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李白诗的语言创造法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7 次 更新时间:2015-04-02 11:2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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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义 (进入专栏)  

     一、从印象感悟到理论思辨

   李白为诗,向来以其雄健飘逸之姿,为人惊佩为天仙之才。比他辈份略高的贺知章以“谪仙人”称其人,以“泣鬼神”称其诗,已成诗史佳话了。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的开头,其实也是演绎贺知章的品评:“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同时的任华也有《杂言寄李白》,说“古来文章有奔逸气,耸高格,清人心神,惊人魂魄,我闻当今有李白。……登庐山,观瀑布,‘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余爱此两句。登天台,望渤海,‘云垂大鹏飞,山压巨鳌背’,斯言亦好在。至于他作,多不拘常律,振摆超腾,既俊且逸。”这些说明了生前即名满天下的李白以其诗风的清雄奔放,以及身后声誉日隆的杜甫以其诗风的沉郁顿挫,在说不尽的诗学盛唐中双峰并峙,成为中国诗史上的“双绝”。但是从李白比起杜甫来,更足以称为当时的“诗界明星”而言,盛唐的文酒风流和诗学风气是以李白为代表、为热点的。

   这种文酒风流和诗学风气的热点,尽见于杜甫也是怀李白的《不见》诗中的一联:“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李白诗篇在身后不久,即有“十丧其九”(李阳冰《草堂集序》语)之憾,但其时在世间流传和珍藏者尚多,至今犹存千篇左右。若以杜甫的话为真,这简直写成于杯酒之间,因而杯酒千诗之说,是对其敏捷诗才的极而言之。李白的敏捷,在于他能够聪明绝世地感受到盛唐的气象、胸襟、视野和情调,纵酒放歌出一个民族元气淋漓、精神创造力也淋漓的时代的人文情怀和美学感觉,从而极大地拓展了诗歌语言涵容宇宙间和人世间各种现象、幻想和情思的能力。加之他以飘零的身世和情怀,给语言运转中注入了一种跌宕的气势和奇妙的力度,使我国诗学语言所含蕴的许多潜力都被激活了。要知我国语言之奇妙,是不可不读李白诗的。

   古代诗话,喜欢作李杜论衡。抛除某些在狭隘的教化观念下的说长道短之外,这种论衡在本质上是从两种不同的高峰类型上探讨古代诗学语言风格的秘密。宋人严羽《沧浪诗话》曾强调这种对比性高峰讨论的重要意义:“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蕴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乃是从顶头上做来,谓之向上一路,谓之直截根源,谓之顿门,谓之单刀直入也。”具体到对李、杜进行辨析时又说:“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太白《梦游天姥吟》、《远别离》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太白不能作。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他又以兵法喻诗:“少陵诗法如孙、吴,太白诗法如李广。”(注:《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87页、第697页。)意思是说杜甫在集诗法大成的时候知道节制,李白的天才豪逸语,多是率然而成。

   诗话批评,多凭印象,直觉以入之,设喻以出之,其间不乏谈言微中,值得深入思考和分析的地方。比如另一位宋人葛立方的《韵语阳秋》卷一说:“杜甫、李白以诗齐名。韩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似未易以优劣也。然杜诗思苦而语奇,李诗思疾而语豪。杜集中言李白诗处甚多,如‘李白一斗诗百篇’,如‘清新瘐开府,俊逸鲍参军’,‘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之句,似讥其太俊快。李白论杜甫,则曰:‘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为问因何太瘦生,只为从来作诗苦。’似讥其太愁肝肾也。”(注:《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86页。)此论相当精到地触及李、杜诗风差异,但它存在着疏于知人论世的弱点。李白比杜甫大上十余岁,而且天才早熟、苦吟晚成,从翰林放还的李白与放荡齐赵间的杜甫,于天宝三、四载同游梁宋,以及重逢东鲁的时候,他们还不属于同一个诗坛等级。他们的交游是名家李白和小友杜甫之交,杜甫对李白倾于尊崇,以及李白对杜甫时露幽默,都是可以理解。李白对比他大上十二岁的孟浩然,又何尝没有献上“高山安何仰,徒此揖清芬”的尊敬?

   可以和“杜诗思苦而语奇,李诗思疾而语豪”相参照、相媲美的,是明人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的这段话:“李才高气逸而调雄,杜体大思精而格浑。”他还进一步发挥道:“唐人才超一代者,李也;体兼一代者,杜也。李如星悬日揭,照耀太虚;杜若地负海涵,包罗万汇。李惟超出一代,故高华莫并,色相难求;杜惟兼总一代,故利钝杂陈,巨细咸畜。”“太白笔力变化,极于歌行;少陵笔力变化,极于近体。李变化在调与词,杜变化在意与格。然歌行无常蒦,易于错综;近体有定规,难于伸缩。调词超逸,骤如骇耳,索之易穷;意格精深,始若无奇,绎之难尽。”(注:明•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70页。)宋明学人对李、杜两座盛唐诗学高峰的比较性感受,互有相通,时见精彩,而且由一般的以禅喻诗,或思与言之辨,转换到词、调、意、格的感受,不能说没有进展。可惜大体还停留在印象式的浑融感受的层面,未能在理论思辨的层面透视其诗学法则的体系。当然,新的诗学法则体系应该汲取前人的成果,把理论思辨与直觉感悟相会通,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生命感的体系。

   从总体而言,李白诗风,举重若轻;杜甫诗风,举轻若重。李白处在古体歌行到近体律诗由衔接到成熟的诗史契机上,清丽雄奇而又自然奔放地以古体化解近体之严整而避其笨重,以近体点醒古体之质朴而避其简陋。他这种举重若轻的风范,源于修辞学、篇章学和文化构成方面的哪些诗性法则呢?这便是本文所试图探讨的问题。

     二、词性变异中的脱俗功能

   李白为诗举重若轻,最显目的现象在于他用字比较平常,少有怪字、僻字。诸如“床前明月光”、“白发三千丈”之类,简直明白如话。分开来看,每个词语多是平常语,少见深奥艰涩。合起来看,这些诗歌语言学的最小单位,都是一个个有生命的细胞,包含着诗人的特殊感觉,包含着非常的意义,滋味和功能。这就是说,在李白手中,平常语中出奇幻,自然写来也精微。从平常到奇幻,从自然到精微,李白调动了中国文字单字成义、自由组接的功能,于其间注入了个性感觉和文化意蕴,从而常言俗语进行含有浓郁的诗化意味的“脱俗处理”了。

   从最基本处说起,这种“脱俗处理”常用的诗化修辞手法,是词性变异。首先是主语的变异。文言文常有略省主语的现象,而古诗在进一步省略句子的其他成分时,使一些方位词或非主动词居于主语位置,从而产生某种新的生命感觉。比如《朝下过卢郎中叙旧游》说:“却话山海事,宛然林壑存。明湖思晓月,叠嶂忆清猿。”两个下朝的官员谈论山林趣味,他们也许思念起明湖上的晓月,回忆着群山中的清猿。但是一旦把明湖、叠嶂放在主语的位置,仿佛湖山也有生命,也能思念和回忆了。《古风》其二十七写燕赵佳人的闺思:“纤手怨玉琴,清晨起长叹。”后一句“起长叹”的主语应是燕赵佳人,却被省略了;前一句的“纤手”也是佳人之手,却造成一种手也能埋怨的生命幻觉。其实它写的也许是佳人挥动纤手,在玉琴上弹出幽怨之音。《赠崔秋浦》其三写道:“河阳花作县,秋浦玉为人。”这里每个字都那么平常,组合起来却给人一种“花怎么能作县,玉怎么能为人”的疑惑和幻觉。原来诗人在这里注入了历史文化信息:潘岳当河阳县令时,大种桃李花,有“河阳一县花”的美称。瘐信的《春赋》就用过这个典故:“河阳一县并是花。”《世说新语•容止》又说:“裴令公(楷)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以这两个典故来赞扬崔姓的秋浦县令,是给他增添不少名士风采了。

   人们也许想起李白供奉翰林时写的《清平调》:“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首句写得好,遂使全诗奇气勃发。唐玄宗和杨贵妃在禁苑沉香亭赏牡丹,因思“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李白依调作词以助兴。李白一枝神笔,不从牡丹、不从妃子正面写起,而是侧面着墨,以天上云、苑中花背面铺粉,烘托名花、名妃。云与花成了主语,而且还能“想”,还有一种倾慕之情,它们倾慕着牡丹的衣裳容貌。这便在万物皆灵的幻觉中,提供了一个人天相通的思维空间,而且花的衣裳容貌这类词语,也是借喻于人,遂使人面花色相辉映而形成一种曲曲折折的隐喻。既然云、花有灵性可作主语,春风也就不例外,它也来助兴,吹拂着栏杆,使含露开放的牡丹更加浓艳。在天地风云、苑中草木都抖擞精神,夸耀生命的奇幻境界中,诗的思维也就很自然地联想到神话传说中群玉山上、瑶台月下西王母统率的那个百仙世界。“若非”、“会向”这些联接词,在选择性中蕴含着不须选择,如此国色天香的名花只有冰清玉洁的神仙世界才能相逢相见,隐喻着如此国色天香的名妃也只能是天仙下凡了。云、花、春风也是平常语、平常物,一旦经过变异词性的“脱俗处理”,其审美效应就变得非常奇幻、飘逸,清雅中含有几分富贵气了。

   其次是谓语动词的变异。主语变异,不是一种孤立的变异,无生命物变成有生命的主语之后,它变成一个施动者,紧随其后的动词也就带上一层幻觉的色彩。同时由于动词带有幻觉施动的色彩,由它组成的动宾结构,自然也增加了奇幻意味。然而由于动词是句子中最活跃的因素,对之也就有单独探讨的必要。李白笔下的动词多是“热动词”,而非“冷动词”,其间注入浓郁的感情色彩。比如《赠张相镐》一诗,这样写安史之乱:“神器难窃弄,天狼窥紫宸。六龙迁白日,四海暗胡尘。”这里的窃、窥、迁、暗一类动词,都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和道德评价倾向。而且暗字,是由形容词变异而来的色彩性动词。

   当动词兼融着情调性和幻觉性的思维之时,对它的脱俗处理就达到了出神入化的深度。《宫中行乐词》其五写道:

   绣户香风暖,纱窗曙色新。宫花争笑日,池草暗生春。绿树闻歌鸟,青楼见舞人。昭阳桃李月,罗绮自相亲。

   这是一个百物充满生机的、春意融融的温柔梦。那种梦幻式的温柔感,是与动词变性所产生的生命感和朦胧美有着深刻的关系。首联的“暖”字、“新”字,都是由情调词变性而成的动词。把它们看作顺装句而解释为“绣户里的香风是暖融融的,纱窗上的曙色也显得很新鲜”呢,还是把它们当成倒装句,而解释为“香风使绣户变暖,曙色使纱窗变得清新”?由于它们在意象连贯中省略了一些中介词,两种解释任你体验。接下来的颔联,就更多幻觉和奇思。宫中的花朵和池塘边的嫩草都有灵性吗?它们怎么会相争着向太阳发笑,又暗地里生长出春天来呢?“池草”一句显然是点化谢灵运的诗句“池塘生春草”而得,李白诗中曾多次使用谢灵运梦见族弟谢惠连,似得神助而写出此名句的典故。可是李白把谢氏“池塘生春草”的直觉描写,生发而成“池草暗生春”的幻觉描写,可见他对动词的脱俗处理更加自觉了。颈联的“绿树闻歌鸟,青楼见舞人”,也许是“闻歌鸟于绿树,见舞人于青楼”的句式变异。但是一经变异,绿树、青楼成了主语,它们的所闻所见也就变得相当奇幻了。在这种明媚新暖的春天气息中,诗的尾联以后宫亲昵之情为结。昭阳宫乃汉武帝时后宫之一,汉成帝时赵飞燕居之,昭阳、桃李、月三个意象组成明丽清雅的后宫景色,罗绮是后妃的衣装,以衣装代人,她们自可相亲了。此诗采用了一连串明丽的后宫花苑楼阁的意象,而贯之以富有变幻和生命感的动词,便在春光掩映中传达出宫中行乐的喜悦气氛了。

应该说,作为时代歌者,李白在开元和天宝初载对春天的体验充满着敏感的灵性。他往往把“春”作为施动的主语,或受动的宾语,似乎这个“春”也若诗人一样是一个有生命的存在,而不仅仅是表示节季的名词。上述《宫中行乐词》其五的“池草暗生春”中,春是有生命的宾语;而同一组诗其七的“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中,春风则是有管理体制主语。由于主语的变异在前面已讲过,这里集中以“春”字为例,探讨宾语的变异。《折杨柳》诗云:“垂杨拂绿水,摇艳东风年。花明东风年。花明玉关雪,叶暖金窗烟。美人结长想,对此心凄然。攀条折春色,远寄龙庭前。”这是一首写闺中美人思念远戍边塞的情侣的乐府诗。开头一联本来是写新年之际,东风骀荡,吹动垂杨,披拂着绿水。但它在脱俗处理中,竟使主语、宾语来了一个颠倒错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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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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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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