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林:莎士比亚:永恒的还是历史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4 次 更新时间:2015-04-01 14:3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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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林  

   世界各国的戏剧节上,全球许多都市的舞台上,此时此刻,莎士比亚戏剧都在上演,莎士比亚的戏剧不仅穿越了几个世纪,而且似乎超越了很多疆界。莎士比亚何以如此“永恒”和“普世”?或者如杨克特所说,“莎士比亚如同生活之本身、世界之本体”?

   其实,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包抄迂回更便捷。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看看都有哪些经常被罗列的理由,其实并不能帮助莎士比亚跨越历史、风靡全球。

   一

   鲁迅和梁实秋牵涉到莎士比亚的那场争论,其焦点并非莎士比亚是不是天下同赞、流芳百世的经典。鲁迅质疑的是梁实秋据以对文学作品优劣高下的评判标准。梁实秋认定凡留传至今的篇章之所以流传至今,无不因为其表现了亘古不易的人性。在鲁迅,这种执见无非是成王败寇历史观的翻版。

   涉及价值观念的问题,通常难得理性客观地讨论;但涉及事实的探索,坚持理性客观态度的讨论者如果心平气和,一旦视其为稽古钩沉、刮垢磨光的雅好,就可能相互承认得失,即便计较输赢,也会发扬“费厄泼赖”的体育精神。

   关于莎士比亚,有一些文学史的事实,追寻上述问题答案时要提醒讨论者。

   莎士比亚的语言,构成他剧本的根本元素,不仅没有超越国界,甚至也没有完全飞跃历史间隔而适用于他的同乡。279年前,曾任罗切斯特主教和威斯敏斯特大主教的阿特伯里就向桂冠诗人亚历山大•蒲柏坦言:“昨晚翻阅莎士比亚剧本,不明白的地方多达百处。坦率说,我看不懂。就是乔叟最难懂的东西也比这些场景好理解。这还不光是因为编辑错误,而是作者的晦涩。他是真晦涩。”①这话出自阿特伯里这位英国的饱学之士,可见莎士比亚死后不满百年,他作品中的某些部分就连他的英伦同胞也需要靠注释才能读懂了。

   今天我们能很好地读懂莎士比亚的原文,这其实是借助了西奥博尔德(Theobald)和约翰逊博士这样一批学者们的校勘和阐释工作的。然而,就是现代学术版的莎士比亚,尽管其中行行诗句都经得起当代校勘学的严格考验,也仍有不少字行存在疑义和歧义。参与牛津版《莎士比亚全集》编纂的加里•泰勒(Gary Taylor)写了一本颠覆性的著作《重现莎士比亚》。他为莎士比亚的语言描绘了一幅惨淡的前景:

   他使用的那些词正从我们眼前消逝。先是读音,如今无人像过去那样念这些词了,只有几位语音学家和语言学家在专业著作里猜想这些词的发音……词形也丢失了,或者正在丢失,像读音一样;他用来传情达意的编码已经老旧佶屈,语法结构也早已为我们废弃,因此我们常常不见其意,不闻其声。拼写如果不转换为现代写法,看起来稀奇古怪,连带那些词也成了怪模怪样。莎士比亚和乔叟、索福克勒斯一样,他的同胞也需要通过翻译才能读他。②

   莎士比亚的诗当初的确是写给普通人看的,只是今天以英语为母语的普通读者已经感觉不到那种亲切了。莎士比亚的创作中当初雅俗共赏最为普世的,当推他的喜剧或严肃剧作穿插的喜剧场面。据说当年伊丽莎白女王见福斯塔夫跟随哈里王子在历史剧里放浪形骸、为非作歹,很是受用,便授意莎士比亚再让她看看这乐天而有民间智慧的胖爵士如何闹恋爱,遂有《温莎的快乐娘们儿》一剧问世。

   莎士比亚猥亵双关语的匠心,英国人要等到一位帕特里奇老先生为他们启蒙方才学会领略。帕特里奇(Eric Partridge)专治十六、七世纪俗语,他在大不列颠图书馆潜心静气研读那时的市井文学甚至市井文字,举凡小说、戏剧、歌谣以及广告、月份牌、招贴、布道词、大众菜谱、小儿读本兼收并蓄,一干十几年,编成《十六十七世纪英文俗语词典》,这样今天的英语读者才知道了莎士比亚有多荤。然而,需要解说的说笑毕竟难引人发笑,解说对普通读者往往成为白说,原文的笑话,失去了原来的目的效果,常常转变成专家之间的行话。所以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谈到莎士比亚的诗歌时说:“脚注越做越长,词汇表越来越不可少……诗歌就失去了最直接的冲击力。”③

   人们可能会说诗歌的各种比喻不能板上钉钉似的一一坐实。别说外国人,就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也会看出莎士比亚诗行不同层次的含义,做不同的解释。然而,对于翻译者,解释越多,反而越不容易把握其丰富性。就说莎士比亚使用的那些双关语吧,要是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会说中文,他准得感慨: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双关语完全是利用一种语言的发音,译出来,或者彻底黯然失色,或者全靠译者另起炉灶。也就是说,莎士比亚在外国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必然取决于译者对他的成功再现。很多国家的文学史上都有这样的例子,译者在为本国读者重现年代久远的外国作家时,也给了他们新生。

   二

   莎士比亚创造的人物也不一定能赋予他普世性。梁实秋接受了他那个时代英美莎学批评的一家之言,认为莎士比亚作品的恒久魅力是由于他的人物刻画体现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性本质。梁实秋终生坚持的这一意见其来有自,也是莎士比亚评论历史发展的结果。1765年约翰逊博士出版他编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时,在序言中发表的最重要的观点就是莎士比亚展示了自然本来的样子。约翰逊博士解释说:莎士比亚笔下的世界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的集中体现,莎士比亚的主人公就是真正的人的高度概括;莎士比亚看得真切,写得忠实,所以他的剧作是生活的图形、人类经验的缩影。约翰逊博士的“自然”,被梁实秋执拗地读解为“人性”。于是,莎士比亚的成就也就成为按所谓人性的真实创造了有真实感的人物。这些人物以其所谓真实的人性,超越了阶级成分、民族身份、文化传统、历史局限,感动了千秋万代的人类。

   莎士比亚刻画普遍人性真实可信的声誉,其实有赖于约翰逊博士以后的莎士比亚批评。截止到梁实秋留学美国,这中间有几家值得重视。其一是摩尔根(M. Morgann)发轫的“人物分析”(character criticism)方法,它让莎士比亚剧中人物走出剧本故事,窃取了历史人物的身份。虚构人物变成走上舞台的真实人物,为莎士比亚的剧中人撰写台下史遂于19世纪蔚然成风。接下来的第二家,浪漫派批评家柯勒律治(Coleridge)推波助澜。在他,莎士比亚的诗人逸兴和智者洞察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他剧本中各项因素:情节、语言、人物、舞台提示,以至于最微小的细节,都是天才总体构思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们共同组成了和谐的有机体。至此,莎士比亚作为表现人性本质的大师的形象臻于完美。有趣的是,放弃自己年轻时心仪的浪漫主义,转而拥抱古典主义的梁实秋,对莎士比亚的观察却仍取了浪漫主义者莎士比亚崇拜(Bardolatry)的角度。

   更为有趣的是,历史上正是古典主义理性文人和思想大师们,视莎士比亚的戏剧情节为不合情理、人物动机为悖逆人性,进而对英伦的民族诗人口诛笔伐。“哈姆莱特的延宕”、“奥赛罗的嫉妒”、“恶人的自我诋毁”凡此种种,还属对戏剧人物实事求是的观察;至于“点缀了些许珍珠的大粪坨”、“小丑”、“野蛮人”,不一而足,就近乎对莎士比亚的人身攻击和街头詈骂了。王政复辟后,英国剧场重新开张,莎士比亚戏剧再搬上舞台,已是面目全非。彼时的所谓莎士比亚戏剧,尽是桂冠诗人们“去粗取精”后的改编。走红的是廷臣随查理国王流亡期间学得的法国编剧法,所谓趣味高雅的古典主义风格。而这编剧法的制定者和这风格的倡导者竟然是梁实秋视为正宗的“布洼娄”。

   趣味的流转、风格的流行背后还有文体的流变。法国影响所及的古典主义之后,约翰逊博士和摩尔根为自己民族的诗人恢复名誉,恰逢个人“成长小说”勃然而兴。不久浪漫派狂飙从天而落,造古典主义反的新锐将莎士比亚作为大纛高高举起。再以后柯勒律治讴歌莎士比亚剧作,浑如褒奖当时某部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可是,人物塑造尽管为现实主义作家推崇,却不是伊丽莎白时代剧作家刻意追求的形式因素。所以,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最喜欢点评莎士比亚人物的性格,大概是他们对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兴盛的自然响应。

   对他们这套人物性格分析的局限莎学界已多有批评。许金(Schucking)、斯托尔(Stoll)和布莱德布鲁克(Bradbrook)④几位饱学而机敏的莎士比亚研究者并不讳言古典主义和写实主义批评家指出的莎士比亚戏剧某些情节的枝蔓脱臼、几个人物性格的前后矛盾。他们看透了富有想象的仰慕者如何颠倒历史,在莎士比亚阴魂左边口袋揣进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右边口袋里揣进柯勒律治和布拉德雷的大学讲义。他们遥想当年莎士比亚矗立露天高台,风采直追今日摇滚歌手,举手投足往往高蹈嚣张,吟诗诵赋每每顿挫铿锵。他们意识到:莎士比亚表演时三面环绕观众、而不像后世斯坦尼派演员隔着第四堵墙;哥们儿近在身旁,他难免吐露心曲,姐们儿楼台凝眸,又不免炫耀身姿。他们这一路视文艺作品为一时一事之作,认定莎士比亚是在为大众写戏,不会势利到先要辨别其中贤愚蚩妍,哪怕其中梁实秋所谓“蠢笨如牛”者就是要为当场轰轰烈烈的爱恨情仇热泪滚滚,全不顾那场面是否中规中矩,当得起书斋中的思量,那情节是否合情合理,经得起散场后的推敲。但这些研究者说,而且说得很对,这正是剧作不同于小说的地方。剧场是检验剧作优劣的唯一标准。而轰轰烈烈、跌宕起伏、大喜大悲的即时效果是莎士比亚时代剧本写作的唯一鹄的。为此情节结构的缜密细致、人物晕染的浓淡深浅、文辞遣派的周正雅致一律都可以牺牲,而且牺牲得在所不惜。而这又是那个时代戏剧有别于其后资产阶级客厅剧的地方。

   莎士比亚剧作一些不符合现代戏剧审美的特点,比如堆砌名类比附、脱离性格的冗长独白、正面人物有失谦逊的自我赞颂、反面人物令人诧异的自我诋毁,究其成因,恐怕还与莎士比亚剧本情节往往从旧叙述体文学借用有关,借用最多的当属霍林希德的《编年史》和普鲁塔克的《英雄传》。此外,莎士比亚幼年耳濡目染的是道德剧、神迹剧和节日庆典这些中世纪的“遗存物”,及至自己为舞台创作新剧本时又借用旧的叙述体作品;他写作时又逸兴湍飞,下笔如风,即便天纵英才,创新过程中从叙述体到代言体的转变容或有些闪失,第一人称语气便留下些许第三人称的蛛丝马迹。但我们也要说句公道话,那些故事以及霍林希德、普鲁塔克作品中的情节,难道就没有帮助莎士比亚获得了无与伦比的普世性和永恒性?对此布洛(Geoffrey Bullough)拿出了无可辩驳的证据。⑤莎士比亚的崇拜者则纷纷说能被莎士比亚使用是这些原始素材的荣幸,另一些则说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创作的概念和今天不尽相同。说莎士比亚点石成金,算是勉强替莎士比亚鸣谢其先人和同代人。至于说他那个时代对于原创有不同的理解,则无异于拐弯抹角地承认如果放在今天,莎士比亚就是剽窃。这些自说自话跳出来替莎士比亚道歉的人,是被知识产权这种现代观念给害了。莎士比亚若是套上了《伯尔尼公约》的枷锁,他诗意的想象就永远无法飞翔。也许应该说,莎士比亚的剧情如果确实具有某种独特的超时空魅力的话,那首先得力于他有一双慧眼,在英国和外国其他作家创造的情节中发现了适合舞台的因素。

英国雅士兰姆(Lamb)与赫士列特(Hazlitt)不像柯勒律治那样拒不承认莎士比亚剧本的不够雅驯之处。他们两位把许金和斯托尔认为是戏剧效果的地方,归之于莎士比亚对他那个时代的舞台积弊的屈从。上世纪60—70年代一派戏剧史家像是要发扬许金和斯托尔的传统。他们试图发掘莎士比亚戏剧舞台艺术的特点,要证实莎士比亚的普世性在于莎士比亚的身体表演、舞台语汇及其戏剧中的动态或非文字语言。但是这根本不可能,因为我们只有莎士比亚戏剧的文本,白纸黑字完全不同于在“大木圈”(环球剧院)里慷慨激昂、被人称作演员的那些血肉之躯。贝文顿(Bevington)、梅勒(Mehl)和德森(Dessen)对莎士比亚舞台意象的描述十分奇妙,很像是斯珀津(Spurgeon)莎剧意象派阐释模式的变种和更新。⑥他们往往是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就直接和文本可能提供的舞台提示挂上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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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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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京)2010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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