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琇:莎士比亚大悲剧的“前奏”

——《裘力斯·凯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2 次 更新时间:2015-04-01 14: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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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琇  

     (一)承前启后的《裘》剧

   莎士比亚的大悲剧——《哈姆莱特》和随后的《奥瑟罗》、《李尔王》等等是1600—1601年开始出现的。同诗人早期的悲剧《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相比,它们都是巨大,惊人的艺术飞跃。那两出戏,前者模仿辛尼加的流血复仇剧;后者描写爱情故事,还是尝试性作品,与真正莎式大悲剧相距尚远。那么,诗人是怎样跨跃这大段距离的呢?有没有任何实验性的“阶梯”或“前奏”帮助他迈向大悲剧的高度?回答应该是肯定的;那就是1599年问世的《裘力斯.凯撒》。

   《裘力斯. 凯撒》岂不是诗人以普鲁塔克《希腊罗马英雄传》(1)为依据的罗马历史剧吗?是的;但它不仅仅是历史剧,而是拥有同后来大悲剧密切相关的创作特征的。它作为“前奏”的重要性至今没受到足够的重视。

   因此,就莎士比亚创作发展过程来说,1599年和《裘》剧是有特殊意义的。同样在1599出现的《亨利五世》标志着一系列英国史剧基本结束,而《裘》剧更为转年肇始的大悲剧阶段开了路。《裘》剧是一部承前启后的作品;它继承和发挥了莎氏英国史剧和早期喜剧、悲剧的写作经验,同时它又带有“实验性”创作的难免的不足或缺点。比如它有以下曾经引起过称赞的成就:

   突出的人物塑造——除去中心人物和重要人物都有鲜明个性以至深刻内涵之外,它的次要角色也栩栩如生,令人难忘。像主人公的小仆人路歇斯,他是个小“音乐家”,那样热诚地想为主人奏乐,但却困倦得抱着乐器睡着了。主人的妻子鲍西娅,以父亲和丈夫为荣;她性格刚毅,因充满焦虑,最后惨死。比如十九岁的奥克泰维斯•凯撒,在第四幕才出现,但很快表现出他作为凯撒的继承人,一下子压过安东尼来维护自己主权的力量。(对方反问他为什么在紧急时刻闹别扭,他回答,“我不跟你闹别扭;可是我要这样。”)西方一位莎评家曾表示他特别喜欢的小角色是只有两句台词的品达勒斯。他是凯歇斯的奴隶,照吩咐帮助刺死主人之后,自己独白:“现在我已经自由了;可是那却不是我自己的意思。凯歇斯啊,品达勒斯将要远远离开这一个国家,到没有一个罗马人可以看见他的地方去。”能列举的有鲜明的性格的小脚色还不只这几个。

   其次是它的语言。一提到《裘》剧,人们很容易想到主人公勃鲁托斯的讲话和安东尼的讲演。勃鲁托斯诉诸理性的,极其沉着凝练,富有对比、排句等修饰美的语言,不仅形式考究而且能深刻地表现出主人公自诩的理性主义特点。安东尼完全相反的充满感情、暗讽和煽动性的语言,更是烩炙人口。他指控战争罪恶的段落也充满激情。此外,凯撒虚夸自大的言语;凯歇斯吐露私怨和嫉恨的诽谤;两军相遇时双方统帅相互挖苦等等,都说明诗人驾御戏剧语言的技艺已经相当成熟了。这也是为什么西方不少学校都选用《裘》剧作课本,让学生背诵的原因。

   再有是莎士比亚组织材料的功夫。他是紧随普鲁塔克的有关传记的,但是又从戏剧要求出发,尽力使行动快速集中,他把两年的历史(公元前44年——前42年)压缩到几个月;舞台上表现出来的全剧内容只用了有间隔的六天:

   第一天,第一幕,i、ii两场,相隔一个月

   第二天,第一幕,iii场

   第三天,第二、三幕,有间隔

   第四天,第四幕,i场

   第五天,第四幕,ii、iii场,至少间隔一天

   第六天,第五幕。(2)这种压缩集中的结构,使《裘》剧看起来紧凑,能抓住注意力之外,也加重了悲剧性。

   还值得注意的,是它的社会作用或现实意义。诗人以裘力斯.凯撒命名此剧,很可能是借以表达他本人和当时英国公众对于国家统一和君主明智的社会政治要求,从而起到间接含蓄地警戒伊丽莎白女王和当时政治野心家的作用。(3)

   从以上看,《裘》剧是给大悲剧创作提供了较好的基础;除此之外,它和大悲剧之间更存在着这样那样明显的和隐蔽的联系。首先是《裘》剧中的某些“苗头”在大悲剧中有所重复,或者得到了发展和变化。

   比如诗人在《哈姆莱特》第一幕里就让霍拉旭讲到“雄才大略”的凯撒遇害之前,罗马出现了“预报重大变故”的怪异朕兆,同《裘》中的描写十分相似。《裘》剧中的勃鲁托斯就为哈姆莱特提示了相近的或对比的性格特征。安东尼称赞勃鲁托斯可以使造物肃然起敬,向全世界宣告:“这是一个汉子”(This was a man)”。那令人联想到哈姆莱特赞扬他死去的父亲“是一个堂堂的男子”(He was a man.Ⅰ,ii“是一个男子的典型”(assurance of a man.Ⅲ iv)这不仅是台词相似,而是共同表现,诗人按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的崭新观念来塑造他的英雄人物。比如奥瑟罗受埃古哄骗,同勃鲁托斯受凯歇斯诱惑,隐约相似,奥瑟罗杀黛丝德蒙纳也象勃鲁托斯一样,幻想其暴行是为了更高的公正奉献牺牲。莎士比亚学家P.博洛克班克指出:麦克白谋杀老王之前的独白(全剧由之发展的一颗“胚种”)可以令人联想起勃鲁托斯在二幕一场中的独白。两出戏中都是幻影似的想象,促使了国家和个人的毁灭。(4)再有,莎士比亚写到麦克白听见夫人死信而无动于衷的时候

   ,可能联想起勃鲁托斯两次听到鲍西娅死讯时的奇怪的冷漠——斯多噶式的“不动感情”。(5)后来的罗马剧《科利奥兰纳斯》里同名主人公,

   也像勃鲁托斯一样不懂民众暴动的凶险,受到了惩处。

   以上这类相近似的细节或情节,令人感兴趣,但是远为重要的则是《裘》剧所显示出来的,莎士比亚在悲剧观念和创作特点方面的新见解。我们可以感觉到,它表现出了诗人对于重大(历史)题材与重要人物个人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这一要点,加深了认识。此外可以从它看到,诗人更加明确了着重写人以表现中心思想的创作意图——特别是开掘具有悲剧性内涵的主人公的精神世界,展示其斗争,痛苦和结局的正、反社会道德意义。这样的认识和意图,也就表现出了不同于古代命运悲剧的近代悲剧观念。

   剧中勃鲁托斯的艺术形象,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凯撒的形象,正是这个认识和意图的产物。

   《裘》剧的主要情节——维护近于崩溃的古罗马共和国体制、谋害凯撒和内战——决定了它的政治、历史剧的内容与框架。但是,时刻创新的莎士比亚,此时则更想超越历史剧的体裁了。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英雄传》正好富于人物描述,肯定也启发了他对于塑造悲剧人物的想象力。这样,《裘》剧就被赋予了向人物和戏剧冲突纵深描绘的悲剧性内容,而形成了混合的历史悲剧。首次印出此剧的第一对揭本(1623年)却已经把它放进悲剧部分了。

   前边说过,《裘》剧难免有“实验性”创作的不足或缺陷。首先可以举出的是历史背景交待得不够明确。这对于理解人物(以至诗人本身的政治倾向)有一定影响。

   剧中的历史事件发生在公元前一世纪中期,也就是古罗马共和国结束,罗马帝国诞生的转折时期。当时罗马已经有了巨大变化。绵延了数百年,仅以罗马城市为中心的奴隶制共和国早已接近崩溃,而扩大了版图和设立了若干行省的罗马帝国,事实上已经存在并且需要强有力的集中统治。

   因此,凯撒于先后征服异邦和击败对手庞培之后,成为终身独裁者的局面,正是形势所需的;特别是厌恶长期内战的罗马上下,都要求和平统一与集大权者。(这在普鲁塔克有关传记中讲得比较清楚)。但是贵族元老及共和派们妄图保住共和制而谋杀了有可能被拥为国王的凯撒。这又导致了内战和第二次“三头政治”。(以后十几年内,罗马帝国分属“三头”;经历了一段战争才由小凯撒•奥克泰维斯统领。所以,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帝国和皇帝(——号称奥古斯特斯的),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共和派的政变行为是反历史而动的。

   莎士比亚可能是想到了当时其他的罗马戏和观众比较知道凯撒及罗马历史,而避免多作交待。《裘》剧开始时只提到凯撒凯旋归来;他最后平定了在西班牙闹事的庞培的儿子们。然后剧本就转而表现他受民众拥护、他的巨大影响以及自我表现等。剧中没有明确他已是终身独裁者;五幕一场中暗示未来小凯撒战胜安东尼而称王的穿插,又很简略。这样,不知道这段历史的读者或观众就不容易看清悲剧主人公的思想行动的错误实质,而抽象片面地肯定他爱国、爱自由的“崇高理想”了。

   《裘》剧的另一个不足,是早在18世纪英国莎学家S •约翰逊所指出的:它“比较冷”、“同莎士比亚某些戏相比,不够动人”。(6)

   这可能有两重原由;一个是关于勃鲁托斯这个悲剧主人公的构想使他没能发展到像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等等大悲剧人物的规模。他也经历了忧愁怀疑和尖锐的思想斗争,但是由于性格和思维方式的特点,加上本身的动机是无私的,他就比较简单快速地解决了思想矛盾,坚信谋杀凯撒是“光明正大”的“义举”。这样,他的处境和心情就不能是悲怆感人的了。他在最后作战中的自信正确表现出他的固执的主观性。妻子暴死,他也以斯多噶信念压下内心的悲哀。令人感到可敬但不亲切。

   另一个原因则在于全剧结尾的性质。它不是悲剧的而是历史剧的结局。全剧发展到第四、五幕时,“文戏”变成“武戏”,或者说,历史悲剧缩回到一般历史剧的战争内容。出现了两次的凯撒幽灵,表现了他的精神胜利。凯歇斯.勃鲁托斯自戕之后,罗马历史将在安东尼等操持之下继续演变下去。如果是悲剧结尾,那主人公最终遭遇到的死亡,不仅会是十分悲惨的,而且令人同情与深思。勃鲁托斯所犯错误的性质,特别是他最后并无悔恨与悲哀,只能是像约翰逊所说的“不够动人”。

   《裘》剧不免上述缺陷,但是长久演出以来,它都受人欢迎和重视。也许可以说,如果没有它作为“前奏”的奠基和创新,《哈姆莱特》恐怕就不一定能随后出现跃上悲剧奇峰;其后的莎士比亚大悲剧也要相对地推迟。

     (二)悲剧性的内容和创新

   莎士比亚在此剧中展现了裘力斯.凯撒被反抗分子们谋杀,以及勃鲁托斯意在“救国”却给国家、家庭和个人造成了悲惨结局的遭遇。双方的灾难都表明,人的命运不是“天定”的而完全是属于人和人世的事。概括地说,是由主客观两种情形的交相作用所支配和形成的。那就是个人本身含有内在矛盾的思想性格,强烈意愿和行为方式,同人的生存环境——大至时代的、世界的和国家的,小至本身处境的种种势力——之间的牵执、影响和冲突。正是这种新的近代悲剧观念,使莎士比亚在描写人物和展现情节方面有了更深的变化。

   让我们先看凯撒这个人物。有的论者对他的形象感到不满,提出了诗人为什么加以“丑化”或贬低的疑问。实际上这种疑问正可以说明莎士比亚是在突破单一的性格观念而尽力展现复杂人性中导致恶运的消极因素;揭示其中的可悲的缺陷。

   裘力斯.凯撒是莎士比亚十分喜爱的罗马英雄,曾多次被诗人在不同的剧作中提起过。在这出戏里,正象德国莎评家许金所说的,诗人从一开始就把他表现为“一切的中心”;他被视为“天生的统治者”,一个“不可一世的人物”。他发命令“周围的一切人包括重要人物如安东尼,一个一个地接受他的命令”;他“一出现,他们就缩得像矮子,变成跟班的一样”(7)

   所以,凯撒是伟大的胜利者;他受到了广泛的拥护,也拥有巨大权力。不幸的是,这却助长了他性格中的弱点——P.博洛克班克所说的沾沾自喜的“浮夸的自我”(Grandiose self),和喜听谗媚的“幼稚的自我”(infantile self)(8)这两个特点使他情不自禁地滋长了自我“神化”的傲气。他自称“凯撒”而不称“我”;他以北斗星和奥林波斯山自比;他经常口出狂言,吹嘘即使做了错事也总有正当的理由,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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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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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戏剧》(京)1996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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