顺势包装、借壳上市”,这种“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概念附会已经吹起了不少学术泡沫。

   人类最初在制造计算机之时就已幻想能够研发出会思考的机器,那时人们无法给予它一个特定的可理解的准确称谓,因而便将之命名为“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以表明其不同于人类自然智慧的人工智慧。迄今为之,科学家们也给它撰写过不同的定义,甚至用各种思想实验如著名的图灵测试、中文房间理论等验证这种人工智能存在与否。笔者不想详细列举这些定义,事实上关于计算机科学、哲学、法学等学科内的很多基础概念都没有取得过一致的意见。或许如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斯图尔特曾说的那样,我们难以成功描述这些概念如无法定义什么是淫秽物品,但“当看到它时我就知道了”。②然而,当人们因自身的不求甚解而误解研究对象时,准确提炼出相关概念的核心要素就显得十分必要,毕竟不同定义之间还存在着相当的共识。整体而言,人工智能概念核心要素自20世纪50年代产生以来就是恒定的,人们尚没有超脱对AI的原始认知——像人类一样理性地思考和行动。这并不是说人工智能系统的智力水平与人类持平,事实上人类在很多方面也早已大大超越了这个目标,而是涉及一些像人类一样能够“自主的选择和决定:自我管理”。“自主或自治(源自希腊语auto:自我,nomos:法律)与自动化不同,自动化是指由一台机器不断重复一个过程。自主则要求……AI可以作出自我的选择,即便它在作决定时与人类有过互动”。③可以说,“机器是否具有自动化”是一种外部信号反射式的事实判断,而“机器是否具有自主性”则还涉及自然科学之外的关于机器是否具有自我意志和自我行动能力的“(类)人性”判断。有鉴于此,有学者认为一个可被称为“智能”的实体应至少具有五个基本构成属性:①沟通交流能力,即能够与人类或其他物种相互动,这并不单单代表着智商水平而是一种社会交际潜能;②内部知识,即对自身的认知,它等于“自我意识”,一个有智慧的实体应该知道自己的存在、自己以某种方式运作、将自己融入现实等;③外部知识,即关于外部世界和真正现实的数据收集分析能力,这是人类累积生活经验的方式,也是人类学习的方式,如果把任何事件一次又一次地当作全新的,那么就很难表现得像一个有智慧的实体;④目标驱动行为,这指的是一种意图,它制定和执行计划来实现相关目的;⑤创造能力,即指找到新的理解或行为方式的能力,反复尝试完全相同的行为并不是创造力的表现。④所以,真正的人工智能是极为复杂的,认定条件也颇为苛刻,这些定义标准限制了概念上的泛人工智能化。

   反观我国法学界,很多学者常常将人工智能要求的“自主性”与寻常的“机械自动化”相互混淆。例如,致力于人工智能法学研究的学者大多以“机器人伤人事件”等为起点,比如2015年德国大众汽车制造车间内发生的所谓“首起机器人杀人案”。但是,本案中产生故障的机器人只是普通机械设施,它根本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它之所以会杀死这名工人,是因为触发了该设备的自动处理程序;它只是自动化的普通机器,远没有达到所谓人工智能的水平。与无处不在的生产责任事故相比,该事件也没有本质不同,无非该设备的自动化系统更为精密而已。如果说这也能够成为人工智能法学研究的问题来源,那么可能早在工业革命推广开来之时就该去研究“人工智能”了,或许农业社会耕田的拖拉机伤人也该划入人工智能法律问题的话题范围了。生活经验常识告诉我们,任何机器都会存在风险,即便一把毫无自动性的菜刀在人类不当使用时也会划伤手指。以所谓的“机器人杀人案”导出人工智能的发展风险,进而得出应追究人工智能之物法律责任的观点,⑤是对人工智能根本性的误解和非常低级性的错误。那些讨论对机器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学者可能忘记了刑罚的功能,“在判处刑罚的情况下,法官对再犯罪可能性的预测不可能是绝对准确的,犯罪人的行为态度、规范意识等也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刑法特别规定了减刑制度与假释制度”。⑥针对机器人,这些刑罚制度显然没有任何意义,刑罚的报应或者预防目的也都无从实现。

   再如,银行的自动取款机是为了节省人工成本而发明的旨在引导人们从银行自助取款的机器,虽然它也被叫作“自动柜员机”,但它只是银行人类柜员的一种替代设施,它只有自动化而没有自主性。但是,有学者在人工智能中讨论利用拾得或盗窃他人银行卡在ATM机上取款等案件的处理,将之归入“人工智能作为侵财对象的侵财犯罪”,并以此提出了“人工智能时代侵财犯罪刑法适用的困境”问题。事实是,中国第一台ATM机早在1987年就已经启用,它与人工智能之间没有丝毫关系。“通过ATM机实施侵财犯罪”“机器能否被骗”等话题根本不用借助于所谓的人工智能就已被讨论过了,当法学重要期刊上的论文将ATM机、手机银行、支付宝第三方支付平台等统统纳入人工智能范畴时,恰恰表明概念附会的严重性已经到了让人失去底线的地步。果真如此,我们这个人口大国的人工智能普及率早已世界遥遥领先。ATM机、手机银行、支付宝等可能会出现系统故障,但它们并没有社会沟通能力、创造能力,它们也没有自主性;我们对它们的应用再熟悉不过,常识告诉我们,这种研究正是泛人工智能化的突出表现。

   综上可见,我国人工智能法学研究中存在着明显的概念附会,将不属于人工智能的研究对象强行贴上人工智能的标签,相关研究演变为“AI+法律”的任意性组合,不少研究者只是打着人工智能的旗号攫取话语权、提升自我身价,法学家们一夜之间变成了人工智能专家,仿佛让自然科学家都望尘莫及。这种“泛人工智能化”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而是制造学术泡沫。

  

   二、人工智能法学研究中的伪问题替代真问题

   “问题意识”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提出正确的问题是任何研究过程的开端,如果没有针对真实的问题进行讨论,即使论述再精妙、方法再多样、观点再前卫、著述再等身,都只是徒有一身浮华的外表,根本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当前法学研究中,应特别注意甄别“伪问题”。尤其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人工智能领域,问题意识更具有欺瞒性,一些法学家似乎总能够发现连科学家都难以察觉的“宇宙级难题”,可静心观察就会发现不少问题的讨论意义仅仅在于占领了更多期刊版面而已,所谓的理论创新可能只是一场空欢喜。

   其一,不断制造、跟风、放大“假问题”,导致法学研究误以人工智能发展中的夸张、炒作、娱乐为前提。我国人工智能法学研究主要始于学者们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各种忧患意识:人工智能的发展前景不可限量,必然会出现具有自我意志的(超)强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甚至可能会取代人类、机器算法会取代人类法律;人工智能引发的风险足以产生毁灭性打击,因而主张法律甚至刑法应积极应对和规制人工智能的发展,等等。这种“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精神确实让人感佩,可是这些忧虑只是依靠无数假想拼凑起来的幻影,只是在用别人的“噱头”吓唬自己。

例如,世界上第一个获得公民资格的表情机器人索菲亚,在2017年10月被沙特阿拉伯授予公民身份之后,尤其它曾在与设计者汉森的对话中冒出一句“我想毁灭人类”,法学家们开始变得躁动不安。不少学者将索菲亚的公民身份作为一种AI技术发展的国家制度回应,视之为AI挑战现行法律体系的范例以及检验某个法律人格理论是否合格的试金石,认为法律若不承认机器人的法律主体地位就不能满足这种社会现实。然而,索菲亚早已遭到包括人工智能科学家在内的各方观察者的极大怀疑:“索菲亚之于AI,就像变戏法的之于真正的魔法,我们把它称作‘AI崇拜’‘假冒AI’或者‘远程操控AI’可能比较好。”⑦所谓具有公民身份的索菲亚不过是一个公关噱头而已,而不是人性、尊严或人格的展现。“‘女性’属性的索菲亚究竟能享有哪些权利,还真不好说。因为在事发地点沙特,女性连单独驾驶权都未得到法律认可。”⑧对于这样一个女性只配拥有有限权利的国家来说,索菲亚更像是一个营销玩物。这种以国家权力为支撑的机器人营销策略淡化了沙特在妇女权利方面的不光彩记录,其实索菲亚主要的新颖性在于身体和面部表情,而不是它的会话方式、主体认知或智能程度,“当以真实的人类互动标准来衡量时,它便仓皇失措、‘智商不在线’”。⑨其实,类似于索菲亚的人形机器人在世界范围内还有很多,它们之所以不被人们津津乐道,是因为它们的包装实力不及索菲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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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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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法学》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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