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媛: 亚洲国家反腐败的三种强力道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8 次 更新时间:2018-09-30 08: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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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媛  

  

   摘要:腐败是亚洲国家共同面临的政治问题,腐败的形式以及反腐败的道路却五花八门。笔者指出,目前亚洲国家呈现出三种反腐败的道路特征,这三个国家分别是:议会共和制的新加坡;总统共和制的韩国;人民代表大会制的中国。本研究打算重提反腐败道路,以此为分析框架,建构反腐败的道路话语。具体从考察近几年新加坡、韩国和中国的腐败案例入手,探讨各自反腐道路的主要构成要素,在比较的视野中考察亚洲国家反腐的独特性。


  

反腐败:亚洲反腐政治景观

  

   从透明国际组织公布的2015年清廉指数的排名来看,亚洲国家的腐败依然严重,被评估的27个国家和地区中,得分超过60分的只有4个国家和地区,新加坡排名世界第八、亚洲第一,中国在世界上排第84位,比2014年的第100位有所提升,韩国排第36位,朝鲜和阿富汗继续以8分和11分居最后两位。按照亨廷顿的说法,现代化是现代社会滋生腐败的原因。

   本文以亚洲的三个国家——新加坡、韩国和中国为分析对象,尝试厘清各国反腐运动的现状及其背后的逻辑,以期获得启示。新加坡在殖民和独立初期,政府内部的腐败问题是很严重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腐败治理,目前成为廉洁指数排名世界第八(透明国际组织2016年1月最新数据)的国家。当下,新加坡的反腐行为是否还在持续?在理念和机制上有没有什么变化?是否存有新的理念或新的治理形态?这些问题值得探究。李路曲教授曾指出新加坡和中国在文化传统、体制形式、发展模式等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因此,与新加坡进行直接比较,有利于阐明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向度以及治理方式变革的速度和深度的效果,也有利于阐明发展中的问题。

   韩国是中国的邻国,其原初的威权政治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家族腐败严重,甚至多次导致政权更迭。民主化转型之后,韩国腐败问题得到了改善。朴槿惠在任期间颁布的《金英兰法》堪称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框架性反腐法案,据韩国国民权益委员会统计,《金英兰法》共涉及40919个机构的400余万人。然而,2016年国际十大案件之一,韩国总统朴槿惠的“闺蜜门”就能算上一桩,该事件引发了整个韩国政局的剧烈动荡。韩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在反腐败斗争上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虽然有一些痼疾难以根除,但是其反腐道路有其独特之处。此外,在比较的视野下,我们既要横向比较,也要纵向比较。中国的反腐败运动自古就有,新中国的反腐斗争更是一部长篇史。党的十八大以来,再次进人强力反腐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高度重视反腐工作。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在査处苍蝇老虎的同时,挽回了大量的经济损失。据统计,截至2015年6月,已经有效挽回损失387亿元。目前,中国在2015年国际透明组织公布的廉洁度排名中排第84位,而在2014年是第100位。这足以说明中国近年来的反腐工作成效显著。但是,仍然有一些重大腐败案例频频发生。党的十九大刚刚召开,总书记的报告中仍然强调“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定不移‘打虎’、‘拍苍’、‘猎狐’,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

   由此可见,腐败是亚洲国家面临的同一个政治问题,但是腐败的形式以及反腐败道路的选择五花八门。笔者试图从这三个国家的反腐经验出发,找寻近年来的腐败案例,分析各自反腐道路的特征,期望在比较的视野中为中国反腐败斗争提供有益借鉴,这也将有助于增进对亚洲国家反腐败不同特征的深人了解,形成相互的参考价值。与此同时,深思反腐败道路的独特性,这意味着虽然腐败是世界的通病,是人性的共性,但是规律性和普遍性的经验并不能成为具体某个国家完全复制与效仿的对象,发展符合本国历史与政治经济背景的反腐特色才是解决腐败症结的正解。

  

反腐败道路:旧话重提

  

   针对腐败与反腐败的问题,学者们采用了不同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框架,形成了一派繁荣的学术景观。改革开放以来,对腐败问题的研究更是在中国成为热潮,主要呈现出以下几种分析框架。??

   第一,以权力制衡理论来讨论腐败问题。权力制衡理论萌芽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现代意义上的权力制衡理论是在近代17、18世纪由洛克、孟德斯鸠确立,是政治学的重要理论之一。洛克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在洛克的基础上,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为防止权力滥用就必须以权力限制权力,实现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种权力的分立制衡。从权力制衡理论的分析框架出发,讨论腐败,即公权力的腐败,实质上主要是从立法和司法的角度探究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

   第二,从现代化理论出发讨论腐败。20世纪70年代,由亨廷顿阐释的现代化与腐败的关系广受学界的认可,即所谓的腐败与现代化相伴相生的理念。众多的反腐败研究都预设了上述理论基础,由此,在该分析框架下对腐败治理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上,破解现代化的难题是众多学派研究与争论的焦点,对腐败的研究也和这一难题交织在一起。

   第三,从寻租理论入手讨论腐败。20世纪80年代,中国一些学者引人西方寻租理论来解释与分析腐败现象,以此探讨反腐败的举措。寻租理论的最早萌芽于20世纪60年代。1967年美国经济学家戈登?图洛?克在他的论文《关于税、垄断和偷窃的福利成本》首次涉及寻租活动。随后,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指出寻租活动是通过政治活动展开的,限制寻租就是要限制政府。1974年,克鲁格在探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形成原因的论文《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中首次提出了寻租概念。经济学家麦切尼将寻租理论与官员腐败问题联系起来,将政客利用行政干预增加私人企业的利润、人为创造租金、诱使私人企业向他们“进贡”作为取得这种租金的条件的行为称为“政治创租”,将政府官员故意提出某项会使私人企业受损的政策作为威胁、迫使企业与之分享既得利益的行为称作“榨租”。?学界一批研究者借鉴寻租理论,以此作为分析框架来分析腐败问题,这一分析框架是从经济的角度着手,反思市场经济的不健全,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以及制度的不完善。

   第四,在制度反腐的框架里讨论腐败治理。与权力制衡相对应的另一种分析框架则是制度反腐。当下,制度反腐理论代替了权力反腐,渐渐成为具有主导地位的影响力。制度反腐理论认为,腐败发生的根本原因就是不遵守制度,由此强调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减少制度漏洞,强化制度的执行力。在制度反腐框架下分析中国的腐败治理,主要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具体制度层面的探讨;另一个是抽象层面,强调法治为核心。现代政府理论认为,“任何实际运行中的政府,都不仅是一种体制,一个体系,而且是一个过程”,通过对政府过程的研究可以“揭示政府在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偏离’现象及其规律”,从中“寻求减少政府非法‘偏离’行为的措施”。探讨反腐倡廉道路的过程机制是制度反腐框架下的重要内容。

   第五,在文化反腐的框架里讨论腐败治理。反腐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是一种文化斗争。文化是在一定社会群体中流行的情感、倾向、观念、态度、价值观的总和,腐败文化是治理腐败的严重障碍。所谓文化反腐就是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把廉洁的价值观念和基本原则?渗透到法律制度和人心,从而达到反对和防治腐败的目的。从文化的分析框架来探讨腐败治理,实则是探讨如何治理腐败文化,纠正腐败文化的侵蚀,净化社会风气,宣传健康的文化价值理念,为制度反腐奠定良好的文化基础。中国反腐倡廉的运动一直努力建构和培育廉洁的文化和政治文明,这说明,我们早已深刻地认识到重视廉洁文化意识的紧迫性与重要性,只是如何达到这一目的,尚有很多未解的空间。

   第六,反腐败模式分析。反腐败模式指的是包括反腐败制度、反腐败基本政策和基本理念等在内的一个整体性的概括,具有可借鉴性,也可以将其理解成一种道路。作为一种模式或道路,都是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下的产物,都是与特定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的,具有特殊性。但因为反腐斗争的同一性和普遍性,不同的道路或模式会有一些可以借鉴与学习之处。在此框架下,学界呈现出一批分析中外各国、各地区反腐败模式及利弊之处的成果,以期寻求某种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上述种类是几种主要的反腐败分析框架,本研究旧话重提,以反腐败道路为分析框架,建构反腐败的道路话语,考察近几年新加坡、韩国和中国的腐败案例,探讨各自反腐道路的主要构成要素。所谓旧话重提,并非重复前人的研究工作,而是关注变化,关注这三个国家反腐道路是建立在什么理念之上,有过什么样的变化,变化之后成效如何。通过比较,试图建构亚洲三种反腐败道路的话语,并找到对中国反腐的新启示与新理念。?


来自亚洲的案例

  

   (一)新加坡

  

   目前,中国在学习新加坡反腐经验方面都是参照新加坡殖民期间以及建国初期的腐败案件,如果我们要深人了解和学习新加坡的反腐经验,跟进新情况,了解新理念就十分必要。笔者尝试搜索新加坡近十年腐败案件,数量不多,其中有六起案件最受关注,在此,笔者选取贪污数额最大以及数额最小的两例案件作为分析对象。

   案例一:Edwin Yeo,新加坡贪污调査局(CPIB)的前任助理司长,被指控贪污数额超过170万新币。2012年9月,贪污调査局收到了支付某些业务费用(是通过Edwin Yeo的账户支付的)已经逾期的信息,由此他的非法行为得以曝光。当年10月18日,这个机构向商业事务局递交了一份Edwin Yeo贪污的报告。法院透露,每笔挪用的钱,他都会用下一笔可以使用的现金来填补窟窿。他通过网上银行,瞒天过海转移了470265新币到他的个人账户上。他还伪造了一个支付收据来欺骗贪污调査局的行政司长助理Sze Chinyu,让他认为钱已经支付给了一个电器供应商。Yeo总共挪用了176万新币,其中的164万已经不能被偿还了。检察官Ng认为,Yeo的行为影响了公众对于公共服务诚实性的信心,因此应当严惩。法官同意检察官的观点,即这是一起令人吃惊的滥用职权与破坏信任的案例,并且这些违法行为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极为恶劣。当Yeo在2008年第一次贪污1200新币的时候,没有人注意到他的这一行为,这也让他变得更加贪婪。接着,他涉嫌挪用的款项一年比一年多:从2009年的95000新币到2010年的106000新币,2011年的320000新币,一直到2012年约120万新币,之后才被他的同事揭发。贪污调査局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在2012年的9月14日知悉了情况。经过初步调査,Edwin Yeo被停职并在第二天被禁职,最终被判处10年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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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比较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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