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志义:反贪腐与开新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9 次 更新时间:2015-03-30 21:4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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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志义  

  

   最近,孙立平先生提出了一条改革分三步走的路径,即由反贪开始,撬动权力,然后除恶政,施宪政。另有人则不赞成他的想法。认为现在的反贪腐,只是一种权力斗争,是政治清洗,既不可能彻底,更不可能导致宪政法治。只有建立民主制度,依靠人民的力量,才有可能实现体制转型。

   其实,任何体制变革,都伴随权力斗争。权力斗争不一定带来体制变革,但体制变革一定有权力斗争。专制体制会带来无穷无尽的、或明或暗的权力斗争,绝大多数的斗争是争权夺位,但也有带来体制进步的。1976年毛逝世后,权力中心倒塌,引发一场权力斗争。抓捕“四人帮”,正是这一权力斗争的表现。而这种权力斗争的最终结果,带来改革开放,即体制的重大变革。虽然后来改革开放走样,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矛盾确实得到根本性缓解,经济发展开始步入正规。也就是说,文革结束后的高层权力斗争,是八十年代体制变革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现在的形势与毛逝世时相仿。如何摆脱困境?历史经验或可借鉴。

   一,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形势与文革结束时相仿

   1,经济处于崩溃前沿。房地产危机,债务危机,超发货币引发的通胀危机,以及环境恶化的危机,正处于全面暴发过程中。中国GDP可由货币堆积起来,也可由货币打入深渊。中国以前所有能够提升GDP的措施,如四万亿,现在都成为诱发经济崩溃的原因。文革结束时,中国经济也处于崩溃前沿,虽然现在的经济与那时的经济不处于同一水平,寻致可能崩溃的原因也不尽同,但经济岌岌可危,却是同样的现实。

   2,民间积怨甚深。那些下岗工人;那些失地农民;那些因思想信仰获罪之人;那些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民众干部;那些因谋生,因上访,而被打,被劳教,被精神病的人;那些私有民营财产被无端剥夺的人等等,已经构成中国目前社会动乱的根源。文革结束时,也有地富反坏右,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阶级敌人,有投机倒把分子等等。从人数上看,现在对政权抱怨之人,决不会比文革结束时更少。

   3,政治思想领域争论激烈。中国是要搞市场经济还是权力经济,是实现宪政法治,还是党领导一切。争论的焦点在“中国模式”上,这样一个少数官员致富,依靠出卖资源,剥夺人民,污染环境的发展方式究竟是成绩,还是祸害?现在有不同看法。文革结束时同样政治思想领域争论激烈。争论的焦点是文革究竟该不该搞,是一场灾难,还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方法?直到现在,这场争论还未止息。

   4,权力同样出现多中心,权斗激烈。而且现在激烈的程度甚至过于毛逝世时,那时只是政治争斗,现在还有利益原因。反腐败必然表现为权斗,因腐败份子皆为有权有势之人,他们也会运用权势反击,因而使这种斗争显得更为激烈。

   二,开启新政与否定旧政

   改革实质上是开新政。开新政的一个前提是否定旧政。如果旧政一切都好,那就不用改革。文革时高叫“形势大好,不是小好”,那还能否定文革?现在主流谋体唱赞歌“中国崛起了,世界老二了”,那还能否定中国现在的发展模式?否定需要勇气。据说党有强大的自我纠错能力。但我至今还没有见到有那一位党的领导,党的干部能够否定自已。毛泽东知道很多人对文革有看法,所以他一定要挑选一个不会否定他的人来作接班人。更不用说如果他没死,有谁能胆大包天,否定文革?

   目前的反贪腐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确实是一场权力斗争。但不通过某种方式如反腐,拿下那些该为旧政错误负责的权势人物,剥夺其权力和影响,新政就建立不起来。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由腐败份子掌权,官员财产公开就永远实行不了。文革结束时抓“四人帮”,当时确实是权力斗争。但如果没抓“四人帮”,剥夺其权力,清除其影响,他们仍处于权力中心,以后能否定文革?地富反坏右能摘帽?冤假错案能平反?能有以后的改革开放?

   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可以在不进行暴力革命的条件下,为废旧政开新政提供了一种可能。即它不一定能废旧政,却提供了一个机会。中共历史上有很多权力斗争,如高饶反党集团,彭德怀反党集团等。都没有带来废旧政。但抓“四人帮”,则完全不同。为了使抓“四人帮”有合法性,必须对其进行揭批,清算其错误和罪行。而“四人帮”是旧政的掌权者,清算四人帮的罪行就是清算旧政的罪行。这就为否定旧政开启新政带来可能。

   权力斗争能不能转变为体制进步,其可能性取决于两因素。A,权力斗争获胜者是否是旧政的主要执政者,如果不是,他便可以不为旧政的错误或罪行负责。因而他既可以这些错误或罪行来批判权斗对手,又会提出一些与旧政不同的施政方法。而这些方法大多比旧政更进步或更开明。B,存在难以克服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不开新政无法摆脱危机。权力斗争胜利者要稳住他的权力,必须变革施政方法。

   中国目前政治经济社会危机一触即发,通过反腐败能否开新政,受复杂因素影响,确实不可预知,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能。

   三,危机对权力斗争产生倒逼影响

   毛逝世后华国锋抓“四人帮”,当时号称是路线斗争,但实质上是权力斗争。如果是路线斗争反倒好了,因“四人帮”的路线就是毛路线,如果真正是路线斗争。那就必须否定毛路线,由此可带来体制进步。显然,当时对华国锋等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但华既不具备毛那样的强势,又面临毛路线带来的巨大社会危机。一个最棘手的问题是建国以来,在阶级斗争理论下,受打击迫害的人,数量达到以亿计算,波及农村、工厂,知识界以及官场。不清理毛路线,这些人便得不到解放,社会就无法得到安抚,华的政权就难以稳固。

   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尤其是受害的官员和知识份子,他们具有很大的活动能量,必然不满足于抓“四人帮”只是一种权力斗争,而要求清算旧政,否则他们中的大部分便得不到平反和解放。所以抓“四人帮”之后,高层仍然权斗激烈。不过这种权斗,已然和路线斗争交织在一起了。“真理标准”的讨论,正是权斗具有路线斗争性质的表征。华以后丢失权力,只是由于他坚持旧政。而旧政完全不得人心。所以邓对华的替代,不仅是权力的替代,而且是新政对旧政的替代。邓时代,平反冤假错案,给地富反坏右摘帽,既是对旧政的否定,又给新政带来合法性和巨大威望。84年,北京大学生打出标语“小平你好”,那确实是人民真实的心声。

   现在中国的政治形势与1977年前后相仿。反腐败已经引发高层权力斗争。权力斗争中也交织路线斗争。如处理薄熙来,就有一个重庆模式,审查周永康,也涉及“维稳”体制。其中充满争议。而中国目前政治经济社会危机对政权压力最大的,与文革结束时相仿,那就是人权危机。由于我们后来的改革走样,即没有彻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阶级斗争在巩固政权的理念下卷土重来。经过二十年的累积,又出现一个个人权利受到政府侵害的庞大群体。我想数量不会少于文革结束时。这些人要解放,要平反,要自由,必然对高层权力斗争产生倒逼影响。

   如果中央派出一个巡视组,就被成千上万的上访人员包围;如果政府要征农民的土地,农民拿起棍棒反抗,只能动用武警镇压;如果一个小贩被打,能引起网上的巨大讨伐声浪;如果国家领导人出访,经常受到外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人权的强烈指责;如果天安门广场的便衣警察,有时候甚至比游人更多,那这个国家已不是一个正常国家。如果当权者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要维持旧政,高层的权力斗争就不会止息,正如华国峰抓“四人帮”并没有止息权力斗争一样。

   当然,政治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具有不确定性。现在的政治形势与1977年相仿,却不等同。中国究竟会如何变化,只能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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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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