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强 林栋:“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的法理阐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6 次 更新时间:2022-02-17 00: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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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强 (进入专栏)   林栋  

  

   【摘要】“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的法理构成,可以分为道德法理、规范法理和政治法理,三者相互关联、相互支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的道德法理,奠基于“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即“人的繁荣”,其意涵既包括共同体不能遮蔽个人的向度,也指明个人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人格尊严”作为“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的规范法理,成为国家法秩序得以存在的根本规范。“相互承认”作为“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的政治法理,旨在为世界人权实践提供了中国特色的人权治理经验,并在此过程中提升中国的国家话语权。整合道德法理、规范法理和政治法理的三重视域,可以从单一共同体的维度转变到整体结构维度,使得“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获得多维度的法理支撑。

   【关键字】“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法理

  

   “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是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治国理政的基本价值理念,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立场。由此,国内学界围绕“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展开深入研究,并形成了一系列阐释性成果。一方面,从内部考察“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命题的内在结构,从较为微观与细致的角度来把握这个命题的内涵及其内部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比如,有学者指出,“该思想具有整体性、关联性、结构性、动态平衡性、开放性,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性理论”。[1]另一方面,也有代表性观点认为,“‘以人民为中心’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与民族化、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存在互构本质”,[2]这即是从外部视角关注“以人民为中心”与其他重大命题之间的关联,探求其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的理论定位。

   人权学界也敏锐意识到“以人民为中心”内在的丰富人权意涵。譬如,有学者认为这个思想与人权系统在概念、定义上存在差别,但具有运作具有耦合性。[3]也有学者提出可以将“以人民为中心”构建为人权主体话语,以“人民”作为人权主体概念。[4]概括而言,我人权学界对此重大的命题的解读与阐发,揭示了诸多的人权话语资源。由此看出,“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人权话语的价值源泉、理论根基、思维方式和研究旨归,从而形成一套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人权话语体系。然而,对于“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的内在法理而言,尚考察不足,还需要更加纵深和清晰的梳理,才能促使将该思想命题从“政治话语”向“学术话语”的转换。

   一、作为结构构成的三重法理

   “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在历时性和共时性层面,都具有回应重大实践问题的独特价值。从历时性角度来看,“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作为新时代对于过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经验和马克思主义人权原理中国化的概括与提炼,一方面在根本上区别于西方以个人为本位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具有显著的思想原创性;另一方面对于由高度复杂机制构建的工业社会和以信息数据为特征的数字社会带来的时代问题之回应,也具有很强的理论解释力。从共时性角度来看,相比较于当前全球化语境的其他国家治理理念和治理思路,“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在具体的制度实践过程中,能够发挥出明显的社会治理效果,特别在应对重大疫情等紧急状态时,更能彰显对人民生命权和健康权的保障。因此,不仅要看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作为此项人权话语体系的来源,相应地也需要理解话语行为带来的实践结果和社会效应。

   然而,“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的学术逻辑更在于探寻其内在理据,要求对人权话语体系的观念脉络、话语载体以及目的功能的全面认识。这就需要法理思维的介入。其一,法理思维是对整体思维的批判性重构,“需要用到‘整体/体系解释’方法,将不同理论思想和命题放入信念、主张中去,沿着……现有的整体思路‘接着讲’”,[5]也就是说,法理思维实质上是运用逻辑法则将命题进行分解和再阐释,并在各主要的构成要素之间搭建起体系性构造,从而通过评价性论证得到正确的说明,使结论获得整个论证的支持和证明。[6]其二,法理不仅作为判断实在法的某种合法性、合理性标准而存在,而且还可以用于证成政策、行为、主张以及某事物、某现象的正当性的功能。[7]所以,法理除了出现在以立法活动和司法活动为主要特征的法治实践过程中,也广泛存在于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领域。[8]如果提炼一个概念用以概括法理存在其中并发挥它的证成功能的多元社会领域,[9]那么我们认为,法理是体现共同体的客观意义关联的本质特征,它为共同体的存续和发展提供了目的性理念,而个体作为共同体的构成部分也从法理那里获得了生活价值和精神意义。[10]这就意味着,“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实际上是共同体内部关于人权治理的核心理念,其具体化就是人权制度及其配套的实践方案。它从总体上看是经验性和描述性的,是对我国人权治理成果的理论总结和概括。然而,若进一步对人权话语体系展开分析,就要求将人权话语体系和共同体的客观意义关联进行交互式重构,通过人权话语体系来言说存在于共同体之中的法理,也从法理之中为人权话语体系的内在阐释提供多元社会价值的说明和支持。

   因此,“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的法理建构可以分为如下层次:首先,用“道德”“规范”“政治”指涉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从宏大视角的社会系统论来看,社会环境中包含了法律、政治、伦理、经济、教育、科技、艺术等子系统共同构成,并且通过各种子系统的协作促使社会环境的发展和演迁。[11]而本文仅选择其中的道德、规范、政治作为观察的参照点,是因为人权话语的调整对象和运作场域主要集中在这部分社会关系之中,它们分别代表了共同体生活秩序的人性基础、法权构造以及整体意志的表达。正是在此种共同体生活秩序的持续性建构过程中,“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话语体系的正当性和证成性得以同时展开。[12]正当性是人权话语体系的经验观察和逻辑结构被道德、规范和政治生活中的法理所充分证明;证成性是人权话语体系的具体阐释被这部分共同体生活秩序的法理所补充。第二,道德法理体现的是“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的人性基础,其中既包含对人民作为人权主体性概念的论证,[13]也包括个人作为人权利益主体的推论和演绎。第三,规范法理表述的是“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的法权构造,即是在如网络结构般的人权法规范体系中提炼出“元法理”,它应当是国家法秩序中的最高价值,具有根本性的指导原理地位。[14]再次,政治法理是对“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的意志表达。如果将人权话语放置于多元共同体构成的国际人权社会时,就必须要面临着承认、商谈、合作或者是对抗、竞争、防御等话语实践情形,这就对我国的人权言说提出了挑战,那么便意味着从政治权力衍生而来的话语权问题成为人权话语体系需要关注的重要范畴。最后,整合道德法理、规范法理和政治法理的三重视域,从单一共同体的维度和“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的整体结构出发,阐发其所关注的中心命题及其对于人类社会的人权价值追寻。

   二、作为道德法理的“人的繁荣”

   “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奠基于“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即“人的繁荣”。“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人权原理的核心概念,其意涵既包括了共同体不能遮蔽个人的向度,也指明个人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15]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16]这意味着,个人与共同体之间并不是对立的,共同体不过是联合起来的个体而已,社会的利益、福祉应当落实到每一个个体之上,而不能用集体利益来消解个体利益。另一方面,个人也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从马克思关于人的类本质的观点出发,自由个体不应当被视为自我界定的完全的唯一者,即不能把所有的社会关系排除在自由个体之外。[17]个人只有在与其他个体的交往互动和相互承认的过程中,才能在共同体内部确认自己的存在,也即是个人的个性实现及价值意义都需要在共同体内部的交往网络中得以体现。然而,尽管“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命题从整体上概括了个体与共同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但个体的个性发展的具体方面以及个体与共同体的根本意义关联还需要在理论上更加细致的展开。

“人的繁荣”是用于描述这种关联性的恰当概念,我们将它作为“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的道德法理,因为“人的繁荣”不仅可以阐发出关于人性自由发展的诸项环节,也能充分展现个体依赖于社会整体秩序的关系。具体而言,早期的繁荣伦理学源于亚里士多德,他认为人的思考包括对残留的图像(Phantasms)的存在和处理,这种复杂过程包括了记忆、回忆、获得概念、推断、慎思解释,赋予人能够通过设置目标和设计各种路径支配自己行动的能力,从而使人可能在社会环境中获得德性和知识。[18]由此在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体系中形成了潜能、实现和繁荣等概念,进而在目的论体系的基础上可以想象一种“以保障基本权利为基础、以实现人类繁荣为目的的理论”,[19]由国家和社会来保障每个人实现其繁荣的制度基础,促使每个个体都能发挥各自的潜能,实现相对于个体能力而言的人生繁荣。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则将繁荣理论进一步聚焦到人的可行能力上,他认为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等固然都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这些目标只具有工具性价值,而真正的实质价值在于人们具有免受饥饿、营养不良以及接受良好教育等的自由。[20]而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C.Nussbaum)认为,能力路径不是对生命意义或生命价值的完整诠释,它只涉及核心的基本政治原则,因此努斯鲍姆列出十项能力清单:生命、身体健康、身体的整全性(integrity)、感知与思考、情感、实践理性、亲密关系、与其他物种建立关系、玩乐、对自身环境的控制。[21]可以看出,森和努斯鲍姆的能力路径是一种中立主义立场的平等理论,认为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秩序就在于个体具备如何生活的能力,非自治的生活不是通往“人的繁荣”的有效途径。并且,这种自由选择还应当是促使个体获得快乐和满足的追求,否则也无法成为个人福祉的来源。但是中立主义的能力观并未以正确的方式推进个体福祉。其一,用“功能”来替代“能力”可能是更好的理论方案。因为过于主张人的能力或者潜能只具有人权的应然性特征,从应然人权到实然人权的转换才能推进个体福祉的现实享有。换言之,“福祉不仅包括有权获得令人满意的生活,或拥有这种生活的能力,还包括就是这么来过”。[22]应当承认,即使有的人获得了那些核心能力,但也只是具有实现个体人生繁荣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结果的成功和平等。所以相较于能力而言,功能的内涵更加广阔:它既可以从功能失败的角度来推断能力的缺失,也可以在能力行使的前提之下,用社会政策的方式帮助个体实现繁荣。其二,功能的内容更有确切性和开放性。如果只从人的核心能力作为是否通往繁荣的判断标准,那么即便在理想情境中,各项核心能力都能对应人的繁荣,就意味着人权只是基本需求的满足。此种能力观不过是低限人权观的另外一种版本。从功能论的角度不仅能够清晰地对繁荣的各项标准作出描述,并且使繁荣本身还具有面向未来的开放性,因此随着社会变迁和观念演进就能促使繁荣不断被更新和补充。这就是马克思人权理论中的“充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23] 从功能进路的繁荣观来看,既保留了个体的天赋和潜能,同时也考虑到共同体为个体创设有利的社会环境要素的维度,使个体能够把握通往幸福生活和美好生活的机会,而社会制度也为个体的失败风险提供了兜底性的保障。因而此种偏向于平等主义的繁荣观可以更加全面地保障了个体的各项人权。克里斯汀·希普诺维奇(Christine Sypnowich)将平等主义繁荣观总结为六个原则:(1)以人民的生活质量为中心;(2)繁荣包括主观尺度和客观尺度;(3)繁荣不同于诸多标准的分配解释;(4)繁荣本身不能被均等化;(5)平等主义政策应当改善社会和文化环境;(6)平等主义的繁荣避免趋向家长主义的至善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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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界》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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