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攸欣:穆旦晚年处境与荒原意识

————以《冬》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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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攸欣  

    

   【专题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专 题 号】J3

   【复印期号】2007年06期

   【原文出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京)2007年1期第62~78页

   【作者简介】王攸欣,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  410081

   【内容提要】 本文以穆旦最后一首诗《冬》为中心,分析揭示其临终前的生存状态,及晚年的荒原意识。不仅纠正此前对《冬》的某种误读,而且显示以穆旦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处境中的话语状态,从而对于解读1970年代诗歌提供启示性尝试,也为作者的文学生存论分析提供例证。

   艾略特的名作《荒原》对整个中国现代诗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荒原》中表达的对于现代世界中精神荒漠化的显示、讽刺和批判,构成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其诗歌形式理念,也成为中国现代派的基本信条,冯至、叶公超、孙大雨、卞之琳、何其芳、曹葆华、杭约赫、袁可嘉等人,都受过直接的启发。穆旦早年诗歌也明显受到过艾略特的影响,这一点不少人都已谈及,如其同学王佐良、周珏良、赵瑞蕻等,周珏良曾说穆旦"有许多作品就明显的有艾略特的影响。40年代末期,他曾把自己的诗若干首译成英文,当时一位美国诗人看到了,说其中有几首风格像艾略特,这很可说明他给我国新诗引进了新风格。"① 穆旦早年诗歌观念和诗学思维都受到包括艾略特在内(更有奥登、叶芝等)的现代派的影响,如强调诗歌写作的智性特征、玄学化审美趣味、戏剧化情境的创造、寻找客观对应物等,在精神内涵上也有一些相似之处,如写现代文明和现代处境中的人性异化,精神荒芜,自我的分裂与破碎等等,在诗歌语言风格上趋于深奥艰涩……不过即使在那时,穆旦也并没有完全接受艾略特的价值观念,艾略特清教徒式的对待欲望的态度,很显然违背穆旦对人的理解,他的《我歌颂肉体》,恐怕就是艾略特决不能容忍的,他把肉体当成大树的根,尽情地歌颂,"因为它是岩石/在我们的不肯定中肯定的岛屿。"因为它"原是自由的和那远山的花一样,丰富如同蕴藏/的煤一样,把平凡的轮廓露在外面,"(《我歌颂肉体》1947),尽管穆旦也多少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有所选择的,而且并不那么虔敬②--他绝没有作为天主教徒的艾略特的那种深厚而执著的宗教体验与宗教感情。在诗歌风格上,穆旦也带有了艾略特的晦涩,却拒绝像艾略特那样刻意大量地使用西方文化的神话、典故--更少使用中国传统典故,因此其晦涩的程度也不相同。我们想要说的是,穆旦的晚年诗作中,有着和艾略特《荒原》更为一致的人生感受,那就是人生处境的荒原感,尽管他的表达方式大为不同,当然,如果细加分析,这种荒原感的真正精神内涵也是有相当大的文化和历史差异的。这种荒原感几乎表现在晚年的大部分诗作中,其中最集中突出的是其绝作--《冬》。我们以此为中心,作出论述。

   穆旦的朋友和研究者,在论述他的绝作《冬》时,大都采用了杜运燮所编《穆旦诗选》中的文本,这也是穆旦生前修改过的文本,但这一文本与1980年2月《诗刊》据穆旦手稿刊发的文本,第一章有相当大的差别,尽管有人注意到这种差别,但对两个文本表达的感情与思想的实质性背离却缺乏足够的关注,而这其实是理解穆旦晚年生存状态的文本裂缝③。

   当穆旦的人生到了严酷的冬天,他已经走到了幻想的尽头,他的理想已经"流到了现实底冰窟中"(《理想》1976),只能孤寂地站在20世纪中国的荒原上,发出他最后的哀吟--也是20世纪中国的荒原绝唱--《冬》。《冬》充盈着穆旦最后的人生体验,也充盈着他一生诗歌创作、翻译与人生经历的醇厚而又复杂的经验,以一种绚烂归于平淡的风格,展示了他严冬中的文学生存:

   1 我爱在淡淡的太阳短命的日子,/临窗把喜爱的工作静静做完;/才到下午四点,便又冷又昏黄,/我将用一杯酒灌溉我的心田。/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

   我爱在枯草的山坡,死寂的原野,/独自凭吊已埋葬的火热一年,/看着冰冻的小河还在冰下面流,/不知低语着什么,只是听不见。/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

   我爱在冬晚围着温暖的炉火,/和两三昔日的好友会心闲谈,/听着北风吹得门窗沙沙地响,/而我们回忆着快乐无忧的往年。/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

   我爱在雪花飘飞的不眠之夜,/把已死去或尚存的亲人珍念,当茫茫白雪铺下遗忘的世界,/我愿意感情的激流溢于心田,/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

   这是全诗四章中的第一章,写诗人在平常的冬日,意识到人生残酷的本真实相时,所有微末而平淡的意愿与希望。每节最后一句"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像是表达出诗人对人生是严酷的冬天的意识,既是产生各种意愿的原因,同时,"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又似在陈述连这微末的愿望也难以实现的现实状况及原因,所以第一章中每一节末尾的这一句"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的复沓,实在构成这一章的节奏重心和核心象征。这是穆旦对于自己生存状态的清醒意识和自觉反省而酝酿出来的象征,也是他人生的智慧之树所生长成熟的最为沉重的果实,尽管是他要"诅咒"的果实,因为这是以人生苦难为营养,以爱情、友谊、理想的毁灭为代价而成长起来的果实④。但并不是经历了苦难的人都会结出这样的果实,因此,也不见得其他人愿意承受这一智慧树上的果实真正的分量,于是,《冬》中第一章每一节的"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分别改成了"多么快,人生已到了严酷的冬天"、"生命也跳动在严酷的冬天"、"人生的乐趣也在严酷的冬天"、"来温暖人生的这严酷的冬天",这种改动完全改变了第一章的情绪基调和核心象征,然而,对这一文本变异过程与结果的分析,恰恰给我们提供了分析穆旦以及20世纪中国文学生存的极好样本。

   李方编辑的《穆旦诗全集》中,《冬》有一题注:

   本诗第一章,原稿及《诗刊》1980年2月刊出时,每节最后一行均为"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其实,诗人曾将此诗抄寄给友人时,经杜运燮提议,认为如此复沓似乎"太悲观",故改为不同的四行。穆旦家属和杜运燮所编《穆旦诗选》(1986)收入的即为诗人的改定稿。这里选用的是《穆旦诗选》版本。《诗刊》发表的系诗人家属当时提供的最初手稿。⑤

   这一题注蕴涵着相当丰富的生存内容,值得关注。杜运燮与穆旦当时已是三十多年的老友,他也是相当有才华的诗人,尽管他同别人一样经历了历史的风雨,但他显然没有像穆旦那样承受超出常人的苦难--抗战时期参加远征军,经历长达八日的饥饿,在死亡线上挣扎了几个月,体验过临死的状态,终于幸存归来,却时常面临失业,陷入生活的困顿;当他1953年初,怀着回到生养他的故国可以尽情以诗歌抒写其人生感受的梦想,从他感受到歧视的美国学成归国时,时代却剥夺了他写诗的权利;教学业务的出色,成为受打压的原因,不久又因几乎使他丧生的1942年参加远征军抗日,而成为"肃反对象";1957年因受鼓励鸣放,发表了讽刺诗《九十九家争鸣记》,而遭受批判;1958年更是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剥夺教学的权利,甚至被判接受监督劳动三年的处罚;然后文化大革命到来,被不断地抄家,不断地批判、检查、劳改;1976年摔伤骨折,但因心理负担甚至耽误治疗,痛苦一直持续到去世……,正是在这样的处境中,写了《冬》。还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冬》是在1976年12月完成,当时中国政治已经发生了大变动,而且穆旦也为当时的政治变动而兴奋,可是我们在诗中读不出因政治变动而带来的浮浅的兴奋,有的是人生体验的深沉。作为生性较为乐观的朋友,才经历困苦就能写出"现在,平易的天空没有浮云,/山川明净,视野格外宽远;/智慧、感情都成熟的季节啊,/河水也像是来自更深处的源泉。//"(《秋》1979)的诗人杜运燮,显然对智慧的理解,对人生苦难的理解,尤其是对造就苦难的严酷的环境的领会和感受,都与穆旦相去甚远,而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体制强加给人们的价值观,都彻底地否定和压制对苦难的吟味,对人生的悲观,几乎把悲观作为道德污点,人生耻辱,杜运燮显然真诚地接受了这样一种价值观,所以可能是毫不犹豫地建议穆旦改变《冬》的原稿中那低沉而近于绝望的情绪基调和反复回荡的悲哀旋律。

   我们可以看到,经过改写的四行诗,表达的几乎是与原作完全相反的意义与感情。第一节的最后一行,由原来的"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替换为"多么快,人生已经到了严酷的冬天",原稿把"严酷的冬天"作为整个人生的象征,这是从绝望的心底涌现出来的笼罩世界的象征,而修改稿,把人生晚年当成了严酷的冬天,年龄特征生理特征成了冬天让人感到严酷的原因,很显然完全扭曲了穆旦本真的生存状态以及穆旦自己对生存状态的领悟⑥。多么致命的文本阉割,其中体现的是权力对文本也是对穆旦文学生存的强制性宫刑,尽管作为朋友的杜运燮是好心地以建议的方式执行这种宫刑的,而且也可以看到穆旦多少有些屈服且屈辱地接受了这种处罚,这是一种更深的悲哀。

   第二节末行,把"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易动为"呵,生命也跳动在严酷的冬天",这样在枯草的山坡、死寂的原野,凭吊曾经有过而显然现在已不再有的火热生命的"我",就改变了性质。这个"我"本来"看着冰冻的小河还在冰下面流,/不知低语着什么,只是听不见",并不是要表现"小河"在严冬中的生命活力,而是表现小河的话语遭受冰封,发不出自己的声音,正如诗的第二章明确表达的"潺潺的小河用冰封住口舌",而改本中的"我"变成了在严酷冬天中显示出强劲生命力的"我",这个"我"不再是真诚的诗人穆旦,文本在这里裂变,实际上已经裂变为本真之我和"制造"出来的"自己"(即假面之我)共同创作的文本⑦。

第三节末句修改为"人生的乐趣也在严酷的冬天",初看起来,此句似乎和本节前面的四句是和谐一致的,因为"我爱在冬晚围着温暖的炉火,/和两三昔日的好友会心闲谈,/听着北风吹得门窗沙沙地响,/而我们回忆着快乐无忧的往年",确乎是"人生的乐趣",但为什么原作会在这样一种人生乐趣之后,加上一句"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呢?如果把前面四句理解为表达了"我"经常实现这样一种人生乐趣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最后一句就是原初文本的重大破绽,因为不仅我们的"往年"是"快乐无忧"的,而且"我"现在也享受着人生乐事。笔者现在没有条件去校勘穆旦手稿,如果手稿未曾有其他改动的话,那么穆旦实际上是借助语词本身的含混多义来表达他的思绪的,关键就在"我爱"这个主谓结构中的"爱"字,"我爱"既有表示"经常性地去作"某事的意味,又可表达纯粹的"意愿",而这意愿并不见得能够实现。在《冬》的第一章中,第一、四两节的"我爱"可能既表达了意愿又更多地表达自己经常性的生活状态,因为这样一种状态几乎是不假外求的。而第二、三两节的"我爱"可能更多地表达自己的意愿与想象,因为诗人正是在真实的自然季候--1976年的寒冬完成这首诗的,此时右腿股骨骨折未愈,行走仍然艰难,"我爱在枯草的山坡,死寂的原野,独自凭吊",当出于想象与意愿,而"我爱在冬晚围着温暖的炉火,/和两三昔日的好友会心闲谈,/听着北风吹得门窗沙沙地响,/而我们回忆着快乐无忧的往年",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奢望,因为他受打击压制的社会处境,在世态炎凉中,他当时要能"和两三昔日好友",围炉夜谈,并不是一件易事,更不可能是经常性的乐事,这从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与人的书信中即可确定,如写此诗前3个月还在致郭保卫的信中抱怨:"[大地震受重灾之后]开头为了探问安全,还有些朋友来看看,现在是门庭冷清,枯坐家中,抱着一本又一本小说度日,更觉得头脑空洞,乏味得很了。"⑧ 事实上,能够称得上"昔日好友"的,即使当时还有联系,恐怕也大都在异地他乡,围炉夜话只能是严酷冬天中的温暖想象,近乎《卖火柴的小女孩》中小女孩的火柴光焰中幻现的情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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