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强:论国家人权义务的类型及转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0 次 更新时间:2015-03-30 20:4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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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强 (进入专栏)  

  

   个人和公民与国家人权义务关系是宪政的核心问题。个人和公民人权的实现,端赖于国家人权义务的履行。国家人权义务不仅是现代法治国家重大的课题,也是人权法学中最核心理论问题。以往学界讲人权的多,研究国家人权义务的少。如何从人权法来研究国家人权义务,对人权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本文拟从人权法角度论述国家人权义务。

  

   一、国家是人权义务中的刚性主体

  

   人权的实现以义务的履行为条件,人权实现的义务主体是多种多样的,有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个人,但国家是人权实现的最主要的义务主体,其作用与责任远远走出其他义务主体之上。理由在于国家的权力是手段,而公民的权利是目的。国家的根本任务就在于保障公民这样或那样的权利,否则就将失去国家存在的价值。有权利必有义务,国家拥有权力因此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如违反义务则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对外的国际法的责任和对内的国内法上的责任。这里的国家人权义务一词,指的是国家对其公民应尽到国内和国际义务,是与国家权力相对应的概念。[1](P262)如果从纵向依据义务来自于国内法还是国际法,可以划分为国内义务和国际义务。

   第一、从国内义务来说,国家人权义务是人权保障的刚性要求,有着深刻的法理基础,国家人权义务涉及的核心是公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博弈。我们可以从对抗权和合作权关系中得到进一步的确认。严格来说,人权是对抗权,这是逻辑起点。因为国家人权义务主要基于国家与个人的对抗联系在一起,是个人权利与国家公权力的对抗。权利是通过或针对国家公权力提出的要求,权利是对国家的要求。任何公权力不受制约,必会导致滥用,这是一条普遍的客观规律。无论是霍布斯的暴力起源论、洛克的家庭起源论、卢梭基于公益产生的社会契约论,都说明了国家公权力和个人权利的关系。经典政治哲学经常提到,个人权利是国家公权力的基础,国家公权力来源于个人权利,又受制于个人权利。[1](P263-264)人权主要防范的是国家公权力的侵害,国家人权义务主要体现在国家公权力不作为与作为之中。一般而言,对公民的人身人格权利和政治权利与自由,国家不得侵犯与剥夺,这要求国家人权义务主要是消极的不作为,有时也要作为;对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家人权义务主要在于创造条件,要求国家积极作为才能实现,有时也要不作为。无论是不作为还是作为,都是国家人权义务的体现。人权构成要素中包含着对抗权和合作权,从国家公权力的不作为与作为来看,也揭示了公权力与人权主体之间既有对抗又有合作关系。而人权的实现,不仅仅在于对抗也在于合作。对抗权是人权主体针对国家公权力否定性权利,要求国家公权力对权利的谦性,对抗权是人权的原始形态;合作权则是人权主体配合公权力肯定性权利,要求国家在履行义务时提供条件,合作权是人权派生形态。这两者是一体两面,统一于人权之中。人权的实现是从对抗到合作,在对抗中合作,在合作中对抗。针对对抗权,国家既要有尊重和宽容的消极不作为义务,也要有积极保障实现公民权和自由权实现的积极义务;针对合作权,国家也既要有积极促进、保障经社文权利作为,也要有消极尊重不作为义务。国家人权义务就在这种既对抗又合作中不断扬弃的过程中,把人权实现推向到更高层面。[2]

   第二、从国际义务来看,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国家人权义务是仅指向其人民,是单维度的话。而面对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随着国际人权公约体系的逐步完善和国际法的突飞猛进,国家又负有了另一维度的责任,即国际法上的责任。特别是以经济全球化为先导的多视角的全球化的背景下,法治国家也成为法律全球化下的各国共同性话题,从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来保障人权,是完善国家保障人权义务的必然之举。在国际人权法中,主权国家承担人权保障最主要的责任,在各种国家人权文书中有明确的规定,人权保障的义务主体是主权国家。各种人权公约中的几乎绝大多数条文都作如下类似规定:“本公约缔结国各国承担,……”“本公约缔结各国承认……”,国际上的各种人权行动宣言,也对此都有明确规定与要求。[3](P83)国家保障人权的国际义务,是指各国根据其加入的国际人权条约所承担的所有有效的义务。国际人权公约所调整的权利义务是以国家与人权享有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为基础。人权公约设立的目的不是在缔约国之间交换权利义务,而是通过对国家人权保障义务的约束,保障所有国家中的个人的义务。国家在国际人权公约下针对个人的义务具体可以分为承认、尊重、促进和提供、保护的义务。承认是指缔约国在国内法律制度中承认人权是实在法上的权利;尊重是国家的消极义为,它要求国家不去妨碍个人行使权利或不为侵犯特定权利的行为;促进和提供是国家的积极义务,指国家通过积极的行为提供人们获取资源的条件和增强人们享有这种权利的能力,这一义务主要涉及个人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保护的义务是一项程序上的义务,指国家为人权受到政府或其他私人的侵犯提供救济。保护义务是最重要的义务,如果在国际人权条约中对于人权被侵犯时的救济不加以规定或这些救济不能得到实施,则整个国际人权公约在很大程度上将落空。国家为人权提供救济既可以针对个人人权受到本国政府的侵犯,也可针对人权受到其私人的侵犯。如果国家不提供及时、有效的救济,将构成对侵犯人权行为的纵容甚至是鼓励,国家将承担间接责任。[4](P62)从保护的方式看,国家为人权提供司法救济是最终的救济手段。从法律制度上看,相对于政府的保障责任而言,唯一可以从平等性和穷尽性来保障法律上人权的实然性的只有诉权,也就是法律制度应当保证个人可以享有自由地陈述保障人权要求的权利。这种权利相对于其他法律上的人权是基础性的,也是绝对的。[5]也就是说,国家在保障人权具有国际义务。中国政府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中,特别强调加强要国际人权交流、对话与合作,同世界各国一道,共同致力于推动世界人权事业健康发展,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这是一种进步。[2]

   从上述来看,在各种人权义务主体中,国家人权义务是刚性的、第一位的、法定的,而国际组织等义务是柔性的、第二位的、自愿的。

  

   二、国家人权义务的类型

  

   对于国家人权义务类型,如果从纵向依据义务来自于国内法还是国际法来看,可以划分为国内义务和国际义务;但从横向依据与权利道德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的分类的关系,可以分为道德义务、法定义务和实有义务。

   (1)道德义务。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应有权利。但人权要求国家的保障。尊重和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也是政府拥有和行使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洛克的社会契约理论以公民权利视角分析国家人权义务,他认为,自然法赋予人们各种权利但自然状态是有缺陷的。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权和财产权,人们互相立契约组成国家。根据该理论,国家的义务应当是满足权利的需要,这同时说明了满足权利的需要是国家及其权力存在的正当理由;国家人权义务的内容是由权利的需要决定的,也就是说,权利的需要是国家人权义务的依据。因此,可以说根据洛克的理论所形成的“权利的需要决定国家人权义务”的观点,实际上被西方法治国家所验证。[6](P296)权利的需要决定国家人权义务,在中国语境下就是以人权为本,也是作为执政党和政府的治国为政的基本原则。因此,保障人权是国家应当承担的道德义务。

   (2)法定义务。正如《世界人权宣言》序言有言,“为使人类不至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专制的反叛,人权有必要得到法治的保障”。这句话触动心扉,迫使反思,它揭示出,如果一个国家人权无保障,这个国家则永无宁日;其二,人权则要靠法治而非法制来保障,也就是说人权则需要法律化。进言之,人权如果不能受到法治的保障,人权的实现则永远是主观价值的乌托邦。确认国家权力为保障人权和公民权而存在,不仅是国家权力的道义基础,更是宪法规定的法定义务。此前,我国宪法更多关注的是如何保障国家权力的运行,国家至上的观念使人权和公民权利被置于较为次要的地位。[7]人权人宪后,人权至上是宪法的最高原则。这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和法定义务。中国政府为了落实这些法定义务,2009年4月制定和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在这个计划中,在既尊重人权普遍性原则同时,又从基本国情出发,切实把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放在保障人权的首要位置,在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上,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坚持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着力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表明中国政府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下,使国家权力的设立、配置和运行,有利于所有人的人权得到保障和实现。

   (3)实有义务。实有义务是相对现有权利来说。在人权法律是关系中,现有权利就是人们在现实生产生活中实实在在拥有和运用的权利,它是应有权利法定化的结果或形成的一种实有状态,其着眼点是权利的实践方面,是社会关系中已实现了的权利。而实有义务则是国家公权力为保障现有权利履行的义务。展言之,实有权利是权利的最终归宿和最高价值,是权利转化的最终结果,它构成了权利主体追求的最高目标,应有权利和法定权利只有经过国家公权力履行义务,真正转化为实有权利,人权才最终得到实现。[2]

   从某种程度上说,权利的历史就是人们追求实有权利的历史。权利的实现,是社会秩序不断合理化的表征,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人作为主体摆脱偶然性自由自主活动的表现形式之一。现实权利构成了法治社会的基础,法律在规定权利的同时,国家公权力提供了从法定权利转化为现实权利的各种手段和资源,现实权利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如果国家履行实有义务,使得现实权利和法定权利之间的差距越少,说明法治的程度越高。实有义务,则是检验国家公权力如何尊重、保障、促进、救济应有权利和法定权利的关键,也直接决定了现实权利的实际形态。因为检验一个国家是否有人权,不应只看法定权利有多少,而关键在于现实中的实有权利实现了多少。例如新生代农民工、上访者、艾滋病人、受迫害的宗教信仰者、政治犯及其家属、处境危险的人权捍卫者,是否得到国家尊重和保障其权利。如果把这些人完全排除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可以说中国的人权状况相当不错。而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是由弱势群体那部分人来决定的,我们称之为“人权木桶定律”。是他们,而不是享有各种特权的人来代表着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法治程度。“如果这个社会始终和不同地将一部分人划分出去,让一部分人出于任何政治保障和法律的保护之外,这一部分人的状况实际上代表了这个社会整体的水平。”[8]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摧残人性的制度将不会改变,而我们的后代仍将被野蛮所统治。劣势决定优势,劣势决定生死。国家须尽到落实和保障现有权利的实有义务。[2]

   从上述国家人权义务分类来看,道德义务是从权利实体角度来讲的,而法定义务与实有义务则是从人权法规范层面来说的。

  

   三、三种类型国家人权义务的转化

  

从上述静态分类来看,我们可以把国家人权义务分为道德义务、法定义务和实有义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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