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刚 国宇: 围绕朝鲜半岛的日清、日俄矛盾与甲午战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9 次 更新时间:2015-03-28 11: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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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刚   国宇  

   1894年,日本为实现其野心勃勃“经略大陆”的构想,悍然发动了甲午战争。而在某种意义上,甲午战争是中、日、朝、俄四国间内在矛盾的表面化。而东北亚诸国,围绕朝鲜以及中国东北地区的利益争夺则由来已久。日本以维护朝鲜独立之名,自日朝间“文书问题”起,就不断挑战中朝传统的宗藩关系;俄国自1860年攫取了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领土之后,在觊觎中国东北之余,其侵略眼光也瞄准了朝鲜半岛,并与日本在“桦太”等地直接展开争夺。日本担心在扩张之路上落后于人,加紧攫取朝鲜半岛的控制权,也因此更加激化了日清矛盾。东北亚诸国彼此忌惮,互相警惕,使得这一时期的东北亚局势错综复杂。各方势力的消长,彼此矛盾的演化,与“甲午战争”的爆发有着深刻的联系。

  

一、现实与预想:日朝矛盾、日清矛盾、日俄矛盾的彼此关联

  

   明治维新后的日朝矛盾,始于日朝间的“文书问题”。1868年底,一向负责对朝外交的对马藩“先问使”抵达朝鲜。在呈递“王政复古通知书”之前的“先问书契”中,一改“日本国对马州太守拾遗平某”的旧有称谓,而使用了“日本国左近卫少将对马守平朝臣义达”的名衔,并在其后的“王政复古通知书”中使用了新印。对此,朝鲜方面反应强烈,称“不但岛主职号与前有异,句语中皇室奉敕等语,极为悖慢……岛主图署之自我铸给,今忽谓以铸印,亦为骇然”,表示拒绝接受日本的正式文书。对于朝鲜来说,日本单方面对旧有外交模式做出的调整,实为“三百年以来所无之举也。惟我两邦之率由旧章,永以为好者,为其诚信之不可渝,约条之不可违,则今日之事,谓之诚信乎,约条乎”①。朝鲜对日本“无信无约”的指责背后,也隐含着对日本“称皇称敕”的警惕。就日本的立场而言,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无论在外交领域还是内政领域,绝对主义倾向下的主体一元化则是既定的改革方针。借由对“神户事件”与“堺事件”的处置,明治政府承诺对于以幕府将军名义缔结的条约,将以天皇的名义加以继承。这使得明治政府在戊辰战争之前,就迅速取得了西方各国对于明治政府作为外交主体资格的确认。“江户开城”之后,各国公使又相继在东京觐见天皇,呈递国书,并在协商之后撤销了“戊辰战争”以来的局外中立。天皇作为外交唯一主体的资格被各国所承认。而作为江户幕府时代的“大君外交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日朝“交邻”关系,则与明治政府力图迅速实现外交主体一元化的努力相违背。同时,以对马藩为中介进行的日朝外交,其封建性也与逐渐近代专制化的日本政体相违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向专擅对朝交涉的对马藩,也不得不废弃原本朝鲜方面认可的印信,又在文书中强调“朝廷特褒旧勋,加爵进官左近卫少将,更命交际职,永传不朽,又赐证明印记”②,表明了其外交权限来自于天皇的“授予”,实际上放弃了作为朝鲜“外臣”的身份。

  

   日朝间的交往格局,在谨守旧传统与开拓新局面之间的冲突,其背后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外交观念的冲突。这种冲突在19世纪的东北亚并不鲜见,而其结局也大多蚀刻着时代的烙印:强权与武力左右着国际格局的基本走向,巨舰与大炮决定了国家间的基本关系。谋求改变日朝旧有关系的日本自身,就是在“黑船”的威胁之下打开国门的,在需求突破日朝外交死结的同时,日本也不得不考虑来自其他列强的威胁,而最直接的威胁来自俄国。1860年中俄缔结的《北京条约》使得俄日之间形成隔日本海而对峙的局面,旋即俄国军舰就于次年占领了对马,对马藩对此无力解决,甚至提出放弃对马,要求幕府转封九州。直到幕府出面请求英国干涉,俄国的企图才未得逞。实际上,俄国的这一动作是对早在1859年英国测量对马海岸的回应,占领对马的俄国官员就曾向对马藩宣传英国对于对马的野心。而英国干涉俄国的占领行为也不过是出于防止俄国在远东壮大实力并为自己谋取利益,英国公使甚至称“对俄国军舰的非法行为提出抗议,迫令退出,如果俄国拒绝,英国就自己来占领该地”③。这一事件作为“围绕着日本的严重国际关系的象征,其严重程度甚至使人预想到日本国土将遭到瓜分”④。之后日俄在“桦太”问题上矛盾逐渐实质化,应对俄国威胁并在列强的东北亚利益争夺战中占据一席之地,成为左右明治政府外交政策决断的要因之一。大久保利通在明治二年十一月给岩仓具视的信中说,“唐太(桦太)⑤之事实为今日之大患,愚亦为此寝食难安”⑥。在信中,大久保建议原任外务权大丞的黑田清隆专任兵部大丞,专职陆军事务。黑田任兵部大丞未及满月,大久保又向岩仓建议,让其担任开拓次官,负责“桦太”事务。黑田赴任之后,提出通过军事手段应对俄国在“桦太”问题上的“攻势”主张,认为“朝廷应为与鲁(俄国)一战谋划,可派遣留学生兼充间谍之任。谋划此战,人力与财力实为两大根本”⑦。而在当时的日本,黑田所言谋划与俄一战所需的“人力与财力”的条件是根本不具备的。黑田也逐渐将其立场修正为“桦太放弃论”以保证北海道地区的优先开发。俄国在日本北方咄咄逼人的姿态,以及其在中国东北的扩张,使得日本对于俄国终会将其势力渗透至朝鲜半岛的可能表现出极大的担忧。早在明治二年十月,时任日本公务办理职(总领事)的法国人モンブラン(Charles Descantons de Montblanc)就曾向外务卿泽宣嘉提出警告说:“俄国人掠夺朝鲜之时,较之俄国的东方领地桦太,长崎将更加直接的与大陆毗连(既直接面对俄国势力),前述之情状至之之时,大日本国也将变为今日之桦太”⑧。出于对预想中俄国势力南下的警惕,日本朝野内外“对露警戒论”一时间甚嚣尘上。柳原前光在其《朝鲜论稿》中称,“近年各国于彼地(朝鲜)窥探其国情者亦不在少数,如鲁西亚(俄国)者,其业已蚕食满洲东北,而势必鲸吞朝鲜”⑨。明治三年五月,兵部省曾提出“创设大海军之议”,在计划的提案书中谈及俄国的南下意图,称“(俄国)于近年取得黑龙江沿岸满洲之地,已与我北海道及朝鲜国界相接,压逼皇国、中国及朝鲜之北境……若无法阻止其南下之欲,此诚为两大洲之大害”⑩。明治八年四月,岩仓具视在《国事意见书》中也谈到了对于俄国南下吞并朝鲜的担心:“若俄国以其排山倒海之势吞并之,则我国首尾皆受俄国威胁,此于我国势之害大矣”(11)。

  

   在上述诸多围绕朝鲜的“对俄警戒”论调之外,尤为需要注意的是外务省在明治二年九月向太政官提交的“朝鲜外交报告书”。其中谈到,“即使无法令朝鲜成为皇朝(日本)之藩属,也应当保持其国脉永世不变。而今自鲁西亚(俄国)始,各强国皆视朝鲜为鱼肉。此时得以维持万国公法,行匡救扶绥之任者,舍皇朝之外岂有他国。此诚燃眉之急也。一旦置朝鲜之安危于度外,任由鲁(俄)狼等强国吞噬之,必为皇国永世之大害”(12)。外务省的报告书中,对于朝鲜地位的预期,无论“皇朝之藩属”,还是“国脉永世不变”显然与朝鲜在当时东亚国际关系中的实际地位有极大的冲突。朝鲜与日本之间并无“藩属”关系,而“国脉永世不变”之说,考虑到朝鲜与清政府之间的实际情况,与其理解为外务省希望朝鲜不被其他强权染指,莫如说,在外务省的预想中,一个与清政府间并无“藩属”关系的、“独立”的朝鲜更符合日本的利益。

  

   虽然在其后发生的“江华岛事件”之时,外务少辅森有礼曾强辩称,“朝鲜虽曰属国,地固不隶中国,以故中国曾无干预内政,其与外国干涉,亦听彼国自主不可相强等语。由是观之,朝鲜是一独立之国而贵国谓之属国者徒空名耳”(13),但事实上,同处于东亚政治文化之下的日本,对于中朝间的藩属关系是有充分认识的,外务省早在明治三年就曾提出解决朝鲜问题的“三策”,在放弃与朝鲜交往可能,撤退倭馆人员以及以军舰威逼朝鲜迫其开港开市之外,提出“先派遣使节前往支那,签订通信条约,之后,于归途前往朝鲜王京(以条约)迫之”(14)的办法。希望首先取得与清政府对等的外交地位,并借由此取得对朝外交的地位优势,如果日本不是充分了解中朝关系,显然是不能提出这样的解决办法的。而事实上这也是日本在当时处理朝鲜外交问题的第一选择。对于中朝关系,木户孝允也在“江华岛事件”发生之后,提请岩仓具视处理朝鲜问题时加以考虑,称“朝鲜之与中国,现奉其正朔,虽于其互相交谊之亲密,患难之互相关切情况,未可明知,然而其有羁属关系则可必”(15)。显然,日本要令朝鲜成为“皇朝之藩属”或者保持其“国脉永世不变”以应对预想中,由“鲁(俄)狼等强国吞噬之”的可能,与清政府之间关于朝鲜的摩擦就不可避免。实际上,在日本与朝鲜因“江华岛事件”一度走向战争边缘之前,日本方面就已经为可能的日朝,甚至是日中战争进行准备。1873年(明治六年),时任参议陆军大将的西乡隆盛,与外务卿副岛种臣及参议板垣退助商议,“派遣陆军中佐北村重賴、陆军大尉别府晋介为实地调查委员赴韩国;同时,又令外务省十等出仕池上四郎、武市正斡以及外务省權中錄彭城中平赴满洲,调查满韩地形、政治、兵备、财政、风俗”(16)。彭城中平在中国东北游历调查之时,其调查内容涉及极广,其在《清国滞在见闻事件》中提及盛京将军“尽心于武事政治”,但同时,彭城中平也屡屡谈到,“政府高官多苦心于武备之事,至于兵卒则流于懒惰”。对于已经开港的牛庄,彭城中平对其进行了详细的了解,“清国的开港地牛庄,即奉天府管辖下的海城县没沟营之海口……称之为营口”,对于营口的守备,彭城中平也做了调查“此庙(老爷庙)以南大致二里稍偏西处,有兵营一座,常备兵五百人,共分十队,每队兵员五十人,队长一人。队长均为满人……其所持兵器大炮、小铳、枪、弓等,炮铳皆为西洋旧款。”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彭城中平在对营口及周边地理进行调查时特意提到“(营口)距金州城四百里,距金州城下辖小平岛四百九十里,自此岛至山东芝罘之渡船,顺风一日即达。冬日营口港冰封之后,此地渡船通信仍可为之。”(17)在充分的武力调查与准备之下,日本以炮舰外交的手段强行打开朝鲜国门,就并不是一件令人意外的事情了。

  

二、被动与“先手”:朝鲜半岛之上日清势力的消长

  

“江华岛事件”之后,日本与朝鲜签订了《日朝修好条规》。其第一款称“朝鲜国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平等之权”(18)。“自主之邦”的称谓,一方面是日本追求外交近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日朝修好条规》得以成立的根本基础;但同时,忽略朝鲜的实际外交地位,“创造”朝鲜“自主之邦”的假象,这也正是《日朝修好条规》的最大目的所在。而日本政府原本为解决“日朝国交”的“中断”而提出的“对朝三策”,最终还是通过“炮舰外交”,在中朝日三国对于朝鲜地位并未取得一致认识的前提之下,强行以条约的形式重建了“日朝国交”。以损害中朝关系为前提的“日朝国交”直接导致了日本政府与清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激烈对立。“自主之邦”的表达如果成立的话,那么中朝之间原有的藩属关系则必然受到损害。这是清政府绝不愿意看到的。而几乎与此同时,日本从其自身实力的立场出发,与俄国达成了《桦太与千岛交换条约》,以放弃“桦太岛”的方式,达成了日俄关系暂时的协调。日俄关系的缓和,使得清政府成为了阻碍日本在朝鲜扩张势力的主要对手。而如何实现《日朝修好条规》,将朝鲜“独立之邦”具体化就成为了日本外交中极为重要的课题。时任朝鲜办理公使职的花房义质在与金宏集商谈仁川开港的具体事宜之时,曾向其强调“我政府保护朝鲜之意切,与朝鲜共富强之欲深”(19)。所谓“独立之邦”,在“保护朝鲜”的“意切”之下,无异于一句谎言,而“独立之邦”的具体化,也无非是彻底摈弃清政府在朝的影响力,使朝鲜在日本的羽翼之下,成为日本间隔俄国的战略缓冲地带。这一点,在花房义质就与金宏集谈判事宜向外务卿井上馨提交的报告书中,有更直接的阐述。花房义质称“以我(日本)助其(朝鲜)全然独立至为重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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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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